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12-28

王金波:支撑坚守的是希望

几十年来,民间力量遭遇一波又一波镇压,每隔几年就有一波较大规模的镇压。镇压过后,多数人退出,少数人坚守,正如胡平所说,“在任何民族中,那种具有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

民间力量光谱

民间力量光谱有多种划分。从与体制的关系和自我定位的身份视角,在将暴力革命派排除之后,可以是:

(A)-(B)-(C)-(D)-(E)-(F)
(A)体制内自由派人士
(B)在体制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体制外自由派人士
(C)影响力基本在体制外,也很少被“维稳”的体制外自由派人士
(D)以体制为主要渠道的维权人士
(E)不参加组党的异议人士
(F)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

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有兼跨的情况,也有相邻两类之间的过渡情况。其中D类因为直接划归国保系统管理而使得与体制的关系比C类更远。

显然,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与体制的关系最远,比如(国内)胡石根、秦永敏、刘贤斌,体制内自由派人士(以体制内公知为主)与体制的关系最近,比如徐友渔、崔卫平、贺卫方。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光谱上,胡石根等人与徐友渔等人处在两极。然而,2014年徐友渔、胡石根作为同案一起入狱,瞬间实现无缝焊接。曾金燕文中的送饭党,能够动员体制内自由派人士出面给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比如胡石根)送饭,正说明了这个光谱上的不同民间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携手行动,终极目标可以没有区别,哪怕处于两极。

口炮党

在这个光谱上,“口炮党”基本居中,偶有偏向两端,按说最容易从两边团结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吗?”

这个问题是曾金燕在回答别人提出“金燕有勇气给口炮党正名为‘政治反对派’么?”的问题时做出的纠正。曾金燕明确指出:“虽然绝大多数口炮党自命为‘政治反对派’,但据我的观察,只有极少部分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大部分都不是。不是的那一部分,有些是情绪不满发泄者,有些是抗议者,谈不上政治反对派”,“莫之许关于‘虚假希望’的论述,也并不能体现政治反对派的素养。”

在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作为政治反对派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坐牢是常态,不坐牢是例外。比如,民主墙以来的政治反对派群体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王丹、刘晓波等人都坐过不止一次牢。不坐牢的例外有哪些?除去方励之的特例,许良英、丁子霖、林牧、张祖桦等人也是(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尽管他们本人未必承认),他们(在民主墙以来)没坐过牢,原因大体是:许良英、林牧年纪很大且是“老革命”,有较高的体制内身份;丁子霖丧子;张祖桦原在体制内有较高的身份,离开体制后长期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做事沉稳低调。

事实上,不论口头以多么“激进”而著称,著名口炮党人都没坐过牢,多数口炮党人连民运人士也不敢自称,更不要说组党。这不是偶然的,恰恰说明他们的定位十分清楚——在体制容忍的底线内活动,不逾越体制划定的红线,也就是不做“制度最尖锐的对立面”。如此的圆滑和精明,不被诟病才是咄咄怪事。至于口炮党自称“作为盾牌”,就是无视基本事实了——口炮党的哪个代表性人物坐过牢?如果说不需要一个口炮党“代表的血去证明口炮是坏手”也即不去坐牢,那么凭什么证明你是“制度最尖锐的对立面”?难道体制对无关痛痒的人下手狠毒,对“最尖锐的对立面”反而养虎贻患来做自己的掘墓人?

其次,口炮党的某些人自称口炮是针对公知而言。然而,口炮党并非只有这唯一的对立面,它在跟民间力量光谱中的其他群体接触时也经常以口炮党自称,尤其是在跟送饭党对立时特别强调这点,那么,再搬出口炮党只是针对公知的说法,就是耍无赖了。

再次,把体制内自由派人士的一些努力,批评为“虚假希望”。关于这点,曾金燕的评论已很到位。

我的“三不”观点

大约六七年前,我形成了一个关于民间力量“三不”的观点。由于我的理论基础薄弱,一直没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字。最近几天看了胡平和曾金燕的几篇文章,觉得可以对“三不”做个简单概括了。这“三不”是:“不抱有任何幻想,不放弃任何努力,不排除任何可能”。

“不抱有任何幻想”,是指天上不会掉馅饼,“不相信中共可以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动地放弃专制实行民主”(胡平)。不论共产党阵营的苏联东欧,还是反共阵营的台湾韩国,和平转型都离不开外界的压力。对于这点似乎争议不大。

“不放弃任何努力”,是指民间力量光谱上的各个群体以适合自己的方式针对体制采取行动,因为“一个丰富多元的社会期许不同的人不同的贡献”,“社会不同阶层的参与者在现实处境下反复锻炼社会建设能力、建立工作网络,缓解可能到来的社会溃败带来的恶劣影响。”(曾金燕)“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哈维尔)

“不排除任何可能”,是指在“不相信中共可以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动地放弃专制实行民主”的同时,“我们又必须相信,中共决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我们形成强大的压力,中共内部必然会发生分化;民间的民主力量和党内的民主力量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向党内的专制力量施加压力,从而取得重大突破。”(胡平)这跟当下认为和平转型之路已经堵死的喧嚣不同,胡平明确认为这条路没有堵死。虽然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认为和平转型之路的概率在降低,但我从未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恰恰认为这种概率在降低,所以才更加支持这条路,以起到中和作用。

显然,这“三不”虽然每条都包含“任何”一词,但第一条和第三条都有明确的针对目标:第一条针对统治者自动放弃专制,第三条针对体制内外合力实现和平转型。至于第二条,也隐含了限制条件:在非暴力的前提下,矛头对准体制。

没有希望何来坚守

其实,仅仅根据“不排除任何可能”这条,就可被口炮党指责为“虚假希望”。“虚假希望”在民间力量中间产生争议。胡平从两个方面对“希望”进行了分析。一是必要性,即民间力量需要“希望”:“民运必须要能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才能取得胜利,而要让广大民众参与,那就必须依靠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把参与的风险降低到一般人都可以承受的程度,并且让他们怀抱希望,相信我们可以取得胜利。这是民运再出发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可行性,即希望确实存在:“八九民运的真正意义在于:学生们和市民们通过自己英勇而成功的实践,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压力下退让、妥协以至改变,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诚然,八九民运后来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八九民运的失败绝非必然,六四的发生绝非必然,它也是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我们必须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我赞同胡平的观点,认为,抱持希望,是民间力量光谱上的每一个人士必不可少的基本态度。

刘荻指出,国际上的非暴力抗争培训教材都是主张把积极的对手变成消极的对手,把消极的盟友变成积极的盟友,而不可能“不是去建构社会改变的平台,而是批判这些渐近改良的‘虚假希望’,使得有可能作为的空间被当权者变本加厉地压制”(曾金燕)。因此,至少,口炮党在对体制进行抗争的同时,也消解着别人对体制的抗争。

胡平认为,除去极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之外,“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近40年来,已有很多怀抱希望坚守到最后的民运人士没有看到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就离开人世。因为他们这一生没有看到这个希望的实现,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希望是“虚假希望”。可是,假定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这一生看不到希望的实现,还会投身民运吗?这个问题虽然无法得出确切答案,但结果肯定不容乐观。

小乔说,她现在“混吃等死”。这里的“死”,就是一种希望——体制之死。其实,何止是她,有太多已被压抑得喘不过气的民间人士,都是这样。但只要有一口气,就在等待那个终将到来的一刻——这就是民间力量的希望。

作者注:

前面主体部分写于3年前,除文字略作润色外,变动很小。3年后再回首,“口炮党”已烟消云散,其“盾牌”和“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旗帜)”的自我标榜自然也已沦为笑柄。不过,“口炮党”并非一无是处,它(这个流派)对当下极权持有反抗的基本立场是多数人都同意的,这也使得它在中国民间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16年9月26日初稿于山东莒南
2019年12月28日整理于北京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020

2019-12-22

王金波:他们的宿命就是铺路石


浙江民运人士聂敏之,文革期间因反对林彪被判死刑,行刑前恰逢林彪摔死而留下一条命。2000年在风烛残年之际被捕并被处劳教1年,关押1个月后获释。2001年10月7日16时1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70岁。

浙江民运人士力虹(张建红)2006年被捕,次年被判刑6年,随后确诊患有罕见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导致两臂肌肉严重萎缩,丧失功能,正向两腿扩散,有全身瘫痪的危险。其妻多次向当局申请保外就医,一直未获批准。2010年6月5日,力虹已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和自主呼吸,靠呼吸机和输液维持生命,才被允许保外就医,转到宁波明州医院治疗。当时除眼睛头会动,脑子清醒,其他部位都无知觉。靠呼吸机,鼻饲维持生命,付出巨额医疗费用。保外就医半年后,因病情危重无法医治,于2010年12月31日逝世,享年52岁。

浙江七九民运老战士王东海,2012年4月28日在台州探访朋友期间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天台山国清寺招待所逝世,终年66岁。

2014年6月26日,浙江民运人士王荣清与世长辞,享年71岁。这一天,是王荣清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民主党成立16周年的次日。而在6年前的6月26日,王荣清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刑6年。而正是这次入狱,让他患上肾衰竭,2010年1月12日监外执行4年多后不治身亡。

2019年12月15日,浙江民运人士吴远明(本名任伟仁)因肠癌晚期在衢州江山逝世。

……

这仅仅是浙江,我已有20多年未再踏足的那片土地上,已经故去的民运人士的不完全名单。除王东海是因突发心脏病以外,其他几人无不是在饱经疾病折磨和权力歧视的双重压力下慢慢消耗完生命,均未达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中国当代民运诞生40年了,民运人士们承受的苦难越来越大,但在社会上、包括民间社会,他们的边缘化程度却越来越来严重,除极少数特例以外,基本都将以平凡的方式结束其不平凡的一生。

这是因为,正如浙江另一位民运人士毛庆祥所言,中国民运人士就是铺路石。

已经故去的民运人士们,权力与他们无关,富贵与他们无关,荣耀与他们无关,这是他们的宿命。

这也是仍然活着的几乎全部民运人士的宿命。

2019年12月22日夜于北京

独立中文笔会网站首发

王金波:川普被弹劾是光荣还是耻辱?

12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案。我认为,即使川普明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也改变不了他是美国历届总统最大的耻辱这一事实,因为被众议院弹劾的3个总统(此外还有正式弹劾前辞职的尼克松)当中,川普是第一个在第一任期被弹劾的总统,打破了历史纪录。

朋友A批评我:“熊大绝对没有人弹劾,按你的逻辑很光荣。”

朋友B支持A:“耻辱并不是以在什么时候被多少人弹劾、反对而论。如果以此而论,这个世界上金正恩永远是第二光荣,美国总统永远是最耻辱的,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是美国总统比其他国家首领的反对者多。”

当然,在我看来,A和B的观点都站不住脚。因为我前面的观点,有几个逻辑前提。

第一个逻辑前提是,被弹劾必然是美国总统的耻辱。道理很简单,众议员是按人口比例产生的民意代表,他们的投票代表所在选区的选民的意见。此外民调也显示众议院的弹劾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多数支持。亲近川普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12月15日的民调显示,54%的受访民众希望川普被弹劾,其中50%不只是希望弹劾,而且希望川普下台。最近几十年来,差点被弹劾的尼克松和曾被正式弹劾的克林顿,把被弹劾当成光荣还是耻辱,早已有定论,川普被弹劾怎么可能会有例外?


第二个逻辑前提是,民意必须能够得到充分体现,民意代表机关必须拥有对政府首脑的实际弹劾权力。美国的民意能够通过体制内的民意代表机关得到充分体现,中国、朝鲜的民意通过体制内的民意代表机关得到体现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对此,包括A和B在内的朋友们不会表示不同意。美国的参众两院都拥有对总统的实际弹劾权力,且均曾投过票(只不过参议院毫无例外地否决了众议院通过的弹劾案)。中国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但完全没有涉及弹劾的程序。朝鲜的宪法我没看过,估计不可能强于中国。实际上,中朝两国的所谓民意代表机关根本就不代表民意,只是掌握最高实权的统治者的下属机构和橡皮图章。

A和B的错误都在于,谈论问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超出了适用的范围。类似的错误还有:批评自由过多还是福利过多,在欧美是现实存在的真问题,在中国、朝鲜则是十足荒谬的伪问题——因为在中朝两国,民众的自由均接近于零(中国略高于朝鲜),福利均为负数。通过规避敏感词的方式通过网络审查,在中国是现实存在的真问题,在欧美则是完全不存在的伪问题。

B还犯了另一个错误:“这个世界从来是美国总统比其他国家首领的反对者多”有违事实。如果这里所指“反对者”仅限于国内,由于印度人口有13亿多,印度总理或执政党有3亿多(美国全国人口)反对者应该轻而易举,远超美国总统的反对者吧?如果这里所指 “反对者”是放在全世界范围,那么有谁能超过川普的好朋友金正恩呢?

2019年12月22日凌晨于北京

独立中文笔会网站首发

王金波:盯紧拜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