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21

王金波:任自元·陈卫·刘霞——兼记茉莉花事件两周年


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老先生昨天(20日)安葬了。老先生的突然离世让我很难受。7年多来,我好像只给他打过三四个电话。第一次是2005年底,我给老先生打电话拜年,任自元还关在看守所,案子没有进展,老先生只是无奈。第二次是2008年春,老先生说记得我给他打过电话——我父亲跟任老先生一样,我坐牢四年期间,父亲记下了每一个给我家打电话对我表示关注和提供帮助的人。任老先生收到盛雪、孙立勇等人的善款,很是激动,连声说以自己的儿子为自豪。这年我是否还打过一个电话,已记不清。最后一次是2010年7月12日,老先生仍清楚地记得我的名字。当时老先生已有4个月未能见到任自元,任自元的朋友万里获悉后有些着急,让我进一步了解情况。

90年代的山东六四政治犯关押的监狱虽相对集中,但都不是山东省监狱(原名山东省第一监狱)。记不清听谁说,我于2002年2月到该监狱服刑,是新世纪以来关押的第一个政治犯(异议人士),且从此开始全省新判的政治犯(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判刑)集中于此服刑。2003年牟传珩被送到这里服刑一年多。后来任自元和薛明凯也被送到这里。但1998年被判刑的陈增祥,开始曾在离青岛很近的莱西北墅监狱,在我去山东省监狱之前转至微山监狱,直至刑满。2006年判决生效的李建平则因余刑不满一年留在看守所服完余刑。以其他罪名受迫害的政治犯、良心犯,如陈光诚、齐崇怀,则就近在其他监狱服刑。

我在山东省监狱受到狱方指使的有黑社会背景的犯人的多次殴打。我在入狱前已同民运界建立稳固的联系,因此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反抗迫害。任自元入狱前跟民运界几乎没有联系,我不知他如何坚持反抗。我唯一能确认的是:任自元受的苦比我多多了。

任自元的照片我见过,很斯文的一种感觉。他竟在司法部派人视察时揭山东省监狱的短,不仅在一监区起家的监狱长齐晓光知道了肯定不高兴,就是原来在山东长期分管政法的司法部长吴爱英知道了也肯定不高兴。这样一来,任自元五年仅被允许见家人一次,就不奇怪了。要知道,山东省监狱可是全国几大“文明”监狱之一,说山东省监狱侵犯人权,是给司法部脸上抹黑,不整你整谁?

任自元毕竟年龄还小,今年刚34岁。他的父亲,据说享年64岁。按说64岁的年龄不算大,低于中国人当前的平均寿命10岁。所以听到老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到现在也没完全适应过来,总觉得老先生还健在,痴痴等着儿子回家。老先生的重病,肯定跟唯一的儿子受苦有关:因儿子入狱受苦,心情大受压抑,导致疾病加重……

有些多年来一直关注任自元的朋友,这次当然没落下。首先是万里、陈青山两位从任自元入狱前就了解任自元的老朋友,始终没停止对任自元和任老先生的多角度关心。多次给任老先生提供救助的孙立勇,忍不住对山东省监狱的狱警怒骂。小乔积极转发相关消息。盛雪仍记得几年前任老先生的话。一平在他担任编辑的《中国人权双周刊》上积极而及时地刊发相关文章。洪哲胜在《民主论坛》上积极转载相关文章。还有一些最近开始关注任自元的人们,也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任老先生抱着对儿子的期望和遗憾,走了。毕竟,他没见到亲爱的儿子出狱,没见到儿子的冤狱昭雪……

将来,我要到任老先生墓前,给老人家鞠上一躬。


今天(21日)是陈卫被刑事拘留两周年。2011年2月20日,陈卫失去自由,次日被刑事拘留,这天恰好是他的生日。陈卫刑期昨天刚好两年,再过七年差一天才能刑满。我感叹这位重出江湖未几即再陷囹圄的老哥们的奉献,随手给他的妻子王晓燕发了个短信:“陈卫生日快乐!”没有署名,所以王晓燕不知我是谁。不到一分钟王晓燕即回复:“谢谢!”下午得知,王晓燕今天去探视陈卫了。我想,王晓燕应是在去监狱的路上接到我的短信,那个短信应给她苦闷的探监路上增添了一点温暖。

陈卫1997年第二次出狱后,本来安生了几年,后来忍不住重新出山,充当了西南民间运动、尤其是四川民运的先锋官,几个回合下来,再次沙场折戟,一下子栽进去九年,若等到刑满,已年过半百。

遂宁三杰,我原来印象中陈卫最大,今天一查,才知他最小。不过最大的欧阳懿比最小的陈卫大不到8个月,毕竟都是同学。欧阳懿的生日6月28日,竟是刘贤斌这次失去自由的日子。不知为何,网上很多资料称刘贤斌的生日是8月25日,而实际却是10月2日。

本来这次刘贤斌“回家探亲”19个月后再次返回墙内,海内外的人们为他做了破纪录的营救。比如,十几个省的民间人士成立“我是刘贤斌”关注团,并在国内组织了长达半年的声援刘贤斌接力绝食活动。而在这些营救活动中,有一个角色是别人无法替代的,那就是陈卫。欧阳懿在遥远的建筑工地上奔波谋生,只有陈卫肩负起了跟刘贤斌家人和国家镇压机器等几个方面沟通的重任。但随之而来的花事,陈卫因此前的活跃,被报复性地抓捕,并成为在茉莉花事件中被抓并被正式判刑的几个人之一。而刘贤斌,则在茉莉花事件中,被政法势力抓住机会,趁民间力量遭残酷打压并吸引国际社会眼球之际,匆匆判了10年重刑。几个月后,陈卫经“圣诞开庭”被判9年重刑。

也许,陈卫在重新出山的那天起,就注定有这么一种结果。


导致陈卫入狱的两年前的那场腥风血雨,是 “六四”22年来,在政法当局最恐惧的情况下,制造的人权灾难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遭遇肉体和精神创伤的人数之多,仅次于上世纪末开始的那场针对民间信仰的大镇压。这个事件的意义远未结束,而且今年在网上引起了一场纪念活动。

我多次用“末日疯狂”这组词汇来描述茉莉花事件中政法当局的作为。如果不是最高政法当局感到末日即将来临,他们不会用如此疯狂的手段对付手无寸铁的民间力量。至少有几百人被失踪、绑架、刑拘、酷刑。还有更多的人被传唤、软禁、警告、威胁。虽已事过两年,真相的发掘仍只是冰山一角。一些人至今下落不明,如黑龙江的梁海怡(网名“渺小”)和四川的魏水山。一些人说出部分真相。一些人继续保持缄默。

花事使中国政法势力大肆扩权达到巅峰。政法势力动用的人力和经费之多,令人乍舌。当时政法势力完全抛弃了法律的外衣,赤裸裸地直接使用各种此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非法手段。

花事导致的镇压的重灾区是北京、广东和四川。北京是首都,也是民间力量最活跃的城市。广东则是传说中的“茉莉花革命”的发源地。四川,在被最高政法当局训斥之后,借机狠狠报复了刘贤斌、陈卫。

但是,毕竟政法势力已到顶峰。随着一年后王立军事件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曝光,尾大不掉的政法势力终于被降格。这肯定是因已引起体制的警惕——政法势力已对当局的最高利益构成威胁。


11年前的今天(21日),我被从莒南县看守所押解到山东省监狱。那天早上,天还没完全亮,我被从“地锚”上解开,带到管教室,莒南县看守所教导员陈德明宣布我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然后我被押上囚车。囚车开出看守所,驶向西北方向。我们村在县城西北郊,离看守所三四公里,一条东西大道横穿村里,是从县城去西北方向的必经之路。

熟悉又陌生的村子,朦朦胧胧进入我的视野。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出一个比这个生我养我近30年的小村子更让我熟悉的地方,虽然我不满11周岁就离开这里外出上学、工作。然而我毕竟已关在看守所9个月。这天是正月初十,大路北侧低矮的旧房子和南侧高大的新房子没什么变化,大街上没见到几个人影,辛苦了一年的人们还在酣睡。

囚车自东向西驶去,我看到了离我家只有几百米的路边那眼水已不能供人饮用的井,和井边那条通向我家的小小的街道。我家离马路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但这两百米,我用了3年3个月零2天才走完,平均时速7毫米。

我看了最后一眼熟悉的村庄,默默随囚车远去。这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没在花事中被“失踪”和遭遇肉体创伤。但我遭遇的精神创伤,至今还在。而我之所以受花事株连,跟我刚刚因刘晓波获诺奖而被“敏感”有关。

2006年4月我来北京后,北京警方接近两年没跟我直接打交道。2008年3月和5月我被警方找了两次后,512大地震那天我搬离了海淀,此后接近两年半没受北京警方直接骚扰(间接骚扰有过一两次),包括2010年7月我们陪刘霞去锦州给刘晓波探监期间被锦州警方扣留,都没惊动北京警方直接找我。但刘晓波获诺奖,我不仅被找了,而且上来就是被上岗,自此再次被“敏感”。62天后终于解除,可突如其来的花事我又不幸中枪。不过我对那种主动送死的革命方式不感兴趣,所以虽有一个曾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的网络流氓陷害我,但警方最终认定我与花事无关。可再无关,为了报复我在刘晓波获诺奖时给他们“惹的麻烦”,身处巅峰的政法势力正愁找不到借口,所以趁机扬一下淫威,给我造成了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要不然,我干嘛修订遗嘱,交给几个朋友保管?

不过,我受刘晓波获诺奖株连再多,又哪里比得上刘霞?世界上又有哪个人受刘晓波获诺奖株连要比刘霞更甚?

刘晓波获诺奖前,刘霞完全没做好获奖的准备。换句话说,刘霞根本没想到刘晓波会获诺奖。因此,即使跟刘晓波结婚已十几年,刘霞对诺奖冲击仍没做好应对措施,甚至根本就没想过什么应对措施。

在颁奖典礼后,其他人纷纷恢复人身自由或回到以前的状态,而刘霞却仅仅是噩梦的开始。随后而来的花事,让政法势力得到报复民间力量的机会,人们,不管是刘霞的朋友们,还是国际社会,再也顾不上刘霞。于是,刘霞用自己柔弱的双肩承受了我们谁都无法体会的压力。

花事一年后,人们才缓过劲来再次关注刘霞,并在多方努力下争取到跟刘霞直接接触的机会。刘霞的现状让人们大吃一惊。痛哭和恐惧的特写,深深映入人们的脑海。

探访活动在诺奖颁奖典礼两周年和刘晓波生日前后达到顶峰。刘晓波刘霞的朋友们和不相识的人们,勇敢地冲破刘霞家楼下的封锁,见到了刘霞。而官方的反应,倒也耐人寻味——不仅没有深究探访者,反而明显给自己找台阶下。警方无奈地表示,他们只是奉命行事,是否违法他们心知肚明。

承认自己作恶,比板起脸来装傻装逼,强多了。这样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在奉命开枪时,枪口抬高一公分。

东德士兵英格·亨里奇之所以被判有罪,就是因为他执行的命令和东德法律“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法官说:“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这“最高的良知”(或正义)就是法理学上“超越实在法的法”,而违反正义的立法就是“实在法的非法”。依这种“法”去执法,也是犯罪。

看来,那些奉命非法拘禁刘霞的警察们,还没傻到亨里奇的程度。这些警察不是最底层的具体执行者。但最底层的具体执行者,如亨里奇,如东师古的军大衣,如刘霞家楼下的河南籍保安,就很可能不明白。

不过,那些故意强化并利用底层执行者们的无知对他人实施犯罪的人,也是犯罪。将来,那些人都会得到审判,不管那时候他们是死了还是活着。

因为,中国的现状,需要改变,也一定能改变。

同样,刘霞的现状,需要改变,也一定能改变。

2013年2月21日初稿,2月24日修改于北京

《零八宪章》月刊2013年3月1日

2013-02-19

王金波:请关注在山东省监狱受迫害的任自元

昨天(18日)13点半,武汉异议人士万里突然打来电话,说山东异议人士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可能已去世。他说,刚才给任汝生打电话,无人接听,过了会儿有人用任的手机打回来,自称是任自元的舅舅,说任汝生今天去世了,死因好像是冠心病和肺气肿。此人说的是山东方言,万里听不太明白。

万里和任自元2005年见过面。同年任自元入狱后,万里去任家见过任汝生,后来一直关注任自元的情况。今年2月12日(正月初三),万里又到任家,看到任汝生身体确实不适,不能工作。任家有三间房子,自住一间,出租两间,每间月租200元。任自元的母亲给别人当保姆,平时住在主人家里。万里留给任汝生1千元钱后,当晚离开邹城。时隔数日,万里听说任汝生突然去世,十分吃惊。

万里说,他立即把情况告诉了青岛异议人士陈青山。陈青山多年来也一直关注任自元,春节前给任汝生寄去1千元钱。我们三人均给任汝生手机打电话,一直不通。14点35分,我终于打通。接电话的是任自元的四舅司加芳。他证实任汝生因心、肺方面的疾病于中午11点多去世。他说已给山东省监狱打电话,但狱方拒绝任自元回家奔丧。

我于2002年2月21日至2005年5月23日在山东省监狱坐牢3年多,对山东省监狱折磨政治犯的情况有切身体会。入狱第一年,狱方对我还算照顾,虽给了我一个固定的岗位——习惯上叫“成本”,一监区的生产成本核算,但我基本没干活,也没人给我硬性派活。2003年夏,青岛异议人士牟传珩来此服刑狱方使用各种技俩,防止我和牟传珩见面,而我,大多陷入他们设计好的圈套。他们默许、怂恿甚至操纵具有黑社会背景的犯人多次殴打我,后来这些犯人均获大幅减刑。2004年11月10日至26日,为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我绝食16天,其间除正常饮水、吃几百克咸菜外,未进食任何食物。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狱方一直任由我绝食,其惨无人道可见一斑。此后狱方禁止了我同家人会见,直到我出狱。而就在我出狱当天,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等人再次施诡计,趁我去办理出狱手续时,把我的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二审裁定书等物品偷走,用胶带封上纸箱,声称检查无违禁品,我回家后才发现上当。

任自元2006年到山东省监狱后,受到的虐待比我更严重。一是他曾被迫参加体力劳动,以致患上严重肺病。二是他最近5年竟只被允许会见一次家人。自2010年3月至今,任汝生多次探监均被狱方无理拒绝。三是任汝生给任自元存款和寄钱竟被多次拒绝。而我当时,虽然其他亲人和朋友探监和送东西被拒,但我父亲给我存款和寄钱并没受阻。而其他人士寄给任自元的钱,也被拒收。

跟任自元同属济宁市的曲阜异议人士薛明凯目前也在山东省监狱服刑,但情况不明。任自元开始曾在一监区服刑,后来调到六监区。而薛明凯,据说也在一监区。薛明凯和任自元分别是曲阜人和邹城人,正好分别是孔子和孟子的老乡。孔孟之乡的传统文化特别讲究给父母送葬。任汝生夫妇只有任自元一个孩子,按照习俗必须由任自元给任汝生送葬。但山东省监狱竟拒绝任自元回家奔丧,其人性的灭绝令人发指。

今天(19日)下午陈青山又来电话,说任自元的家人已决定明天给任汝生出殡,不再等任自元回家奔丧。同时陈青山告诉我,据任汝生去年到监狱打听到任自元被禁止会见的原因是,有次司法部的人来视察,其他犯人均按照狱方的要求对监狱大唱颂歌,唯有任自元说了些实话,惹恼狱方。

我在山东省监狱接受入监教育时得知,该监狱是全国11个“文明”监狱之一,全国各地来参观的特别多,平均每周一两次。而一监区是全监狱的“模范”监区,是狱方安排参观者参观的首选之地。每当有参观者来时,监狱会提前通知一监区,根据参观者的重要程度提前做好各种准备,比如卫生和被褥要立即整理好,所以参观者看到的肯定是假象。当时主管改造的副监狱长是齐晓光,一监区主管改造的是副教导员刘宏利。刘宏利本是技校毕业,分配到一监区当工人,巴结上当时的一监区教导员齐晓光,提干当了警察,后来提为副教导员。齐晓光现在当了监狱长。而刘宏利,现在是山东省监狱办公室主任,成了齐晓光的大管家。齐晓光的哥哥齐建中,现在是济南市副市长。任自元在齐晓光和刘宏利的发迹之地惹出这种“乱子”,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也是符合逻辑的。

我给山东省监狱会见室打电话询问犯人可否回家给父亲奔丧,接电话的女警察说省监狱管理局统一规定不允许,已实行好几年。我给山东省监狱狱政科打电话,接电话的警察跟会见室女警察说法一致。我问有没有文件,他说这不用文件,就是一种规定。我说别的省可以,难道山东省委副书记吴爱英当了司法部长反而唯独不允许山东这样?这不合常理。他说要省监狱管理局批准才行。我给山东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打电话,问是否监狱管理局在全省做了统一规定。接电话的人说各个监狱自己会处理的。我说是否找找监狱的人,就可以办到,他还是说让各个监狱自己处理。我问有没有全省统一规定,他说不方便回答。

轮廓已基本呈现:首先,全国没有统一规定不许犯人回家给父母奔丧——此前不久有刘晓波和陈西回家给父母奔丧的例子。其次,山东省监狱管理局没有在全省做统一规定,具体由各个监狱自己掌握。第三,山东省监狱狱政科和会见室统一口径,谎称全省统一规定,但又不承认有正式文件。

由此,我认为,这是山东省监狱自己的土政策,而且这种土政策被冠以“上级统一规定”的谎言,因而不合理。

我在山东省监狱服刑时,全省被判刑的法轮功人士均集中在山东省监狱。我曾亲眼看到法轮功人士单继明被刘宏利折磨得精神失常。有齐晓光和刘宏利这种人在山东省监狱得势,他们对任自元、薛明凯这种异议人士的迫害能不残酷吗?

我把山东省监狱会见室的电话附后(网上搜索可得),有心的人们可打电话要求山东省监狱解释不允许任自元回家奔丧的理由,并要求山东省监狱允许任自元会见家人及回家给任汝生祭奠扫墓。同时公布任自元的狱中通讯地址,有心的人们可给他写信或寄明信片、汇款。另外公布任自元四舅司加芳的银行账户,有心的人们可表示一下心意。

山东省监狱会见室:0531-87072650
任自元的狱中通讯地址:山东省济南市210信箱106分箱(邮编250100)
任自元的四舅司加芳电话:13655374549,中国建设银行账号:6227 0022 1421 6238 608

2013年2月18日初稿,2月19日修改于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98期首发。此处是原文。)

2013-02-18

王金波: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突然去世,山东省监狱拒绝任自元回家奔丧

今天下午武汉异议人士万里给我打电话,说山东异议人士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可能去世了。后来我跟任自元的四舅司加芳通了电话,证实任汝生于今天中午11点多突然去世。司加芳说他们给山东省监狱打电话要求让任自元回家奔丧,被监狱拒绝。

任自元是山东省邹城市人,1979年生,原为邹城十中语文教师,2005年被捕,2006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开始在山东省监狱服刑。自2010年3月最后一次见到任自元后,任汝生多次去监狱探视均被监狱拒绝,至此任自元已有三年没有见到亲人,累计已有5年被拒绝与家人会见。任汝生还曾给任自元存钱和寄钱,均被监狱拒收。此外还有其他人士寄钱给任自元,也被监狱拒绝。

前不久贵州异议人士陈西的母亲去世,正在兴义监狱服刑的陈西被允许回家见了母亲最后一面。而邹城是孟子故里,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任自元是其父母唯一的孩子,山东省监狱不让任自元回家奔丧,违背人伦常理。

我也曾在山东省监狱服刑3年3个月,对山东省监狱残酷折磨政治犯的罪恶行径深有体会。我希望大家多关注任自元的状况,减缓山东省监狱对政治犯的残酷折磨。

任自元亲人电话:13655374549
山东省监狱电话:0531-87072650

2013年2月18日

《维权网》

附:任自元情况简介:
http://wangjinbo.org/archives/1210

2013-02-14

王金波:选择性失明何以成为笑柄?——由朱承志狱中受善待谈起

2012年6月6日,因“六四”两次入狱累计22年的湖南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被发现死于医院。李旺阳的妹妹、妹夫,以及李旺阳好友、当地维权人士朱承志看了现场后向外界表示,对官方作出的朱承志“自杀”结论表示怀疑。6月8日,朱承志被邵阳地方当局以“妨碍公务”处以行政拘留10天。当局希望朱承志对外改口称李旺阳确系自杀而亡,由于朱承志坚不改口,拘留期满后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并于7月25日被正式逮捕。在朱承志被收押期间,当局一直在做朱的工作,允诺只要按照当局的意思写下李系自杀的“情况说明”、“保证书”,立即放人。当局甚至打破常规让朱的家人到看守所劝朱,但朱性格刚毅,宁肯坐牢也不妥协。他说:“(坐牢)我已经准备好了。” 12月25日,朱的妻子接到当局电话通知,被告知朱承志一案已被移送到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2013年1月4日,朱承志突然被变更强制措施,改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月1日,朱承志被以“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家。

2月14日,维权网发表题为《朱承志谈政治犯不必再对囚禁生活恐惧》的采访报道。报道称:“朱承志先生十分开朗健谈,说自己的身体很好。在被关押期间,朱承志先生没有受到任何虐待。他说狱警都小心翼翼地对待他,除了日常饮食,从来没有中断对他的牛奶和水果的供应。朱先生感叹地说:‘我十分了解以前的政治犯在狱中受到的残酷虐待。但是现在是网络时代,网友的热情关注、数量惊人的关于我的消息,使湖南当局十分惊慌,不得不善待我。’”

李旺阳“自杀”案,据说事涉中央政法委——有报道称,曾任邵阳市委书记的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下令要邵阳立即解决李旺阳,不要再给中央添麻烦”,随后李旺阳立即“自杀”。这则报道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对于中国现在的官场来说,曾经主政的地方出了事故,该事故恰恰又在升职之后分管的领域,确实很没面子,是官场大忌。因此,即使周本顺本人没有明确授意,深谙官场潜规则的邵阳地方当局积极出手“平息事态”,是完全符合官场逻辑的。也因此,地方当局对执意撕破当局脸皮的朱承志,肯定是痛恨不已。另一方面,朱承志近年来活跃于维权一线,本来就是令地方当局头疼不已的维稳对象,借机报复朱承志,是地方当局求之不得的机会。

有很多报道指出,包括政治犯在内,看守所里的在押人员受到警察和其他在押人员的种种虐待。比如异议人士陶君在深圳福田看守所因劳动强度过大,早上起床爬不起来;他的狱友每天都有人被牢头狱霸和警察用包着塑料的铁条或铁鞭子抽打。我在莒南县看守所9个月期间,亲自看到在押人员被警察用橡皮棍殴打。而我本人,曾分别遭到警察和武警的两次殴打,其中第二次是2001年7月11日在我的绝食进入第45天时被4名武警一起殴打的。

因此,朱承志这样一个既得罪了地方当局,又让高层恼火的维稳对象,在被抓进看守所以后受到“虐待”,似乎符合“常理”。但是,朱承志获释后却告诉人们,他在看守所不仅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反而受到“善待”。

此前的2月11日,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在推特上说,当天获释的四川网友程爱华“说在看守所没受苦”。

那么,朱承志和程爱华是否已在封闭状态下被洗脑并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程爱华出狱后仍是“斗志昂扬”,立即如前一样活跃于维权活动,看不出洗脑成功的痕迹。朱承志则很快主动同外界朋友联系,且携妻远赴广州会见朋友,也看不出被洗脑成功。说他俩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没有道理。

而我根据自己的经历,认为政治犯在看守所和监狱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被差别对待:某些方面优待和宽松,某些方面虐待和严厉。比如,我在看守所和监狱四年,没有一个警察给我正式下过命令,让我必须完成某个具体数量的生产任务。实际上,我在看守所,根本就没人让我干活,顶多是让我闲着没事的时候活动活动。而在监狱,我虽曾有具体岗位,但仍是没有具体的活,顶多是我在高兴的时候帮别的犯人干点活。从这个角度讲,我是被“优待”或者说“善待”,跟朱承志的说法是相符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2009年12月23日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刘晓波不仅没说他受到虐待,反而对办案人员、监管人员及看守所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进行了肯定。这些观点引起争议。一些批评的观点认为,“中共无比残暴,刘晓波说的是一派谎言,是向全世界撒谎,以这些谎言美化中共,欺骗全世界”,刘晓波“肯定和美化中共人权纪录”,“不惜大篇幅地宣讲中共监狱的柔性音乐和人性化管理,无视中国人权纪录恶化的现实”,“不惜笔墨点名表扬中共司法人员和管教”。

刘晓波的知名度比朱承志高出很多,舆论对刘晓波的关注远远多于朱承志。若朱承志所说属实,则北京当局善待刘晓波,又为什么不可能呢?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是否也认为朱承志是在“美化中共”呢?若他们不同样批评朱承志,则是选择性失明,他们对刘晓波的批评完全站不住脚。

选择性失明是指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故意对一些信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持选择性失明态度的人的说理往往是带有偏见的、片面的。选择性失明是说服别人的大忌,也往往是歪曲事实指鹿为马者惯用的伎俩。因此,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的人们,成为遭世人鄙弃的笑柄,是必然的结果。

实际上,那些批评刘晓波“美化中共”的人们,对刘晓波更为不满的是刘晓波所称的“我没有敌人”的观点。现在我们做不到请刘晓波详细论述“我没有敌人”的具体含义,每个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解读。而代表着人类主流价值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全球最高奖项,则在刘晓波的颁奖典礼上专门安排宣读《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的议程,足以说明刘晓波的这个观点得到人类主流价值的充分肯定。

2013年2月14日于北京

《零八宪章》月刊

2013-02-10

王金波:从吴昌龙到刘霞——几个人权灾难受害者的蛇年春节

2月8日突然传来一个特大喜讯:吴昌龙回家了!

吴昌龙是福建省福清市人。2001年6月24日,中共福清市纪委门前传达室发生爆炸案,该单位司机吴章雄当场炸死。7月27日,吴昌龙被福清市公安局认定为该案犯罪嫌疑人并被秘密拘捕,经刑讯逼供后被福州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但该案因被福建省高级法院认定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重审”,经几次开庭审理后一直没有结案,吴昌龙被超期羁押在看守所11年多。吴昌龙的姐姐吴华英坚信弟弟无罪,多次协助吴昌龙申冤,引发国内外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关注,并有众多网友声援和多名律师介入支持。吴华英也因此关注其他人权案件,并因帮助别人维权于2010年被构陷入狱1年(即著名的福建“三网民案”),引发在中国民间抗争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416”围观事件。2013年2月7日,吴昌龙突然被警方变更强制措施,改为监视居住回家过年。至此,失去人身自由11年6个月11天的吴昌龙得以同亲人团聚,一起过年。

这天还传来一个好消息: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退休教师姚宝华被取保候审获释。姚宝华从2004年起帮助村民进行土地维权,因得罪地方当局被刑事拘留4次、劳动教养1年3个月。2012年12月29日姚宝华被以“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刑事拘留,在外界强烈关注下于2013年2月6日取保候审获释回家过年。

次日(2月9日)接连传来两个好消息。一个是上海维权人士毛恒凤于8日回到家中。毛恒凤因上访于2012年10月被处劳教1年半,今年1月被劳教所以毛恒凤患高血压为由拒收,终被释放回家过年。

另一个是湖南武冈维权人士肖勇9日早上被劳教所以“所外执行”名义释放回家过年。肖勇因关注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自杀”案等,于2012年7月被处1年半劳教。

此前的2月1日,因关注李旺阳“自杀”案而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并起诉的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被以“监视居住”名义释放回家过年。

虽然8日仍传来四川南充网友程爱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的消息,但总的说最近还是恢复人身自由、同亲人一起过年的案例更多——尽管这种人身自由是有限的,也比此前强多了,因为现在至少能同外界通过电话、网络等渠道进行联系了。

但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现状仍不明朗。刘霞失去人身自由已逾两年4个月。这其中的两个春节,估计可能是她跟父母一起过的。但刘霞一直不能通过电话、网络等渠道跟外界联系。而别人要想去拜访她,也几乎不可能。除了去年12月有外媒记者和刘霞的朋友两次突破封锁闯进刘霞家中跟刘霞短暂接触外,其他人顶多是在楼下同住在五楼的刘霞简短说几句话。据记者和刘霞的朋友观察,刘霞的精神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若不能尽快恢复同社会的正常接触,有可能导致焦虑、不安全感、失眠、烦躁、敏感、多疑,产生沟通障碍和语言障碍,甚至会出现精神病性症状。

此前,曾有陈光诚、冯正虎等人被地方当局非法拘禁。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在服完4年3个月的刑期后,自2010年9月出狱当日即被软禁在家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且被禁止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母亲外)。2012年4月,陈光诚越墙出逃,一个月后全家赴美国学习和生活,终于获得完全的人身自由。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自2012年2月起被软禁在家,但同外界的联系并没完全中断,除了能在家里的窗子跟人打招呼外,还经常能打电话和上网。2012年11月底,软禁终于撤销。

此外,2012年6月李旺阳“自杀”后,其妹李旺玲夫妇同外界的联系中断。但今年1月底外地维权人士到李旺玲家见到李旺玲夫妇,李家门外并无看守人员,后来才有警方前来。因此,李旺玲夫妇同外界的联系渠道,并没被完全切断,甚至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他们是迫于地方当局的压力才没主动同外界联系。

在被外界所知的以上几个案例中,只有陈光诚与刘霞是被禁止同外界的一切联系的,且有人24小时看守。现在,只剩刘霞一人。

我不知道刘霞这个年是怎么过的。我想起了2005年2月8日,我在狱中的最后一个除夕,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华做的采访报道《新年专稿:一群没有新年的中国人》。报道中有我父亲接受采访的录音。我父亲的痛苦,和背景音乐的伤感,让我每次听到都心灵震颤。2007年我在北京过第一个春节,在一个朋友家里再次听到两年前的这则报道,正在吃饭的我禁不住泪如雨下。

刘霞当然不是在监狱里。但她是被迫一个人独处,从某种角度讲,更类似于监狱里的禁闭,因而更加残酷。胡佳说,原来那个活泼开朗的刘霞不见了,从走路的姿势看,刘霞变成了一个老太太。我越来越怀疑,当局是想通过逼疯刘霞的围魏救赵策略,逼迫刘晓波低头。

今天,外媒记者冯三七(@feng37)和网友公民小彪(@oubiaofeng)在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征集游客在刘晓波、刘霞大图上签名拜年,并派发近百张刘晓波、刘霞钱包小图,图上有刘霞家地址。

在去年12月接连两次被人突破封锁面见刘霞后,当局加紧了对刘霞的封锁。刘霞这个年,恐怕是充满了更多的紧张、恐惧。

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居民陈庆霞被当地政府非法拘禁三年后,三名涉案官员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刘霞被非法拘禁两年多了,涉案官员更应被追究责任啊。因为,毕竟中国政府信誓旦旦向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声称“没有针对刘霞的任何法律强制手段”。

被羁押11年多的吴昌龙都能回到家里向全世界拜年,刘霞为什么就不能?非法拘禁陈庆霞的官员都被免职并立案调查了,非法拘禁刘霞的官员为什么还逍遥法外?

2013年2月10日,蛇年春节,于北京

补:2013年2月11日,四川网友程爱华被南充警方拘留四天半后获释回家。

【民主中国】2/16/2013

王金波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