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29

王金波:农村基层选举中民选村长的遭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简称《村委会组织法》)在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后施行,2010年曾做过一次修订。根据该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委会的性质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这些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就是人们常说的村官、村干部。其中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人们习惯上称为村长、副村长。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这些法律条文并未落到实处,农村村委会选举形势严峻。

一、选举的主要概况

1、村民选举被上级政府操纵。

这里说的上级政府,是指乡镇一级党委、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以及更高级别的党委、政府等。《村委会组织法》第五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显然村民自治的地位要高于上级政府的指导,但在现实中,由于从上到下实行的政绩考察指标和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战略,乡镇政府有充分的动机去干预村委会的选举及其日常工作,从而让自己放心的人当选,或者让对自己不那么俯首帖耳的村干部无法开展工作。现实中乡镇党委和政府干预候选人产生、选举过程乃至选后工作的例子比比皆是。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二条,“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由主任和委员组成,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但在现实中,从村民选举委员会(简称村选委会)的推选到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的选举,通常都有上级政府在施加影响、甚至完全操纵。比如2010年初钱云会出狱前,镇政府曾试图组织选举,以免钱云会出狱后参选而再次当选。答孝宁在当选后,街道办事处拒不宣布选举结果,致使答孝宁无法上任。山东省莱州市政府换届选举工作组在石柱栏村党员会上公然说“上访人员没有被选举权”。而最典型的则是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霞阳村,上级政府操纵确定的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应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45周岁以下;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应具有村‘两委’[既在村委会工作过又在村党支部工作过]工作经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上届班子成员女满52岁、男满57岁不作为候选人。若不符合条件的对象被提名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经核实取消其初步候选人资格。”)公然违反《村委会组织法》。

多数情况下,选举是被上级政府通过本村有势力的村干部或附近的黑恶势力操纵。比如李胜在2003年第二次参选时,遭到村办企业负责人、后来的村党支部书记李刘用的破坏,选举中断,且此后5年多没举行村委会选举。2009年1月,李刘用再次在镇党委书记的支持下破坏选举,并在4个月后操纵选举自己当上村委会主任。岳永进当选后,被上级政府阻挠而得不到聘书和村公章,甚至被村党支部书记殴打致残,后来上级政府和村党支部书记公开用公款贿赂选民,采用威胁﹑恫吓和伪造选票等手段让曾有犯罪前科的张富强当上村委会主任。

因此,村委会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性质,大打折扣。

2、带领村民维权的村委会主任,多数是在村民权益受到侵害的背景下当选的。

在钱云会、李胜、陈云华、岳永进、董长民、余兰芳、许坤、答孝宁、翁金祥、邱佃江、张玉玺、甄树清、曾某、林祖銮、杨色茂等人当选村官之前,村民权益已受到侵害。村民选举这些人当村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也有例外。范长贵任村干部45年,曾多次辞职而不被上级允许,2010年却被上级非法停职。

村民权益受到的侵害,主要有本村村官非法卖地和占地、侵吞集体财产和国家拨款、豆腐渣工程、财务不公开,外来征地和强拆及补偿、霸占本村土地,上级政府滥收费等方面。

3、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主任,在带领村民坚持维权之后,多数在村民中形成很好的口碑。

钱云会在因车祸去世后,很多村民认为这是一起谋杀,就是源于钱云会在村民中形成的良好口碑。而钱云会死后,很多村民认为钱云会领导的维权抗争也就失败了。李胜在第一次当选村委会主任后曾因支持村民维权被判刑,出狱后在第二次选举中得票率仍最高。陈云华在出狱后被村民推举为村民代表继续上访。

4、带领村民维权的村委会主任,多数很快被被撤职、停职或架空,或者被阻挠上任,甚至被以抓捕的方式被实际停职。

董长民因被市政府文件宣布选举无效而不再履行职务。余兰芳在本村党员干部会上被乡党委书记、县司法局局长宣布停职反省。翁金祥被镇党委书记宣布停职。李振堂被街道办事处宣布撤职、停薪。邱佃江被镇党委指派的“临时负责人”接管全部工作,名义上保留职务。范长贵被乡党委指派的该村“第一党组织书记兼村主任”宣布免职。钱云会、李胜、陈云华、许坤因入狱被实际停职。答孝宁当选后一直未能上任。

当选并实际履行职务的时间是:钱云会2个月,余兰芳3个月,邱佃江7个月,李胜、董长民不到1年,陈云华约1年半,许坤1年8个月,翁金祥约4年。

5、村委会主任在当选后,有的被拘留、判刑、劳教,比如钱云会当选后曾三次入狱、两次判刑,李胜、陈云华两次入狱。村委会主任及其亲属和支持者被殴打的情况屡见不鲜。

二、选举的程序

1、村选委会的产生

《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由主任和委员组成,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被提名为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应当退出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退出村民选举委员会或者因其他原因出缺的,按照原推选结果依次递补,也可以另行推选。”

根据该条款,村委会选举的主持者只是村选委会,其他个人和组织无权干涉选举。因此,村选委会的产生至关重要。但该法对村选委会的产生办法规定得很笼统,只是说“由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而举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各村民小组会议的具体程序,却没有规定。并且,在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各村民小组会议三种方式中,什么情况下采用哪一种,也没有规定。这就给操纵选举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例如,河北省武安市格村原有56名村民代表,2008年12月村党支部书记李刘用下令撤掉23名村民代表、新增43名村民代表,次日李刘用操纵村民代表会议推选出村选委会。而根据《河北省关于第八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意见》,“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一般由村委会主持。没有村委会的村,由乡、民族乡、镇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领导机构直接组织该村推选产生村民选举委员会。”因此格村选委会的产生完全是非法的。广东乌坎村在引发激烈的官民冲突和媒体聚焦之后,村选委会的推选实现了完全的自治,由全村村民一人一票、无候选人直接选举产生。

2、选民的确定

《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三条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村民委员会选举前,应当对下列人员进行登记,列入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一)户籍在本村并且在本村居住的村民;(二)户籍在本村,不在本村居住,本人表示参加选举的村民;(三)户籍不在本村,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本人申请参加选举,并且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参加选举的公民。已在户籍所在村或者居住村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不得再参加其他地方村民委员会的选举。”

选民的资格虽有明确规定,但有时会引发严重分歧。李胜虽然户籍已迁出格村,但他是格村人,且在格村居住年限已达标准,所以尽管村党支部书记认为李胜不具选民资格,但省民政厅三次批示认可李胜具选民资格。董长民获选村委会主任以后,被前主任崔喜春的女儿崔艳丽等人举报选举不合法,其中一个理由是已参加投票的该村小学教师佟亚英户口已迁出该村,不具选民资格。

3、候选人的确定

《村委会组织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选举村民委员会,由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村民提名候选人,应当从全体村民利益出发,推荐奉公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热心公益、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的村民为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组织候选人与村民见面,由候选人介绍履行职责的设想,回答村民提出的问题。”

在具体操作中,候选人往往由村党支部书记或上级政府通过村党支部提出。不配合他们的村民,往往被千方百计排斥掉候选人资格。比如,尽管邯郸市人大、武安市人大、武安市民政局和午汲镇镇长已确认李胜的选民资格,但午汲镇党委书记拒绝承认李胜的选民资格和候选人资格。后来在选举候选人时,投票结束后,李刘用指使唱票人,只要是选李胜的选票,全部不唱票、计票。而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党支部书记杨元友为谋求连任,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把持该村村民代表会议强行规定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是:“应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45周岁以下;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应具有村‘两委’(即在村委会工作过又在村党支部工作过)工作经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上届班子成员女满52岁、男满57岁不作为候选人。若不符合条件的对象被提名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经核实取消其初步候选人资格。”而且,该村的候选人提名竟实行等额原则。山东省莱州市政府换届选举工作组则在石柱栏村党员会上称“上访人员没有被选举权”。2012年2月广东乌坎村村委会成员23位候选人全部由自荐产生。

4、村选委会对选举的主持

虽然《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选举的主持者只是村选委会,但选举的具体过程多数由上级政府或本村党组织实际主持和操纵,甚至有时候上级政府完全抛开村选委会直接下命令。2010年,为防止即将出狱的钱云会再次当选村委会主任,蒲歧镇政府强行组织村委会选举,只是因多数村民退选、罢选而流产。2009年5月在武安市格村选举中,镇选委会完全无视村选委会的存在,把选民证和选票直接交给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李刘用分发。广东乌坎村2012年3月的选举是完全由村选委会主持的。

5、写票、投票、计票、公布选举结果

《村民组织法》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公开计票的方法,选举结果应当当场公布。选举时,应当设立秘密写票处。”在实际选举过程中,写票、投票、计票、公布选举结果几个环节,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例子比比皆是。

2004年沈阳市张良堡村选举,上级政府和村党支部书记通过以死人、精神病人、痴呆病人的名义投票等手段让曾有犯罪前科的张富强当上村委会主任。

格村2009年选举时,全村选民2500多人,只有300多名选民拿到选票,其他2200张选票全由李刘用安排人私自填写、秘密计票,不准选民接近观看。

2011年西安高桥村选举时,村民投票结束后,村选委会又搬出票箱,让一些外来务工人员投票。而这些人本没有该村户口,也没办理选民登记手续,因而没有选举权。后经查证,非本村选民得到选民证和选票的有229人,其中已投票的有120人。村民代表金孝荣称,村民都必须出示户口本或身份证才能进入会场拿到选民证、选票进行投票,而这些外来务工人员什么也没有却能参与投票。这是因为前村长李刚明怕自己票少而临时从劳务市场找人充数。下午当场唱票,参加投票的村民总数为3184人,村民答孝宁获选票最多并且过半,为1629票,李刚明得票1370票。但此选举结果几个月后也没公布。

辽宁省小漩村2007年4月选举时,唱票临近尾声,还有70多张票未唱,董长民的票数还差4张就将过半,村党支部书记崔喜春的两个外甥将已唱过的部分选票撕碎,并将计票板上的计票结果擦掉。

而更有甚者,有时候选举过程会被迫中断。格村举行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当选票统计李胜过半数时,李刘用指使人切断会场的电源,向会场投掷燃放鞭炮,然后毁坏票箱、选票,选举中断。后来该村接近6年没再举行过村委会选举。

广东乌坎村2012年3月的选举过程,均符合法律有关规定。

三、选举的公开性、透明度,即外界对选举的监督和采访

通常选举时上级政府都会派人到场,名为指导、监督,实为操纵选举。比如2011年西安高桥村选举时,街道办事处主任韩锁成、党工委副书记兼选举指导小组成员杨亚妮尽管带着一百多名警察、保安在现场督导选举的,但对李刚明纠集无选举资格的人员进场投票、不当场宣布选举结果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独立的媒体监督缺位。比如2007年厦门市海沧区霞阳村选举时,来自北京的记者被禁止进入会场采访。

广东乌坎村2012年3月的选举,有外村村民、大批记者、各省访民和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主管人权事务的副领事包德宝到场参观、采访。

四、选举后的情况

因给村民维权而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在当选后,有些因不被上级政府认可而没有上任,比如答孝宁;有些不被认可并被阻拦正常工作,比如余兰芳、翁金祥;有些不被认可但实际上行使了职能、开始了正常工作,比如岳永进;有些被认可并正常工作,比如李胜、董长民、许坤、邱佃江、张玉玺。但这些人大多很快被架空、停职、撤职,甚至拘留、劳教、判刑。

而村民们维权的目的,则几乎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有时候甚至受到更多的权益侵害。比如从钱云会当选村委会主任到遭遇车祸的6年时间,问题“丝毫没有进展”,僵局越陷越深。河北省格村、温州市灯塔村、沈阳市张良堡村、西安市高桥村、福建省凤迹村、唐山市三里屯村、厦门市霞阳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广东省乌坎村的问题则开始解决。

结语

虽然广东省乌坎村的2012年村委会选举进行得很规范,但这只是一个特例,不具标本意义。总起来讲,中国的农村基层村民自治制度极不健全,自治程度极低,村委会选举大多只是贯彻上级意图的形式,即使偶有拂逆上级意图的候选人当选村官,上级政府总有办法排斥他们,继续贯彻自己的意图。替村民维权、不配合上级意图的村官们,在当选后工作困难重重,多数很快被迫离开职务,甚至本人和家人被殴打、判刑。中国农村基层自治要想落在实处,必须消除上级政府干预村民选举的冲动和机制,而在中国,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2012年7月31日初稿,11月19日~12月29日修改,北京


附:

案例1:钱云会,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村委会主任。

妻子:王招燕。儿子:钱成旭。村民:王立权。

2004年,浙江省重点建设工程浙能乐清电厂工程开始征地,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将被征用146公顷土地,获得各类征迁安置补偿费3800万元,村民人均1万元左右。村民们拒绝接受,并很快形成以钱云会为首的七人核心维权团队。这七人代表村民向政府提出要“将安置补偿费提高到人均10万元”。寨桥村村民自发筹资,由钱云会负责前往北京上访。4月,钱云会在上访途中被抓捕,并于2005年3月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一年半、缓刑两年。钱云会回家那天,获得“英雄凯旋”般的待遇。

4月,钱云会当选新一届村委会主任。当时寨桥村以海选方式进行选举,钱云会的竞选口号是“反腐败、告贪官、为民众”,向村民许诺“能够为村民争取到每人1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在第一轮投票中,钱云会获得全村2500张左右选票中的2200多票。当时钱云会处于缓刑期间。蒲岐镇政府就“这个特殊的事情”请示市政府。寨桥村在两天后再次投票,钱云会以2300多票当选。在当地政府的默认下,钱云会正式当选村委会主任。

但上任不足两个月,钱云会第二次入狱。按照乐清市公安局的解释,事情缘由是:“2005年7月,钱云会在缓刑期间,仍然聚众阻挠浙能乐清电厂正常施工、殴打施工人员、破坏施工设施”。2006年4月,法院裁定撤销缓刑,收监执行。

钱云会的第三次入狱是2008年11月。乐清市法院以“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处钱云会有期徒刑两年、罚金5万元;以相同罪名判处另一名村委会成员王立权有期徒刑一年半、罚金4万元。

选举前村民面临的问题是:各类征迁安置补偿费太少。钱云会竞选时承诺解决这个问题,即争取到更多的补偿费。2005年钱云会当选并上任两个月后即入狱,因此实际履行村委会主任职务只有两个月,并未兑现竞选承诺。但这不妨碍他在村民中的威信,反而因六年中矢志不移的上访历程而威信日隆。

2010年4月,媒体曾刊登过《乐清蒲歧镇寨桥村选举代表村民“被同意”》的报道。此前蒲岐镇政府曾试图组织村委会选举,但因钱云会未出狱不能参选,村民纷纷退选、罢选,导致选举流产。而政府干涉选举,正是因害怕钱云会出狱后,村民继续选他当村主任。

寨桥村村民们坚持上访,并提出该征地项目种种“违规问题”,但六年来“丝毫没有进展”。僵局越陷越深,村民并未拿到原先的1万元安置补偿费,政府也未对“将安置补偿费提高到10万元”的要求作出任何承诺。

2010年12月25日,钱云会死于车祸,引起海内外强烈关注。


案例2:李胜,河北省武安市午汲镇格村村委会主任。

妻子:张静。

2000年3月,李胜在村民们的支持下当选为河北省武安市午汲镇格村村委会主任。李胜曾在四个大学读过书,当过老师、警察。李胜虽然户口不在格村,但他是格村人,且选举结果经省民政厅核准有效。在参选过程中,李胜遭到原村干部的打击,被他们雇人殴打成轻伤。李胜上任后,发现村里诸多财务问题,因此上报到上级政府,武安市纪委查出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会计及村办企业“矿产品加工厂”负责人李刘用共贪污公款七千多万元,并对他们进行了刑事处罚。但李胜和村民们多次遭到打击报复,村委会公章也曾一度被抢走。2001年1月,400多名村民到武安市委上访,要求惩罚凶手,惩处贪官。2月,4名村民和未参加上访的李胜被警方抓捕。随后4名村民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被分别判刑5至10个月。警方伪造证据,将李胜判刑10个月。

2003年9月,该村举行第七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当选票统计李胜过半数时,李刘用指使人切断会场的电源,向会场投掷燃放鞭炮,然后毁坏票箱、选票,选举中断。后来选举没有再举行。2006年5月,李刘用任村党支部书记,继续抵制村委会选举。

2008年12月,李刘用以党支部名义撤换村民代表,并任选委会主任,拒绝发选民证给李胜。邯郸市人大和武安市人大确认李胜的选民资格。武安市民政局副局长杨建元、基层政权科科长李杰明到午汲镇和镇长黄利斌安排了李胜的选民资格。但午汲镇党委书记霍俊勇坚持不承认李胜的选民资格,支持李刘用不给李胜发放选民证。2009年1月,该村举行第八届村委会换届选举候选人选举。投票结束唱票时,李刘用指使唱票人,只要是选李胜的选票,全部不唱票、计票。村民对此强烈不满,到武安市委反映。市领导安排公证处重新唱票、计票。李胜和李刘用分别以1015票、690票成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李刘用试图阻挠选举未遂。5月举行选举,格村共有2500多名选民,但只有300多名选民得到选票,其他选票均被李刘用派人私自填写。结果公布,李刘用得1600多票,当上村委会主任。

9月李胜在北京被抓,押回武安后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名行政拘留,10天后被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刑拘。其妻张静说,所指的合同是李胜1993年向村委会构买土地的合同,属合法的商业行为。


案例3:陈云华,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灯塔村村委会主任。

电话:0577-88921323。

2002年,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原南浦街道)灯塔村1402亩土地被上几届村委会主任非法低价卖光,村民一无所有,老人连最低保障都没有,村民为此上访。2007年3月,该村村民陈云华在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时被鹿城区政府派人抓捕关在看守所。随后趁陈云华家无人时,温州市工商局局长夏某下令对陈云华家的房子实施暴力强拆,甚至搜走了所有的房地产契据和其他举报材料。陈云华被无理羁押9个月后获释,2008年初在村委会选举中当选村委会主任,并继续上访。2009年7月,陈云华在村委会办公室上班时被警方抓走,后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一年半。2010年刑满释放后,陈云华不再担任村委会主任。但因问题没得到解决,他继续以村民代表身份上访,并表示要反抗到底。


案例4:岳永进,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红菱堡镇张良堡村村委会主任。

妻子:刘华。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红菱堡镇张良堡村村民岳永进2002年被村民选为村委会主任。尽管由于上级政府阻挠,岳永进没有拿到聘书和村委会印章,但还是和村民集资聘请了审计人员,对该村多年来的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查出几届村委会出卖集体土地﹑违法摊派﹑侵吞村民水电费和侵占国家拨发的救灾款等,有问题的金额高达260多万元。

2002年12月,岳永进被该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安策划殴打致三级肢体残疾。2003年4月,岳永进再次被殴打。

2004年2月,岳永进被刑事拘留22天。4月,村委会进行换届选举,区、镇两级党委、政府的官员和刘家安公开用公款贿赂选民,采用威胁﹑恫吓和伪造选票等手段让曾有犯罪前科的张富强当上村委会主任。随后新一届村官擅自出卖集体耕地,强逼村民按手印签约。村官恶行遭村民强烈抵制,全村两百多户村民联名上书,反对出卖土地,强烈要求罢免有贪污行为的刘家安和张富强。同时,岳永进被村民选为上访代表,到北京反映土地被掠夺的问题。多年来,村镇两级官员非法转卖土地上千亩,贪污土地款上千万元。

2006年2月,岳永进及其妻子刘华在北京被抓捕并被带回辽宁,随后岳永进被劳教一年半,刘华被劳教一年、院外执行。2009年8月,刘华在北京上访时被辽宁警方抓捕,随后撤销院外执行,重新劳教一年。

2010年12月刘华因上访被抓,随后岳永进也被抓。2011年1月,刘华被劳教二年。


案例5:董长民,辽宁省辽阳县小屯镇小漩村村委会主任。

董长民家属联系电话:13390496487,15241958377。

辽宁省辽阳县小屯镇小漩村原党支部书记崔喜春连任三届9年村委会主任,私自出售村里价值上千万的山产,贪污腐败,勾结黑恶势力欺压百姓。2007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因村民董长民的得票数高于崔喜春,崔喜春指使人连续破坏3次选举。6月,在第四次选举中,董长民当选村委会主任并接到了镇政府颁发的当选证书。2008年4月,镇政府突然口头宣布,根据辽阳市政府红头文件,该村2007年6月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无效。该村进入无政府状态。2008年5月,董长民状告辽阳市政府,请求撤销关于小漩村选举无效的红头文件。8月,辽阳中院认为,市政府的红头文件是信访复核意见,是指导性的,不具有强制力,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不可诉。11月,辽宁省高院认为,涉及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有关内容,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驳回上诉。董长民和村民多次上访。2011年8月,董长民被以聚众哄抢的罪名抓捕。村民维权代表吴庆超、吴志武也被抓捕。


案例6:余兰芳,女,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村委会主任。

村民:乐德胜、汪细秀、郑大火、沈新华。

2002年8月,已退休的原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村干部、县“优秀妇女干部”、“劳动模范”、“全省科技示范户”余兰芳向当地报纸反映该村小学被建成豆腐渣工程的事情。记者调查核实后,对该村小学教学楼质量问题进行了披露。余兰芳耗费所有积蓄4万多元,拿着报纸找县、市、省和国家各级多个部门、几百人次反映情况,均无结果。12月,余兰芳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当选村委会主任。村里以往的各种债务和麻烦都开始找余兰芳,而未依法当选的原村会计兼出纳拒绝交出账目和公章,余兰芳在工作中没有任何财务支配权。2003年3月,乡党委书记、县司法局局长等在该村召开党员干部会,宣布对余兰芳“停职反省”。5月,余兰芳被县公安局以“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为由行政拘留15天。其间,为搜集余兰芳“组织群众抗税”的证据,警方对该村村民乐德胜、汪细秀、郑大火及回村务农干部沈新华采访了刑讯逼供等手段。余兰芳获释后,向法院起诉该县公安局。


案例7:许坤,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咸田镇白虎头村村委会主任。

村民:张春琼、高世福、何显福、易氏英、高镇章、高世辉、蔡建月。

2008年9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银海区咸田镇白虎头村村民许坤当选村委会主任。为抵制当地政府对该村的强制拆迁,许坤和该村30多名村民代表、60余户“钉子户”,通过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诉讼、拒签拆迁协议、上访、网上发帖乃至直播、请律师团进村帮助维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方式,给当地政府找了无数“麻烦”。村党支部在上级官员的指使下以“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妨害公务”的理由将许坤开除党籍。2009年3月,村两委会决议要求许坤将村委会印章交给副主任林章海保管,而同一天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则决议印章应由许坤保管。4月,镇政府工作人员夺走许坤的公文包,抢走村公章,后来停发许坤的工资。10月村委会大楼被强拆过程中,有十余名村民被警方当场抓捕,后来其中高镇章、高世辉、蔡建月三人被刑拘。2010年5月,当地政府出动数百名警察和联防队员包围许坤的家,许坤以死抗争,当局次日被迫撤出现场。几天后许坤在北海市一家宾馆被警方拘捕。6月,许坤被当地检察院批捕,涉嫌罪名为“非法经营”。10月,当地政府的强拆行动与村民形成激烈对峙和冲突,引发媒体和舆论广泛关注,拆迁不得不暂停。2011年2月,许坤案开庭,上百名村民到法院门前支持许坤。4月,许坤被判刑4年、罚金20万元。在此前后,还有8名村民获刑:张春琼、高世福因“非法经营罪”均获刑两年、罚金15万元,何显福、易氏英、高镇章、高世辉、蔡建月因“妨害公务罪”获刑。


案例8:答孝宁,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高桥村村委会主任。

村民:秦常利、秦铁毛15529275213、李保贤、李孟学13096983934、金孝荣13002992201、李院利 15002943469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红旗街道办事处高桥村原村委会主任李刚明,1985年曾因盗窃被判刑三年,先后坐牢三次,后经营赌场、歌舞厅,手下有一帮黑恶势力。李刚明在任村委会主任时,与街道、区政府的官员勾结,霸占村里土地私自盖楼出售、非法牟利,私建垃圾场,非法出售村里土地,贪污行贿,用黑恶手段欺压村民。2011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前,李刚明因害怕落选村委会主任后事情败露,千方百计与上级官员合谋保住职位,并用公款收买村民,许诺村民投他票可得1200元,并要求村民在选票上签实名以便查验。11月,该村村民、农民企业家答孝宁在选举中获选票最多且过半,当选村委会主任。答孝宁答应村民,如果当选,将公开该村一切债务,清理该村资产。答孝宁在竞选时,其5人竞选班子曾受到威胁。选举后两个多月,街道办事处拒不宣布选举结果。村民们多次到街道和区、市、省政府上访,要求答孝宁上任。包括秦常利、李孟学及其儿子、李保贤在内的一些上访村民后来遭到暴力打击报复,甚至被殴打致骨折住院。村民称这是李刚明与上级政府勾结所致。参与殴打村民的有李联京、李勇、李波,以及李刚明的母亲、妻子、兄弟等十几人。


案例9:翁金祥,福建省福清市新厝镇凤迹村村委会主任。

翁金祥18965000757、蔡瑞芳15375959808、翁桂成13405933993、方金坤15985729979、翁玉忠13489985356、赖枊玉18950269766。

福建省福清市新厝镇凤迹村在2000年至2006年两届村委会期间,财务帐目从没公开,村民认为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方祖仙有重大贪污嫌疑。2007年村委会换届,村民翁金祥当选村委会主任。但上届村委会拒绝向新一届村委会移交财务账目,镇长陈军下令把账目封存在镇政府。村民们强烈要求查清前两届村委会的经济往来账目。2010年8月,村委会和党支部在镇政府查账,当场查出假账。镇党委书记陈军立即下令收起账本停止查账,威胁村民不得继续查账。2011年1月,福清市纪委到新厝镇调查案情,被陈军知晓后应付蒙骗,并开始报复村民。3月,村委会唯一的银行账户被陈军下令冻结,并威胁要把参加举报、上诉、控告的村干部全部开除。7月,福清市监察局到新厝镇查账,被陈军阻挠。随后陈军等人突然到凤迹村宣布停止翁金祥的村委会主任职务、翁桂成的党支部委员职务,以及另一个村民的计生员职务,并擅自任命了另外三个村民为村委会和党支部成员。后来翁金祥等村民开始申诉、上访。


案例10:邱佃江,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黑林镇新布地村村委会主任。

村民:邱佃元。

江苏省连云港赣榆县黑林镇新布地村由邵布地村和李布地村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近十年来有三届村委会选举失败,一直由镇党委派人负责日常村务工作。2010年12月,该村第九届村委会选举,村民邱佃江当选村委会主任。2011年初,镇党委确认了邱佃江的村委会主任身份。2011年5月,镇政府要在该村征地30亩用于筑坝护坡,邱佃江和很多村民反对。7月,镇党委指派该村村民邵泽全为“临时负责人”,全面接管邱佃江的工作。邱佃江的村委会主任职务名义上仍保留,但被要求“跟班学习”,且不被允许过问村里的一切村务工作、包括账目,甚至连村委会办公室也不被允许进入。


案例11:范长贵,河南省固始县赵岗乡窑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手机:15037674478。

河南省固始县赵岗乡窑北村村民范长贵1965年起开始担任村干部,后来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因农民负担过重,范长贵对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的很多做法非常反感,多次想辞职,但因其在该村有威信,受到村民的一致拥戴,所以乡里领导也支持,就一直干下去。但从2008年起,因乡里滥摊派“社会抚养费”,范长贵2008和2009两年向别人借钱后垫付近8万元给乡里,但乡里并没及时返还,所以范长贵2010年起不再垫付,从而与乡党委书记祝文娟发生矛盾。2010年上半年,祝文娟委派信阳市下派干部陈立凯任该村“第一党组织书记兼村主任”。7月,县联合调查组到该村动员村民检举揭发范长贵,并威胁范长贵辞职,范长贵不为所动。9月,乡党委召集该村村民程家发、程家里、张植亮、杨成友等人到乡政府开会,陈立凯对这几个人宣布范长贵不再任该村党支部支书兼村主任,由陈立凯接任,原村委会公章作废。但因陈立凯等人得不到多数村民的支持,无法进行管理。祝文娟继续威胁范长贵。2011年3月,几个警察闯入范长贵家以抓赌名义到范长贵家乱翻一通。该县联合调查组查了多年的账目,均未发现范长贵的经济问题。范长贵继续为被非法停职一事上访。


案例12:李振堂,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东屿村村委会主任。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东屿村4000多村民赖以生存的几千亩滩涂和200亩自留地被该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干部勾结区、镇两级官员强行征用,该村村委会主任李振堂因替村民维权被强行撤职、停薪,有村民被抓捕、关押、软禁。2010年5月,街道办事处的官员和派出所警察拿走村委会公章,致使村委会工作陷入停顿。


案例13:张玉玺,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栏村村委会主任。

山东省莱州市平里店镇石柱栏村有57.97亩土地,被当地一位有后台背景的村民张福新霸占不还,导致村民缺少耕地,生活困难。2009年12月,该村村民张玉玺当选村委会主任,开始向法院起诉张福新。2010年10月,莱州市法院一审判决张福新归还57.97亩土地。张玉玺认为判决不公正,因为还有土地上的八间房子和机井没有附上要归还,所以继续上诉,并开始和村民到北京上访。2011年4月,莱州市政府派换届选举工作组进入该村,在党员会上威胁党员说:“上访人员没有被选举权。”5月,烟台市中级法院维持原判。按照执行程序,最迟在2011年6月莱州市法院就应执行完毕,将张福新强占的57.97亩土地归还给石柱栏村委。但一年之后,莱州市法院仍没执行。张玉玺代表石柱栏村村委多次向莱州市法院申请要求执行,被置之不理。张玉玺由于上访曾被关押,其间恰逢其妻做手术,因无人照顾而落下病根。张玉玺的哥哥也曾受株连被带上手铐关押。


案例14:甄树清,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乡三里屯村村委会副主任、村民理财小组组长。

甄树清:0315-3232058,13784648569。

村民:刘泽普、刘玉华、李向申、梁庆凤、白明利、韩素芝、刘子详、王守成、刘术柏、范国珍、刘福权、刘淑桦、梁浩成。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乡三里屯村从1987年起村务和财务从没公开,村民2002年起向区有关部门反映村党支部书记刘广明、村委会主任王得贵、治保主任仁士宝、会计白秀华等人侵占集体资产上千万、非法占用土地上千亩的问题,并选举该村村民甄树清为村委会副主任、理财小组组长。2003年10月,区纪委被迫通过乡纪委宣布给予刘广明、王得贵党内严重警告、仁士宝警告处分。12月,甄树清等理财小组成员正在村办公室查账时,被三里屯黑社会人员梁庆弥等人赶走。2004年5月,甄树清被黑社会人员打断右腿,报案后警方不予立案。6月,甄树清的19岁女儿甄珍被法院罔顾事实判刑3年半。


案例15: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霞阳村。

2006年6月,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霞阳村党支部书记杨元友为谋求连任,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把持该村村民代表会议强行通过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限制条件、资格条件、提名方式和提名原则。其中村委会成员候选人资格条件是:“应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在45周岁以下;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应具有村‘两委’(即在村委会工作过又在村党支部工作过)工作经历,两年以上工作经验;上届班子成员女满52岁、男满57岁不作为候选人。若不符合条件的对象被提名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经核实取消其初步候选人资格。”在7月的选举中,原村委会主任连任成功。但在记者前往采访时,被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某等人阻拦。村民们认为这次选举不符合村委会组织法,应当无效,开始上访,要求重新举行选举。


案例16:曾某,广东省吴川市大山江街道河东社区那孔村村委会主任。

1994年,正当广东省吴川市大山江街道河东社区那孔村村民准备收割稻谷的时候,大批推土机强行驶入稻田,把55637平方米待收稻谷摧毁填埋。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稻田进行抢收,却被警方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拘留15天。村民们开始上访。村民曾某在村委会选举中被选为村委会主任,继续带领村民上访。2008年,经国家信访局转发文件,吴川市委市政府和村民代表座谈,承诺解决问题。但后来一直没有落实,村民继续上访。


案例17:广东省陆丰市东海街道办事处乌坎村。

村民:林祖銮、杨色茂、薛健婉等。

因征地问题,2009年6月至2011年3月广东省陆丰市东海街道办事处乌坎村村民代表多次到陆丰市信访局、广东省信访局上访无果。9月21日,两三千名村民游行请愿,一百多名武警、特警尝试进村,与村民发生冲突,有村民受伤并被拘留,矛盾激化。陆丰市政府被迫作出承诺调查问题。村民选举产生“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13名成员(其中林祖銮任顾问,杨色茂任理事长,张德家、薛锦波、孙楚浩任副理事长),并以其为核心成员继续示威游行。理事会的职责在于监督与配合陆丰市政府的调查工作,其后召集村民发起村民大会;财务来自向村民募捐款项,每笔捐款与支出都在村内主要庙宇张贴公开。11月,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副书记陈舜意被街道办事处免职,陈舜意辞去村委会主任,陆丰市纪委对薛昌、陈舜意立案查处。约400名村民到陆丰市政府门前上访。

12月9日,汕尾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陆丰市委书记杨来发、市长邱晋雄向国内媒体通报乌坎村“9.21”事件的处置情况。同日,薛锦波、张建城、洪锐潮、庄烈宏、曾昭亮等5名村民被拘捕,“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乌坎村妇女代表联合会”被定性为非法组织并取缔。10日村民再次集会抗议,大批手持盾牌的武警和防暴警察在村口附近戒备,村民与警方一度发生冲突。11日武警强行进村被阻,双方自该天起在村口设置路障,警方检查进村人士,禁止外来车辆或粮车进入村内,乌坎村民则对一些拿不出记者证或身份可疑的人士查问,以防政府人员混入村内,但欢迎外国或香港记者进入。当天,陆丰市新闻办发布新闻称被关在看守所的薛锦波“心源性猝死”,随后引发广泛质疑。当天起,村民在村里设立薛锦波灵堂。17日,村民大会要求当局在5天内交出薛锦波尸体,否则准备到陆丰市政府游行示威。陆丰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宣布双规薛昌、陈舜意。18日,汕尾市委举行乌坎事件媒体见面会,市委书记郑雁雄提出让步方案,包括保证军警不会强行入村。随后警方采取封村、断水、断电、断粮等方式,粮车不许进入,渔港也被封锁,渔民无法出海捕鱼。19日,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召集村民大会,决定次日继续游行,要求当局释放3名被拘留代表并归还薛锦波遗体。100名年轻村民组成维安队,另500名村民作预备队。

20日,汕尾市官方代表进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向政府代表提出多项要求以换取取消游行,另给陆丰市政府5天时间交还薛锦波遗体。原定游行没有举行。晚上广东卫视播出上午在陆丰市政府召开的干部群众大会,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称群众的主要诉求合理,大多数群众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提出村内只要不再组织与政府对抗,不会进村抓人,而林祖銮和杨色茂等组织者用实际行动悔过自首和争取立功,政府可考虑从宽处理,不抓捕。晚上8时,陆丰市警方与村民双方筑起的路障均撤除。晚上11时,林祖銮召开记者会称次日早上9时与朱明国会面,决定原定12月21日的示威游行取消,村民连日来集会游行告一段落。

21日,林祖銮与朱明国、郑雁雄在陆丰市信访办公室会面。郑雁雄口头承诺,同意为薛锦波再次进行死因鉴定;两天内释放被扣押的3名村民,承认临时代表理事会,不秋后算帐。林祖銮对会面结果感到满意。当天乌坎村召开村民大会,宣布取消原先定于下午的游行,并撤掉村内的横幅标语,恢复乌坎村的生产和生活。晚上,省工作组进入乌坎村时受村民夹道欢迎。

22日,郑雁雄、陆丰市委书记杨来发、副书记邱晋雄等陪同朱明国进村与林祖銮在办公室会谈,受数百村民欢迎。当天开始,被捕村民陆续获释回家。

2012年1月,乌坎村召开党员大会,广东省委组织部副厅级组织员王叶敏宣布村党总支部正式成立,由民选代表、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顾问林祖銮任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重新选举筹备小组组长,负责领导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同时原党支部自行解散。

2月1日,村民选举委员会推选大会举行,由全村村民一人一票选出。选举采用“无候选人直接选举”办法。选委会成员不得参选村委会。当天计票完毕,次日公告选举结果,有11人当选,杨色茂为主任,孙焕松、洪天彬、张水妹为副主任,杨金朝、杨银桥、李炎森、蔡义涛、吴炳枝、卢本秋、庄汉深为委员。11日,村民代表选举如期完成,产生7个村民小组的109名村民代表。

14日,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汕尾市委副书记兼代市长邱晋雄、陆丰市委书记杨来发等人进乌坎村,与村党总支书记林祖銮闭门会议,商讨交还薛锦波遗体事宜。16日,薛锦波遗体正式归还,其家属及村民代表近百人在陆丰市永安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林祖銮致悼词。随后薛锦波遗体被火化并安葬。

29日,杨色茂因参选村委会职务,辞去选委会主任。选委会主任由副主任洪天彬接任,李炎森递补为副主任,陈炎宗递补为委员。自荐参选村主任的林祖銮、曹镇才,自荐参选副主任的薛健婉(薛锦波的女儿)、杨色茂、陈少领、洪锐潮、张德家,自荐参选委员的杨祝柳、孙文良、薛俊良、陈昌来、黄雪华、沈锦城、林宝加、陈素转、吴真、洪瑞卿、黄汉钗、张建城、魏永汉、蔡景群、庄烈宏、吴真,在戏台举行竞选演讲会,吸引大批村民在场观看。

3月3日,村委会选举早上9时至下午3时在乌坎学校举行。有外村村民、大批记者、各省访民和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主管人权事务的副领事包德宝到场参观。全村8363名已登记选民中,共6812名村民投票与委托投票,投票率81.45%。当天晚上选委会主任洪天彬公布选举结果:林祖銮以6205票当选主任,杨色茂以3609票当选副主任,其他候选人因得票均不过半数将于次日补选。薛健婉宣布退选,其候选资格由黄雪华替补。4日,补选结果是:全村8208名已登记选民中,共6185名村民投票与委托投票,投票率75.35%。洪锐潮以4196票当选副主任,庄烈宏以4115票、张建城以3168票、陈素转以3604票、孙文良以2773票当选委员。6日,7位村委会委员领到陆丰市民政局颁发的当选证。

3月,薛昌、陈舜意、原村党支部委员、村委会出纳邹钗获释回家。

4月,省纪委常委、省监察厅副厅长、省乌坎事件干部违纪违法问题专项工作小组组长曾庆荣通报,薛昌、陈舜意被开除党籍,邹钗被留党察看一年,另5名原村两委干部被给予党纪处分。汕尾市、陆丰市纪委监察局还分别对陆丰市、东海镇及基层站、所共12名干部给予了党政纪处分;另有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民主中国》2013年2月24日


2012-12-28

王金波:晓波生日,想起晓波、刘霞

今天是刘晓波的57岁生日,我想起了在监狱里面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和在监狱外面失去自由的刘霞。

“六四”镇压后,看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我一下子被刘晓波的睿智折服,并把他当成我的精神导师之一,直至今天。1998年我参加民运后,在向朋友们自我介绍时,通常这么说:“我姓王,叫王金波,王丹的王,金观涛的金,刘晓波的波。”

1999年11月,我第一次给刘晓波打电话。那时他刚结束劳教。我对刘晓波说你这三年受苦了,他说没啥,就是整天看《人民日报》。2000年我给刘晓波写了封信,里面放了篇我写的文章,请他指教。后来给他打电话,是刘霞接的,然后叫刘晓波过来,我问收到信没有,刘晓波说没有。

2005年出狱后,我决定到北京谋生。2006年春节前,在跟一个好朋友聊天时,我说在北京的异议人士中,我最渴望接触并学习的人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刘晓波。我把准备去北京的想法告诉西安的林牧老先生,他向我推荐了几个值得交往和学习的人,其中就有刘晓波。但2006年4月我来北京后的第一需求是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所以很少掺和圈里的事,打交道的朋友范围很窄,跟刘晓波也没接触。

2007年7月13日,我跟刘晓波第一次见面。那时高洪明刚出狱半个月,朋友们把他接来吃顿饭,我跟着一起见到了刘晓波。刘晓波问了我一些情况,包括我狱中绝食的事。后来跟刘晓波陆续见面。记不清哪次,我见到了刘霞。当时我跟刘晓波和刘霞都不熟悉,见了他俩都喊刘老师。

2008年元旦过后,我跟刘晓波接触开始多了起来。晚上我跟他在网上语音对话时,经常听到刘霞在旁边说话。几个月后我被迫“疏远”刘晓波,跟刘霞也没了接触。2008年11月10日,我写了篇文章请刘晓波审阅,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打交道。12月,我在老家护理父亲住院手术期间,得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抓。我返回北京后,12月27日曾打算以签署《零八宪章》的方式表达对刘晓波的支持,后被朋友劝阻。28日是刘晓波53岁生日,朋友们打算一起跟刘霞聚餐,也叫上了我,但被当局阻挠未成。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被正式逮捕。7月7日,我和刘荻、李海三人去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给刘晓波送生活费,但看守所警察说查无此人。12月初,我正式使用推特,并设置头像为“释放刘晓波”的图片。圣诞节那天,刘晓波正式获刑11年。下午五六点钟我下班后给刘霞打电话,想安慰她几句,但她当时正跟丁子霖老师等人在一起说事,没说几句就挂了。后来,我陆续把我所有的网络用户头像全部设置成“释放刘晓波”的图片,比如Gmail、Skype、Hotmail(包括MSN)、Facebook,甚至独立博客的首页。

2010年2月,我开始跟刘霞有较多的接触,并喊她霞姐。7月6日、7日,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同刘霞去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10月,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民间力量遭当局强力镇压,我受株连至今。

我跟刘晓波直接接触的时间,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多。这期间,我深深感受到了他跟别人交往时的平等人格、宽广的胸怀和对朋友高度的责任心,以及对朋友、尤其是坐过牢的年轻人的细心关怀。比如,我当时忙于跟刚认识几个月的女友——后来成为我的妻子——谈恋爱,刘晓波经常问我进展怎样了。我曾告诉刘晓波,我来北京后没参加过集体签名,他表示理解。

从我第一次跟刘晓波见面,到我跟刘霞完全失去联系,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我看到他俩对爱情的坚守几近童话。虽然刘霞表面上总是嘻嘻哈哈,整天跟狐朋狗友吃吃喝喝,但那只是她掩盖内心痛苦的假象,她把痛苦深深埋在心底,不想让别人看出。比如锦州之行,虽然她一直嘻嘻哈哈,但我除了看出她对晓波的挚爱之外,还看出了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就连“80后”顽主王仲夏都忍不住说:“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诺奖当天晚上,我们十几个人一起吃饭时,莫之许、王仲夏、刘荻和我感触最深的竟是“刘霞把能见到刘晓波看得最重要”,以至于当时在场的有些朋友不太相信。

刘霞有一次不经意间流露出了其内心痛苦。她说:“我妈一直也在困惑我到底活着还是死去。”我说:“你的灵魂,在哭。尽管你表面上永远是笑。”她说:“我不热爱这种生活,但我愿为晓波死在这里。”有这样的爱人,晓波夫复何求?在他们夫妻眼里,爱情无疑高于一切,包括诺奖。

今年12月6日,被软禁在家两年多的刘霞终于见到了外国媒体记者。视频上刘霞的痛哭让我震撼,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了不是笑着的刘霞。中国政府曾于2011年3月29日答复联合国任意羁押工作小组称,中国政府没有针对刘霞的任何法律强制手段,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既然这样,那么,只要刘霞同意,公民去刘霞家探望刘霞的权利,也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吧?

2012年12月28日,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2-12-27

王金波:我是《零八宪章》签署人——兼记我参加签名的历史

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通过短波收音机经常听到中国民运人士发起的签名活动。1999年4月我在杭州,没有手机和传呼,隔段时间用公用电话给青岛民运人士燕鹏打个电话问问好。有一天我打过去,燕鹏说山东民运人士发起为被劳教3年的济南民运人士车宏年呼吁的签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说愿意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签名。

2000年底,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发起呼吁释放王有才的签名。这个签名是向“联合国、国际奥委会、美国政府、德国政府、英国政府、法国政府及海外各华人团体、各人权组织”发出的。虽然没看到文本,但出于对胡江霞和王有才的信任,我在山东联系了7个人参加。后来得知,这个签名一共有10个省的28个人参加。当时第28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竞争正在如火如荼,还有半年就将揭晓,中国当局的恼火可想而知。

2001年初,西安林牧老先生发起《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的签名。这次签名有22个省的119人参加。我在山东联系了6个人参加。

2005年出狱后,我又参加了一些签名。当时比较热点的签名,我几乎全参加了。其中这年年底为南京异议人士杨天水的呼吁,我是发起人之一。

从2006年初开始,我不再参加签名。这是因为,我已打算去北京谋生。这是我根据经验采取的自保措施。在我2001年入狱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曾去过杭州、青岛、西安、泗阳等地。1999年我在杭州被警方扣留两次并被带回山东。2001年初我去西安打工,刚上班几天就得到陕西警方接到山东警方协查通知的消息,我被迫返回青岛。到青岛3天后我被警方扣留,当天被带回莒南,3天后获释。两会结束后我去了江苏,一个多月后接到警方四处找我的消息回到家中,两天后失去自由,经过4年零14天的炼狱回到父母身边。所以,2006年4月我来到北京后,因警方长时间没直接骚扰我,我乐得这份清静,不参加敏感活动,也不参加签名。当时有几个签名也曾出现我的名字,但我事先并不知情。2007年我认识了妻子并开始谈恋爱,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不打算参加任何签名。幸运的是,所有了解我情况的朋友,无人因此责备我。

2008年初,我见到了《零八宪章》的早期文本,但仍决定不在上面签名。这年11月,我回老家护理父亲手术。12月下旬返回北京后我陆续了解《零八宪章》发布和刘晓波被抓的情况。27日,我给《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写信说明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最终,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为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准备发表。但这天公布的第9批616人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而第二天,在跟几位朋友沟通之后,我收回了签名。当然,那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2010年7月,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同刘霞去锦州给刘晓波探监,因近距离观察了刘霞对刘晓波的爱的执着,我深受震撼,觉得应该用签署《零八宪章》的方式来表达对因发起《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的支持。于是,7月8日,我给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和xianzhang2008@aol.com写信说明我要签署《零八宪章》。7月28日,《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在《零八宪章》信息网站发布第22批联署者名单(101人),我是其中之一。由此,我成为《零八宪章》第22批签署人。

此后,我仍未参加其他签名。因此,从2006年初到现在,在接近7年的时间里,我只参加了一次签名,就是《零八宪章》。

哈维尔的一段话,被我视为座右铭:“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李慎之评论说:“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30多年来,当代中国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人们发起和组织了多次签名活动。一般来说,签名影响越大,当局越会有所收敛,其中曾有呼吁释放刘荻等签名活动导致官方被迫释放当事人的成功案例。此外,签名活动起到了拓展民间力量的作用。因此,那些冒着各种风险参加签名的人们,值得世人尊敬。

2010年,正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刘霞被软禁在家,至今已两年多。在这期间,世人发起了多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签名。就在这个月,一些中国公民发起了呼吁新任中共领导人释放刘晓波及其他政治犯的签名。135位诺贝尔奖得主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发起呼吁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签名,到今天已有39万多人参加。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仍将很少参加签名。作为一名《零八宪章》签署人,我将继续关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进展。在经历过2011年的严酷打压之后,中国的民间力量仍在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将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2年12月27日,晓波57周岁生日前夕

附:

最终,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
——为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

王金波

2008年,注定是我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对于我来说,于私于公分别发生了一喜一忧两件事。于私,喜是我终于结束了36年多的单身生涯;忧,则是年仅59岁的父亲被诊断患晚期癌症并同时做了两个大手术。于公,喜是《零八宪章》终于得以问世;忧,则是刘晓波先生第四次失去自由。

虽然此前我已听说过宪章,但我没有在上面签名的打算。我知道,是我的懦弱让我选择了逃避。我自己的承受能力太低。我家在农村,父母身体欠佳,收入微薄。我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牢狱之灾。我的个人问题还是未知数。我的经济承受能力是零。我不想再折腾了,我折腾不起了。所以两年多来,我没参加任何签名。

11月30日,一位长者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我说,我现在正在老家的医院,陪父亲做手术。依照此前的决定,我没有参加签名。

但是,我振奋。尽管我没看到宪章的最终文本,但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管是30年前民主墙运动肇始的传统民运,还是5年前崛起的维权运动,抑或体制内外各种自由派力量、反对派力量,从此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宪章运动。多年来,我和众多朋友苦思冥想终不得解的一个问题——民间力量如何形成更大的合力,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许能够因此迎刃而解。

但很快我得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入狱了。

刘晓波的名字,我在“六四”后《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中第一次听说。作为懵懂少年,深受80年代文化热影响、刚刚手抄一遍《河殇》解说词的我,一下子被“300年殖民地”这句话吸引住了。19年后,当刘晓波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吃饭时提起“300年殖民地”,一个比我稍大几岁的朋友和我不约而同脱口而出:“当年我就是被这句话吸引的。”

一个人的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这样的人数算起来没有几个,而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样的一句话,肯定被我反复咀嚼过多次,最终肯定已不仅仅是字面上那层简单的意义,而是蕴含了诸多的深层含义。

后来我很自然地参加了民运。在杭州一位朋友家里,我看到了刘晓波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真实的照片。当时,他还在狱中,第三次坐牢。几个月后刘晓波出狱,莽撞的我给他打去电话表示问候。不过,我的“问候”显得有些轻率,毕竟,他对我不了解,民运界也没几个人知道我。又过了一年,我根据杭州朋友提供的地址,冒昧给他在北京翠微路的家寄去我的一篇短文请他批评。但遗憾的是,不久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他说没有。

刘晓波这是第四次失去自由了。他不是没有机会出国。“六四”前他本来就在国外,却在屠城前回国飞蛾扑火。第一次出狱后他出国半年,警方本来希望他留在海外,但他却悄悄返回故土,警方不解地问他怎么回来了,不留在外面?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再未踏出国门一步,一直坚守民间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官权持批评的立场。这种坚守,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因为,刘晓波的思想穿透力、对信念的执着和担当的勇气,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今年年初,我跟刘晓波接触较多。有时候在网上语音,我能清晰地听到他喘息和抽烟的声音,我甚至怀疑他因抽烟过多而有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在饭桌上,我习惯于倾听他的述说,间或向他提个问题,他多是宽厚地笑笑,然后立即作出解答。欧阳小戎说,“你对他说话,他就张嘴竖起耳朵,同时微微伸头够出脖子望着你,摆出呆头呆脑的样子,仿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明白你在说什么。轮到他接嘴时,偶尔还要结巴一会。”杨宽兴说,“他没有很好的耐心,如果你当着他的面谈些罗嗦和无趣的话题,他会毫不掩饰地扭头去做其它事。在所有问题上,他都活得自然坦率,不做作。”他俩说得都不错,我都亲身领教过。比如有一两次他就没有理睬我的啰里啰唆的解释,而是转头跟别人谈起别的话题。我想,这是他之所以容易得罪人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跟他交往时间长了,哪怕是80后的年轻人,也可以跟他随便开玩笑。因为,刘晓波是个没有城府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城府”意味着成不了“事”,是个贬义词。但在我们这些人眼里,“没有城府”却是个褒义词。甚至,我能发现刘晓波时而掩抑不住的憨厚本性。

以刘晓波的资历和名望之高,对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后来者,虽然表现出过不耐烦,却从未表现出过傲慢和居高临下。据很多人说,晓波年轻时非常“狂妄”。也许,刘晓波至今保留了当年“狂妄”的一些痕迹,但是,在跟我打交道时,他从未表现出哪怕一点点。尽管,这也许是因我俩不够熟悉,也许是因他看出我的性格不习惯。这给了我这样一个印象:刘晓波能够善解人意。最起码,当我后来不得不减少跟他的接触时,他不仅没有埋怨我,而且没有忘记对我的关心,并想方设法帮我。

尽管我也认为《零八宪章》并非十全十美,比如我认为中国现在并非威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后期,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其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以至于我认为我应该在上面签名。只是,迫于承受能力的压力,我选择了逃避。现在,刘晓波再次蒙难。我还要继续逃避下去吗?

我的亲人需要我。我父母劳累了一辈子。母亲3年前撞断腿,今年冬天刚刚能够骑自行车。父亲现在一个月能发接近两千块钱工资,马上就将正式退休,却不料老天无眼,让他患上了癌症!我刚刚有了女友,在给父亲做手术前一天领到结婚证,也包含了给父亲安慰的意义。前不久我找到一份新工作,尚未上班,又被迫拖了下来。

已有那么多的签署人受到株连了。除了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和取保候审的张祖桦老师,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签署人被传唤、约谈、喝茶……如果我签了,会受到哪种待遇呢?父亲会不会受到刺激而病情加重?我岂不是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孝之子?我在监狱里给父母的每一封信都落款“不孝儿波”,正是因为我觉得我欠父母的要远远多于一般人对父母所欠的。

翻来覆去,优柔寡断。我不能作出决断:签,还是不签?

一个好友说,“刘晓波还有那么多的朋友,这些愿意和他一起承担的朋友,当这么多可交的朋友都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如何能够面对他们?如果我只知一味躲闪,我就会成为他的朋友中唯一不可交的人。”我曾经不敢把自己当成刘晓波的朋友。因为,“朋友”不仅意味着志同道合,还意味着交谊深厚。而我,跟刘晓波显然谈不上“交谊深厚”。但是,对我们这些因理想主义而联结在一起的人来说,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比“朋友”更能恰当地描述这种人际关系了。于是,以刘晓波的“朋友”自居,我也就感到释然了。

既然是“朋友”,我觉得“一味躲闪”也不符合我的本性。那么,如何才能对得起这个称谓?

7年前入狱后,我曾对警方说:“我明知你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事,但是别想从我的嘴里说出来。”7年后,我仍对警方明白地表示了我的上述立场。如果我因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而被警方传唤、约谈、喝茶或采取其他行动,我会继续这么做。

也许,今后一段时间我仍几乎不参加签名。但这次,我决定破例签上我的名字——为了《零八宪章》及其开启的新时代,为了即将迎来第7个狱中生日的刘晓波。



2008年12月27日,晓波53周岁生日前夕


2012-12-21

王金波:刘霞:荒诞世界一孤客


2010年10月6日我跟刘霞最后一次见面,距今天正好26个半月。

那天下午,我俩在玉渊潭南路9号院南门东侧的泓灏阁茶馆聊了一两个小时。虽然当时网上已有报道说晓波获诺奖的可能性很大,但她仍如平常,没心没肺地说说笑笑。7日晚上我跟她在网上语音,她仍是说说笑笑。

10月8日下午,我再次来到泓灏阁茶馆门前。当我打车在玉渊潭南路自西往东,接近9号院南门时,门前的拥挤令司机很是迷惑:这是学校还是大官住的地方,怎么这么多记者?我说,中国有个作家叫刘晓波,有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过一会儿揭晓,尽管他本人在监狱里,但他的家在这里,这些人是准备采访他的妻子的各国记者。司机说诺贝尔奖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奖啊,这个人了不起,可他为什么在监狱里呢?我说因为他写了几篇文章。司机说文字狱啊,我说是啊。因我高兴,下车时没让司机找零钱。

后来果然晓波获奖了。晚上回到家里,我在网上见不到霞姐,接连两天,谁也不知霞姐的下落。直到10日晚上20点58分,霞姐的推特(Twitter)帐号(@liuxia64)突然开始发推。没人知道这是否她本人。后来我终于跟霞姐通了话,证实那是霞姐本人,并把晓波见到霞姐后说的“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的话发到推特上。那天晚上霞姐已被软禁,警方已警告她不能见媒体不能见朋友,但她仍渴望见到朋友和记者。这里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因那晚下雨,霞姐跟我说千万不要让记者冒雨等着见她。当时她想不到的是,两年后,还是有美联社和明报等媒体的记者通过多次尝试、包括蹲守的方式跟她直接见上了面、对上了话。

后来我在网上又跟霞姐聊过几次,最后一次是18日。当时我的感觉是,霞姐的说笑越来越少,后来就显得有些着急了。21日,我最后一次见霞姐上线,没一会儿她就下线,跟我没说话。此后,我跟霞姐完全失去联系,再也没有她的直接消息。


霞姐写电子邮件时,因打字技术太差经常使用同音的错别字,很是搞笑。她很少落款,有一次落了“虾姐”两字。其实晓波的MSN昵称就是“虾米”,甚至在自由中国论坛还有个叫“虾米”的马甲——“虾”是“霞”的谐音。晓波最初使用的国内信箱就是霞姐的名字——用霞姐的话说,晓波一直在使用她的名义上网。而更可笑的是霞姐有一次用了“瞎姐”两字。我问她到底是“霞姐”、“虾姐”还是“瞎姐”,于是她改口自称“笨人”。

其实霞姐讨厌电脑和上网。她是在晓波被抓以后开始经常使用电脑和网络的。就是说,为了晓波,她被迫跟她讨厌的事情打交道。但我想不到的是,霞姐告诉我,是她教晓波上网的。那还是在晓波上次三年劳教期间,就有朋友送给霞姐电脑,并教会霞姐上网,而晓波出狱后霞姐又教晓波上网。晓波学会上网并离不开电脑以后,霞姐就很少使用电脑了,就是偶尔上网也只是收发邮件。霞姐跟我说,等晓波回家后,她就不用上网,什么也不干了——痴情的女子!晓波是她的依赖,有了晓波就有了一切。

2010年7月6日,在锦州监狱外面,警察问霞姐你老公是干嘛的,霞姐说是个傻博士。在霞姐眼里,“傻”是晓波的第一关键词。早在《零八宪章》发布之前,霞姐就凭她多年的生活经验敏锐地感觉到,晓波将因此再次坐牢,而她,将不得不再次奔波于探监的路上。后来这一切都被证实,也再次证明了晓波的“傻”。

我在《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我的一生——〈狱中书信集(致父母)〉序》中说:“活着,首先面对的是亲人。”当时我没结婚,所以“父母是我最重要的亲人”。而作为已结婚的人来说,丈夫或妻子成为跟父母同样重要的亲人。对于母亲已去世、父亲不理解自己的晓波来说,霞姐是最重要的亲人。霞姐跟我说过,她和晓波互为信仰。在锦州,为了能见到晓波,她被迫写了保证书不再拍照——只要能见到晓波,这些委屈她都能忍受。

看到霞姐这样煎熬,有一次我在泓灏阁茶馆单独跟霞姐见面时忍不住说,你们出国吧。霞姐脸色一变,说我们不出国。也由此,我知道他们夫妻俩的爱情故事,将上演世上独一无二的悲情一幕。


坐牢的是晓波,受株连的人很多,但用全部生活来承受这个痛苦的,只有霞姐一个人——不管跟晓波关系多么好的朋友,也不可能替代。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比如我吧,虽然跟晓波霞姐交往时间不长,但毕竟跟他俩都曾有过一段时间较频繁的接触,其中霞姐曾称呼我是她的兄弟。但在诺奖带来的一系列压力面前,我退缩了——我有着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首先就是我身患晚期癌症的父亲在2010年10月23日得到全国乌云密布的消息后叹着气跟我说:“你千万别出事,你一出事我就完了。”所以,好长一段时间,我很少公开提及晓波霞姐。

但,今年12月6日美联社公布霞姐的视频和照片后,我愤怒了。

霞姐的没心没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形象永远是说说笑笑。跟绝大多数入狱者家属的悲情(我父母当时就是这样悲情)不同,她是一个整天嘻嘻哈哈跟狐朋狗友吃吃喝喝的酒肉之徒,不管老公是否在监狱。另一方面,她近乎与世隔绝两年多,这种后果是她当时没想到的,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所以,12月6日见到记者,她率性大哭,没有装模作样。她那种委屈的大哭,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但若非委屈到极点,霞姐不会那样嚎啕大哭。所以,我打破沉默,为霞姐写下这篇短文。

霞姐对记者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么荒诞的一个地方。太荒诞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在情感上对刘晓波获奖的后果做好了准备的人。但他得奖之后,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一得奖我就没办法离开我家。太荒诞了。我觉得卡夫卡都写不出比这更荒诞、更不可思议的东西。”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一个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荒诞世界。

晓波在监狱外面的时候,霞姐不爱名不爱利不爱钱,爱的就是晓波这个人,所以在爱名爱利爱钱的滚滚红尘之中是一孤客。晓波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霞姐更是一个孤客。除了心灵深处的孤独,现在连外在的躯体也孤独了。

但是,朋友们从没停止对霞姐的惦念。这个周末,北京将迎来今冬最寒冷的日子。今天是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刘荻说,世界末日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开始。我相信,霞姐获得自由的日子,不远了,霞姐跟晓波团聚的日子,也没多久了。

2012年12月21日,于世界末日中的北京

2012年12月23日发表于香港《明报》

http://goo.gl/UTDFS





2012-12-10

王金波:一面旗帜:《零八宪章》;一个精神领袖:刘晓波——纪念《零八宪章》发布四周年暨近四年中国国内民间异议生态掠影

仅在北京就动用140万安保人员“保卫”的中共18大,在举世瞩目的喧嚣声中结束了。而上一次中共党代会,即2007年秋天的中共17大前后,就有人对中国的民间力量的旗帜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并且很快有一份温和的政治改革文本在北京的异议知识分子中间流传,这就是《零八宪章》的前身。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中国当局的政权合法性几乎降为零。后来中国当局通过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赢回了部分政权合法性,其体现主要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民间仍未形成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力量。而不计成本的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当局政权的合法性,使得中国当局对内对外的自信达到空前。

但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8日,已经讨论定稿的《零八宪章》由一批民间人士发布。在正式发布前夕,中国当局抢先抓捕了其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零八宪章》的发布和刘晓波的被抓激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国际社会纷纷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并尊重《零八宪章》所表达的普世价值。但是,一年之后的2009年底,中国当局还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刘晓波判刑11年。刘晓波案的开庭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很多驻华外交官和外媒记者到现场要求旁听被拒,并有大量中国异议人士和网友前往围观。而《零八宪章》,也正式成为凝聚最多中国民间力量的旗帜。

对刘晓波的重判不仅没能吓住民间力量,反而随后在2010年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其中以福建“416围观事件”为代表。因在网上发帖关注严晓铃被轮奸致死案,福建网友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被当局逮捕并准备判刑。2010年4月16日第三次开庭时,王荔蕻、张辉等上百名各地网友陆续赶到福州,利用温家宝的口号同当地警方进行了巧妙的周旋,最终成功进行了街头抗议活动,而无一人当场被正式抓捕。即使一年多以后王荔蕻被以此为借口判刑9个月,其直接原因也与此无关。所以说,不仅这次街头抗议活动的参加者当时无人被直接正式抓捕,就是事后也无人以此为直接原因被判刑。受“416围观事件”成功的鼓舞,6月14日、15日接连两晚,北京网友迅速促成两起成功的围观事件,迫使警方分别在几个小时内释放被抓捕的强拆受害人倪玉兰和NGO人士苏雨桐。随后,6月19日四川异议人士通过围观成功迫使警方释放已被抓捕两天的维权人士陈云飞。这几次围观事件的主要参加者,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和积极传播者。

6月28日四川异议人士、《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刘贤斌突然被抓捕,国内外民间力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为近几年所罕见。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正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的刘晓波,使得刘晓波从此成为中国民间力量的精神领袖。中国当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击碎了21年来用经济增长率逐渐赢回的政权合法性,顿时恼羞成怒,对民间力量进行了空前的打压。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稍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形同坐牢。刘霞邀请出席诺奖颁奖典礼名单上的国内143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及其家人遭到前所未有的监控,直到颁奖典礼结束后才陆续减缓。

民间力量遭此一击,尚未缓过气来,2011年初又赶上西亚北非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反对派纷纷推翻已在位几十年的独裁者。不明来源的网络人士在中文网络世界发出每逢周末集会的倡议,引起中国当局空前的恐慌并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制造了一大批人权案件,狠狠报复了几个月前兴高采烈的民间力量,打压之残酷、局势之紧张,在某些方面不亚于“六四”镇压之后的清算。而民间力量的元气则跌至谷底,至今没能恢复到2010年的程度。

从2009年起,诗人艾青之子、艺术家艾未未以行为艺术表达对中国当局的不满,招致当局报复,2011年春被秘密拘押两个多月,并被当局指控涉嫌漏税。艾未未获释后经短暂沉默,继续发声表达不满,并以其独特方式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2006年底被判三缓五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在缓刑期即将结束之际,于2011年底被收监,成为近几年来继杜导斌之后又一个缓刑的牺牲品。高智晟前几年在国际上拥有巨大声誉,其被收监激起世人强烈愤慨,但今年很快被一系列其他突发事件遮蔽。

2010年9月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结束4年零3个月的刑期获释后即在家中遭当地政府软禁,各地网友及外国媒体和其他人士多次前往围观和探视,均遭围追堵截和殴打,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012年4月,陈光诚趁看守不备逃出牢笼,在友人的帮助下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个月后赴美国就医和学习。

2010年夏,围绕温家宝言论问题,民间社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且至今没有停止。温家宝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唯一公开肯定普世价值并多次提及政治改革的常委。在民间社会,以余杰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温只说不做,欺骗性更大,所以应大力批判,甚至余杰本人专门出书批温,并以民间流传的温的“影帝”外号冠名该书。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应批温或不应过分批温。王荔蕻主张充分利用温的言论推进公民运动。赵常青等人则视温为中共党内罕见的政改派,主张全力支持。虽在18大前夕温家族被曝拥有巨富,但几种观点的分歧和交锋仍在继续。

时至今日,刘晓波仍未获释,刘霞除与家人拥有有限的联系及探视刘晓波外,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系。《零八宪章》在遭遇20多年来罕见的残酷打压下,仍有28批共计12881人签署。但是,跟4年前相比,中国民间异议生态最大的改变是:拥有了一面旗帜:《零八宪章》;拥有了一个精神领袖:刘晓波。《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虽都不是完美的,但毕竟已成为民间社会最大的凝聚力量。而街头运动虽浅尝辄止,但为将来的推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几年,国内民间力量将得到更大的增长。

2012年11月19日初稿,11月28日修改

《零八宪章月刊》2012年12月10日

本文发表时署名“唐海”

2012-12-07

王金波:《零八宪章》的方向是未来中国的方向——“人权日”答“零八宪章论坛”问

王金波,男,山东莒南人,1972年生。异议人士。1998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2001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2005年出狱。2007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签署《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论坛:12月10日是著名的“国际人权日”,六十四年前的这一天,《世界人权宣言》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运动从此有了一面世界性旗帜。四年前的这一天,由刘晓波先生和张祖桦先生主笔的《零八宪章》横空出世,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有了一面光辉夺目的旗帜。请问您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能否谈谈四年来《零八宪章》对于当代中国民主维权运动所起的作用?

王金波:毫无疑问的是,《零八宪章》是对三十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总结和对未来中国的展望,在现阶段其最突出的一个作用是:中国的当代民主运动拥有了一面包容性最大、涵盖面最广的旗帜。

《零八宪章》论坛:《零八宪章》还在孕育阶段时就遭到官方的关注和打压,2008年12月9日,也即《零八宪章》正式发布的前一天,北京当局便拘捕了《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先生。几乎与此同时,《零八宪章》另一位起草人和发起人张祖桦先生被抄家。宪章公布后,执政当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打压《零八宪章》的狂潮,不仅每一位《零八宪章》签署人都受到传唤,而且公然逮捕刘晓波先生,并组织陈奎元、钟哲明等御用学者著文批判《零八宪章》;在08年底和09年初,最高当局还针对《零八宪章》所提出的民主宪政制度设计,公然抛出“邪路论”和“五不搞”的观点,请问执政当局为什么如此惧怕并围剿《零八宪章》?

王金波:很简单,《零八宪章》体现的是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是不可阻挡的。执政当局其实很清楚《零八宪章》的威力所在,所以才如此惧怕并围剿《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论坛:《零八宪章》虽然受到执政当局的野蛮封锁和打压,但从第一批303人签名以来,共有28批共计12881人签名支持,在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各界人士蔑视当局打压的《零八宪章》签名运动,请问原因何在?

王金波:《零八宪章》代表的方向是未来中国的方向。

《零八宪章》论坛:众所周知,执政当局对《零八宪章》的最严酷打压是对刘晓波先生的迫害。2009年6月23日,被软禁半年的刘晓波先生遭到北京当局的逮捕,同一年的“世界人权日”刘晓波先生被正式开庭审理,12月25日被以“煽颠”名义处刑11年——这是迄今为止被以“煽颠”罪名判刑时间最长的民主人士,其主要罪证便是起草《零八宪章》。但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先生的迫害并不能淹没刘晓波先生和《零八宪章》对人类正义事业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也正因此,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将2010年度的“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先生。您能否从“和平奖”的角度谈一下《零八宪章》与刘晓波先生对于中国民主宪政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王金波:《零八宪章》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旗帜,刘晓波先生是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道义领袖,而诺贝尔和平奖这一人类最高荣誉的奖项正是对《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的肯定,这种肯定体现的是全人类的价值。

《零八宪章》论坛:众所周知,“诺贝尔和平奖”是全世界公认的人类最高人权奖项。截至目前为止,所有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世界知名人士都对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过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刘晓波先生也不例外。但中共当局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将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继续关押在监狱中,您能否对北京当局的这一“壮举”做个简单评价?

王金波:做出这个决定的人将来会后悔的。

《零八宪章》论坛:中国作家莫言先生在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答记者问时,明确向最高当局喊话说“释放刘晓波!”,有传言说北京当局有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刘晓波先生“送出”大陆。请问您认为执政当局会有这样的诚意吗?此外根据您对刘晓波先生的认知,您认为他会像魏京生、王丹及陈光诚等人一样选择出国过“流亡”天涯的生活吗?在释放刘晓波先生问题上您想对执政当局说点什么呢?还有,您想对仍然在锦州监狱服刑的刘晓波先生说点什么呢?

王金波:据我所知,刘晓波先生和刘霞女士都不愿意出国,尽管我真心希望他们早日结束现状,尽可能恢复多一点的自由。我希望中国政府能早日恢复刘晓波先生和刘霞女士的自由,也希望刘晓波先生能早日和刘霞女士团聚。

《零八宪章》论坛:从广义上讲,中国民主转型事业实际上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公民运动,无论是上个世纪后期的传统“民运”,还是本世纪初兴起的维权运动都可以说是中国公民运动的阶段性演进。而且这个民主转型事业是一场涉及五分之一人类的宏大事业,它需要体制内外、朝野上下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也正因此,《零八宪章》在“结语”部分才公开提出:“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请问,作为《零八宪章》签署人,作为关心中国现代化转型并为之做过巨大努力的人士,您认为在未来五年时间应该怎样开展中国公民运动,从而更好地推动民主中国和宪政中国的早日到来?

王金波:我有个尚未完全考虑成熟的“三不主义”:不抱有任何幻想,不排除任何可能,不放弃任何努力。简言之,就是不把希望寄托在权力者身上,但不排除权力者被动改善现状的可能,而未来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提前和基础是民间社会本着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拓展自身的力量。

2012年12月7日

《零八宪章月刊》

2012-12-06

王金波:诺贝尔奖效应继续发酵——莫言获诺奖观感及与刘晓波获诺奖的对比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时,瑞典学院(习惯上称为“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因“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而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据维基百科介绍,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作家,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汕头大学兼职教授。1985年起,莫言受到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创作出了一批带有先锋色彩的独特作品,以大胆新奇的写作风格著称。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得第8届茅盾文学奖。

据中国作协官方网站介绍,莫言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文学硕士。1976年应征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教员、干事、专业作家,1997年转业。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委会委员、第七届主席团委员、第八届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莫言文集》(12卷),影视、话剧剧本多部。中篇小说《红高粱》获全国中篇小说奖,《丰乳肥臀》获首届《大家》文学奖,《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文学奖,《酒国》(法文版)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奖,《檀香刑》获首届鼎钧文学奖、台湾联合报十大好书奖,另获意大利第30届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4年获法兰西文化与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一、莫言获奖中国官方反应异常迅速

宣布莫言获奖的时间正是中国央视新闻联播开始的时间,但在19时12分零4秒,新闻联播突然插播一条时长14秒的“最新消息”:“瑞典文学院今天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首先,这种临时插播的“最新消息”,通常是相当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最高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报道,偶尔是全国性重大新闻,鲜有例外。由此可见莫言获奖在中国政府眼中的分量。

其次,该奖名单公布12分钟之后即在新闻联播播出消息,足见中共最高层已做好预案。因为如何应对诺贝尔奖这种人类最高级别的奖项,从来都是中国政府最高层决定的。

第三,央视的报道措辞显然经过仔细斟酌,才加上那么多限定词:把拥有六个类别的诺贝尔奖限定为其中之一的“诺贝尔文学奖”,不说“中国公民”而说“中国籍作家”。

二、莫言到底是中国第几个诺贝尔奖得主?

一般来说,一个人是其所在国家第几个诺贝尔奖得主,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情。但在中国,却很复杂。

1957年,在美国工作的中华民国籍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按说,海峡两岸的宪法都规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俩毫无疑问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中国人”吧?可中国大陆当局在宣传时,却并不这么提。这是因为,一则李政道、杨振宁先后于1962年和1964年入籍美国,7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正面宣传诺贝尔奖时他俩已是美国公民,二则他俩获奖毕竟跟中国大陆没有丝毫关系。

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的达赖喇嘛1935年出生于青海,按说该是中国籍,但这又有争议。1959年离开中国的达赖喇嘛在诺贝尔和平奖官方网站上国籍被标注为Tibet即西藏。国际上通常把他看作无国籍人。所以达赖喇嘛到底是否中国籍公民,也不是个确定无疑的事。

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1940年出生于江西,1997年加入法国国籍,2000年获奖时已不是中国籍公民。但高行健是地地道道的中文作家,他的获奖作品《灵山》1990年首先以中文在台湾发表,后来才被陆续翻译成其他语言。因此,虽然高行健获奖时已是法国籍,但毫无疑问仍是广义上的“中国人”、“华人作家”,称其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似乎也讲得通。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1955年出生于吉林,除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中期短暂出国外,迄今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生活,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籍公民。他于200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获奖时正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直到今天。刘晓波的职业是作家,因此他毫无疑问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作家”。

莫言1955年出生于山东,也一直是中国国籍,但他显然不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也不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作家”,甚至称“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也有争议,所以只好在后者里面加上一个“籍”字才免去各种争议。中国政府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三、中国官方对莫言获奖给予充分肯定

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长期敌视诺贝尔奖。1978年,中国政府同意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钮经义参加角逐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开始肯定并积极追求诺贝尔奖。

1989年达赖喇嘛获诺贝尔和平奖,令刚刚因六四事件备受国际社会批评和制裁的中国政府雪上加霜,中国政府“表示极大遗憾和愤慨”:“这是对达赖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活动的公然支持,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奖的敌视达到一个顶峰。随后两年戈尔巴乔夫和昂山素季相继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疑也强化了中国政府的这种态度。

后来经过几年缓冲,高行健突获诺贝尔文学奖,又令中国政府大为光火。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作家协会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文学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高行健本是中共党员,1987年去法国,六四事件后宣布退出中共,并写过六四题材的作品,中国政府对他获奖不恼火才怪。高行健的作品一度遭到封杀,后来有些解禁,但一直被中国官方刻意边缘化。

2010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的中国作家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奖的敌视达到顶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称,“完全违背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随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恶化同挪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在媒体上持续抨击诺贝尔奖,并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一大批有关、无关的人士的自由做出了种种限制,以致于两个月后的颁奖仪式没有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嘉宾得以出席,刘晓波及其家人不但无法出席甚至更被噤声,颁奖仪式不得不以空椅子来代表缺席的刘晓波。

至此,中国政府对诺贝尔奖的爱恨交织达到顶峰:一方面明白诺贝尔奖是人类相关领域的最高奖项,所以垂涎三尺,另一方面20多年来三个跟中国有关的得主全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人,且中国政府一直对三人采取不同程度的封杀。但这种状况仅仅维持了两年就被打破。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政府立即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致信中国作家协会,“对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祝贺”,并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中国文学迸发出巨大的创造活力,广大中国作家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莫言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他希望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为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随后中国官方对莫言获奖采取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完全改变了此前对诺贝尔奖的态度。

跟官方的热捧相适应,中国社会各领域纷纷加入炒作莫言的行列。媒体每天都津津乐道谈莫言。书店里的莫言作品销售一空,跟莫言签约的出版社制定出新的出版计划。莫言的同事和朋友纷纷接受采访。老家山东和高密充分利用名人效应大打文化、旅游牌。

四、莫言对获奖的反应

对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曾说:“每年到那个时候,媒体都要拿着这个话题做一些文章,实际上跟作家的写作并没有多少关系,也有一些批评家在讽刺挖苦中国作家有诺贝尔文学奖焦虑症。这个讽刺不一定是正确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是他们没有忘掉。”但今年在获奖前夕,莫言首次出现在全球著名博彩公司Unibet公布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项的赔率表上,并名列前茅,甚至一度名列榜首。尽管如此,莫言仍平静地待在山东高密农村老家。

诺奖揭晓后,莫言在高密举行两次记者会后,表示将不再接待任何人。他说,“我不希望引起莫言热,如果不幸引起的话,我希望这个‘热’尽快冷却。顶多一个月,让大家赶快忘掉这个事情。”此表态,跟社会上的热捧形成鲜明对比。此后,莫言的手机更是关机。

倒是莫言在谈及奖金的用途时,直言想用来在北京买一套大房子。原来他们夫妻和女儿一家祖孙三代五口在北京住一套91平米的房子,觉得拥挤,莫言夫妇不得不带着外孙回高密老家。喜欢炒作的企业家陈光标宣称捐给莫言一套价值近千万的别墅,被莫言90岁的老父亲代替莫言不客气地拒绝。但18日莫言在北京对记者说,用奖金买房子只是个玩笑。

五、民间社会的批评

中国民间社会对莫言获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作为具有官方身份而获奖的体制内作家,莫言受到的质疑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中质疑的焦点尤其对准如下三点:1、2009年9月法兰克福书展和中国官员一起退席抗议异议作家戴晴出席。2、2009年12月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询问20多名知名作家和知识分子意见,这些人都表了态,只有莫言说:“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3、2012年5月抄写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四川作家冉云飞说:“莫言获奖后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言说的时代。我只能说,诺贝尔在中国大转型的时刻,颁给这样一个毫无操守的人,这说明整个诺贝尔在参与一个混账的中国。在中国,任何人此前都没有获得过的宣传,莫言都得到过了,整个世界都是睁眼瞎,大家会为此埋单。”

流亡美国的北京作家余杰说:“莫言获得二零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诺奖历史上最大的丑闻。歌颂希特勒的作家不可能获奖,歌颂毛泽东的作家却能获奖,这一事实表现出西方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漠视。莫言获奖,不是文学的胜利,而是中共的胜利。其次,仅仅从文学意义上说,莫言的作品也存在致命缺陷。”

藏族作家唯色讽刺说:“中共党员、中共解放军前军官、中共审查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中共官方作家协会主席、独裁者毛讲话的抄写者闪亮登场~~”

流亡德国的四川作家廖亦武在接受德国镜报采访时表示,莫言获奖的消息令他惊讶不已。他说,莫言是亲共产党政权的“‘国家诗人’,在必要的时候他就缩进自己的文艺世界”。

正在欧洲访问的北京作家高瑜说:“今天去游中欧最大的巴拉顿湖,湖水澄碧,青山环绕令人心旷神怡。晚上回到旅馆,打开电脑却如同吃了一只苍蝇,莫言竟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今天的世界,精神危机严重于经济危机,把文学奖给予《丰乳肥臀》和《檀香刑》的作者,只能证明评委们精神水准已经降到普通人之下。”

北京艺术家艾未未说:“所谓权威都有愚昧原罪,诺奖所为,羞辱了优秀作家的品质。”

从大陆移居香港的诗人孟浪认为莫言的作品和诺贝尔文学奖宗旨不符合。

而一些体制内人士也对莫言获奖给予了批评。

上海学者许纪霖说:“我个人不喜欢莫言的文学风格”,“莫言的选择与他的一贯宣称的文学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个对内心的价值是否真诚的问题”。

10月12日,古川、北风、夏业良、余杰等15人发表《中国民间人士反对莫言被授予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致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公开信》,“对瑞典文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授予莫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强烈谴责与抗议”,“同时要求取消授予莫言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截至10月17日,已有总计3批44人参加联署,但鲜见知名人士参加。后来至今,未再有新联署名单补充。

六、民间社会的肯定

然而,总起来讲,正如海外网刊《民主中国》15日刊发的施英的文章《一周新闻聚焦:莫言获诺奖,民主派中支持者居多》的标题所揭示的那样,中国民间社会发出的声音多数还是对莫言获奖的肯定。

作为新科诺奖得主,莫言不可避免地面临外国记者关于对两年前的诺奖得主刘晓波的看法的追问。出乎很多的人意料,莫言直言:“我对他后来的很多活动都不太了解,但是我现在希望他能够尽早地获得自由、尽早地能够健康地获得他的自由,然后,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研究他的政治,研究他的社会体制。”正是莫言的这番表态,使得民间社会对莫言获奖由以批评为主转为以肯定为主。

独立中文笔会10月13日发表声明:“独立中文笔会在此祝贺莫言先生作为首位居住中国的作家荣获这项国际文学界的最高荣誉,继本会前会长、荣誉会长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和平奖后成为拥有诺奖殊荣的第二位中国公民。”此前一天,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和中国笔会中心为其成员。莫言是中国笔会中心副主席)已发表声明支持莫言呼吁释放刘晓波。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现在自由”等均赞扬莫言希望刘晓波获释的言论。

把莫言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版的瑞典翻译家陈安娜及其丈夫、移居瑞典的中国作家陈迈平(曾任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文章表示“同意莫言的说法,这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更明确地说,这是中文文学的胜利。”他们说,“莫言获奖之后,全世界的媒体特别是中文媒体有不同的反应和争论,我们认为这很正常。对历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都出现分歧意见。但我们不同意今年是一次政治性颁奖的说法,不同意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猜测甚至编造。大多数非议是无聊的政治攻讦。而我们有理由相信,瑞典学院一直是根据他们对某位作家的文学创作的长期关注和考察来评选决定的。文学品质的考量始终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这也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诺贝尔文学奖的信誉和魅力所在。”

著名媒体人长平11月29日称:“评委会发言人恩隆德(Peter Englund)周三在一封给《瑞典自由日报》(Dagens Nyheter)的邮件中写道,他并未看见莫言称赞中国的审查制度,相反的,莫言本身也暴露在审查制度中。”也就是说,不仅莫言本人是中国审查制度的受害者,且他本人并不赞成这个制度。

七、莫言与刘晓波

现在毫无疑问的是,生活在中国国内的诺贝尔奖中国籍得主,目前只有刘晓波和莫言两人。他俩还有很多巧合之处,比如都是作家,都出生于1955年,都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点是莫言现在不愿强调的,那就是莫言在八九民运中也曾到天安门广场声援过学生。

但是,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莫言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热点而刘晓波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禁忌。如今,莫言已启程到达欧洲,马上就要在斯德哥尔摩出席颁奖典礼,开始他的一生中最风光的一幕了。世人不会忘记刘晓波,目前已有134名诺贝尔奖得主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一批中国公民也致信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呼吁释放刘晓波。莫言对此不可能没有耳闻。对于跟他有缘的刘晓波,莫言心里会怎样想?面对记者的提问,莫言会怎样回答?

2012年12月6日

《纵览中国》2012年12月6日

本文发表时署名“卢龙”

2012-11-24

王金波: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

刚刚落幕的中共18大最大的悬念之一是习近平能否接任胡锦涛的军委主席职务。结果出来之后,世人对胡锦涛的裸退好评如潮,因为这是中共建政63年来中共4代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职务上完全退休——毛泽东至死都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江泽民退出中央委员会后均留任军委主席两年。

习近平11月15日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已有两次作为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公开活动,分别是16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和23日出席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魏凤和晋升上将是根据惯例

15日中共18届1中全会习近平正式接班后,第一项正式的公开活动是次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以此显示军队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的首要地位。这次会议标志着胡锦涛正式把军权交给习近平。

23日新任军委委员兼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是依据17日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命令举行的。此前魏凤和是中将。

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后,已授予和晋升19批上将(包括上将军衔和武警上将警衔,下同)。其中有5次,在晋升的人中有军委委员。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先以中将军衔当上军委委员,然后晋升为上将。

第一次是1993年6月,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朱敦法、张连忠、曹双明6人晋升上将,其中张万年(总长)、于永波(总政主任)、傅全有(总后部长)3人已于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分别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家中央军委委员。第二次是1999年9月,郭伯雄(常务副总长)、徐才厚(总政常务副主任)2人几天前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第三次是2004年9月,张定发(海军司令员)、靖志远(二炮司令员)2人几天前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第四次是2007年11月,常万全(总装部长)几天前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现在这次是第五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94年修正)第10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这次魏凤和晋升上将是根据此条例以及此前的惯例,由中将军衔的新任军委委员晋升上将。

晋升上将的军衔由谁授予?

这18次晋升上将军衔,都由谁授予(即签署命令和颁发命令状)?

1993年6月、1994年6月、1996年1月、1999年9月、2002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授予。2004年9月,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授予。2006年6月、2007年7月、2007年11月、2008年7月、2009年7月、2010年7月、2011年7月、2012年7月,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授予。2012年11月,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授予。

1998年3月、2000年6月、2004年6月,均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颁发上将军衔警衔命令状。其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晋升上将军官军衔命令,国务院总理(分别为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晋升上将警官警衔命令。

由此可见,在具体操作中,如果晋升的上将中没有武警,那么签署命令和颁发命令状的全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有时兼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有时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晋升的上将中有武警,那么其中的武警上将的晋升命令状要由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共同签署。但颁发命令状的,只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国防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第1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一)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第2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

因此,以解放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由国家中央军委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第3条规定:“军官军衔是区分军官等级、表明军官身份的称号、标志和国家给予军官的荣誉。” 第1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第22条规定:“被决定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职务的军官晋升为上将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授予上将军衔。”

因此,军官军衔是国家而非其他任何组织给予的荣誉,上将军官军衔的晋升,只能由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授予。

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

由上可知,2004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和2012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分别授予新任上将军官军衔,是不合法的。这两次,应分别由时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现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授予。

有人说,《国防法》第3章《武装力量》中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该条款与该法《总则》中的第5条“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相抵触,因为实施统一领导这个行为的只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国家(通过国家中央军委)。同时也与《宪法》第2条、第29条、第93条、第94条相抵触。因此,《国防法》第19条的规定是无效的。

但是,在中共建政63年的时间里,宪法和法律从来都是摆设,中共一直在违反它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军队的所有经费均出自国家财政也即纳税人,但这些经费以及几百万军人都归且只归中共所有,解放军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当天,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停止活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3条规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在这期间,虽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中共手中,但毕竟中共内部没有管理军队的相应机构,只能通过国家机构的名义进行管理,而且,毕竟有几个非中共人士也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虽然《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即武装部队的统帅权属于国家主席暨国防委员会主席,但从实际运作看,国防委员会是军事参议机关,无决策权、军队统帅权、军事决策权。实际上,《宪法》通过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并组成了中共中央军委,作为政治局领导下的军事工作决策机关,在实际上掌控军队。但是,国防委员会仍有几个成员是非中共人士。1975年全国人大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防委员会被撤销。这样,军队赤裸裸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私产,连遮羞布都扔了。从此以后,非中共人士再也未能参与军队的管理——哪怕只是名义上。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才重新拾起遮羞布。但此后的30年证明,遮羞布再怎么遮羞,也掩盖不了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的实质。

2012年11月24日

注:本文分两部分发表在香港《明镜月刊》

王金波:国防军成了“党军”,直接与《宪法》冲突

不能自圆其说的《宪法》和《国防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谁领导谁,一直与宪法发生冲突。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国防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第1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一)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第2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

由此可见,以解放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属於人民,它应该由国家中央军委领导。虽然《国防法》第3章《武装力量》中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该条款与该法《总则》中的第5条“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相牴触,因为实施统一领导这个行为的只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国家(通过国家中央军委);同时也与《宪法》第2条、第29条、第93条、第94条相牴触。因此,《国防法》第19条的规定是无效的。

习近平向魏凤和(图左)颁发《晋升令》。

63年来国防军逐步演变为“党军”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当天,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停止活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3条规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在这期间,虽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中共手中,但毕竟中共内部没有管理军队的相应机构,只能通过国家机构的名义进行管理,而且,毕竟有几个非中共人士也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虽然《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即武装部队的统帅权属于国家主席暨国防委员会主席。但从实际运作看,国防委员会是军事参议机关,无决策权、军队统帅权、军事决策权。实际上,《宪法》通过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并组成了中共中央军委,作为政治局领导下的军事工作决策机关,在实际上掌控军队。但是,国防委员会仍有几个成员是非中共人士。

1975年文革当中,全国人大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防委员会被撤销,这样,军队赤裸裸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私产,连遮羞布都扔了。从此以后,非中共人士再也未能参与军队的管理——哪怕只是名义上。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才重新拾起遮羞布。但此后的30年证明,遮羞布再怎么遮羞,也掩盖不了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的实质。

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政治改革,针对魏凤和上将的晋升令,这种习以为常几十年的任命方式,如果改变为两个军委主席签字,未免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改革之举。进而理顺军队与国家与党的关系,修改混乱、冲突的宪法和法律条文,则是向着政治改革迈出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明镜月刊》35期)

王金波:没有胡锦涛签字,习近平授上将能生效吗?

习近平11月15日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几天之内,已有两次作为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公开活动,这就是11月16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和23日为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颁发《晋升令》。

习近平上台之后,提拔的上将虽然只有一人,但是时间之短、速度之快,还是令人分外嘱目。

魏凤和晋升上将依据军衔条例

17日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了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的命令,23日,军委举行晋升仪式,习近平亲自为他授衔。

解放军自1988年恢复军衔制并举行第一次上将授衔仪式之后,至今已晋升19批上将(包括解放军上将军衔和武警上将警衔)。其中只有6次,对军委委员进行了晋升。第一次是1988年9月晋升17位高级将领上将军衔,其中有6位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第二次是1993 年6月(其中总长张万年、总政主任于永波、总后部长傅全有3人已于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分别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家中央军委委员)。此后是1999年9月的第三次(常务副总长郭伯雄、总政常务副主任徐才厚)。第四次是2004年9月(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二炮司令员靖志远),第五次是2007年11月(总装部长常万全),这些人和此次二炮司令员魏凤和一样,都是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后被授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94年修正)第10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这次魏凤和正是根据此条例,迅速晋升为上将的。

19批上将,由谁授予?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是军队正规化改革的开始。198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为17位高级将领签发《上将军衔晋升令》。

江泽民从1989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接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到2004年9月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5年期间,一共8次晋升79名上将。胡锦涛2004年9月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3月再接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到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裸退,至今还担任着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8年间,他先后9次,晋升上将45人。

2004年9月25日,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为两位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张定发(海军司令员)、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晋升令》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发的,但当时江泽民还担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只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签发的《晋升令》是否有效呢?

由此同样可以质疑本月17日,习近平一个人为魏凤和签发的上将《晋升令》是否有效?因为胡锦涛至今仍是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明镜月刊》35期


王金波:没有胡锦涛签字,习近平授上将能生效吗?

习近平11月15日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几天之内,已有两次作为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公开活动,这就是11月16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和23日为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颁发《晋升令》。

习近平上台之后,提拔的上将虽然只有一人,但是时间之短、速度之快,还是令人分外嘱目。

魏凤和晋升上将依据军衔条例

17日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了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的命令,23日,军委举行晋升仪式,习近平亲自为他授衔。

解放军自1988年恢复军衔制并举行第一次上将授衔仪式之后,至今已晋升19批上将(包括解放军上将军衔和武警上将警衔)。其中只有6次,对军委委员进行了晋升。第一次是1988年9月晋升17位高级将领上将军衔,其中有6位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第二次是1993 年6月(其中总长张万年、总政主任于永波、总后部长傅全有3人已于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分别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家中央军委委员)。此后是1999年9月的第三次(常务副总长郭伯雄、总政常务副主任徐才厚)。第四次是2004年9月(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二炮司令员靖志远),第五次是2007年11月(总装部长常万全),这些人和此次二炮司令员魏凤和一样,都是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后被授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94年修正)第10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这次魏凤和正是根据此条例,迅速晋升为上将的。

19批上将,由谁授予?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是军队正规化改革的开始。198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为17位高级将领签发《上将军衔晋升令》。

江泽民从1989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接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到2004年9月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5年期间,一共8次晋升79名上将。胡锦涛2004年9月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3月再接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到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裸退,至今还担任着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8年间,他先后9次,晋升上将45人。

2004年9月25日,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为两位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张定发(海军司令员)、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晋升令》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发的,但当时江泽民还担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只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签发的《晋升令》是否有效呢?

由此同样可以质疑本月17日,习近平一个人为魏凤和签发的上将《晋升令》是否有效?因为胡锦涛至今仍是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明镜月刊》35期


王金波:国防军成了“党军”,直接与《宪法》冲突

不能自圆其说的《宪法》和《国防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谁领导谁,一直与宪法发生冲突。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国防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第1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一)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第2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

由此可见,以解放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应该由国家中央军委领导。虽然《国防法》第3章《武装力量》中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该条款与该法《总则》中的第5条“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相牴触,因为实施统一领导这个行为的只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国家(通过国家中央军委);同时也与《宪法》第2条、第29条、第93条、第94条相牴触。因此,《国防法》第19条的规定是无效的。

63年来国防军逐步演变为“党军”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当天,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停止活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3条规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在这期间,虽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中共手中,但毕竟中共内部没有管理军队的相应机构,只能通过国家机构的名义进行管理,而且,毕竟有几个非中共人士也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虽然《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即武装部队的统帅权属于国家主席暨国防委员会主席。但从实际运作看,国防委员会是军事参议机关,无决策权、军队统帅权、军事决策权。实际上,《宪法》通过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并组成了中共中央军委,作为政治局领导下的军事工作决策机关,在实际上掌控军队。但是,国防委员会仍有几个成员是非中共人士。

1975年文革当中,全国人大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防委员会被撤销,这样,军队赤裸裸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私产,连遮羞布都扔了。从此以后,非中共人士再也未能参与军队的管理——哪怕只是名义上。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才重新拾起遮羞布。但此后的30年证明,遮羞布再怎么遮羞,也掩盖不了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的实质。

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政治改革,针对魏凤和上将的晋升令,这种习以为常几十年的任命方式,如果改变为两个军委主席签字,未免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改革之举。进而理顺军队与国家与党的关系,修改混乱、冲突的宪法和法律条文,则是向着政治改革迈出的脚踏实地的一步。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明镜月刊》35期)


2012-11-21

王金波:泰坦尼克号即将启航?

中共18大终于落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正式亮相,世人的关注仍在继续。而18大开会之前给人们造成的悬念,是中共建政63年来最大的一次。

这里说的悬念,可从两个角度解读。一个是从中共内部的角度,即开会之前掌权者能否一言九鼎轻松确定人事安排。如果是内斗激烈,说明掌权者没有一言九鼎的强势,所以悬念丛生。对于强势的掌权者,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悬念则小得多。另一个是从民间社会(包括触及不到权力核心的广大中共底层党员)的角度。如果开会之前普通民众强烈关注,那肯定是因为不确定因素也即悬念太多,有热闹可看。如果开会之前民众觉得没有悬念,自然也没有兴趣关注。

毛邓江胡时代的换届党代会

毛泽东时代是权力体系完全封闭的极权社会,高层人事变动完全由毛一个人说了算,由他操控的中共8大、9大、10大都不存在悬念。而这个阶段民众跟毛(中共高层)的关系,更类似于皇朝时代子民跟皇帝(宫廷)的关系。毛时代末期林彪事件导致民间社会对毛的盲目崇拜开始动摇,民间力量开始萌芽,四五事件则是民间社会开始自主关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初试。

1977年,在毛死后1年举行的中共11大,华国锋掌握最高权力,邓小平复出也已是板上钉钉,悬念很小。随后的邓小平时代,民间力量正式形成,并以1978年底开始的民主墙运动为标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经过1980年代中期几次小规模的学潮之后,1986年底的学潮导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而1989年的学潮则导致中国当代史上最惨烈的血腥镇压,支持学潮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迫下台被并软禁至死。邓小平操控的12大、13大、14大,开会之前对民间社会来说基本没有悬念,尽管会后有可能爆出冷门,比如13大上有意问鼎总书记的邓力群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意外出局,14大上胡锦涛被邓小平指定为第四代接班人培养。

1997年的15大,是邓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此时江泽民已牢牢掌控全局,用年龄问题逼退比他大两岁、资格更老的乔石。其他方面也没有悬念。2002年的16大,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已成定局,而江是否留任军委主席成为最大的悬念。2007年的17大,是胡锦涛赛季的中场休息,但习近平成为黑马换掉李克强成为储君、李降为习的备胎,以及曾庆红的退休,是当时最大的两个悬念。而在民间社会,对这几次换届的关注越来越高。

2012的好莱坞大片

2012年的中共18大,不管是中共内部,还是民间社会,以及各国媒体,都给予了空前的关注。这是因为,悬念太多了。

今年2月开始,中国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好莱坞大戏令人猝不及防、目不暇接:王立军逃馆事件、薄熙来垮台事件、谷开来杀人事件、法拉利撞车事件、陈光诚逃馆事件、李旺阳猝死事件、习近平神隐事件、温家宝家族财富曝光事件……此外还有香港反洗脑事件、钓鱼岛及反日游行事件……所以这些无不充满诡异的色彩,如火山口下奔涌的岩浆。

如果说今年2月由薄谷王事件开场的宫廷大戏,类似41年前的林彪事件,激醒了中国人那根蜇睡的神经:“今年宫廷内斗如此残酷,是因玛雅人的预言即将成真?”那么,随着剧情的发展,很多中国人的眼睛被擦亮,对换届的关注也被激发。也因此,人们感到18大悬念重重。

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悬念的感觉之所以那么强烈,还有着技术方面的因素,即技术的进步使得民众的参与意识达到空前。

在前网络时代,普通民众要想了解高层内幕,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通过平面媒体的,只能靠经常受到严重干扰的短波收音机。

在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和数量呈几何级数倍增,即使多数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敏感的政治信息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尽管GFW阻断了中国人获取全面信息的渠道,但那些渴望获取全面信息的人们仍不很困难地找到各种翻越GFW的方法。

在WEB2.0时代,微博作为自媒体使得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易如反掌,虽有国家的严控但各种信息瞬间就能完成传递。而手机上网的全面普及更是填补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缺口。在各种信息中,必然包含虽敏感、但却新鲜热闹的政治内容,从而引发越来越多人们的好奇,也就促成了人们心中的悬念。

中外政治悬念的不同

外国政治也有悬念。比如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能否连任一直是悬念,因为他跟罗姆尼的差距一直很小。甚至12年前的大选结果争议之大,竟要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但这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和公开的程序,所谓的悬念,是指选票的数量。

而中国政治缺乏公开的票选,所有显规则背后都有潜规则,而任何事情实际上全部按潜规则运行,显规则只是橱窗内的摆设。至于程序,在允许存在不影响大局的极小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只公开运行不会泄露高层官员真实意图的部分,比如两千多名党代表投票选举中委。而中委选举更高层的官员,则完全秘密进行,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是黑箱作业或曰暗室政治。所以,这就使得迷雾重重,堪比悬疑侦破小说。

另一方面,中国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三任总书记同时在世的局面:前任总书记权势最大且不甘寂寞插手所有重大问题决策,即将卸任的现任总书记仍在台上执掌权力,而候任总书记则急于接过全部权力。这三人,没有两人属于完全同一派系,所以就必然形成三个中心,也即强弱略有差异的“三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讨价还价、明争暗斗的激烈程度,是局外人想象不到的,人事安排和政策走向,其悬念为有史以来之最。

泰坦尼克号即将启航?

据媒体报道,为“保卫18大”,仅仅北京就动员了140万安保人员,是4年前京奥10万安保人员的14倍。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它到底害怕什么?

通常,5年一次的党代会将决定未来5年的大体走向。而这一次,不仅是换届,还是换代。甚至,已有人提出习近平是末代皇帝的说法——而这,才是最大的悬念。

今年以来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突发事件,已证明了一点:中国到了人心思变的阶段。

权力蛋糕瓜分的斗争已趋白热化,这以薄熙来不惜一切代价争“入常”最终身败名裂、令计划利令智昏玩弄权术被逐出局为典型。权力瓜分机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求变的潜能在增长。

贫富分化问题的严重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掌握着全国财富总量的86%,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56%.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2%的官方数据。贫富两极分化到如此地步,社会体系必然面临重构的压力。

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腐败最明显的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通过市场手段,而是依靠权力。权力是腐败的最大根源。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要求,在民间社会已形成共识。

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西藏和新疆问题一触即发。西藏的首府拉萨竟不允许藏族人自由出入。西藏及其周边藏区的自焚人数已达80人(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11月20日,据唯色统计)。拉萨实际上已处于军管状态。新疆也对穆斯林采取了一系列的严格防范措施。民族地区的强力弹压如此紧张,刚性维稳遭遇的反弹也会更大。

目前唯一没有出现严重问题的是经济发展。但今年两会中国政府将GDP增速调低为7.5%,已说明发现问题。而经济发展的问题一旦严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支柱一旦坍塌,就将再无任何灵丹妙药可救。

有人戏说:美国大选是一群中国人的子女在选美国总统,中共18大是一群美国人的父母在选中共总书记。这是因为“裸官”已是中国官场的常态,他们的家人已大多移居海外,只等已经启航的泰坦尼克号上最后盛宴饕餮完毕,前面的冰山一露面,就立即窜到逃生艇溜之大吉。中国政府如此兴师动众“保卫18大”,害怕的就是有人妨碍他们瓜分最后盛宴和顺利登上逃生艇。

2012年11月21日

《纵览中国》2012年12月6日

本文发表时署名“武清”


2012-08-17

王金波:强烈谴责盗用我的名义给别人传播病毒的恶劣行径


前天(2012年8月15日)19:20,李海打电话问我是否换了skype帐号,我说没有。后来我没太在意这事,很快忘了。

昨天(16日)14:07,推友吴钩霜雪明(@mansonkin)问我:“你skype是否有个帐户叫jinbo19721被黑了, 此帐户到处散播病毒。”14:12我回复说:“那个账户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估计是对我怀恨在心的无耻之徒故意嫁祸于我。我的账户已使用7年,从未换过。”14:23我在推上发表声明:“声明:昨天下午开始我得到消息,有人使用跟我名字相似的skype账户到处散播病毒。我的skype账户已使用7年,从未换过。此次假冒我的名义,应是熟悉网络技术的无耻之徒对我的故意陷害。敬请各位留意,切勿上当。王金波2012年8月16日”。

但事情没有结束。因推特信息量太大且更新速度太快,有些推友没看到我的声明,今天(17日)又有两位好友询问此事,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下面是我的朋友A和B分别跟假冒者的两段对话:

假冒者和A的对话:

[2012-8-15 18:44:12] jinbo 说: 你好,我是王金波
[2012-8-15 19:12:51] A   说: 怎么换了?
[2012-8-15 19:17:59] jinbo 说: 前面的被盗了
[2012-8-15 19:18:07] jinbo 说: 最近还好吗
[2012-8-15 19:18:14] A   说: 好啊
[2012-8-15 19:18:23] A   说: 你改密码啊
[2012-8-15 19:18:35] jinbo 说: 有时间看看我写的材料
[2012-8-15 19:18:39] jinbo 我发送文件 "十八大基本上还是浓雾锁黑箱.chm"
[2012-8-15 19:19:21] A   说: 直接粘贴在这里吧
[2012-8-15 19:19:33] A   说: 我从来不接受文件
[2012-8-15 19:20:32] jinbo 说: 为什么
[2012-8-15 19:21:35] A   说: 怕病毒啊
[2012-8-15 19:22:19] jinbo 说: 安全第一
[2012-8-15 19:23:03] jinbo 说: 我觉得现在的人缺乏信任
[2012-8-15 19:23:34] A   说: 也是
[2012-8-15 19:23:45] A   说: 主要骗子太多
[2012-8-15 19:23:51] A   说: 防不胜防啊
[2012-8-15 19:23:58] jinbo 说: 会伤害到一些人的
[2012-8-15 19:24:05] jinbo 说: 比如我
[2012-8-15 19:24:29] A   说: 哦
[2012-8-15 19:24:33] A   说: 你是?
[2012-8-15 19:24:53] jinbo 说: 好不容易写了篇文章 还遭到拒绝
[2012-8-15 19:25:06] jinbo 说: 王金波
[2012-8-15 19:25:13] jinbo 我发送文件 "十八大基本上还是浓雾锁黑箱.chm"
[2012-8-15 19:26:39] A   说: 哦

假冒者和B的对话:

[2012-8-17 12:48:26] B  : 换号了?
[2012-8-17 12:48:54] jinbo: 是
[2012-8-17 12:48:56] jinbo: 最近怎么样
[2012-8-17 12:49:30] B  : 还好,没什么事
[2012-8-17 12:49:32] B  : 你呢
[2012-8-17 12:49:46] jinbo: 还可以
[2012-8-17 12:49:56] B  : 我这边挺平安的,应该没什么麻烦
[2012-8-17 12:50:01] jinbo: 最近写了一篇拙文  有时间帮忙看看
[2012-8-17 12:50:08] jinbo: 那就最好
[2012-8-17 12:50:10] B  : 好啊
[2012-8-17 12:50:12] *** jinbo 发送 十八大基本上还是浓雾锁黑箱.chm ***
[2012-8-17 12:51:28] jinbo: 还在吗
[2012-8-17 12:52:33] B  : 接收不上
[2012-8-17 12:53:38] *** jinbo 发送 十八大基本上还是浓雾锁黑箱.chm ***
[2012-8-17 12:53:43] jinbo: 你再看看


大概是在2005年8月,我申请了一个skype账号,一直使用至今,整整7年,从未换过。将来如果更换skype账号,我会事先通过非skype渠道(比如电话、邮件或委托其他朋友)告知相关朋友。

此假冒账号资料截屏如下:



里面的出生日期(1972年10月25日)、独立博客网址(https://wangjinbo.org)、推特账号(@wangjinbo)等资料,全部跟我相符。因此,排除无意巧合的可能,只能是故意假冒、盗用我的名义。

据我分析,此假冒帐号的所有者,应具有较高的网络基础,熟练掌握病毒技术。

多数网络技术较差的人,遇到病毒通常会立即删除,而不会下载并保存在电脑里。因此,能分辨出病毒并保存在电脑里、故意传给别人的人,网络技术应该不差。

据推友吴钩霜雪明(@mansonkin)说,那个病毒是个.chm木马。能够使用木马的人,网络技术更高。

而且,假冒活动至少已从15日持续到17日,如无意外恐怕还将继续下去。


是什么人在假冒盗用我的名义呢?

一种可能,是具有政府权力背景的人。不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对于拥有强大资源的权力来说,完全不必使用如此低级的手段。其实我从来都是假定网络无秘密的,我的一切对权力来说都是透明的,权力不大可能无聊到如此地步。

另外此假冒者大体上了解我的社交圈,但不了解我的一些只有接触多了才能感觉到的细节性的习惯——跟我熟悉的朋友A和B,能很快感觉不对并发现破绽。但有些受害人不是我的skype联系人(比如推友吴钩霜雪明[@mansonkin]),则有可能上当。而我从不主动或被动加陌生人为skype好友,当有人主动加我为好友时,我只有核实完其真实身份才会同意,否则一律拒绝。由此也可推测,假冒者没有获取我的skype联系人信息,来自权力的可能性再次降低。

那么,剩下的是没有权力背景的人。这种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跟我有过节的人,故意报复我。另一类是跟我没有过节的人。跟我没有过节而有如此恶行,逻辑上说不通。

对我比较了解,跟我有过节,又熟悉网络技术的人有哪些呢?我想不出几个。请朋友们帮我想想,好吗?谢谢。

2012年8月17日22:20




2012-07-07

王金波:夏日夜雨絮语


2012年6月14日是个令人悲伤的日子。下午15点,在内蒙工作的高中同学汲长海打来电话,说另一个同学王加栋的父亲于中午11点去世。我吃了一惊。12日下午我给王加栋打电话时还没出病理结果,不到两天人就没了。25年前我刚上高中时王加栋的父亲就认识了我,后来甚至认识了我父亲。因我高中时即已形成现在的政治观点,王加栋的父亲对此非常了解且明确反对,但我后来坐牢他也很惋惜。2008年王加栋的弟弟王加健意外身亡,王加栋的父母一直没能走出阴影。后来据汲长海说,王加栋的父亲弥留之际一直喊着王加健的名字。

因15日、17日我均有工作脱不开身,就委托同学代我致哀祭拜。但想不到的是,晚上23点26分,又一个噩耗传来,康玉春告诉我王国齐的母亲“于今晚十一时仙逝”。

我跟王国齐见过几次面,没单独打过交道,甚至没有交换手机号码,更不了解他家的具体情况。我知道他作为1992年中国自由民主党案的第四被告获刑11年(第一被告胡石根获刑20年,第二被告康玉春获刑17年,第三被告刘京生获刑15年),一天没减,2003年刑满出狱,是个硬汉。去年10月王国齐因脑出血住院,康玉春、胡石根、秦永敏、徐永海及贵州等地朋友私下或公开表达过对他的关注,我和不锈钢老鼠刘荻则在推特上为他呼吁过。康玉春还告诉我,王国齐的母亲也重病在身,王国齐的大哥则已因脑出血瘫痪在床。

因已是半夜,我不便赶到医院。15日我又日程排满,只能晚上再去王国齐家。

15日晚上到了王国齐家,已有不少朋友在。当晚我和几个朋友守灵。16日一早大家去海淀医院把大妈遗体拉到八宝山火化,骨灰盒领回家,我继续在夜里守灵。17日早上我回家休息,王国齐等人把骨灰盒送回河北唐县安葬。

很多朋友来了。14日夜至15日凌晨康玉春、李海、欧阳小戎在医院陪护。15日白天来了不少人,其中李金芳大姐给我打了电话。15日晚上和16日白天,我见过的朋友有胡石根、李海、康玉春、张纯珠、杨靖、高玉祥、钱玉民、高洪明、陈晏彬、白东平、刘凤钢、徐永海、叶国强、陈天石、孟元欣等。赵昕一直在,甚至他的太太也来了。在北京生活的外地朋友如辽宁鞍山王文江、山东烟台邢建深、甘肃兰州王冰等也来了。欧阳小戎从14日到17日一直在。14日连夜从河南郑州坐火车赶来的安宁,是王国齐在中国自由民主党案中的同案,15日早上到北京一直忙到17日半夜。16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还来了一些我不认识的朋友。还有些朋友委托别人表达哀思。我代蒋亶文、欧阳懿、华泽等朋友向王国齐致意。何德普夫妇等送了花圈。还有一些人,我来不及记名字。


其实,来的人中,很多并未见过大妈。我也从未见过大妈。甚至,我跟王国齐并不熟。但我来了。这是因为,有一种感情,把我们拉在了一起。

欧阳小戎给自己作品的一个系列命名为“初逢的故人们”。我在看到这几个字的一瞬间,立即把小戎视作未曾谋面的“故人”。几个月后,我和他初逢于一个饭局,在酒店门外的台阶上单独聊了两个小时。后来,小戎跑去青岛见姜福祯、跑去临朐见张铭山,就是缘于他知道他俩是我最好的两个山东哥们。

说起老姜,像铭山说的,是条山东好汉。他背着第二任老婆偷偷在牙缝里省点钱塞给别的朋友,比如我。2000年我给老姜看店几个月,他赔了本,我没挣着钱,但我俩结下终生友谊。老姜对朋友的信任,可谓到了盲目的程度,比如去年12月15日有人假冒谢长发跟他借钱,他竟信了,白白损失一万七千块钱——这些钱对他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

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康玉春突然打来电话,说张晓平的身体出了问题,然后想到我们这些人都该注意身体,于是打电话唠叨几句。他叮嘱我尽量控制体重。还说我们这些人年龄都大了,不能忽视健康问题。

1999年4月,江苏泗阳朋友张玉祥刚到杭州,突接急电孩子生病,从未谋面的王东海闻讯立即出门跑了两次借到两千块钱转借给张玉祥。跟我有忘年之交的忠厚长者王东海今年4月28日驾鹤西归,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出乎所有朋友的意料。惋惜之余,我再次想起他对我、对别的朋友的仗义。

这是一种感情。这种感情不仅仅是出自对彼此的了解和信任。


王国齐的母亲,我没见过。但在向大妈遗体告别时,我眼睛湿润了。因为,我想起了更多的人,更多的事。

去年一年,就有我的四个好朋友的父亲或母亲去世:莫之许的父亲、杨海的母亲、康玉春的母亲、小乔的母亲。我见过杨海的母亲,那是2000年2月在西安。同为山东人,我叫她大娘。去年年初听说大娘癌症住院,后来听说去世了。康玉春的母亲我见过几次,甚至2008年春节我去他家吃过大妈包的饺子。去年大妈住院,我和几个朋友想去看看,康玉春说大妈需要安静,我们没去。9月下旬我回家陪父亲做第二次手术,突然听说大妈去世,可惜我分身乏术,只能委托别的朋友代为致哀。莫之许的父亲曾是中学校长,平时在四川生活。去年莫之许曾回川陪护父亲住院,未料突然故去,莫之许匆匆回川奔丧。小乔的父母2007年从老家安徽蚌埠搬到上海居住,次年小乔远赴瑞典。后来小乔的母亲病倒,2009年小乔曾赴香港争取回家陪护母亲,未果,小乔黯然神伤回欧。去年小乔母亲病故,因未能床前尽孝,也未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小乔心中留下永远的缺憾和亏欠。

确实,我们这些人的年龄大了,父母已是老年,病重或故去的事已不鲜见。我父亲于2008年11月确诊癌症晚期,当月手术,去年9月再次手术,好在术后恢复较快,前不久复查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医生说,这已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父亲生病的事,始终压在我的心头,成为我的第一件大事。

有些人,无法送父亲或母亲最后一程——他们要么在国内的狱中,要么在海外——有形无形的高墙和铁丝网阻隔了骨肉相见。每每看到跳海偷渡已20多年的吴仁华的悲叹,我就不敢多说一句,怕是打扰了他对母亲的思念。

就在今天,又听说李智英返回陕西护理母亲,短信问之,答曰:“生命正在倒计时。”


6月16日在八宝山见到一人面熟,过了几分钟想起是陈晏彬。他额前的一小片头发白了。跟他有两年多没见面,没料到变化如此大。他感叹:老啦,四十好几,快成老头了。

2010年刘霞过生日前,我说霞姐你过了这个生日就奔五十啦。刘霞说不,我想永远四十九。第二年的生日刘霞没跟我们一起过,四十九的生日暂成绝唱。下次给她过生日,会是多少岁?

今年我整四十岁。小时候,四十岁是个半截老头的形象。可我,仍觉得自己是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伙。也许,是因我还没孩子的缘故?

不管怎样,从三十岁到四十岁这十年,如白驹过隙。说起来我来北京也生活六年多了,可刚来北京的那些事,仍似就在昨天。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这十年,有人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如见过面的林牧、王东海、聂敏之……如没见过面的何家栋、包遵信、力虹……如二大爷、姥爷……如邻居志莲……


我入狱前常用的一个电子信箱是bashezh@yahoo.com,取“跋涉者”之意。我初中毕业那年,不知从哪里看到一首诗,竟一下子记住,直到现在:“为了一种召唤,你注定要跋涉终生。不要问能得到什么,追求本身就是神圣。”

跋涉,我会坚持下来。正如一个朋友说的,“这辈子就这件事了”。虽然,我会把我的个人生活放在第一位,但我心永在,那片仍是未知的田地。

2012年7月7日

《自由写作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