前天有事去了趟世纪村。2009年至2013年，我在那里住了四年，是我在北京连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2006年春我来到北京，半年后搬到海淀西郊的香山住了一年半，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搬到朝阳，此后在朝阳住了11年。先是在八王坟住了不到5个月，“十一”期间搬到立水桥明天第一城。2009年7月，来广营派出所一个警察给我打电话，询问我的具体房间号，因为我办暂住证登记的房间号跟中介提供的业主的房产证不一致。我问中介赵经理，赵经理说我租的房子的业主出国了，房产证没办下来，他拿了别人的房产证去给我办暂住证。8月初，赵经理表示一年合同期满后房子不租给我们了。9月初，我们搬家走了。走的那天，赵经理趁我不注意偷偷告诉我老婆，“让王哥小心点，有人盯着他”。我们是从赵经理手里租的房子，后来有事都找他，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挺好的，直到警察给我打了电话。
2009年9月初，我们在世纪村看好了一套房子。当天下午签完租房合同，我和老婆回立水桥收拾东西。家里东西太少了，只花两个小时就收拾完毕，去楼下路边叫了辆面包车拉走了。次日去公司上班，一个北京土著大姐听我说了之后嘀咕了好几遍“两个小时怎么能收拾完呢”。我当时觉得两个小时收拾完全部家当很正常，但四年之后搬离世纪村时，已经明白这个大姐为什么这么嘀咕了。
世纪村位于东北四环以外，属于朝阳区。严格来说，我们租住的房子属于育慧里社区（紧挨四环），不属于世纪村社区（不挨四环），但因紧挨世纪村，且世纪村比育慧里名气大得多，所以这一带习惯统称世纪村。这个小院只有一栋楼，是北京某市属大型国企旗下一个核心公司的家属院。房东Y是该公司一名中层干部，比我小几岁，辽宁满族人。世纪村这个房子是公司分的，但离公司很远，他在公司附近另外买了房子住，世纪村这个房子用于出租。
房子是简装，两室一厅，建筑面积约70平米，使用面积约50平米。四年期间，我们两口子都有亲人来住过。我的父母和外甥女2010年夏天来住了半个月，让我此生少了一个遗憾：父亲在去世前曾到北京他儿子家住过。
2010年，是进入本世纪后中国民间社会非常活跃的一年。虽然这一年以刘晓波获11年重刑的噩耗对中国民间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沉重打击仍在持续发酵为开端，但中国国内民间社会的活跃也仍在持续发酵。这一年，至少有上千名原来仅是低调参与、观察甚至毫不知情的人，勇敢地站出来言说甚至参与到民间社会的行动中。即使是在诺奖之后的全国性软禁期间，仍有大批新人涌现。看到新人不断涌现，在诺奖之后的喜悦之中，我在被软禁期间甚至有了“终于熬出了头”的感慨。是啊，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在价值层面，终于获得了人类文明的最高荣誉，这意味着我对民主运动十几年的参与和献身，是值得的，是被未来所肯定的。四年的牢狱，虽然不被我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认可，但那意味着荣耀。即使在12月中旬结束62天软禁之后，我发现民间社会的活跃程度仍非常高。比如，我的山东老朋友张铭山就在2011年2月平生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来北京玩了几天。
但是，就从2011年2月开始，莫名其妙的“茉莉花革命”导致中国国内风声鹤唳，至少数百名民间活跃人士受到牵连，有人被威胁，有人被抓捕，整个民间社会顿时万马齐喑。从此以后，2010年民间社会的活跃状态再未重现。
2010年新涌现出的民间社会众多活跃人士中，我认识了至少十几位。现在，这十几个人，有人在牢里，有人出国了，有人仍坚持参与维权活动，有人保持着观察者的身份，有人则退出了或消失了。我记忆尤深的是一个80后小伙子，积极参加了“416”福建围观事件，回北京没多久被国保找了，然后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说明，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了。他请我吃过一次饭，所以我有他的手机号码，但我一次也没打过。他是受到某种我所不知的压力退出的，我没有理由非要拉他出来。中国的民主运动，所有的参与者都有权利随时退出。
2010年10月8日，我见证了一个光荣的时刻。10月11日晚上，我被软禁，持续62天。
这62天，严重影响了我的家庭。老婆极为恼火。老家国保大队副大队长来了，差点要接我回去。大门口的门卫夫妇知道了我的情况。当然，房东Y知道得更早，因为10月11日是他先打电话给我老婆。也就是说，警方先找了Y，让Y再找我老婆。这样，警方没有出面，就让我遭受到了压力山大，而且来自两个关键的方面。
第二年春天的“茉莉花革命”，我没被抓捕，仅受到多次骚扰和威胁，两会前后又被软禁了20天。
那段时间，中国民间社会经历了大喜大悲。大喜，来自诺奖，及因诺奖导致的全国性高压并未抑制住民间社会的活跃状态。大悲，来自“茉莉花革命”之后的大抓捕。此后两三年，民间社会才缓过气来。但无论如何，2010年的状态无法重现了——“茉莉花革命”十年之后的现在，民间社会已元气大伤。
警方2010年10月11日找房东Y的一个直接结果是，2011年七八月份租房合同结束前一个月，Y通知我们，不想继续租给我家了。我问大屯派出所的片警，他们说找Y做做工作。Y表示可以继续租给我家，但要加价。根据周边的市场价格，偏高约300块钱。我告诉片警租金过高了。他们最后经过协调，决定高出这几百块钱由派出所出。于是，又住了一年。2012年沿用此法。2013年七八月份，Y告诉我们，孩子准备在旁边的芳草地国际学校世纪小学上学，他要搬来住。于是，2013年9月初，我搬离了这里。
大约两年后，我路过这里，进院子看了看，门卫认出了我。我问Y是否搬过来了，门卫说没有啊，你刚搬走他就租出去了。
2013年搬家时，老婆找了几个私人朋友帮忙收拾东西，门卫问他们，派出所是否知道我们搬家。朋友不了解我的情况，感到莫名其妙，被我搪塞过去。
由此可见，对于我这种情况的人的个人生活，警方可以施加多少方面的社会影响。
2013年8月下旬，在我搬离这里之前，大屯派出所的两个片警跟我一起去了趟我的老家。起因是，我的外甥女考上大学，她的父母请客，我这个当舅舅的应当参加。所以，我提前十几天就在网上买了火车票。但在我临走前一两天，片警突然找到我，明确说他们知道我这一两天要回老家，问我能否推迟一两个星期。我说那怎么可能，再推迟几天我外甥女就要去学校报到了。原来这几天济南正在开庭审理薄熙来案。我感到莫名其妙。一是我跟薄熙来案没有任何关系，二是我坐的火车不经过济南，三是我买票时薄熙来案开庭日期没有公布。片警说他们也没办法，上级要求如此。最后，他俩跟我一起坐火车，而且没有让我坐我买的座位，而是跟他们一起去了一节平时专供列车员休息的空车厢。在我们过去的时候，空车厢前的过道有一堆乘务员等着，我们过去之后她们才走开。后来我猜想，这些乘务员大概是来记住我的长相的，防止我提前下车。下火车后，两个片警打车把我送到我们村口，他们去县城住了一夜回了北京。
2013年9月搬家前几天，发现一个刚认识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家竟然就在马路对面，离我家直线距离50米。2010年春天认识的德籍华裔摄影师X，住在世纪村，离我家200多米。后来认识的笔会会员F在西边600米，另一位会员L在东边1公里多，还有一位会员则在南边1.5公里。而刘晓波的一位老朋友，也是笔会会员，则在西边2公里多。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搜了房东Y的名字，发现他已成为公司常务副经理，而他们公司的党委副书记跟我同名。
2021年7月31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