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05-05

王金波:我“失踪”之后

2001年3月26日警方没找到我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找我”行动。

他们先是一天几次地来我家找,父母要求他们出示警察证和搜查证,他们拿不出来,被父母不客气地拒之门外。白天不行,半夜11点来砸门,仍找不到我。

于是他们找我的亲戚和亲戚的亲戚。他们装作查户口,去县城妹妹家、二舅家看了每个房间。又去妹夫的老家查。在姥爷家,以查户口的名义要去了在河南工作的大舅的地址。又通过村中共党支部书记约我堂哥出来“吃顿饭”。

然后通过父亲的工作关系向父亲施压。镇教委的人与学区校长来我家“玩”。我村一个在镇教委办工作的人受委托来我家“刺探情报”。与父亲一起工作的一名教师也受到委托。县教委也出面了。

还是找不到,又去我联系较多的青岛、西安等地找。

最后又动员我的同事。我原来工作的临沂制药厂破产后被山东大陆企业集团购买,4月26日在临沂日报上做广告要求该厂原职工于4月30日前去厂里报到。4月27日,一个原来跟我关系一般、从未到过我家的同事拿着临沂日报坐出租车50多公里来我家找到我父亲,非要我亲自拿着身份证去报到不可,否则连父亲替我去的必要也没有。父亲次日还是去了,结果竟报到上了。

据警方宣称,这次“找我”行动有省、市、县、镇4级公安机关参与,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常驻县政府招待所。

其实我外出仅是想找个能填饱肚子的饭碗而已。以前我外出打工经常被他们拘捕并砸了饭碗。人活着得吃饭啊,我不想好不容易找到的饭碗被他们轻易砸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他们我的行踪。

可这样一来他们不干了。他们声称,上级有命令,他们必须时刻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突然“失踪”了,他们严重“失职”,所以必须全力以赴“找我”。

在这些警察眼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限制一个公民的自由。至于他们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别人不得指手画脚。

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公民有权利去做的,只能是法律所允许的(甚至只能是他们所允许的),而法律所不禁止的则是政府有权力去做的。

这与现代法治思想正好相反。现代法治思想认为,凡是法律所不禁止的,都是公民有权利去做的,而政府的一切行为,均须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法无禁止即公民自由,法无授权即政府禁止)。

这种关系的颠倒,是当今中国政府仍是一个无限政府的最好写照。要想实现法治,惟须中国政府成为一个有限政府。

假如有一天警察不再接到他们必须时刻知道我这样的人在哪里、在干什么的命令,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已由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的那一天。

2001年5月5日,山东莒南

【作者注】

本文写完4天后我即失去自由4年多。

2005年6月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王金波:中共党票还有多少吸引力?

前不久,我听一位已有20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说,他已有3年未缴党费了。他在军队里想方设法加入中共,后转业到某国有企业,前几年下岗,从此再未有人向他收党费。他认为,现在连组织生活这种形式都不走了,“党”已完全成了一个虚的东西,而且“党”给他的“待遇”是下岗失业,缴党费纯粹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凭什么还缴党费?即使要他退党也无所谓。

而另一位在某基层事业单位工作的中共党员则主动拒绝缴纳党费。他认为,虽在事业单位工作,收入也还可以,但他觉得党并未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此党不党的就无所谓了,那张党票已完全成了累赘。

另一位同样在某基层事业单位工作的中共党员的“党员”经历则有些奇特:因他与某领导人关系不错,有一天他突然被宣布为已是中共党员,而此前他从未写过入党申请书。就这样还不算,他还曾稀里糊涂地被选为基层“党员代表大会代表”,被评为“县优秀共产党员”。当然,他从未缴过党费。

某国企老总三十几岁就成了一把手,可谓青春得意。有一次我问他党龄多长了,他说再过20年他的党龄就10年了。原来他对加入中共一事毫无兴趣,尽管前任老总和主管局的局长多次动员他写入党申请书。他认为,只要自己有本事,入不入党都能吃得开,而中共党员的形象很差,何苦给自己加一道紧箍咒呢?

通过对中共基层党员状况的观察,我得出一个结论:除党政机关、军警和一些农村地区外,包括一些事业单位在内的其他所有基层领域,中共党票在人们眼中已贬得一钱不值。

这种状况的普遍化,据我了解至少已有两三年的时间,并且有增强的趋势。

这是因为中共基层党员对中共的信任已完全丧失。一些深受中共贪污腐败之苦的中共党员不再相信中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而另一些中共党员则抱着“不捞白不捞”的信条将“中共党员”的招牌完全当成了升官发财的梯子,公开卖官鬻爵的报道早已屡见不鲜。

根据历史和经验,基层党员对党的忠诚程度是判断一个已建立专制统治的政党的统治能力的大小的温度计。一旦出现基层党员对党普遍丧失信心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政党统治大厦的基础已基本“沙化”的时候,这个政党的专制统治肯定不会长久。

我记得林牧先生在谈到他第3次被中共开除党籍一事时曾说,前两次他还回到了共产党内,现在请他回去他也不回去了。

如果中共现在进行一次党员自愿重新登记,我相信中国将出现大批具有“前中共党员”身份的人。

2001年5月5日,于山东莒南

【作者注】

本文写完4天后我即失去自由4年多。整理时略有改动。

2005年6月3日,于山东莒南

《北京之春》2006年2月号

王金波: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甜的人

这里说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甜的人,不是指那种能较为公正地评价别人的人,而是指那种对权势、名位和财富盲目迷信和崇拜的人。

他知道一个人很有权势,尽管这个人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甚至还会时不时地欺负他一下,但他对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知道另一个人很有名气,尽管这个人并不认识他,甚至对他这样的人不屑一顾,但他仍然认为这个人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不许别人说这个人一个“不”字。他知道另一个人很有钱,尽管这个人对改善他的经济状况并未起过积极作用,甚至是通过对他在内的很多人的巧取豪夺而发财的,但他把这个人当成英雄般地津津乐道。

如果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可以意味着一种个体公民意识的觉醒的话,那么这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甜的人则根本没有个体公民意识。按照常识,人们最起码不会赞美别人对他的欺压,而这种人则在被别人打了一记耳光之后还要赞美这耳光打得伟大、打得光荣、打得正确、打得英明、打得果断、打得及时、打得恰当、打得到位……

这种人并未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一个──人。在鲁迅先生活着的时代,这种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人的人到处都是;在鲁迅先生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这种人仍然四处可见。

2001年5月5日,山东莒南

【作者注】

本文写完4天后我即失去自由4年多,直至2005年7月17日才由赵昕先生帮助发出。

2006年1月27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7月30日

2001-05-04

王金波:林牧先生的毛衣

去年11月3日,我第一次去林牧先生的家。

门开了,一位身材高大、腰杆笔直的老人出现在门口。我的眼睛顿时被这位老人的毛衣吸引住了:这件在市场上大概只卖2、30块钱的劣质毛衣上破了几个洞,有一只袖子还补了个大补丁。

这位老人就是林牧先生。

虽然此前我同林牧先生有过电话和书信往来,也听过别人的介绍、看过他的照片,但见面后还是被震惊了。因为我没想到,一位前中共副部级高官,竟穿着这样一件毛衣。

后来我又见过林牧先生几次,听他讲了他的大概经历。他祖籍浙江义乌,出生于1927年,1940年代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协助杨明轩(后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工作,1950年代加入中共,1960年代在陕西协助胡耀邦(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搞“超前改革”时被中共开除党籍,惨遭迫害13年(其中劳动改造八年半),1970年代第二次被中共开除党籍,1980年代任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1986年主动退休,1991年第三次被中共开除党籍。

林牧先生在西北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他回忆上大学的情景时说,那时候也没学到什么,整天闹学潮去了。1985年他任中共西北大学党委书记时,警方要进校抓参加学潮的学生,他把警方拦在门外说,学生游行是他让去的,要抓就抓他一个人,学生一个也不准抓。在他的保护下,学生无人被抓。89民运时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学生一边,“六四”大屠杀后他公开批评中共当局,致使1991年被中共在违反其党章的情况下第三次开除党籍。谈到这里,林牧先生笑着说,前两次被开除党籍后还回到了共产党内,现在请他回去他也不回去了。

林牧先生一贯漠视权势和名位。青年时期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反抗国民党专制,未到中年就因持有非主流的主张、参与陕西的“超前改革”而惨遭迫害,临近老年又因对共产党彻底失望而公开提出不同主张并使自己时时处于极权专制的威胁之中。1980年代初他曾因主张改革而引起邓小平的注意,结果邓小平看了中共陕西省委上报的有关他的材料中有喜欢抗上的内容后,放弃了对他的重用。进入1990年代,他毅然舍弃官场生活的前呼后拥,换来特务、便衣的明跟暗盯,更是绝大多数人说易行难的事。

林牧先生主张思想启蒙。他认为,不仅目前中国需要启蒙,就是将来政治解冻了,中国也不会立即必然进入民主社会。在这个时候,公民社会仍是不健全的,他愿意继续做启蒙的工作,直至中国建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只有公民社会初步建成,公民意识得到普及,中国才能真正实现民主,中国的政治才能称得上民主政治。

林牧先生有着一颗对广大民众真正关怀的心。每当听到有底层民众的人权受到践踏的消息,他都怒不可遏。在他的社交范围内,有很多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而这一点在老年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这正说明了他时刻把广大民众放在心里,把广大民众的事看成是自己的事。

林牧先生对极权专制的反抗是不妥协的。今年2月,他在报纸上找到一篇关于法国作家蒙田的文章,告诉我一个道理:“勇气来自绝境”。是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经常使自己处于绝境之中,而这恐怕就是他最终勇敢地向极权专制挑战的原因。

穿着破毛衣的林牧先生,不是作为一名前中共副部级高官,而是作为一名执著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林牧先生的毛衣,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象征。

2001年5月4日,山东莒南

【作者注】

本文写完5天后我即失去自由4年多。整理时略有改动。

2005年6月4日,山东莒南

http://www.asiademo.org/read.php?charcode=GB2312&id=540

王金波:老而弥坚——记范子良老先生

范子良老先生失去自由4个月了。

我是1999年4月认识范老先生的。从此,我们结为忘年交。他是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人,原为上海铁路局职工,在上海工作多年,认识了上海的异议人士,后来又逐渐认识了其他地方的一些异议人士。他退休后回到菱湖,借钱买下一套房子,与儿子一家及八旬岳母挤在一起。

范老先生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几乎无人能做到的事情:他先是用孙女玩的劣质录音机录下《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的有关节目,然后一遍遍地听,将广播稿整理出来,每篇稿子抄几十份,最后寄给外地的朋友。由于警方经常在白天光顾,有时甚至抄家,他不得不开夜车,常常累得不知不觉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其实,范老先生的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糕的。为了还债,他的夫人不得不在外面打工。儿子范峰下岗了,工作也不好找。他自己的退休工资,除一部分用于还债外,都用在了写信和打电话上。信封、信纸和邮票都要买,而且每月都要十几封、甚至2、30封,加上有时因对方收不到平信而不得不多花2元钱改用挂号信。这便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时,他还要打电话,都是长途。两个女儿为了与老人联系方便,出钱让他安电话,可他却“挪用公款”用在了寄信上。

正因为没有电话,所以跟他联系很不方便。今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王有才的夫人胡江霞打来电话,说浙江有5人被警方传唤,其中没有在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的28人联名信上签名的范老先生未获释。我想进一步了解情况,却无法跟他的亲人及时取得联系。过了两天,范老先生的夫人打来电话,证实范老先生已被拘留,并说警方已透露,只要范老先生“改了”就给他这最后一次机会。

2月,我去外地找工作,被扣3天后获释。回到家里,父亲说:浙江“lenhu”一位杨女士打过电话。我马上猜到可能是范老先生的夫人杨明彩女士。后来传来范老先生被判两年劳教的消息,而且他因身体健康状况极为恶劣,曾遭狱方拒绝接收。但警方竟惨无人道地拒绝将他接回。另据悉,范老先生是在拒绝悔“罪”的情况下被劳教的。

范老先生是赞同思想启蒙的。他曾在一封信中谈到,当前中国尤其需要启蒙。其实,他所做的一切便是对传播思想、启蒙民众的极具价值和意义的贡献。

范老先生已经63岁了。但他争取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一颗执著的心,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坚定。

愿所有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们,都来关心一下范子良老先生。

(因警方一直对我盯得很紧,故虽早就想写点关于范子良老先生的文章,却至今才写成。)

2001年5月4日,山东莒南

【注】

本文写完5天后我即失去自由4年多。整理时略有改动。

2005年6月1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