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09-20

王金波:致胡江霞

不知不觉,我在家已闲百日矣!期间,时令由暮春而盛夏而仲秋,星转斗移,沧海桑田,世间的变化令人感叹都来不及!

其实,在漭漭宇宙的亿万年里,我们的生命何其渺小!有才曾有志于向方励之先生学习天体物理学,而天体物理学所研究的便是已存在几十亿、上百亿年的宇宙!空间之大,孰大于宇?时间之长,孰长于宙?故而,天体物理学揭示的应是真正的经得住考验的真理(当然,它同时必须时刻不断更新以更趋于接近事实。这里的真理非指所谓“终极真理”。)──它要适用于几十亿、上百亿年。正因此,我常想,大概正是方先生对宇宙的了解很深的缘故,所以他对于一个小小的行星上竟有一些生命仍奉行与宇宙法则相悖甚而相背的原则而讶然。于是,方先生把宇宙法则通俗地讲出来了。可大棒在那些生命的手里,方先生便只有挨打的份了。

与百亿年的宇宙相比,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何其短暂!所以,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的生命而言,我们的每一个小时是多么的珍贵!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仅有几十万个小时!而有才竟要在狱中度过近十万个小时!这仅仅是因为有才说了和做了一些符合宇宙法则的话和事情。

幸亏我们是理智的。我们是智者。因而我们不会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以德报怨,并不把任何人视为敌人。我们所从事的民主运动没有敌人,因而也就没有叛徒。我们仅是从自然人的角度出发,追求个体的自由。那些图腾的崇拜者们对这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因而继续他们的迫害。然而宇宙法则是公正的,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也是人,本质上与我们毫无二致的自然人。这便是思想的作用。我们仅有信念的坚定是不够的,还要有理念的清晰。理念亦即思想。随着自由思想的传播,相信宇宙法则将为愈来愈多的人接受,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渐次演进到一个宇宙法则得到更多体现的社会。

经常地,我自睡梦中蓦地醒来,脑子一片清晰和纯净,无丝毫劳累和杂念──我认为,这一瞬间和人弥留之际的瞬间所思考的东西具有类似的价值,即均为最接近客观公正的──,这个时候,我常常想到的是,既然每个人都是由几十种元素组成的,那为什么竟有人声称他(们)对另一些人拥有单向的某些权利(力)呢?我是学化学的,知道这些元素均由质子、中子、电子所组成(当然还可以再分),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过重新“组装”,世上这100多种元素均可相互转化。进而从爱因斯坦方程E=MC2看,质量和能量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即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本是一体的,谈何某一部分人(即生命、即物质、即无形的能量)对另一部分人竟天然有权加以领导、专政、消灭?从地外文明(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它的存在)的眼里来看,这是何等可笑和荒谬!

随着百余日来我的思考的加深,我愈发明白了知识的力量是无穷的。让一个明白了的人再糊涂起来是很困难的。所以,我更加感到了自己的所知甚为有限,我应更多地学习,而不要陷入无谓的“操作”中去──我不是一概地否认“操作”的积极作用,而是针对我这个个体而言,现在仍是需要学习的时候。学习的前提是自立,所以我现在的第一任务是谋生。当然,谋生的同时也并不排斥学习。

1999年9月20日,山东莒南

【附注】

本文摘自致胡江霞的信。

2005年7月31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1999-07-27

王金波:漫谈“两国论”和法轮功

在14日被市局拿走的3篇文章是我最近写的《组党运动与争取公民权利——纪念98组党运动1周年》、《由一位妇女想到的中国信仰问题》、《我被扣押的六个星期》。其中《由》文讲到的信仰问题,恰恰可以用当前的法轮功事件来证明。

谁都没有想到,法轮功竟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当局的镇压规模简直接近10年前的“六四大屠杀”——仅从3点,一是当局又一次使用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之类的说法,二是23日晚长达两个小时、以后每晚均至少1小时的新闻联播,三是各部门、各界的效忠宣传,便可说明问题。

其实,今年春夏之交以来忙煞了中南海内外的大小官吏:先是全国一轰而上“愤怒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野蛮行径”,再是纷纷“学习”3位“烈士”的“英雄模范事迹”——不由让人想起10年前的“共和国卫士”——,其狂热程度不亚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至猛然发现“人民政府”在科索沃问题上完全站错立场陷入孤立导致外交全面失败而迁怒于民运分子,狂热刚刚冷却,中南海里又后院起火扔进两颗重磅炸弹:李登辉的“两国论”和法轮功事件。中共“信话社”造谣诬陷和人身攻击的“工作”太繁重了,得找多少个姚文元和徐惟诚(89年臭名昭著的“4·26”社论的作者,因此功旋擢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才能应付得过来?

对于台独,我们固然反对,但李登辉讲完“两国论”又解释说他坚决反对台独,“两国论”与台独不是一回事。试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税务总局在台湾收过一分钱的税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台湾飘过一分钟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台湾生效过一条吗?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确既是历史又是未来,但现在有谁敢狂言中国的统一已经最终完成了(即使澳门回归之后)?我想,没人敢这么讲。那么,没有统一的标志是什么?两岸的法律在对岸互不生效,两岸政府的产生互不需对岸民众和政府的同意,而在两岸之上又没有一个更高一级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不恰恰证明了两岸分裂分治、有着两个互不隶属的国际法主体么?与统一相对立的是什么?不是分裂又是什么?中国当前的分裂是现实,我想,两岸均应承认这一点,然后再坐下来谈统一——江泽民讲过,“只要能统一,什么都可以谈”,那么台湾提出大陆先实行民主再统一为什么中共就不敢谈了呢?其实,中共讲统一是假,维护其统治地位才是真——只要仍能党天下,我才不管什么统一不统一、国家主权不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不民族尊严——外蒙古可以独立,苏联顾问可以控制中国的命脉部门,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可以镇压,民间保钓运动可以禁止,大学生为抗议印尼暴徒残害华人而申请在印尼驻华大使馆门前集会可以不批准……看来,要想真正统一,非得大陆实行民主、废除一党专制、实行多党竞争不可——东西德的统一和南北也门的统一便是明证。可这样一来,哇哇不得了,中共不再一统天下甚至有可能下台,是不是再回到井冈山成立一个已灭亡了的邪恶帝国的附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完全非法的“国中之国”恰恰证明了最先搞分裂、出卖国家主权、惟洋人马首是瞻的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当然,现在中共是不允许实行民主的,也就是说,它不是真正想实现统一的,甚至不放弃武力——而这恰恰与江泽民曾讲过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自相矛盾!

中共的大小官吏们为批“两国论”而纷纷宣誓效忠“僵核心”还没转过身缓过气来,又被一轮更猛烈的批判和宣誓效忠轰得差点背过气去——这次不是别的,竟是一个带有某些宗教色彩的气功健身运动——法轮功!

据官方“信话社”云,法轮功“害死”多少多少人,可我在周围见到几个法轮功信众全是本来体弱多病但修炼后病情均有好转的精神焕发的敦厚善良之人!我在同来“看望”我的一个警察闲聊时问到,我县有几个因练法轮功而受害的案例,他说一个也没听说。这就怪了,我县一个人也没有受害,那还批什么?我县是这样,是不是李洪志的“魔法”就恰恰对我县近100万人口无效呢?我想恐怕不可能。所以,官方提供的“案例”实在令人怀疑。

当然,我本人是不信法轮功的,就如我不信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和共产教、法西斯教一样。但是,我实在对当局发动类似文革式的批判法轮功和李洪志一事感到迷惑不解。说李洪志有着“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你倒是说一下,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呀?是谋求一官半职?还是觊觎执政党和“僵核心”的地位?可是人家李洪志现在是美国公民,他不可能担任中国政府的任何官职呀?而且,他也从未介入政治。说法轮功是个“严密的组织”,你倒是拿出来它的“章程”“纲领”呀?我怎么见周围那几个法轮功信众想练就练不练拉倒呢?这是“严密的组织”么?说李洪志的“世界末日说”是歪理邪说,你倒是指出来这是李洪志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书上讲的呀?说李洪志擅改自己的生日,不是已有警方证明那完全是文革时你们的“人民警察”的过错么?难道把错误的改为正确的便犯了罪?说法轮功是唯心主义、反科学,那么你怎么不去批判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儒教呢?你们无神论的中央政府不是亲自挑选了一个“班禅活佛”的“转世灵童”么?你们不是有什么“活佛”“居士”之类的有神论者在你们无神论政权的人大政协里当大官么?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谁不是有神论者?公民中绝大多数是有神论者的美国和欧洲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比你无神论国家高么?你无神论政府在科学技术史上做出了几点贡献?你无神论国家有几个科学家获诺贝尔奖?说法轮功信众人人都得听李洪志的话,可这有你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的“最高指示”也即“圣旨”那么不可违抗么?对法轮功人们有信的自由也有不信的自由,对李洪志的话人们有听的自由也有不听的自由,但对“最高指示”若是有半点不敬则立马沦为阶下囚甚至砍头——人们只有“信”的“自由”而无不信的“自由”!

根据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仰自由。也就是说,公民有信有神论的自由,也有信无神论的自由,“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有信仰这种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种宗教的自由;在同一宗教中,有信仰这个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个教派的自由;有今天信仰明天不信仰的自由,也有今天不信仰明天信仰的自由;宗教职业者有在宗教场所宣传有神论的自由,无神论论者也有在宗教场所以外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其中的最后一句,我觉得是对有神论明显的不公和歧视。为什么宣传有神论的自由仅限于宗教场所内,而宗教场所以外则是无神论的天下呢?可不可以改为“共产党专职党务工作者在共产党的办公场所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有神论者也有在共产党的办公场所以外宣传有神论的自由”呢?除去这最后一句,暂且按其他的说法都对来讲,公民有信有神论——也即唯心主义的自由,那你有什么权力对法轮功以唯心主义的借口大加鞭挞?你这不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赤裸裸的侵犯么?说到底,中共心里只想给你信共产教的自由,不信共产教的自由仅仅是养活接受无神论共产教“领导”的几个“有神论者”而装点门面罢了。

法轮功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里由创立而发展为数千万信众,其速度确实惊人!其因何在?盖为共产教的没落使得中国广大民众的信仰出现真空是也!基督教等宗教信仰和法轮功迅猛发展,大有星火燎原之势,且正向高素质高文化层次的方向发展。其中法轮功吸引了大量农民、下岗工人以及国家公务员、教师、军人等较高素质的人,还包括大批中共党员!这使中共原教旨主义者突然发觉:我们的人被别人抢走了!共产教彻底丧失了吸引力!所以,文革式的大批判来了,用套话说就是“深入持久地揭露和批判李洪志的法轮大法及其操纵的法轮功组织的遗毒,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武装全党,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它真能“胜利”么?它的这次大批判已无异于给自己下了判决书:最终的胜利者决不会是它,因为信仰决不是靠强制和威慑能扼杀或维持的!

法轮功事件和现象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共产教的彻底破产使中华民族陷入严重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文化危机、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一味地强制打压只会使中华民族陷入更深的泥沼,而罪魁祸首、始作俑者正是共产党!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法轮功事件还有着其他方面深刻的背景。今年的“六四”10周年祭、建国50周年、“五四”80周年、澳门回归、世纪之交、组党运动和反对派的崛起、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时刻、国企改革的攻坚阶段、下岗失业工人的剧增、人民币不贬值带来的压力、外交失败、台湾问题、加入WTO、向“第4代领导集体”的交班……无不困扰着中共当局,他们也在处心积虑地企图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政治制度,也即政治民主化问题,所以他们的这些做法只是治表,甚至适得其反,把表面上虚假的“稳定”的局面掩盖下的诸多矛盾激化。当前当局的确认为“稳定压倒一切”,所有不利于“稳定”的因素都将被毫不留情地予以封杀——这也可以看出,中共政权是多么地虚弱和不堪一击,它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而且,很明显地,原教旨主义势力抬头,自由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民运处于又一次低潮。这些都是不容乐观的。

1999年7月27日,山东莒南

【附注】

本文摘自致范子良的信。当时我没有报纸看、不能上网、没有电话,只能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山东卫视、莒南电视台的节目,以及用收音机收听外电。由此条件限制,错误在所难免,这里未作更正。

2005年7月20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30日

1999-07-02

王金波:组党运动与争取公民权利——纪念98组党运动1周年

去年6月浙江首义,揭开了中共建政半世纪以来民间公开组建反对党的序幕。9月以后,山东等地跟进,组党浪潮迅速波及大部分省份。虽然年底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3君被重判,但中国民主党已成为相当一部分民运人士凝聚协作的旗帜,而且当局迟迟不敢完全封杀中国民主党,因此这次组党运动在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笔者自去年9月12日通过卢四清与谢万军取得联系后,参加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的工作,今年又3次南下杭州——中国民主党的发源地,接触了一些来自不同方面的朋友,对组党运动的了解逐步加深。

我于1月中旬首次抵杭后曾写过一篇在小范围内散发的文章,名为《组党时机到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并在后面特别声明“本文仅限内部传阅,非经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在媒体上发布”。现在更加感觉到了这个声明的必要性。

实际上,我现在觉得这篇文章写得有些唐突。去杭州前我虽与省内个别朋友见过面,但与大部分朋友仅是靠电话和书信联系,在正式参加民运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不可能对民运包括组党运动有全面的了解。但由于当时浙江与山东的状况的确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在激动之余便写了上文。这只能说明当时我的看法很不成熟。

近两三个月来,我对组党运动进行了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做出了新的认识,并以此纪念98组党运动1周年。

很明显地,在当今中国,普通民众对政治仍是谈虎色变。刚刚逃离极权主义的魔爪、头上仍笼罩着“六四大屠杀”阴霾的广大民众从心理上对政治抱有一种畏而远之的疏远感。从传统上讲,中国普通民众从未对政治拥有发言权,也即从未充分拥有并行使各项公民权利,甚至很多民众根本认识不到自己到底拥有哪些公民权利、什么是公民权利。

根据我在临沂和杭州的观察,在这两个经济、文化、民运发展情况迥异的地方,存在这样一个基本一致的共同点,即民众中具有民主理念的极少,具有民主诉求的虽有一些但却一方面对民主一知半解一方面对民主诉求不敢自觉地付诸行动。

有鉴于此,窃以为,当前中国民运的首要任务仍是启蒙工作,也即从文化角度对政治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几千年的传统使得中国普通民众几乎对自己与国家政治过程的关系毫无意识,对政治一直抱有一种神秘感和疏远感,认为政治是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与自己毫无关联,搞政治都是尔虞我诈、胜者王败者寇,一不小心便会惹火烧身、身败名裂。显然,这离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相去甚远。为此,我们应通过大量的启蒙工作,使民众认识到政治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就如油盐酱醋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时发生在每个人的身边且无处不在。这是一件艰苦卓绝、任重道远的工作,决不是三两年能完成的。

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必然伴随着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的实现也即言禁的突破,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环境的改善。没有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如何运作并监督执政党?在没有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哪怕是一定程度上的——的情况下,反对党恐怕只能沦落为地下党,或者即使公开活动其影响力也是微乎其微从而根本起不到反对党的作用并且随时会被封杀。

浙江组党运动在推动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过程中作了大量工作。从去年12月审判王有才开始,组党运动得到较大发展,吸引了许多普通民众参加。但这些新朋友普遍对民主理念很模糊,加上浙江为首的几个组党朋友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一些失误,结果两三个月后他们对组党渐渐失去兴趣并大多淡出民运,从而使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工作遭到重大挫折。而这恰恰证实了许良英老先生的预测。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多党民主政治的确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其他社会环境不具备的条件下,强求用组建反对党的形式来推动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是本末倒置、一相情愿的。只有民众懂得了自己到底拥有哪些公民权利,如何去行使这些公民权利,在行使这些公民权利的同时如何确保不受非法侵犯和剥夺,也即民众对公民权利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一定程度,作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的组党结社权才能被民众认可并接受,使组党运动具有持久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并形成真正的反对党。也就是说,在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的过程中,反对党的作用应在后期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的政党史证明,无论是早期的国民党还是现在的共产党,它们在本质上并非民主政党(类型有大众政党、引众政党、干部型政党等),而应属于“权力党”或曰“专制党”“国家党”——其类型为前卫政党或独裁政党。也就是说,它们在自身内部即建立了一套权力机制,在执政后更是被赋予了国家政权的某些性质,把本应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才能行使的职能攫为己有,从而在事实上变成了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现在的共产党各级党委便是典型。为了避免这一点,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们在设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时,对各级党组织的职能进行分割并使之相互制衡,各地区党组织之间采用类似联邦制的原则,也就是说,一切是以地方分权的民主原则为基础。

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呢?组党运动中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勇士们无论如何均应值得我们充分尊重,但在他们的实际操作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种种不成熟的具体表现:有人不经与他人协商便擅自以本省甚至全国筹备组织的名义发布各种消息、决定、声明、通知等,或者宣布成立全国、本省的党组织;有人试图以中国民主党统一全国民运,对其他朋友搞的其他活动、组织采取消极甚至阻挠的做法;有人对资源进行垄断,或者故意掩盖他人的工作而刻意突出自己;有人热衷于高空作业而忽视了与民众的联系从而脱离了生存的土壤……几十年来中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民运人士(异议人士、持不同政见者),但总起来讲民运人士的整体素质还是不够的。组党运动中这些朋友未能克服自身的缺陷,不自觉地沿袭了旧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背离了中国民主党创建者们良好的初衷。

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吴义龙诸君本着民主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原则,首创且力主以省为单位筹组中国民主党,暂且不成立实质性的及全国性的组织。笔者在参加组党之后亦曾逐渐形成类似看法,即:一、尽量避免与海外的公开接触;二、不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三、不急于成立实质性的组织。这三点基于这样一种考虑,即奢望一两年内建成一个成熟的反对党是不现实的,只要中国民主党未被完全封杀,仍有人在这面旗帜下从事实质性的民运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胜利。波兰团结工会成立没多久遭到全面打压,可后来不还是成功了么?不要以为谁把口号喊得响谁就是在全力搞民运,否则便是保守、白白浪费时机;真正在为民运做事的,是如何唤起民众觉醒的启蒙工作。等到时机真正成熟时,组党运动真正能搞起来,中国民主党和所有主张民主政治的政党才能真正有大的发展并成为真正的反对党。

对以上三点,海内外的论述已很详尽。其中对于后者,笔者认为,现在不可能按照民主原则和程序进行选举并产生各级党组织——道理很简单,大家不可能聚在一起进行选举,仅从这样一个简单的角度讲,实质性的党组织便不可能产生。可是,后来的实际操作中,不少地方宣布成立党部,但其是否是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却很令人怀疑。也就是说,中国民主党后来的筹备工作,已背离了其创建者们的初衷,也突破了笔者三点看法的范围,并在事实上使组党运动遭受重创。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前的组党运动若是以在短期内建成一个实质性的反对党为目的的话,则不免回到几十年来历次组党的归宿——热闹一阵之后即遭镇压而归于沉寂。

笔者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次组党运动的实质性工作也仅仅局限于争取公民权利,实质性的反对党不可能建成并正常运转。浙江组党朋友所做的大量实质性的工作:为抗议当局无理拘押来金彪而申请集会,在茶室举行春节联欢会和人权研讨会,清明为于子三扫墓,编辑出版《在野党》杂志……凡此举动无一不被当局百般阻挠,并未成功地行使着反对党的利益综合与表达、政治社会化等基本功能,而其实质仅限于争取公民权利的行使与保障。

实际上,这次组党运动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争取中国民主党的合法性。虽然中国的宪法和任何法律均未禁止公民组建新的政党并使之成为反对党,也就是说,组党是公民的一项合法权利,但在现实生活中,当局仍在以各种借口阻止民众去行使该项合法权利,并对争取行使该项合法权利的公民进行各种形式的迫害。这说明,当局目前不打算让民众充分拥有并行使各项公民权利,从而成为组党运动最直接的障碍,并使组党运动的实质仍仅能定位于争取公民权利的层面上。

另外,迫于形势的变化,当局现在一改过去全面打压的做法,转为在民运内部制造矛盾挑拨离间,使民运力量消耗在内斗上——组党运动受害尤甚。这也从侧面说明民运仍不够成熟。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共最高统治当局内部的保守势力仍然强大,不排除短期内重新抬头,对民运进行全面打压的可能性。即使是中共内部相对开明的势力,眼下也无迹象表明他们愿意在短期内看到一个真正的反对党的出现。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98组党运动的实质是争取公民权利,而非建成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可以概括如下:

一、民众欠缺政治参与意识,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远未形成,当前最需要的仍是启蒙;

二、不存在言论与新闻出版自由等基本的社会环境,民众的公民权利包括组党结社权没有保障;

三、民运本身不够成熟,尚无能力建成一个真正的反对党;

四、当局的思维方式仍然陈旧落后,主观上不允许反对党的出现。

台湾文化评论家南方朔近来指出:一个社会没有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凝聚,即无动员性,台湾现在最需要的是“再一次的启蒙”。我想,这必然适用于更加落后的大陆。当前我们最需要做的是争取公民权利的启蒙工作。

1999年7月2日,山东莒南

对《组党运动与争取公民权利——纪念98组党运动1周年》的注释、补充和修改

王金波

1、我在临沂尚未发现第2个公开参加民运的人士,故以我这样一个对临沂并不很熟悉的年轻人,在临沂倍感孤寂。临沂地处沂蒙山区,为中共几大所谓革命根据地之一,便足以说明:一、中共影响甚大;二、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先进思想不易传播和扎根。与此相比,杭州经济文化要发达得多,加上我初涉民运知之甚少,故我初到杭州见到那么多民运朋友,确实为之大振,做出过于激动之事便不足为怪了。

2、这里的公民权利泛指《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文件所明确的各国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当然,也指中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所拥有的一切权利。

3、有的学者将国家统治形态分为三种: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威权主义(权威主义)、民主主义。极权主义的特点是“全面控制”,它只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实现形式。威权主义介于极权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其特点是:只要不公开反对执政者,执政者就会网开一面。根据这个理论,我觉得中国除1949 -1979年属极权主义之外,包括1911-1949年和1979年至今在内的中国历史均属威权主义时期(近期的台港澳例外)。但有的学者仍称现在的中国大陆为极权主义。不知您对此有何看法?

4、民众所应具有的民主理念,可指公民意识的确立,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人们既有权利设立政府,也有权利废除政府。临沂大多数民众仍信奉臣民意识和暴力革命、造反打天下的陈旧观念,这与民主理念相去甚远。

5、思想启蒙是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没有思想启蒙的民主运动必将半途而废甚或倒退。而所有文化方面的变革,无一不是长期的、持久的。

6、政治文化的理智型世俗化和平民化针对的是:一、民众对政治感到既神圣又恐惧,故需世俗化和平民化;二、文革虽也有众多底层民众参与,但却是不理智的,故世俗化和平民化必须理智。套用波里比阿的政体分类方法,没有世俗化和平民化的政体是暴君政体或寡头政体,而世俗化和平民化的政体离开理智则是暴民政体。

7、中国的政治转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民间力量增长。独裁者绝不可能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实行民主。中共建政50年来,体制外的民间力量虽屡遭镇压但一直处于增长阶段。只有民间力量增长到一定程度,中共(不管是顽固派还是开明派)才可能作出妥协。目前的民间力量尚未增长到足以使中共走向谈判桌的程度。去年4月我在杭州曾向吴义龙等人提过这个问题,即同当局相比,我们所拥有的力量能否足以迫使他们不敢肆无忌惮地镇压。在民间力量尚未增长到足以同当局抗衡的时候,所有异于中共的力量、甚至中共内部不同的声音,均是民间力量增长的组成或促成因素。在这一阶段,要求开放言禁、党禁、工会多元化等的声音,均是非组织化的民间力量增长,而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新闻自由及建成真正的反对党和独立工会。二、开放言禁。民间力量增长的直接结果是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即言禁的开放。三、开放党禁。紧随开放言禁之后即是开放党禁。对于二、三点谁先谁后的原因,文中已有讨论,但很不系统。

王有才和吴义龙、祝正明等人都认为组党和新闻自由是冲击专制的两个突破口,无谁先谁后的问题。吴义龙更是认为冲击专制的突破口有五个,随便打开哪个都行。全能政治体系(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是,打开一个缺口就将全面崩溃。这个观点似乎与吴义龙等人的观点相吻合。但我仍认为开放言禁应先于开放党禁。至于详细论述是何原因,我力不从心,希望听听您的意见。

8、民主与公开性是不可分的,没有公开就没有民主。所以,地下党的操作必然与民主原则不相符,至少是不完全相符。正因此,我对在国内建立民主正义党秘密支部的做法很反感。同样,民主党若是成为地下党,能保证其操作符合民主原则么?

9、我曾看过许良英老先生的《“八九”十年感言》。但遗憾的是,现在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了。

10、民主类型的政党内部是否需要制衡?若是的话,则说明有权力的存在。因此,“对各级党组织的职能进行分割并使之相互制衡”和“一切是以地方分权的民主原则为基础”的说法欠妥。

11、我在参加组党一个月后即形成对于组党的三点看法,并一直这么坚持。我认为,以省为单位维持一个民运人士的松散联盟是可以的,但再往前走恐怕就会踏入地雷阵。当吴义龙对我说实际上均已突破我的这三点看法时,我不无忧虑。

12、“波兰团结工会成立没多久遭到全面打压,可后来不还是成功了么?”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即使组织上已不存在,只要不放弃这面旗帜,民主党不仅不会倒,而且在适当的时机还会东山再起,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根本没必要“宁死不屈”。

13、我对民主的理解是很具体的。民主选举作为一种程序,公开、不记名投票是必不可少的。凡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选举,我不认为是民主的。

14、的确,中国的法律严格来讲是允许公民有组党权利的,但在民间力量增长阶段,将组党是作为一种手段呢,还是作为一种目的呢?

据我了解,王有才同吴义龙等人在这方面是有分歧的。王有才认为,组党主要是为了传播自由思想,故被吴义龙等人批评为“申请组党之后即转向了自由公民运动”。而吴义龙等人则认为,组党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成一个具可操作性的反对党。

15、事实证明,中共自去年下半年起对民运进行了全面打压,并对法轮功等与政治毫无关系的民间活动也采取了类似文革式的镇压。因此,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16、我一向认为,没有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就谈不上民主制度的建立。

17、民主党是遭到了残酷镇压,可当局为何不将参与民主党且仍在以民主党名义进行活动的人士全部投入监狱呢?这是否说明目前中国处于当时波兰镇压团结工会之后的过渡时期呢?果真如此的话,那岂不是离中国实现民主已为期不远了么?

18、近几十年来兴起的当代民主理论(多元民主论、精英民主论、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无疑是对古典和近代民主理论的一种超越。但我发现中国民运所追求的目标似乎很多仍限于近代民主理论的范围。因此,我想听听您对当代民主理论的看法。

2000年2月22日,山东莒南

作者注:本文摘自致林牧的信。

2005年8月2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23日

1999-04-10

王金波:“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

10年前我17岁,正上高中。

在这之前的1988年,迄今我仍认为是近50年来思想非常自由的一年。那时,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年仅16岁的我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反感,并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同马、恩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产生怀疑。1989年3月,我首次接触到《河殇》解说词(并从此记住苏晓康、远志明、谢选骏、王鲁湘等人的名字),大为震撼,用一周的课余时间抄完全文。《河殇》使我认定,自由、民主离现实社会甚远,仍需人们奋进争取。

4月15日下午,我在家里挑水,走在街上听到一阵哀乐传入耳朵。又有一个大官死了,我想。果然,是耀邦先生逝世了。回到学校我对一个同学讲,耀邦先生太可惜了(当然可惜在什么地方我比较模糊)。但我绝对想象不到以后事态的发展。北京等地学生开始纪念耀邦先生,可《人民日报》却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对这篇社论特别反感,开始注意事态的发展。当局与学生进行了令人失望的对话,我现在仍记得,当时有一个学生中途退出会场以抗议与会学生不具真正的对话代表资格。

当时我所接触到的媒体仅有报纸、电视、收音机。我家没电视,只有一台旧式收音机。我平时并不住在家里,收音机只能每逢周末回家听一次大陆和港台的广播,在学校里则只能课余时间偶尔去别人家看一、两次电视。学校有阅报栏,一、两天换一次。这就是我当时的条件。

5月13日学生绝食后,掀起一个新的高潮。特别是社会各界前往广场声援学生的报道和场面大量出现在媒体上时,整个社会无不关注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事态的发展。每天晚自习前,我都千方百计去看报纸和电视,回到教室就讲给别的同学听。据后来了解,当时有的同学戏称我为“发言人”。

5月19日我写了一封声援信,内夹10元钱。由于不知往哪里寄,就用挂号信寄给了当时我比较喜欢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节目的主持人傅成利先生(到现在我也不知他的名字是否这样写),由他转交“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这封信中,我以一名中学生的热血赤诚之心,向他们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他们是在完成“五四”先辈们的未竟事业,他们得到了所有有良心的中国人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同时衷心劝告他们爱护身体珍惜健康。我在信中用的是化名“王盼匿”,意为我已同传统叛逆。我留了一份底稿。当然我并不知道,就在这一天,当局已决定戒严。这封信到底落到了谁手里我不清楚,但我想,它对我的影响可能刚刚开始。

在这期间,我还用其他方式表达对学生的支持和声援。当时,语文课我们正在学习用归谬法进行论证。我用的素材是《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归谬法 ‘论既往不咎’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4.26),说学生们未经批准擅自游行是‘违法’的;但若就此为止,中央将‘既往不咎’。

“这就来了问题。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确实是违法的,那么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违法必究’,岂能‘既往不咎’呢?如果说学生们的游行并不是违法的,又何来‘既往不咎’?

“因此说,社论在这点上是前后矛盾的。”

作文交上去以后,到下周的作文课才发下来,我发现老师没有打分,只写了一句话:“最好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当时正值各媒体明显倾向学生,我就在老师的话下面添了一句:“‘彻底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这是广大的爱国学生提出来的;我仅是讲的其中的一部分,有何罪过?!”

5月19日的作文课是一篇给材料作文,我写的是:

“奉献·官倒·学生运动──读《鞋》有感

“‘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大个子军人正是体现着这一哲理。他,也许是个运动场上的健将,但他从此不能再在运动场上驰骋;他,也许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淘气的爸爸,但他从此不能再和小儿子捉迷藏……他本来应该有的,现在没了,奉献出去了──这就够了,这就是他的职责,也就是他那样的人的职责──光明磊落,流芳千古。

“另一些人却只知道索取。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纵容、包庇自己的亲属好友,倒买倒卖,贪污腐化,一切都离不开‘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自称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卑鄙龌龊,遗臭万年。

“两相对照,你能想起什么呢?

“今天的四月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正是针对那些贪污腐化、倒买倒卖的官僚们的。大学生们喊出了‘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的口号,道出了多少中国人想说又不敢说的心里话!因为政府没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他们不得不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一个个大学生晕倒了,一个个亲人的心碎了。然而,他们没有怯阵。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群众早已达300万,连中小学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也参加了;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外地进京的人数已达数万;福州300名学生为了进京声援卧轨三小时……所有这一切,学生们、广大声援的人民群众,他们贪图的是什么呢?他们贪图的是‘搞垮身体’吗?他们贪图的是‘挂氧气瓶’吗?不,他们没有任何贪图,要说有‘贪图’,那也是‘贪图’真正的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而这实质上正是真正的无私的奉献。

“朋友,如果你有良心的话,能说这不是真正的奉献吗?”

5月26日的作文课上,我发现老师没有批阅上面的作文,并且老师在课堂上说,上次有个同学写的内容很敏感,我劝他不要写这些不好说的问题,谁知他给我来了个反批──老师没说完,同学们都清楚了,这事除了我没别人。事实上,去年我参加民运后,有的同学对我讲:你搞这个我不会奇怪,你不搞这个我才会奇怪呢!

由于我所在的山东省莒南县是个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县城,并未发生公开的游行示威活动,所以我无法以进一步的方式参与这场永垂青史的民主运动。

这一段时间,我通过媒体听说了王丹、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苏绍智、吾尔开希……知道他们是站在正义一边的。

5月20日突然传来戒严的消息,媒体也明显转向。我更加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记得当时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曾说:“应该不准任何政治力量利用军队来解决内政问题”,“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之一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该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过去的做法造成的后果是,至今在公众当中和在人们心理上还存在着一种潜流,那就是对武装力量惧怕和怀疑。”这条新华社5月20日发自布达佩斯的国际新闻醒目地刊登在5月22 日《人民日报》的头版,这种有些不太寻常的排版不能不说是民众对戒严的一种反抗。

随后是戒严部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重要部位。看到戒严部队进城受阻,我很高兴,对同学们说,应该是“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戒严”。

但,“六四”大屠杀还是发生了。

我很悲痛,我很愤怒,我怎么也想象不到,机枪坦克会对准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

然而,这是事实,无可辩驳的事实。古老的民族再一次饱尝了独裁者的铁血恐怖。

我擦亮了眼睛。

我终于擦亮了眼睛。

我对美丽的谎言不再抱有幻想。

随后的日子里,我从通缉令上听说了方励之(其实1987年我就听说过他和刘宾雁、王若望)、柴玲、王有才、韩东方……;又通过当局的批判文章听说了魏京生、任畹町、刘晓波、万润南、鲍彤、许良英、胡平、王炳章、钦本立、胡绩伟、戈扬、戴晴、金观涛、于浩成、张伟国……当然此时我已学会“正面文章反面看”和“反面文章正面看”;再后来,又通过各种媒体听说了林牧、丁子霖、卢四清、刘青、王希哲、徐文立、秦永敏、江棋生、王军涛、陈子明、刘国凯、徐水良、郑义……等等。

下半年开始,在继续关注国内形势的同时,我把注意力集中到东欧和前苏联的变化上。随着苏东形势的演变,我为每一点进步欢呼雀跃,并且后来我想,假如耀邦先生晚去一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子?至今我仍认为,“六四”大屠杀对苏东早日实现民主是有很大作用的。

到前苏联“8.19”事件时,我思想的发展方向已基本定型,即认为现行制度必须变革,中国应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立法机构成员由直接选举产生,军队、警察国家化,确立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为达此目的,只能遵循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

1991年我考上华东地质学院【1】分析系【2】工业分析专业,当年11月我同几名学生秘密组成强国研究会,次年6月经学校中共党委宣传部批准正式成立【3】,我出任首任会长。这是我的一次尝试,目的是很传统的:以组织的形式来探讨民主理论,以期将来对社会进行变革。该会成立后的全部活动仅仅是在小范围内开过两、三次会,请学校党办的一位老师举行过一次讲座。后来因未发现志同道合者,我逐渐退出,该会在存在了大约一年半以后无疾而终。

1995年初我买了一台10波段收音机,开始收听VOA、BBC、法广以及后来的RFA等广播。大概在4、5月份,我给VOA(北京9171号信箱)写了封信,内容是纪念“六四”6周年并附有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6月,系领导突然找我谈话了解我对毕业分配的一些想法,然后学校保卫处把我叫去,于是一封匿名信落在我面前。这封信是对我系一位抓补考较多的女老师的咒骂和恫吓,而正好她的一门课程我补考。保卫处处长声称经过专家鉴定该信笔迹与我的很相似。实际上,这封信除了“华东地质学院”中“质”的繁体字写法与我常用的相同外【4】,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我的笔迹与之并不一样,很容易区分。我问心无愧,以书面形式声明此信与我没有任何联系。但在该信的刺激下,这位性格非常要强的女老师对补考抓得特别严,我与另一个同学均未及格。这样,我未能拿到毕业证。至于那封声援信同这封匿名信的关系,我是在1997年才把它们联系起来的。

1995年8月我到临沂制药厂工作后,继续收听外电,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事业。1997年1月全厂停产后,我只能偶尔打零工。生活的窘迫使我更加渴望投身民主运动,但一直没有找到,于是就给香港的韩东方先生写了一封信。这封“六四”8周年寄出的长达十五、六页的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我的思想历程和1989年5月19日我的声援信的底稿,后半部分主要是临沂制药厂的一些情况和我的看法,以及将来我有可能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去天安门广场打出要求平反“六四”的标语的想法。8月28日上午,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搜查了我的宿舍,下午到晚上传唤了我八、九个小时。又过了一、两个月,我无意中突然联想到,会不会是1995年我寄给VOA的信也被他们截下,所以才有了那封匿名信呢?当然,现在我手上没有任何证据【5】。

我曾在日记中写道,假如将来有一天我被抓起来,就以王丹为榜样,宁肯把牢底坐穿。当然,这个日记本也在那天被国家安全局没收了。这一天他们传唤我还有一个借口,即我在给韩东方先生的信中说,我于6月4日这天理发以纪念“六四”。国家安全局的警察说,这也是不允许的。我觉得这简直是笑话了。

虽然我没有正式参与“六四”,但我觉得,“六四”一直是促使我前进的压力和动力,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的“六四”情结一时是不可能解开的。我已向所有人公开宣布: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在这条路上我将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实际上,我一直是以“六四”英雄为楷模、以“六四”精神为指引,最终找到并义无反顾地参与民运的。

“六四”英魂何日得以告慰?

相信时间不会太长。

谨以此文为“六四”10周年祭。

1999年4月10日初稿,浙江桐乡;2000年11月23日二稿,山东莒南

【附注】

1、华东地质学院于2002年更名为东华理工学院。今年我出狱后曾于十几天前登陆Chinaren校友录并留言,但几天后发现我的名字和留言被删得一干二净。

2、分析系于1993年更名为应用化学系。

3、全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著作研究强国会。当时我坚决主张不要斯大林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声太臭。

4、“质”有两种繁体字写法:“貭”和“質”。我常用后者。

5、然而,现在似乎有所进展。2001年5月我入狱后警察抄我家时,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大队长杜宣台声称“王金波在上大学时我们就盯上他了”。

2005年6月21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