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3-24

王金波:多说几句——跋涉·组党(19)

我很清楚,上面这些文字我写得很仓促,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以后肯定还会有补充和更正。但是,现在我仍然忍不住多说几句。

写一下在98组党运动中的经历的想法,我早已有之。那段经历,对于我来说,弥足珍贵。我一向觉得,把一个人的一段经历记录下来,对于自己,对于有关的人,对于无关的人,都是有一定价值的。

今年我终于动笔了。但是,跟欧阳懿不同的是,在98组党运动当中,我完全是一个新人。在此之前的一些民运状况,我根本不了解。在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是所知甚少。因此,在动笔之前,我就给这篇文章一个明确的定位:只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而不是对组党甚至民运作一次全景式的回顾。我缺乏那种全景式的回顾所必需的经历、能力和资格。

读者不难发现,文中有些地方好像写得很详细,有些地方却又似乎写得语焉不详。其实,这除了有着上面我说的原因之外,第二个原因是,毕竟已时隔七八年,有些地方我的确记不清了。比如,在杭州期间我见过的朋友远不止上面提到的那些,但是有一些我实在记不起详细情况了,只好作罢。

第三个原因则是,有些地方不适宜讲清楚。这一点,可能一些读者能够明白个中原委。

但是,有一点我坚持做到了,那就是我尽可能把我个人在这期间所犯的错误,说好听一点是做得不妥的地方,记录下来。比如,我公布了目前我手上所有的如下资料——在我参加民运之初,警方骗我写了一些资料,而我都乖乖地写好之后交给了他们。

我不想把自己描绘成英雄。我不是英雄。我只是被逼着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我的本性中,天然地含有懦弱、趋利避害、寻求安稳和妥协的成份。

另外,就人际交往的方式来说,我可能更愿意跟朋友们私下里聊聊天,而不是上演讲台和酒场。我是上不得台面的人。至今,酒场上的规矩我一窍不通。倒不是没有机会学这些规矩,而是不愿学。

至于我的个人目标,就更明确了:不做公众人物,能有个体面且包含思想性的职业,收入在养家糊口之外能略有剩余,此生足矣。我还是有一些虚荣心的,对不?

回到前面的话题。我终于完成了这篇约7万字的回忆性文章。这是迄今我写的最长的一篇了。当然,我还想继续写下去。只是,一想到那4年牢狱之灾,我就头痛——其实这也是我写本文时断时续的原因之一。在写本文的过程中,3月8日和中旬的某一天,我分别有一次从梦中惊醒,因为我梦到了监狱里的人和事——山东省监狱第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又要指使犯人陈玉明和黄大勇打我。在出狱前的几个月里,我一直生活在这几个恶警和黑社会职业犯罪分子的联盟的淫威之下。我不知道,陈玉明和黄大勇的威胁(陈玉明应该已于去年出狱,黄大勇也应该在今年春天出狱)会不会兑现(去年我出狱时,监狱用囚车把我送到我们村头,然后交给莒南警方,原因之一可能就是为了防止刘宏利、陈玉明、黄大勇等人找人害我)。

暂时先这样吧。牢狱之灾先不写了。不知时间会否冲淡我心头的阴影?

现在我只想离开老家,去外地打工。我想,不至于有人想把我困在老家,让别人来害我吧?我外出打工,一来是为了谋生,二来是为了离开那个老是做恶梦、整天提心吊胆的地方,三来是为了躲避别人的报复——我不在家了,总不至于对我父母下毒手吧?

2006年3月24日,山东莒南
2006年3月24日-26日二稿,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王金波:又是软禁——跋涉·组党(18)

1999年5月1日,临沂警方带我离开杭州,匆匆往回赶。晚上进入江苏境内,在宜兴市检察院招待所住下。次日早上继续赶路,回到临沂后,在五里堡派出所留置盘问48小时。虽然名为留置盘问,但我仍然可以在派出所内四处乱走找人玩,只是晚上不再安排住处,我就跟值班人员一起在值班室看电视,有时躺在连椅上睡一会儿,或者白天到三楼宿舍睡一会儿。4日晚上宣布留置盘问结束,我回到临沂制药厂宿舍住了一夜。5日早上,我正在宿舍旁边的大街上等着临沂到莒南的车呢,侯献合突然来了,说正好去莒南出差,一起去吧。于是他们带着我去了莒南。在莒南县公安局待了一会儿,去了我家,收拾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去了三江旅社。于是,我一直被软禁到6月10日获释。除了中间5月14日至25日被带回临沂五里堡派出所软禁外,其余时间全部住在莒南三江旅社。这一段经历,我曾写成《我被扣押的六个星期》,但是仅有的两份手稿,一份送给牟传珩后他不慎遗失,另一份于7月14日被侯献合“借”走后至今未还,且于2001年成为我的“罪证”之一。本来我不想重写一遍这段经历,但是既然其他地方也没介绍过,我就说一说吧。

三江旅社位于铁路以北,属于十字路镇七村。莒南县城,也就是莒南县政府所在地,名字不叫莒南,而叫十字路。好像大多数县的名字跟其县城的名字一样。临沂市下辖9县中的沂水、临沭、郯城、费县(费城)、平邑、蒙阴6县的名字跟其县城一样,而沂南(界湖)、莒南(十字路)、苍山(卞庄)则不一样。十字路全镇有十几万人口,下辖多少村、居我就搞不清了。七村是组成老县城的8个村之一,早已改名叫滨海居民委员会了,但人们大多记不清新名字,而是仍然习惯叫七村。

三江旅社的老板老刘夫妇就住在旅社,和五六个服务员、厨师一起干活。老刘夫妇个子都不算高,对人特别和气。老刘的女儿读完卫校在北面的宇达集团卫生室当卫生员,和刚刚结婚的老公一起住在这里。我们去住的时候,小刘有时还穿着新娘子才穿的那种红衣服,可能当时结婚还不满一个月。她老公在十字路镇政府上班,老家在县城以东的某个乡镇。老刘还有个儿子在济南读书,是属于花钱培训的那种还是正式考上的,我记不清了。

旅社前部有一排平房,十来间,西头几间住着老板一家。我们住在老板东面的一间。再往东住着一个特殊的家庭:老纪夫妇。其余房间都对外营业,有时候住上一些旅客。

老纪是西面板泉一带人,原为莒南县供电局临时工,有一次空中作业时出了事故,双腿受伤,手术后只能坐轮椅或拄双拐行动。供电局在三江旅社给他长期租了一间房子,让他夫妇俩住在这里,每月还给一些生活费。就这样,老纪夫妇俩不用额外工作就基本能维持生计。他的大儿子已经工作,在临沂电业局下属的单位。小儿子正上高中,快考大学了。

一开始,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只派了朱茂泉一个正式警察来跟我住在一起。当时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只有一名副科长张学云主持工作,而且是个女的。此前,科长刘志军已因故意杀人(我记得好像是这个罪名)而被判刑(一审死刑,二审15年),科长一职空缺。说来可笑,这个朱茂泉在初中不但跟我同班同学,甚至曾跟我同桌一段时间。但是,他是那种天生胆小,不愿多事的人。在我这件事情上,他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级的命令。

十字路当时有两个派出所,一个叫镇东派出所,一个叫镇西派出所。我们村在县城西北郊,位于镇西派出所辖区。镇西派出所派了3个联防队员,跟朱茂泉一起来看我。这三个联防队员离我家都很近。王伟生于1976年,是枣庄警校毕业的,没有工作,就托关系进了镇西派出所当联防队员。他家在我家西面不到10里路,已经不属于十字路镇了。王彦飞生于1979年,家在我们村西面那个村,跟我是一个家族的,比我还高一辈。张守华生于1978年,跟王伟邻村。

白天,朱茂泉等人跟我一起看电视、打牌(升级),有时候跟我一起逛街,甚至看过一两次电影。那一次朱茂泉带着王伟和我一起去看电影,买的电影票中了奖,好像是个热水机,把他高兴坏了。但是,本来中奖的那张票已经给了王伟,王伟虽然有些憋气却没有多说什么。后来,他们干脆拿来麻将,我们一起打。当然,不可能玩带钱的。我打升级还稍强一些,打麻将就纯粹是凑热闹了。

晚上,王伟、王彦飞、张守华轮流着在这儿睡。因为房间里只有三张床,朱茂泉和我固定住在这里。

早饭多数时候在三江旅社对面的粮食局熟食三店吃。巧了,这个店的承包人跟我有点拐弯亲戚:承包人是个女的,她的妹夫是我的堂哥。也就是说,她是我的堂嫂的姐姐。本来我跟她就认识,何况当时我堂嫂也在这个熟食三店打工。于是,我的父亲很快来看我了。我对父亲说,没事,放心吧,这不是挺好的嘛。父亲见到我确实吃住都不错,心放宽了一些。母亲听说以后,也略微放宽了心。

午饭和晚饭就在三江吃。三江同时开着饭店,对外营业。多数情况下我们订好饭菜,让服务员送到房间里吃。一般是三四个菜,质量还不错。有时候我们吃水饺,那就简单了。

总起来说比较平静。很快发生了“五八”事件,中国政府煽动起了一股民族主义狂潮。张学云拿着一个本子来问我对此有何看法,并做了记录。我说,中国政府明显采取了双重标准:去年印尼暴徒残害华人时,中国媒体迟迟不予报道,后来中国政府竟然不批准学生在印尼国庆日时在印尼驻华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的申请;现在发生了“五八”事件,中国政府却蓄意挑起民族主义狂潮。为什么呢?因为印尼辱华事件的背景是民主化浪潮,独裁者苏哈托终于下台了,中共兔死狐悲,不愿让太多的中国人了解。而“五八”事件中虽然3名中国人的死的确应由北约承担责任,但背景是塞族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屠杀,西方民主国家对具有反人类性质的米洛舍维奇塞族政权的制止犯罪并给予一定的惩罚。听了我的观点,张学云惊讶了半天。

当时正值莒南县公安局中层岗位换届。好像是3年一换,搞一些岗位竞争之类的名堂。莒南县公安局很忙,就在5月14日把我送到了临沂的五里堡派出所。

五里堡派出所安排我住在3楼的联防队员宿舍,平时就由一个警校实习生王启亮陪着我。还跟1998年10至11月那次软禁类似,在派出所里我可以四处乱逛,出门的话就由他们陪着。但是吃饭的质量下降了。所长王明启埋怨我说,去年那一次,我们所的经费让你给花了多少啊!这次,就跟大家一起吃伙房吧。

在五里堡派出所期间比较平静,基本没什么事。5月25日,我被送回莒南。当时五里堡派出所副指导员马仑和兰山分局政保科的董科长及小阎3个女警察跟我坐在一辆车上,她们3人挤在后面,我坐在前面。包括司机韩茂文在内,都不知道莒南县公安局的位置。于是,我给他们四人带路去了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这几个人跟张学云并不认识,还是我给她们做了介绍。事后想起这些经历,真感到荒唐。

此时莒南县公安局中层岗位换届刚刚结束。张学云调走了,正在跟新任科长卢修田交接工作。另外还来了一个副科长张新乐。他们带我去了镇西派出所,见到了新所长潘仕虎。潘仕虎仍然按照老样子安排。于是,张新乐、朱茂泉、王伟、王彦飞、张守华又跟我住进了三江旅社。

这之后,基本老样子。当然,期间我曾跟张新乐发生过一次冲突,我在《我的18次绝食经历》一文中曾经做过介绍,这里就不多谈了。6月4日,我绝食24小时,以此为“六四”10周年祭。这一天,侯献合来了,请我吃饭,我没答应。他问我对组党有什么想法,我说组党是我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但是目前我觉得组党的时机并不成熟,所以我不再参与组党活动了。他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我现在连自由都没有,还能有什么打算?他说如果你有自由了呢?我说那我就先在家里休息一段时间再说。

6月10日,我被他们送回家。于是,我获得自由了。

2006年3月24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6-03-23

王金波: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与《在野党》——跋涉·组党(17)

我在杭州期间,参加了几期《在野党》杂志的编辑工作。我觉得,由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主办的这份民刊,是79民主墙民刊运动的直接延续。同时,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在民运高潮时期创办并发行的纸媒民刊。我出狱后惊奇地发现,互联网已经普及到平民百姓家庭,海内外信息的获取异常及时且易如反掌,传统的纸媒已被大大冷落,甚至可以弃之不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搞纸媒民刊,恐怕就不合时宜了——不管是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还是从可能承担的风险的角度。事实上,我出狱后,给朋友们一封纸质信件也没寄,而全部是采用电话(包括固定电话、手机和短信)和网络(包括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对话)联系。范子良老先生在2004年底上网以后,也基本停止了纸质资料的整理和邮寄。

1999年我在杭州期间,《在野党》杂志的联系地址一开始是吴义龙的住处。4月初吴义龙被迫接连搬家之后,联系地址改成了毛庆祥的家庭地址。当时每出一期,除了朋友们之间寄送、留几份存档以外,毛庆祥等朋友还寄给了杭州市、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有关部门。我记得毛庆祥曾经说过,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部门他都寄过。杭州本地的公安部门,则直接送去。我曾经参与过第六至八期的部分编辑工作。当时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成员轮流担任每一期的主编。

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在野党》杂志具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下面我就把该杂志的1-11期的目录【附件17】附在后面。至于以后是否还出过第12期,我就不知道了。需要说明的是,这要感谢江苏泗阳吴克林先生,当时是他提供了这么详细的资料,尽管他从未参与组党活动。

【附件17】《在野党》杂志1-11期目录

中国在野党 纵谈 第一期目录 1998年9月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关于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的时机的说明──告海内外的朋友们(1998年7月)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联合起来,为在中国创立中国民主党而奋斗(1998年8月)
  王希哲:评王有才的释放(1998年8月30日于波士顿)
  祝正明:与国内公安、国安的朋友们商榷
  金枫:焦点分析:“中国民主党事件”测试江泽民
  山东民运人士向山东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
  吉林民运人士向吉林省民政厅申请注册成立“经济、社会权利促进会”

在野党 民主论坛 第二期目录 1998年10月

【时事新闻】

中国民主党四川筹备委员会成立
  贵州高原民运人士顶风行动,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贵州省筹委会
  民运风雷起中原:民主党宣告成立河南省筹委会

【民运通讯】

西安、四川、湖南、贵州、浙江、北京、河南、湖北、河北、江苏、吉林、辽宁、黑龙江、山东、上海等省市180余人:关于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公约的声明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给中国民主党四川省筹委会的贺信(1998年10月16日于纽约)
  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贵州筹委会、黑龙江筹委会、湖北筹委会、辽宁筹委会、吉林筹委会、山东筹委会、上海筹委会、四川筹委会、浙江筹委会、海外筹委会:致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的贺信(1998年10月24日)

【社论、评论】

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黑龙江筹委会、辽宁筹委会、山东筹委会、上海筹委会、浙江筹委会、湖北筹委会、吉林筹委会、四川筹委会、海外筹委会:中国民主党关于和平民主统一中国的意见(1998年10月20日)
  重庆《新华日报》:言论自由初步收获(1945年10月1日)
  彭明:对当前政治形势的评价
  祝正明:民主政治的内容

在野党 民主丛谈 第三期目录 1998年11月

【时事新闻】

中国民主党成员参加基层选举
  中国民主党各省成员联合申请,全筹会成立
  民运人士不怕坐牢继续推动组党,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成立
  中国民运组织将举行海外圆桌会议
  十六名中共党员退党
  中共高层对组党活动的处理有不同意见

【民运通讯】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成立宣言(1998年11月7日多伦多)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黑龙江筹委会、湖北筹委会、辽宁筹委会、上海筹委会、贵州筹委会、河南筹委会、吉林筹委会、山东筹委会、四川筹委会、浙江筹委会、海外筹委会:祝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成立(1998年11月15日)
  中国民联阵-自民党主席王策:回国上书声明

【社论、评论】

重庆《新华日报》:打碎法西斯式的出版法(1946年6月29日)
  刘连军:致一位热烈拥护民主运动的爱国者
  张良生:民主是怎样到来的?
  祝正明:民主政治的运作规则

在野党 民主丛谈 第四期目录 1998年11月30日

【时事新闻】

郑州市二千多人示威游行  民主党向知识界发展,湖南大学筹委会宣布成立
  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表面现象 大陆书籍出版业自由增加
  香港媒体报导,《新闻法》与《政党法》可能明年出台
  安全部最敏感六四天安门十周年来临
  民主墙及民办刊物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在纽约召开

【民运通讯】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北京、四川、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含湖南大学)、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上海、浙江、海外筹委会:致中国民运组织海外圆桌会议贺电(1998年11月19日)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暨北京、四川、贵州、河南、湖北、湖南(含湖南大学)、黑龙江、吉林、辽宁、山东、上海、浙江、海外筹委会:致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并魏京生主席贺电(1998年11月19日)
  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备委员会、东三省(黑、吉、辽)筹备委员会、湖北筹备委员会、山东筹备委员会、上海筹备委员会、浙江筹备委员会、海外筹委会:关于中国政府签署国际人权公约的联合声明(1998年10月8日)
  安宁:法庭陈述(1992年)

【社论、评论】

牟传珩:中共精神支柱瘫塌(1998年10月2日)
  陈功:中国发展联合会的难题
  祝正明:民主政治体制的优越性
  赵鑫:回忆西单民主墙
  重庆《新华日报》:保卫新闻自由(1946年9月1日)

在野党 民主丛谈 第五期目录 1998年12月5日

【时事新闻】

中共强硬派积蓄力量,新一轮政治寒潮降袭 秦永敏、徐文立、王有才等六人被拘捕
  人权公约刚刚签署,林海又在上海第一中级法院受审
  北京公安拘捕中国发展联合会七名成员
  北京又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审判著书的安徽青年作家刘宪立
  北京晨报报道“希望工程”捐款遭挪用
  商厦突然关闭,经销商血本无归,北京一千多人在政府门前举行示威
  要吃饭,要生存,湖南长沙发生多起工人示威抗议活动
  彭明控告北京市民政局涉及行政违法
  港报普遍批评唐家璇否定民间索赔
  大陆网民:呼吁罢免唐家璇外交部长职务的公开信

【民运通讯】

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就江泽民访日发表声明
  八九人物再走在一起,征集百万人大签名

【社论、评论】

祝正明:言论自由的涵义
  德国《世界报》社论指出,大陆应向台湾学习民主化经验
  张伟国:高处着眼,低处着手,当前需要注意推进结社自由的策略
  张华:民主之路要依靠全体中国人的民主意识的觉悟
  方言:行民权之实,江泽民的最后机会

在野党 中国丛论 第六期 1999年2月12日

吴义龙:我的申明(1999年1月23日)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对于浙江大学开除吴义龙学籍的严正抗议和紧急呼吁(1999年1月22日)
  单称峰: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陈至立部长的一封公开信(1999年1月22日)
  湖南谢长发、柏小毛、谢长桢、姚小舟、刘利平、山东车宏年、杭州萧利彬、毛庆祥、池建伟、吴义龙、杨建民、曾绍平、尉国平、来金彪、王荣清、李锡安、云南李一丹、陈有华:杭州声明(1998年12月17日)
  王尊一:向毛主席的呼吁(1957年6月12日)
  吴义龙:关于李鹏先生11.23答记者问的声明(1998年12月5日)
  杨建利:公开组党的策略反思
  李永铭:如果天理不容,如何稳定
  储安平:党天下是一切宗派主义的根源(1957年6月2日)
  铁屋:从“老实交代”到“你有权保持沉默”(1998年12月25日)
  鲍彤:去年最后一条新闻让我震惊和困惑,我希望读到一条新的新闻

在野党 民主论坛 第七期 1999年3月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的十项建议(1999年3月3日)
  简报
  祝正明:容忍持不同政见者是现代社会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必需的心理素质
  【通报】中国民主党联欢,浙江地方当局驱散民众春节联欢会
  青萍: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思考(1999年3月)
  晚成:评刘家骅《写给中国“异议人士”的一封公开信》(1999年1月23日)
  【时事摘要】只论经济避谈政改,朱镕基下令不得以粗暴手段对付人民
  【民运讯息】政治和解,民主改革:原体制内九位知名人士联署上书人大政协
  【评论】伊铭:中国大陆的穷人和富人
  美国之音:为什么海外的华人学术上经济上能够出类拔萃?
  【他山之石】辛鸣:苏联和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人物介绍】茉莉:“杰出民主人士”卢四清侧记(1999年1月19日于瑞典)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抗议信(1999年3月9日)
    附:单称峰给丈夫吴义龙的信(1999年3月3日夜)
  【录此存照】重庆《新华日报》:民主与国情(1944年5月17日)
  毛庆祥、王荣清、朱虞夫、李锡安、祝正明:申请集会报告(1999年3月)
  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朱虞夫、吴义龙、祝正明:公开声明(1999年3月15日深夜)
  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抗议书(1999年3月25日)
  中国民主党全筹会:给世界人权大会的一封信(1999年3月27日)

在野党 第八期目录 1999年4月16日

《宪法》第35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22条
  【社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纪念为中国民主、自由而献身的人们(1999年清明节)
  【民运讯息】王希哲:在泰国曼谷给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开信(1999年4月6日)
    附:【报评】回国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苹果日报评王希哲闯关
  【参政议政】杨建利:和朱镕基谈谈心(1999年4月2日)
  【参政议政】李怡:江泽民治国的反向思维
  【参政议政】晚成:对中国《宪法》的探讨与民主的展望(1999年3月)
  【参政议政】施哲:历史是人民写的
  【参政议政】祝正明:绝食感言(1999年3月18日)
  【时事风云】茉莉:面对科索沃外国能做什么?──兼谈瑞典角色和中国政府的表演(1999年3月27日于瑞典)
  【社论】吴义龙:皮诺切特们走到了最后(1998年12月9日)
  【民运讯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中国民主党简介(1999年4月5日)
  【专家评述】当江泽民背诵林肯1862年盖提斯堡阵亡将士墓前的著名演说时……──中国民主党论题之三:民主与安定团结
  【人权语录】罗宾逊夫人、安南……
  【录此存照】重庆《新华日报》:纪念杰斐逊先生(1945年4月13日)
  【民运讯息】中国民主党大事记(1998年6月25日-9月6日)
  【专家评述】鲍彤:敦请党国领导赶快主动平反“六四”(1999年3月23日)
  胡耀邦先生永垂不朽
  【民运讯息】民运人士姚振祥虽提前出狱,但被警察们骚扰没能送母终(1999年4月15日)
  【来信综述】著名异议人士林老4月4日来信
  【来信综述】刘世遵先生2月29日来信

在野党 第九期目录 1999年5月23日

【专家评论】鲍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救民运动
    之一:陈独秀针对中国特色请来两位西洋医生
    之二:科学能根据一言堂的意志加以改造吗?
    之三:民主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手段吗?
    之四:当反腐败走上民主新路的时候
  【本刊特稿】许良英:“八九”十年感言(上)
  【自由谈】施哲:坏事变成了好事(1999年5月15日)
  【共商国是】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致江泽民主席的一封公开信(1999年5月11日杭州)
  【录此存照】重庆《新华日报》:“全世界民主大家庭的家法适用于中国”(1944年10月9日)
  【参政议政】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及联合总部:严正声明(1999年5月8日)
  【百姓论坛】张诒达:百元券上“四大头”
  【神圣权利】王荣清、王东海、毛庆祥、朱虞夫、李锡安:申请集会报告(1999年5月19日)
  【我说民主】鲍彤:民主制度就是人民向领导文明地施加压力的制度
  【专家评论】鲍彤:中国特色和中国道路
  【民运探讨】洪哲胜:现实与变革的动力学
  【历史轨迹】《新华日报》:谁使中国不能安定?专制政府!(1946年5月17日)
  【民主论坛】徐光:把竞争的观念引入中国的政经改革(1999年5月4日)
        舒啸:目标和策略──再评组党运动(下)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声明(1999年5月4日)

在野党 第十期目录 1999年7月8日

中国民主党政治目标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社会要稳定、执法要文明(1999年6月9日)
  胡江霞:心中自有蓝天──“六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致辞(1999年6月4日)
  中国民主党宁波筹委会:宁波召开“推进民主恳谈会”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为民主文明昌盛的中国而努力奋斗──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一周年作(上)(1999年6月25日于杭州)
  巴耕:醒星感悟
  让我的血在你的生命中延续──记民主党员“六·一”献血受阻
  来金彪一纸诉状,下城公安成被告
  戚惠民:卑鄙者的通行证
  王荣清:致市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1999年7月1日)
  朱镕基就任总理若干问题
  吴义龙:中国问题及其症结
  陈树庆: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1999年6月12日晨)
  许良英:“八九”十年感言(下)
  鲍彤接受BBC采访
  公安职业呼唤理性
  还自由于公民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强烈抗议(1999年6月22日)

在野党 第十一期目录 1999年8月28日

理性 和平 公开 合法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我们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与紧急呼吁(1999年7月)
  和平、民主、统一──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紧急声明(1999年8月16日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为民主文明昌盛的中国而努力奋斗──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一周年作(下)1999年6月25日于杭州)
  吴义龙:中国问题如何解决
  戚惠民:李洪志与毛泽东
  陈树庆:捍卫谁的主权?(1999年6月1日)
  面对大清洗
  卞建林:沉默的权利
  民主从哪儿起步
    之一:陈建业:民主从基层起步
    之二:李正坤:民主应从上层起步
  民主党人再次受到盘查和拘押
  Richard Long致中国民主党
  金枫: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研讨会在柏克莱
  肖雪慧:保护人性与保障人权
  崔公展: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家戴季陶(1999年7月)
  今年5月以来异见人士受镇压情况
  方笑凰

2006年3月2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王金波:在杭州的最后日子——跋涉·组党(16)

我第三次到杭州以后,吴义龙把家搬到了朱虞夫家附近的一个地方。但是没过几天,房东突然无条件提出退房。没办法,在离毛庆祥家较近的地方,租了两处房子。一处给吴义龙和小单住,大家尽量少去,我从未去过。另一处用我的身份证租了两间房子,同时毛庆祥给我办了暂住证。如果有外地朋友来,也可以住在这里。当时放了两张床。我把东西从城南那里拿回来,一部分放在这里,另一部分放在王东海家里。因为那个时候,我开始经常住在王东海家里。吴义龙家里原来的那些家具,大多放在了这里。

在这个以我的名义租的地方,我先后见到了严正学和姚振祥等朋友。那一天,严正学从北京回到浙江,在杭州跟朋友们见了见面。他高高的个子,不胖,留着一点胡子,头发挺长。严正学跟祝正明和我一起在这个房子里谈了很长时间。听他说起自己的儿子遭遇车祸而死的情景,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

姚振祥和章华麟来杭州的一些情况,我以前曾有过介绍。

我在杭州期间住的地方大体上如此:第一次去杭州(1月15日至25日),住在吴义龙家。第二次去杭州(2月10日至20日),有时住在吴义龙家,有时住在王荣清家,后面两三天住在城南朱虞夫的房子里。第三次去杭州(3月28日至4月29日),前期有时住在城南,有时住在王荣清家,后期有时住在我租的房子,有时住在王东海家。当然,还曾偶尔在其他地方住过。

在4月中旬以后,我住在王东海家里的时间要多于住在其他地方的时间。这期间,我跟他们夫妇俩慢慢熟悉起来。甚至,我把我的大部分行李搬到了这里。

在用我的身份证租的房子里,除了我有时候住之外,高天佑、张玉祥都曾住过。张玉祥来杭州的情况,我以前曾有过介绍。

4月下旬,还有两件事情值得讲一下。一件是法轮功问题。那一天我在毛庆祥家里。毛庆祥经常在下午17点半用小收音机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这一天,他听完广播之后问我,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以前对法轮功有所了解,就说这是一种气功健身运动,跟中功、香功类似。毛庆祥显然没弄明白一种气功健身运动为什么会政治化,因为外电说法轮功引起了中共高层的不满,似乎要进行镇压。

第二件,则是谢万军出逃俄罗斯。也是在毛庆祥家,他听收音机之后告诉我的。此时,我对谢万军的一些行为已经开始产生不同看法。对于他出逃一事,我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

也是在这个时候,王荣清、吴义龙跟我的关系渐渐拉远。而我自己,下一步何去何从,已经迷茫。在王东海家里住,只是临时性的,他也不能给我帮忙找份工作。实际上,他夫妇俩都没有工作。此时毛庆祥曾建议我回山东后去济南打工,同时注意车宏年状告公安局非法劳教一案,如果能帮点忙那当然太好了。但是,我觉得毛庆祥的这个建议不太可行。至于北京查建国邀请我去北京,出于安全的考虑,我没有答应。王东海、傅国涌曾说过看看能否去北京或西安打工的话。我觉得这倒可以。但是,还没等我作出离开杭州的具体安排,我被抓了。

4月27日,我得知吴义龙在广州被抓。我马上给广州一位朋友打电话,询问吴义龙被抓的情况。他显然也不是很清楚。我告诉他,吴义龙的夫人单称峰打算去广州一趟。杭州的朋友,去找过几次警方,询问吴义龙的情况。

4月29日早上,我打电话给胡江霞,约好次日一早在汽车站见面,然后我们一起去衢州看王有才。当时我想,看完王有才回来,我就离开杭州。

午饭后我和高天佑躺下睡了一觉。后来我醒了,高天佑仍在睡,我去了厕所。不一会儿我从厕所出来,看到院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穿警服的,都冲着我们那屋子。高天佑在里面看见了我,但是没吭声。我一看二话没说,就问怎么回事,这里是我租的房子。一个穿警服的一听这话,就说你拿身份证来看看。我拿出身份证,他接过去看了看,问有没有暂住证。我拿出暂住证来。他又看了看,问有没有外出务工证。我一听愣了,不知道什么叫外出务工证。他说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了解了解情况吧。于是,我和高天佑就被带到了派出所。

在派出所里,我和高天佑先是被分开问,然后一起被带到了留置室。两天后的5月1日,毛庆祥、朱虞夫去派出所找到我俩。朱虞夫在那里陪我们聊天。毛庆祥回家拿来夫人做的饭给我们吃。严正学又回到了杭州,也来看我们。下午,临沂警方接到我,去了我租的房子那里,毛庆祥在那里等着。我收拾好东西,毛庆祥把我送上车。然后我们去了王东海家,因为我的大部分行李在王东海家里。但是不巧,没人在家。我在外面等了几分钟,警方有些着急,说留个纸条,放下五块钱,让他把东西寄到你家里去吧。我想了想,算了吧,反正是在朋友家里,以后再说吧。就这样,不一会儿,我离开了杭州,此后至今再没有去过。

在这里,我把一些朋友的情况列在后面。这些朋友,我在浙江期间,曾经见过面或去过他的家里。在我离开杭州以后,他们大都有过或长或短的牢狱之灾。

王有才是我第一个有联系的浙江朋友和“六四”学生领袖,尽管至今我俩没见面。两年前他赴美保外就医后,我父亲到济南探监时告诉了我。不久,跟我同监为囚的牟传珩专程让别的犯人把我叫到监室外面,告诉了我这个喜讯。王有才到美国后不久,胡江霞也赴美跟他团聚。去年我出狱没几天,王有才打来电话向我问候,胡江霞也跟我聊了一会儿。今年年初,胡江霞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跟王有才分别在两处地方读书。

祝正明是我第一个见面的浙江朋友。他是浙江江山人,1962年10月2日生于山东金乡,1978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1982年至1988年在江苏仪征化纤公司工作,1988年至1998年在杭州蓝孔雀化纤公司工作。“六四”后潜心研究民主理论,1998年自费印制《民主政治》一书。中国民主党早期的筹备工作,他和王有才、吴义龙起了关键作用。第一份《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就是祝正明起草的。1998年底王有才入狱后,祝正明成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主要负责人。1999年夏天他曾短暂被捕,后来去北京参加一次会议时再次被捕,2000年4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十年,目前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我在杭州期间,祝正明对于组党基本保持低调。他的人际协调能力不错,跟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去年我出狱后一直没有打听到他家的联系方式。去年年底,浙江朋友为狱中民主党成员进行了一次募捐,我在募捐清单上看到了祝正明的母亲何素贞女士的联系方式,当晚就打电话过去。祝母显然很无奈,只能苦熬。

吴义龙是我接触最多的浙江朋友。他生于1967年5月1日,安徽枞阳人,1991年毕业于安徽大学中文系,分配至池州师专任教四年,1995年到杭州学习,次年考入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在中国民主党的筹备过程中,吴义龙做了大量的联络工作。1998年底王有才入狱后,吴义龙担任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对外联络人,和祝正明等人一起主持了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1999年1月,吴义龙被浙江大学开除学籍。1999年11月他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1年、剥权三年,目前在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去年我出狱后,曾问过小单吴义龙家里的情况,小单不是很清楚。我之所以很想打听一下祝正明和吴义龙的情况,是因为他俩的家都不在杭州。祝正明离婚了,探监的亲人只能靠父母。吴义龙跟小单没有办结婚手续(1998年底小单不满23周岁),探监的亲人只能靠安徽枞阳农村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但是相比祝正明来说,吴义龙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少了一些宽容和妥协,容易跟别人产生矛盾(这一点跟我有些类似)。我入狱之前就曾听小单说过,吴义龙曾被长期单独监禁(禁闭)。不过好在去年魏京生基金会把第二届民主斗士奖授予了吴义龙,算是给了我莫大的宽慰。

毛庆祥1999年被判刑8年,目前在浙江省第一监狱服刑。他生于1950年,是入狱的浙江民主党成员中年龄最大的。去年我出狱后打电话给他家,他的儿子毛小明(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当然他记不得我了,1999年的时候他还小)说他母亲在他外婆家,然后告诉了我他母亲的小灵通号码。毛庆祥夫人胡晓玲的父母跟他们家对门。我打过去,胡晓玲一听是我,高兴坏了。她说她在网上看到我的消息了,知道我这几年受苦了。我问毛庆祥情况怎样,她说毛庆祥还可以,前一段时间监狱曾经要给他减刑,需要家属签字说明毛庆祥认罪了。“当然不能签,怎么能认罪呢?不减刑就不减刑吧。”听胡晓玲这么说,我真佩服他们夫妇俩的骨气。胡晓玲还说,毛庆祥虽然跟祝正明在同一座监狱,但平时难得一见。

朱虞夫1999年被判刑7年,在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预计半年后出狱。朱虞夫生于1953年2月13日,入狱前在房管局工作。我在杭州期间,他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秘书长。他的夫人姜杭莉是个江南美女,在一家医院工作,是浙江民主党主要成员的夫人中惟一一个有正式工作的。去年我出狱后,想打听一下朱虞夫的情况。因为家里的电话贵,外面的话吧便宜,所以我就利用去县城的机会给朱虞夫家里打过几次电话。但是,要么没人接,要么是朱利接的。直到过年时,我在家里把电话打过去,才和姜杭莉聊了一次。跟胡晓玲一样,她也很清楚地记得我。她说,根据判决书,朱虞夫在今年9月刑满。但是1999年时,朱虞夫是6月就被警方带走的,因此她很不理解为什么那两三个月的时间不能算进刑期。朱利是朱虞夫的女儿,当时上小学,很调皮。我听是她接了电话,就问她是否上中学了,她说上高中了。我这才想到,已经时隔6年了,当年的调皮小女孩应该是个婷婷玉立的大姑娘了。朱虞夫的儿子朱昂,1999年在父亲被捕十几天后参加高考,考上了浙江大学,现在应该早已工作好几年了。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能考取浙江大学这所名校,除了他的确是成绩很好之外,恐怕还有一个原因:他们全家都提前做好了朱虞夫随时被捕的心理准备。其实,有哪位异议人士及其亲人不是这样呢?

王荣清1999年跟毛庆祥、朱虞夫等人在杭州同时被抓,不久获释。后来,他又数次被抓。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年底,他和王东海、王富华等人发起了为狱中民主党成员募捐的活动,募捐清单公布后他即被抓,不到一个月后获释。

戚惠民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我跟他大概只是匆匆见过两次面,简单地谈了几句,因此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2001年初,戚惠民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一年劳教,在金华十里坪劳教所认识了范子良老先生,从此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去年春天我母亲遭遇车祸,他和范子良老先生给我家捐了款。我出狱后给他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一个女士说我打错了。后来我听范子良老先生说,我没打错,戚惠民夫人不愿意让他继续卷入民运,所以如此。后来戚惠民给我打来电话,说应该给我接风,并欢迎我去杭州玩。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暂时没有再去杭州的计划。

单称峰是萧山人,1976年生。她考入杭州的一所学校读书,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认识了三联读书会的主要成员吴义龙,很快两人开始了恋爱。他们俩决定结婚,吴义龙开好了结婚证明,小单却因年龄不够23岁没开成,从而没有拿到结婚证。我记得好像小单说过她跟鉴湖女侠秋瑾有着稍远的亲戚关系,而她自己也颇以此为自豪。2001年初,因为呼吁释放吴义龙等人,她被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判处两年劳教。她被捕后,我曾打电话给她父亲,她父亲显然不希望她从事这些活动。去年我出狱后,得知她在杭州工作。

来金彪1964年生,基督徒,原是公交车司机。1998年参加组党,经常去西湖边上的湖滨公园演讲。他的口才的确很好,声音也很好听。1999年初,他曾被治安拘留过一次,出狱时受到浙江朋友的隆重迎接。我出狱后听说,他不仅一直坚持下来,而且还多次参与维权、民运活动,比如画水事件,他甚至因此而短期入狱。去年我出狱后给他家打过好几次电话,都是一个小女孩接的,说“爸爸不在家”。后来我跟来金彪用电子邮件联系,他才明白为什么好几次他回家后听女儿说“叔叔又来电话了”,但他搞不清是哪个“叔叔”。1999年时来金彪尚未结婚,他的女儿今年好像5岁,那么他可能是2000年前后结婚的吧。现在他每天白天都要外出工作,家里又没电脑,很辛苦。

谭凯,我在前面曾经谈过。去年11月他和戚惠民等人同时分别被政府部门叫走。戚惠民等人在杭州市上城区民政局里被告知:尚未形成组织的“绿色观察”是“非法组织”,但是“非法”在何处并未讲清楚。当天戚惠民等人回家,惟独谭凯没有回家。后来证实,谭凯被以“非法窃取国家秘密”的罪名逮捕,目前情况不明。

范子良老先生的情况,我曾在《老而弥坚——记范子良老先生》(又名《老而弥坚的范子良先生》)一文中作过介绍。他曾被劳教两年,吃了不少苦。这里我补充一下,那就是去年我出狱后,第一个把消息发到媒体上去的,就是范老先生。当时,他用了两个多小时才发出去。后来,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哈维尔说过:“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有很多人能够倒背如流这句名言。但是,我常常想,到底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认为,范老先生已经真诚地做到了。

聂敏之老先生,2001年10月7日16时1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70岁。

高天佑原名高长礼,安徽蚌埠某县人。他当时50多岁,原来长期住在长沙,后来在收音机里听到杭州朋友的联系方式,就来到杭州,跟朋友们取得联系,参加了组党活动。我在杭州期间,在浙江组党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外省朋友,大概就是高天佑和我了。4月29日我跟他一起被抓时,他刚从外地回到杭州两天,车票还没扔呢。我回山东后听说他被押回安徽后很快就放了,他又回了杭州。后来听说他曾去过北京、东北等地,也曾在蚌埠和温州生活过。还有人说他曾被劳教过两年。去年年底,来金彪告诉我高天佑在去泰国旅游时申请政治避难,后来失踪。

严正学是台州椒江人,在北京和台州都有家。他是个画家,曾经当过圆明园画家村村长。但是,我一点看不出他像很多艺术家那样狂妄,倒是非常谦逊,谦逊得让人不相信他的那些经历。我出狱后听唐元隽说严正学曾在纽约卖过一段时间的画,不久回国,并长期陷入某些政府官员对他的种种迫害之中。严正学的“行为艺术”借用了法律手段,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不得不佩服其坚韧不拔的精神。他曾来信说:“我一直牵挂你的情况。你入囹圄的日子,关注你长期绝食,为你担忧,呼吁抗议当局的惨无人道的加害!当年在杭州我们最后的一面,是老毛带我去拘留所(应为派出所——王金波注)看你,谁知一别就6年。人生真快,中国民主、自由、法治和宪政,几乎仍在原地踏步,希望在于你们后生的再接再励!”其实作为一个比我父亲还大的长辈,他令我充满了敬意。

王东海后来跟我保持了较多的联系,以后我再讲。跟严正学一样,王东海也比我父亲大。他是一个忠厚长者,他和夫人对我的关照,使我永远难忘住在他家里的那段时光。

陈树庆前不久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但却被当局以种种借口剥夺了律师资格。但是,他仍在力所能及地给朋友们提供法律帮助,比如去年就曾帮王东海夫人程云惠打过官司。

李锡安,作为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一直以温和的方式从事着民主运动。

高烨炬,在我出狱后没几天就打来电话问候。我能感觉到他对我发自内心的关怀。

傅国涌现在是一名蜚声海内外的青年学者。

叶文相是老资格的异议人士,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曾跟他有一面之缘,但没有仔细交谈。

我见过面的杭州朋友中,至今仍然在坚持的,还有余铁龙、萧利彬、池建伟、杨建民、尉国平、苏晖彬等等。

上海的晚成先生,前面已经讲过。

上海的姚振祥,前面讲过。去年他刚刚出狱。这是他第几次入狱和出狱了,我搞不清楚。反正他给我的印象是,每次出狱顶多一年又进去了。很多人声称不怕坐牢,但坐过一次牢后就不想坐第二次了。我就是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姚振祥为何一次又一次坐牢,仿佛他不会“吸取教训”似的。我想,在中国目前的极权体制下,可能他把监狱生活当成了自己人生的主要部分——这是一种何等执着的精神!

上海的章华麟,1999年5月,曾经参加上海的“六四”十周年祭筹备活动,并因此被短暂拘捕。

江苏泗阳的张玉祥,现在南京工作。

天津的吕洪来,前面讲过。

北京的朱锐,后来我曾在北京见过一面。

此外,我在上海见到的李国涛,一直战斗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前几天,刚刚传来他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治安拘留七天的消息。

周建和,早已去了美国。

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2006年3月2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6-03-22

王金波:浙北之行——跋涉·组党(15)

4月3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组织了一次给于子三扫墓的活动。这次活动,我在《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一文中曾有较详细的介绍。

看到无人因扫墓活动被抓(除平时基本不参与活动的来杭州做生意的外地人苏晖彬被扣一夜之外),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增强了信心,计划派人到下面各地区转一圈了解了解情况,看看“六四”之后能否公开成立一些地区一级和县一级的筹委会。毛庆祥、高天佑、我,好像还有一个人,我记不清谁了,大概是吴义龙吧,一共四个人,分别去了不同的地方。我被安排去很近的湖州和桐乡。毛庆祥告诉我,湖州菱湖镇有一个老人范子良,是个很不错的热心人。桐乡高烨炬虽然跟现在这些朋友不熟,但是跟王有才很熟。于是,大概是4月7日或8日吧,我到杭州汽车北站,也就是离祝正明家特别近的那个汽车站,坐上了开往菱湖的汽车。

到了菱湖以后,出了汽车站就有三轮车围上来,问我去哪里。我说去周家弄。司机说三块钱。我就坐上了。谁知走了一条街就到了,我才知道三块钱实在不划算。但是,因为朋友们的电话通常都被监控,我去外地找朋友时很少先打电话联系好,所以才吃了这样的亏。

按照地址我找到那个门。敲门后,出来一个高高的清痩老人,这就是范子良老先生。我说我是从杭州来的,老先生还以为我是毛庆祥呢。进门以后,我俩互相做了介绍。其实,老先生和毛庆祥仅仅是通过别的朋友(好像是上海的朋友)介绍之后通了几封信,彼此并不是很了解。

老先生原在上海铁路局当工人,退休后回到老家菱湖。我听他说了他手工收听、录制、整理海外媒体有关广播内容并广为寄发的情况时,大为感动。虽然这是最笨的法子,但我再也没有听说还有其他人也能坚持数年如此。这虽非壮志,却是一种恒心,一种一般人做不到的恒心。他家里住着祖孙四代,上有岳母,下有儿子、孙女,生活可谓艰难。好在两个女儿孝顺,经常来看看。老伴虽然年纪大了,却也不得不外出打工,因为要还买房子借的债。我住了一夜,次日老先生把我送到车上,还给我买了车票。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忘年交,直至今日。

然后我坐车去了桐乡。我打听了好多地方,终于找到了交通局。我找到那个办公室,高烨炬正跟他的同事忙着。高烨炬下班后带着我回了他的家,那儿楼下有个小小的菜市场,他说那儿卖菜的有山东人。来这里卖菜的山东人以临沂苍山人居多。我问了一下,果然是苍山的。

高烨炬是绍兴人,毕业于济南高等交通专科学校,这个学校后来升格为山东交通学院。毕业后来到桐乡,在交通局干财务工作。他只比我大一岁,刚结婚没多久,没有孩子。夫人是桐乡本地人,在楼下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房卖日用品谋生。

他跟我谈起来他是如何认识王有才的。原来有一次他在杭州一家书店,看到王有才和胡江霞在看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对王有才说这本书不错。于是,他们成了朋友。平时他跟王有才联系不是很多。去年王有才入狱前他曾去过杭州一次,到现在快半年没去了。他还给胡江霞打了一个电话,知道胡江霞见过我。他说他电脑坏了,正准备去杭州修呢,所以计划周末跟我一起去杭州。

次日我是否跟他去了交通局,我记不太清了,反正没走。高烨炬在家里用电脑上网。晚上,我睡在放电脑的屋里。虽然电脑主机已经拆开了,但是还能用,他就让我看了看《小参考》。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正式上海外网站看《小参考》。此前我曾经在www.usa.net上申请了一个信箱,他就帮我订了一份《小参考》。那个时候,大概《小参考》是国内朋友了解信息的最广泛、最方便的渠道了。而www.usa.net信箱,则是当时很多朋友普遍使用的,尽管它是全英文的。去年我出狱后,发现2000年恢复原名《大参考》的原《小参考》对我入狱后的消息作了及时而充分的报道,只是可惜在6月份停刊了。而www.usa.net上的信箱则已不能用,大家早已换了别的信箱。

第二天晚上我继续看《小参考》。后来我想,也写一篇纪念“六四”的文章吧。于是,我把一直在考虑着的一些东西记下来,起草了《我与“六四”——纪念“六四”十周年》。大约4点多我才躺下,一两个小时后起来。高烨炬把我刚写的文章存进一个软盘,又用打印机打了几份。吃完饭后,我俩抱着电脑主机,坐车去了杭州。

在杭州下车后,高烨炬带着我去了一家电脑商店。那个地方的人他认识,所以放下主机我们就走了,转过一条街就到了胡江霞家里。

高烨炬好几个月没来了,这次来了,胡江霞很高兴。我们三人是同龄人。高烨炬最大,比我和胡江霞大一岁。胡江霞跟我同岁,比我大两个多月。我们三人的经历也有一些类似之处。后来我们谈起王有才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前后的一些事情。胡江霞说,王有才更注重“自由”的价值,所以本来想给这个党取名叫中国自由党(本处凭我记忆。但王有才看了本稿之后对我说,应为“中国自由正义党”。──王金波注)。但考虑到“自由”一词可能不如“民主”一词更容易让一般的人们接受,这才取了现在这个名字。胡江霞和高烨炬还说,与民主相对的是独裁不是专制,跟专制相对应的是自由。在高烨炬家里的时候,我就听他说过真理的相对性的观点。跟他们在一起探讨这些理论问题,真使我获益非浅,后来我一直向往着这种柏拉图对话录式的探讨。

王有才的一个舅舅来杭州办事,带着女儿来坐了一会儿。中午做饭时,我看到了一件很新鲜的事:胡江霞拿着一本菜谱,一边看菜谱一边炒菜。原来她不会炒菜。我还是头一次见人这么炒菜呢。

晚上,我跟高烨炬一起去了王东海家。没想到,在那里碰到了傅国涌。傅国涌当时刚刚结束劳教回到浙江,平时被夫人强制在家看孩子,每次出门都被夫人限制时间。他很健谈。见到我们两个年轻人来了,他很高兴。由于他对79民主墙运动以来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熟悉程度令我惊讶,所以我和高烨炬非常乐意听他谈古论今、分析时局。就这样,在那个小小的客厅里,我们三人席地而坐,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傅国涌当然一直没睡,但是我和高烨炬分别小睡了两次。我太困了,头一天为了写那篇《我与“六四”——纪念“六四”十周年》,只睡了一两个小时。否则,我是可以一夜不睡的。

傅国涌看了我写的《我与“六四”——纪念“六四”十周年》,建议我改一下标题。后来我听从了他的建议,改为《“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而跟傅国涌的这次交流,使我受益最大的一点是:学会自我定位,即给自己一个清醒、准确的定位。从此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不再把当政治家作为我的追求目标。其实,在此之前,我就曾经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搞政治。但是,在杭州民主党那些朋友的影响下,我把当政治家当成了我的追求目标之一,甚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现在,我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了更加清醒的自我定位——在民运界,我仅仅是个学生;将来的发展方向,应该主要侧重文字工作。我那颗漂浮着的心,终于安稳下来,落在了地面上。这次跟傅国涌的交流,给我的另一大收获,是对民运历史的了解及对时局的分析。

天亮以后,高烨炬和傅国涌先后走了。我也离开这里,去了那几个朋友那里。王东海家离毛庆祥家并不算远,步行大概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那几个外出的朋友也先后回来了。我向大家讲了我的行程。显然,我的思想上的一些变化,大家能够看得出来。也就是说,我这次浙北之行,不仅没有找到不久以后宣布成立地区或县一级筹委会的可能性,反而对组党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了。

在此前后,我发现吴义龙在一些思路上跟我的差距越来越大。比如,他仍然坚持建立一个具可操作性的反对党是可行的,当局不敢大规模镇压民主党,“六四”过后应该局势宽松。当时,外地有不少省份成立了党部。但是,浙江的朋友们还比较理性,一直没有宣布成立党部。如果浙江也成立党部的话,我可能早就离开这里了。因为,当时我坚持本着这三条原则进行组党活动:一、尽量避免与海外的公开接触;二、不急于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三、不急于成立实质性的组织。当时,我从不涉指跟海外的联系,情况我不清楚。全国筹委会倒是成立了,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活动。然而,全国纷纷成立党部的情况,终于使浙江民主党受到了影响。

这一天,在王荣清家里,王荣清、吴义龙、毛庆祥和我四个人在场。王荣清提出,下一步是否也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省党部。他话音刚落,毛庆祥立即接过话头,明确表示了反对意见。然后,我也表示赞同毛庆祥的观点,目前浙江成立党部的条件并不成熟。毛庆祥和我分别说完之后,王荣清不再坚持成立党部。而整个过程中,吴义龙基本上没有表态。

几年之后,我出了监狱,看到欧阳懿的《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中描述的一个场景,跟我当时的亲身经历何其相似!

当时,浙江民主党几名主要成员中,祝正明最低调和谨慎,甚至在开玩笑时提出“退居二线”。朱虞夫跟祝正明的观点接近,有一次建议我回山东后多看看书、写写稿(就是通过他,我听说了洪哲胜先生和《民主论坛》),而不是专心组党。毛庆祥的很多看法介于祝正明、朱虞夫和吴义龙、王荣清之间。在成立党部这个问题上,连毛庆祥都明确表态不同意,祝正明、朱虞夫就更不用说了。其实,当时大家早已形成共识,根本没考虑过成立党部,所以,突然提出成立党部,的确让人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

也许,当时吴义龙已经做好了被捕的准备。后来他去广东,大概是4月26日,被广东警方拘捕。次日小单到我租的房子找手机发票,我才知道吴义龙被抓的消息。

2006年3月2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6-03-21

王金波;再到杭州——跋涉·组党(14)

2月10日我第二次到杭州后,已是腊月二十五,马上就是年关了。我先是跟祝正明等人帮吕洪来夫妇卖鸭梨,然后就是等着过年了。小单在除夕回了萧山,那里是她父母的家。很多人来一起吃了个年夜饭,大鱼大肉,很丰盛,都是大家凑的。可惜没有饺子,这是到当时为止我过的唯一一个不吃饺子的年。我和祝正明、小郑跟吴义龙打了几个小时的扑克,这是我见过的我们的朋友们唯一打扑克的一次。天亮前大家困了,吴义龙回卧室躺下,祝正明躺在沙发上,我和小郑支了几个凳子和马扎,躺了一会儿。天亮醒来后吴义龙也去了小单萧山家,祝正明也回了家,剩下我和小郑。

我留在这里接了一些外地朋友打来拜年的电话。当然,早在此前一天即除夕,我已经打过几个电话给别人拜年。不一会儿晚成先生来了,还带来一个年轻人。原来他俩在火车上聊天,年轻人这才听说有个民主党,所以过来看看。但是,很显然,这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年轻人很害怕,不愿过深地了解,不一会儿就走了。中午我们几个人去了南边,在那儿有几个朋友筹资准备办个商店,卖一些食品之类的东西。我坐上公交车时,发现我这唯一一个不在老家过的年的确不一样,大街上熙熙攘攘,下午那些商店就开业了——上午有没有开业我不知道,因为上午我没有出门。在我的老家,商店开业可是大多要等到初六左右。

后来我跟朋友们一起过了几天,直到2月20日(正月初五)被警方无理拘捕,押回山东治安拘留15天,直到3月15日“两会”闭幕后才恢复自由。3月28日我第三次到杭州,4月29日被扣,5月1日被侯献合等人接走,从此离开杭州,至今没有再去过。这其中的部分经历,我在《我被拘留的前前后后》、《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王东海、程云惠夫妇二三事》等文章中作了一些介绍。下面,我主要对这几篇文章作一些补充。

在此之前的1998年11月,我曾经在临沂印制了一张名片,正面写着“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王金波”,地址是我所在的临沂制药厂,以及我的传呼号码,背面是我从《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上摘抄的一段文字。我到杭州之后,发现杭州朋友们也都印了名片,这倒是跟我不约而同想到一起去了。事实上,杭州朋友的名片在12月17日王有才案开庭时,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很多外地朋友就是凭着这些名片找到门上来的。当时济南朋友车宏年找到吴义龙家之后,跟朋友们合了一张影。我第一次到杭州之后,吴义龙把照片给了我,让我转交给车宏年。但是想不到的是,我第二次到杭州后听说,老车被劳教了,原因是给“境外”写“勾联信”,杭州朋友们很关注这件事。

1999年3月15日我获释后,在临沂找了一个买主把传呼卖了400块钱,因为我没有去杭州的路费了。在这期间,3月24日我凭着记忆起草了一份《中国民主党(CDP)简介》,打印了几张,带到了杭州。通过这篇稿子,不难看出当时我的一些毛病。首先,落款是“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供稿”。实际上,起草这篇稿子我没有征求任何其他山东民主党成员的意见。其次,“联系方法”前面加了“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而具体的联系人则只有吴义龙、祝正明、朱虞夫、毛庆祥、王荣清、刘连军和我的电话、传呼、通信地址及电子信箱。这两条,都说明我同样犯了“不经与他人协商便擅自以本省甚至全国筹备组织的名义发布各种消息、决定、声明、通知等”的错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我引用了一些虚假的数据。比如文中所称“中国民主党成员已遍布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成员上万人”,就与事实严重不符。但是,当时杭州朋友们比较相信这些数据,我也就相信了。几天后我到了杭州,朋友们看了很赞赏,经祝正明等朋友修改(其中那些虚假的数据略去不提)后,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发表在4月16日出版的第八期《在野党》杂志上。2001年元旦前后,我在青岛一家网吧上网时,无意中看到海外某网站曾经刊登过这份稿子。当然,好像是又有所改动。至于去年我在《博讯》上发表的第二稿,则是我回山东后闲来无事,为了尽可能保留文件的原貌,我按照记忆进行恢复的。

说实话,当时我去杭州的目的,打工是次要的。这一点,不仅朋友们之间明确讲了,并且估计警方也很清楚。不然,2月20日朋友们举行春节联欢会时为何单单抓了我一个人?还有,4月29日我和高天佑同时被扣,我被押回山东后到6月10日才获释。但是,我毕竟是以“打工”的名义留下来的,所以当时我坚持这样一点:“不管我做了什么事,一律不公开出现我的名字。”王荣清曾经几次提议把我的名字加进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名单里面,我始终没有同意。其他一些方面亦然。比如,清明给于子三扫墓,警方一露面,朋友们立即安排我离开现场。再比如,全国接力绝食,不让我参加。

姜福祯等山东朋友曾经说过我“参与浙江民主党运作”,的确如此。那段时间,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工作我的确是参加了一些。不仅《在野党》杂志的编辑工作有时候我参与,而且我还到外地去了一趟——这一点,下面会谈到。现在先谈谈其他一些事情。

在去杭州之前,我的想法是,作为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王有才应该跟这些仍在坚持组党的朋友们关系是很融洽的。但是,到了杭州之后,我慢慢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在组党之前,王有才一直犹豫,是在吴义龙等人的推动下,才有中国民主党的组党活动的。而在1998年9月掀起第二波组党浪潮之后,王有才也不是很积极。过年之前我曾提出去看看王东海、胡江霞,但是没有人响应,所以我也就没去成。

朱虞夫在城南有一间小小的房子闲着。我第二次和第三次到杭州后,有时候住在那里。那个地方离高天佑住的地方,也就是大家准备用来做生意的那个小店,只有一站路。所以,那几天通常都是早上起来我找高天佑一起吃饭,然后白天该干什么就再干什么。这一天我俩没事,他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王东海。我说王东海的名字我早就听说了,当然想去看看他。但是在大家面前提过几次,没人响应。我自己去不成啊,得有人带着才成。高天佑说,那么我就带着你去看看王东海吧。于是,高天佑带着我去了一趟王东海家,我认识了王东海。王东海是杭州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89民运期间曾经组织杭州的游行示威,并且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后来他因此入狱,但是却因祸得福——他商店里的一名女员工爱上了他,并最终成为他的爱人,这就是他现在的夫人程云惠女士。虽然他们夫妇俩年龄差距较大,但是患难之际见真情,他们夫妇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王东海身材高高大大,脸也很大,不仅长相像个北方人,而且具有北方人的豪爽和忠厚性格。程云惠则不用说,仅仅通过王东海坐牢她反而爱上他这一点,就能猜出她的不寻常之处。事实上,她的性格也是非常豪爽。当然,第一次去他家里,我们没有说太多的话。

4月3日给于子三扫墓,警方出现后我离开现场,自己去了王东海家,见到了陈树庆。又过了一两天,祝正明带我去了一趟王东海家。那天高天佑也去了。王东海夫妇很高兴。大家一商量,就决定去看看胡江霞。于是,我们一起去了胡江霞家。

胡江霞身材高挑,一口非常流利的南方普通话。她先让我们在门口换上脱鞋,然后把我们让到客厅里。这个房子不是很大,但是客厅显得较大。大家坐下来,问了问胡江霞自己的情况,又问了问王有才的情况。大家来看她,胡江霞很高兴,显得心情比较愉快。她拿出王有才的来信给我们看。不愧是学物理的,王有才的信里使用了一些物理学的词汇和理论。其中有一个字是“阈”,我记得在化学教材上见过。胡江霞不认识这个字,当时认真地查了字典。胡江霞还拿出王有才老家的乡亲们的联名信,这封联名信是写给谁的我记不清了,但看到那一个又一个字迹拙笨的名字,我似乎看到了已经坐了牢的王有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留下了一种什么样的形象。

但是,有一件事使我纳闷了许久,那就是王有才和胡江霞的合影照片上,王有才根本不像我在“六四”后的通缉令的照片上看到的王有才。我犹豫了几次,终于忍不住提出这个问题。胡江霞一听,笑着说,的确如此。原来,通缉令上的那张照片,根本不是王有才的。至于为什么被换成别人的,一种可能是当时太乱了,误把那张照片当成了王有才的照片。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负责找照片的人,故意把王有才的照片换成了别人的照片。而故意换成别人,有可能是出于对王有才的保护。至于到底如何,现在不清楚,只能等到将来了。我听胡江霞这么一说,颇有感触。如果真的是当时负责找照片的人故意换的,那么这里面一定又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始终没有登场。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王有才和他的行动是多么地深得人心。

后来大家说起王培剑来,胡江霞想起来王有才的那辆自行车还扔在楼下专门放自行车的车库里,几个月没人骑了,时间长了恐怕会烂掉,不如让朋友们拿去骑吧。当时我正好需要一辆自行车,胡江霞就答应让我骑走。但是那是晚上,我没带地图,不认路,只好约好次日由我坐车来骑。

晚上我们几个人坐公交车回去了。次日我来到胡江霞楼下,给她打了个电话,她下楼把车从车库里推出来。当然,车胎肯定没有气了。胡江霞领着我去了小区的东门,在那儿有个修车的。在等修车的时候,我跟胡江霞提到王有才,不知不觉,我的话中沾染了其他朋友当时的某种态度。胡江霞转身往回走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痛苦。

吴义龙曾经开玩笑说,这辆自行车“跟你们姓王的有缘”。胡江霞说,申请组党前后,王有才几乎每天都穿着拖鞋骑着这辆自行车出门去见朋友。王有才入狱后,王培剑骑着这辆自行车,直到他离开杭州。这辆自行车归我使用了接近一个月,直到月底我被警方拘捕。

2006年3月21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补:

我被拘留的前前后后

我是2月10日(腊月二十五)第二次到达杭州的。

我于1995年进入山东临沂制药厂,其时该厂已连续亏损四年,经常停产,拖欠工资。1997年8月我厂与三株集团合作成立临沂三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我的工资仍为200多元。1998年9月我申请下岗后因经常被警方传唤一直没有找到工作。12月公司全面停产后我于1月16日到杭州待了近十天,同浙江朋友商量,可以来杭打工,就回临沂安排一下,同警方打招呼后来到杭州准备打工。由于是年关,找工作一时不行,就拖了下来。

2月20日(正月初五),浙江朋友要在复兴北苑居委会老年茶室举行春节联欢会,邀请我参加。我与朋友小郑于上午10点左右到达,到处是三三两两的人,但未见别的朋友。12点多,朋友们陆续赶来,这时才知道四周已布满便衣。13点左右,到了3、40个朋友,其中大多我是第一次见。联欢会开始,吴义龙首先说这是一次单纯的联欢,不涉及政治内容。于是大伙儿有的唱越剧、京剧、黄梅戏,有的唱歌曲,有的表演魔术。但我始终一言未发。联欢会进行了4、50分钟,便衣警察开始把祝正明、毛庆祥、吴义龙、王荣清等人一个个地叫出去谈了几分钟。后来一个穿警服的人过来问我是否是王金波,我说是,他就把我带到了几百米外的闸口派出所。

在派出所二楼一间办公室里,这个人要去我的身分证后对我进行了盘问,主要问我是怎么同浙江朋友认识的、什么时候来的杭州、目的是什么、这些天住在哪里、干了些什么、今天到会的人认识哪些,等等。我如实回答后看了遍笔录签字按手印,被带到楼下一间办公室。1、20分钟后,一个警察(后知其为副所长)对我宣布我被留置盘问24小时。于是我被带到隔壁的留置室。

留置室只我一人。我看报纸得知这两天杭州降温,最低温度为零度左右。我上身穿了一件衬衣、一件薄毛衣和一件春秋穿的外衣,下身穿了一条衬裤、一条薄毛裤和一条单裤,脚上穿的是单皮鞋,本来就怕冷的我只觉得寒气逼人,不得不在几平方米的铁笼子里转来转去地活动以取暖。

18点左右他们把我叫到隔壁的监控室(他们有闭路电视监控我的一举一动)吃他们剩下的饭,我顺便问副所长能否通知我的朋友给我送件衣服,他说不行,忍一忍锻炼锻炼,我说受不了,他扔下一句“不行”扬长而去。

吃完饭我被锁回留置室。屋里除一排5、60厘米宽、3、40厘米高、几厘米厚的水泥板外啥也没有。我坐了会儿觉得冷继续转圈。没戴表,也不知啥时候,累了,就蜷在水泥板上迷糊了会儿,不知何时突然被猛地冻醒,浑身发抖,又起来哆哆嗦嗦地转圈……冻醒、转圈、迷糊、再冻醒,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五六次,天亮了。

上班后没人理我。10点左右两个警察把我带到斜对门的值班室,我向他们提出,昨天在没有出具任何证件的情况下,他们究竟是以什么理由把我带来并留置盘问。副所长过来说不要乱闹了,命令我回留置室。我要求出具有关手续,他命令两个警察把我推回留置室。

中午他们吃完饭,副所长过来问我吃饭不。早上没人通知我吃饭,我就反问了一句:“你说呢?”他恶狠狠地说:“我问你吃饭不!”我说:“你说作为一个人,要不要吃饭?”他掉头就走,扔下一句话:“不吃拉倒。”

14点左右,一个警察把我带到二楼又盘问了一次。这次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今天上午我提的那个;二是他们根据什么法律不允许通知我的朋友送衣服;三是他们为何早上不给我饭吃,即使要我自己掏钱那为何不事先通知我。最后我说:“为了抗议你们非法拘禁我,我已开始绝食。”我要求把这些内容补充进笔录,他写了一两句,我看与我的陈述内容差距太大,拒绝签字按手印。然后他宣布,上城公安分局决定对我继续留置盘问24小时。

我又被锁回留置室。就这样,一直到22日下午。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绝食,40多个小时未进一粒饭,又冷又俄,迷迷糊糊的大脑里只转悠着出去之后如何饱餐一顿好好睡上一觉。而给我身体最大的伤害则是,此后不久我就发现肩、肘、膝等关节在阴冷时经常疼痛。

快16点时,我被带出留置室,一个4、50岁的人在走廊里对我说:“以后不准再来浙江,只要你来我们就把你赶出去。”我反问:“你凭什么法律规定不准我再来浙江?”他说:“我们不管那么多,只要你再来浙江就把你赶出去。”然后他要我等一下,说还有别人要见见我。

他上楼几分钟后带下来几个人,我一看是临沂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警察侯献合、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副所长尹振竹和司机韩茂文,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稍后即知其为浙江省公安厅警察李光明。四人把我带到公安厅招待所(庆华饭店)安排好房间,然后去西湖边的一个饭店。我吃了一个包子,喝了点水,别的什么也吃不下,原来在派出所里的奢想看来仅仅是奢想了。

他们带我逛了会儿太子湖公园和六合塔,回到招待所后侯献合又和我找到吴义龙和王荣清取走行李。听吴义龙讲,那天只抓了我一人。

当晚我们在公安厅招待所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有八个人,除我和侯献合、尹振竹、韩茂文、李光明外,还有杭州市公安局警察缪舜,是侯献合在中国刑事警察学院的同学,一个姓朱的,跟尹振竹(山东沂南人)是一个村的,在浙江嘉兴一个军工厂当团级军代表,还有一个则是朱某的司机。这顿饭据说花了1,000多元钱,我算是开了眼界。

23日早上约5点我们就起床,到嘉兴时天还未亮。吃完早餐我们跟朱某分手,到苏州逛了逛虎丘公园、一个园林和一座大寺庙。午饭后到了南京,他们先是去了一个小规模的军队医院看了一个病人,然后跟我一起去了中山陵。这是我第二次到中山陵拜谒中山先生,不过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去的。然后继续往北赶,晚上在洪泽吃锅贴,22点多到达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

当晚我在值班室跟几个联防队员一起看电视,困了我就躺在连椅上睡了会儿。24日上午,临沂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副科长张锋、已经内退的前科长宋某、兰山分局政治保卫科女科长董某对我进行了盘问。期间董某问过我好几次现在想不想退出民主党和民运,我说不,我宁肯坐牢也不退出。25日晚22点,尹振竹在张锋、五里堡派出所所长王明启及两个值班警察的陪同下,向我宣布48小时留置盘问已结束,明天起对我治安拘留(行政拘留)15天。我看了下告知书,上面写的是(凭记忆):“散布谣言,故意煽动扰乱社会秩序”。我指出这全是捏造,是非法的。他们要我接受现实,我考虑了一下就签字愿意接受处罚,不陈述不申辩,但同时声明保留以后我对他们对我的迫害起诉的权利。

26日15点左右,尹振竹将《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第99257号)》交给我,我的正式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我在另两份已经记不起名称的文件上签了字,他们把我送进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门口被搜身后被送进5拘室。这是个小拘室,已有两人,一个是前天到的小孟,未能收回单位2万元贷款,另一个是昨天到的诸葛守君,快50岁了,去年秋天曾开拖拉机肇事后逃跑,两人也均为15天。东边6拘室住着两个劳动号,西边4拘室是个女号。我是春节后第6个进来的。当晚又进来两个女号。

前两天平安无事。所里的规矩是,周一至周五每天三顿饭,周六日两顿。饭菜一天就值两、三块钱,这一天12元的伙食费中的大部分被拘留所“创收”了。每天只有吃饭时出来,警察催着我们吃完饭就马上又锁回拘室。

28日是星期天,两顿都是油条。现在人少,吃得还好一些,以后天天是黄色的馒头,早上吃咸菜,中午的汤菜掺了不少“政府”(被拘留人员对警察的称呼)们的剩菜──也就是说,我们还能天天见荤。这天下午是不到17点吃的,由于一天两顿饭,开饭前早饿了,吃得较多。约一个小时后,我无事可干,就用烧焦了的筷子在墙壁上写了下列内容(凭记忆):

“中国民主党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
“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9月6日,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向山东省民政厅申请注册。11月8日,24省、市、自治区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目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政治多元化,实行直接民主选举,建立政治分权制衡机制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捍卫人权和言论信仰自由,实行军队警察国家化,消除专制腐败,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廉洁、和谐与富裕的社会。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
“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联系电话:0571-6969095;BP:192-3697085
“联系人:吴义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芳3区53栋4单元101房间
“邮编:310016”

写完后不一会儿,诸葛和小孟觉得口渴,从小窗子和门缝里看见了30岁左右的值班警察(后知其姓王,听他自己讲“6.4”时他所在的部队曾参加戒严和镇压)来回在女号门前和3个女号(均为20岁上下)讲话,诸葛就喊要水喝。王某很明显地听到了,但就是不搭理。这样持续了约4、50分钟,我对王某的态度很气愤,又对诸葛于心不忍,就拿起窗台上一个碗敲了两下窗子上的玻璃。敲了两下,王某和两个劳动号蹿了过来。王某命令劳动号开门,进来问是谁敲的。我以为吓唬两句就算了,所以没吭声。诸葛拿起碗说想要水喝,话没说完被王某一脚踢到墙边。我没想到他会打人,赶紧说是我敲的。王某冲我瞪着眼说你出来,我就穿上鞋,走到门口被他一把拽到院子里,说铐你一夜。我伸出双手说你铐吧,他命令劳动号去拿手铐。他说不准大声喧哗你知道不,我说到今天晚上为止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我又说你明明听到我们要水喝却不给,你多行不义必自毙,并连说了两遍。

谁知这话把他惹火了,他猛然从两、三米外冲过来照我脸上就是一拳。我没想到他竟会打人,平时我从不打架、也不会打架,就条件反射地用手死死抓住他的衣服。他几下把我打得躺倒在地上,背向我的头骑在我身上又打了几下,我用力抓住他的上衣,左手无意中抓到他的BP机链子。他猛地用力一起身,我左手来不及松开,BP机被一挡啪地飞走了。他火冒三丈,在两个劳动号的帮助下用脚踢了我的胸部几下,把我的头连按带跪了几分钟后把我拉起来,也不管我的鞋子已掉,把我拉起到办公室走廊的水泥柱边,一开始他要把我背向环抱柱子铐起来,铐不上,就把我面向柱子铐上。我体质本来就弱,这一折腾一点劲也没了,就慢慢地活动着手臂瘫坐在地上。

几分钟后王某从五拘室出来大声喊着“他写了反革命标语,保护现场,报告分局”,跑过来打开我的手铐,在我未来得及起身的情况下把我拽到七、八米远的另一根柱子上铐起来。不一会儿所领导来了,跑到办公室里去。大约20分钟后,一位领导模样的人把我的手铐打开,带到一间办公室。

这人姓刘,是副所长。他问是怎么回事,我就如实讲了一遍。后来所长老傅和警察老姚也来了。他们说乱涂乱画大声喧哗是不对的你知道不,我说我进来两天了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而且墙壁上别人已写了不少东西;但是我想口渴要水喝却不给恐怕不符合管理规定,动辄打人铐人恐怕也不符合管理规定。他们说乱涂乱画大声喧哗是不准的,在拘室里没事就闭门思过,还说和值班警察打架并把他的BP机摔坏了是妨碍公务。我说第一我无过可思,第二今晚我是正当防卫,BP机摔坏了也完全是无意的,这件事本来就是王某引起的。最后他们在大约22点把我送到六号大拘室,原来他们怕诸葛和小孟“破坏现场”已将他们转移到六号。同拘室的其他人看得清清楚楚,我的眼睛青肿、眼角流血,胸部和大腿各几块紫痕,五、六天后才痊愈。拘留所医生次日看见后并未给我采取任何治疗措施。

第二天,我们在院子里蹲成一排吃饭时,警察们照常围上来看着。一个姓张的警察在我身边走来走去,恶狠狠地说:“敢跟共产党对着干,搞多党制,你算老几,先把你吊上三天三夜再说!”我没理他,他停在我面前咬牙切齿地说:“还吃饭!踢你几脚!”我眼睛瞧也不瞧他:“你敢!”在刘副所长的制止下,他终于没敢打我,但以后对我一直很敌视。

第三天,即2日上午,诸葛被叫出去。几十分钟后他回来讲,一个女的问了他前天晚上的事,并作了笔录。我听他的描述,知其为分局政保科的闫某。其时小孟已被提前释放。一会儿我被叫出去,果然是闫某,还有分局政保科董科长和五里堡派出所警察庄胥荣。董科长显然是想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还要我陪BP机。我当然不吃她这一套。后来市局政保科侯献合也来了,问了一些情况。问完后董科长问侯献合怎么办,侯献合说看分局怎么处理吧。他们走后几天没过来。

6拘室的人员渐渐多起来,曾达到过17、8人。人多就热闹了,大家都讲故事,当然下流的占多数。还好,大伙儿没有逼我讲下流故事。但我极不习惯这种环境,所以很少说话,有时就给人讲民主党和民运的故事。自由民主的理念大家不易接受,对公开与非暴力两条原则,大都反对,尤其是对于公开活动,认为这样搞不可能成功。他们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共产党的老一套上。大家大都这么讲,我深深体会到了方励之先生在《重访卡普里》中描述的那种心情,并深深感受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性。拘室里当然对刚来的新号不客气,尤其是小偷之类。不过我们的“号长”(即“牢头”)似乎比较仁义,基本上没有挨打的。但有两个很凶的年轻人老是想“开庭”,说话不讲道理,做事很霸道,要不是“号长”拦着,他们早就揍人了。

警察中大多数还不错,没有再打人。有一个5、60岁的腿脚不方便的警察说话一直不客气,骂我们是社会渣滓,活着也没什么用。大家背地里学着他号令我们排队时的口吻骂他:“向右看齐!瘸子站直!”再一个就是那个老张,在11日下午给我们记档案时故意让我们在墙边蹲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的腿全都麻了,另一个警察老姚看不惯了才让我们站起来活动一下。这个老张还不懂装懂,硬说柴玲(柴玲的老家日照原属临沂,“6.4”后柴玲的名字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和我们“是一伙的”,柴玲“也是民主党的”──其无知与蛮横已到可笑的地步,我就懒得与他争辩了。

8日市局侯献合又来问我出去后打算怎么办,我说出去还去杭州打工。他说看看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我说也行。

11日上午五里堡派出所王昌生过来要我写具结悔过书。我不答应,他说把那天晚上的情况说说就行了。我一想也行,正好借机会讲一下实情,就把28日晚的情况写了一下,最后承认乱涂乱画大声喧哗不对,同时写明这是在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主要责任并不在我。

下午侯献合来对我讲找工作的事暂时不好弄,并说我父母已知我被拘留的消息,明天要来看看,所以明天上午让我等着,他来接我。

晚上尹振竹过来让我重写具结悔过,说打架的事就不必提了,那件事情已经过去,只讲乱涂乱画大声喧哗的事。我说必须把当时没有任何人向我宣布过任何管理规定的事实写上去,否则我就不写。他勉强同意,我就写了一份具结悔过,并加上在那以后我的确再未违反任何管理规定的内容。傅所长过来后我让他证明了那天以后我的确如此。尹振竹仍不满意,可又说不出什么。

第二天即12日上午11点半,侯献合来把我叫出去,我老家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唐科长与我父亲一起来接我。父亲见到我很心疼,但我只是说没什么,也没把挨打的事说出去(到现在我也没告诉父母)。我们先到五里堡派出所取出我的行李,我理发洗澡,与他们及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副科长张学云(女)及其妹妹一起去吃午饭,然后侯献合与我们分手,唐张两科长带着我与父亲回了莒南县公安局,此时已近14点。

在县局政保科,没有见到与父亲一起来的母亲,估计是没等到我们就已先回家。后来我听说父母是上午9点多来的,县局本来通知让我父母一起去临沂,估计可能是因张学云的妹妹一起“搭便车”去临沂,而把我母亲挤掉没去成,并害得母亲等了那么长时间。张学云让我等一下,说有个局长要见见我。大约一个小时后,一个姓王的副局长(后知其叫王春思)过来同我谈话,摆出架子教训我,我不理他这一套,说我随时准备坐牢,他就气哼哼地走了。

不久侯献合又来了,说有些事情还要和我谈谈。他先安排县局政保科朱茂泉(说来可笑,他是我初中的同班和同桌同学)陪我回家,于是我就回到5公里外的家──十字路镇东良店村。母亲见到我很心疼,我才知道,10日下午县局唐科长和朱茂泉来我家通知我父母说我“已被劳教三年”,父母才知我已出事,母亲当时都吓哭了;11日下午又通知我父母于12日和县局一起去临沂接我,而此前县局已去我村明里暗里调查过我家的情况好多次了。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大约21点朱茂泉说县局局长王兆典早就听说过我的名字想见见我,就用他带的手机打电话让侯献合唐科长来接我们。

他们把我带到县府招待所,说王局长出差还没回来,今晚就先住这儿。我说已和父母讲好要回去,侯献合说算了吧,明天我们一起去你家。当晚侯献合单独和我谈了会儿,他说中午他回局里后听说有人反映我在拘留所里“胡说八道造谣惑众”,所以他又过来要和我好好谈谈,休息两天后回临沂帮我找工作。他还说我在拘留所和警察打架的事就过去了,我说那不行,你们算完我还不算完,我保留以后起诉的权利。我要求给浙江朋友打电话,他不同意。次日上午9点左右我与侯献合朱茂泉又去我家,半路上遇见父亲,父亲说昨夜他与母亲一夜未睡门也没关,我对侯献合朱茂泉说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在我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中间我出去挑水侯献合也陪着我。他们又把我带回招待所,临走前让我拿了换洗的衣服,说给我找工作,几天就回来。

这几天下雨,我感冒了,就待在招待所里。又住了一夜,除唐张两科长过来一次外,原来朱茂泉说要见我的王兆典根本未露面。次日侯献合带我去东边的岚山港、石臼港转了一圈后在日照市府招待所住了一夜。在石臼港,我们下车看了会儿大海。当时正下着毛毛细雨,我迎风而立,看着汹涌澎湃的大浪前仆后继地拍向我的脚下,我想,民主浪潮终如这大浪一样,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15日下午14点左右回到临沂五里堡派出所。侯献合出去一个多小时后又回来带我去离我厂很近的五里堡居委会办的水泥厂给我找工作。那里条件很差,工资只有300元左右,我当即表示不同意。回派出所侯献合让我填了份商调表,又陪我聊天看报纸,出去吃完晚饭于19点多把我送回厂里宿舍。

我终于获得自由了。从杭州被抓到现在一共23天我丧失了自由。当晚我打电话给祝正明,才知吴义龙已被送回安徽老家。17日上午侯献合找我说工作不好找,问我怎么办,我说那我就去杭州。25、26日他又找我两次随便聊了聊,27日我启程,28日早上到达杭州,又见到了浙江朋友。

据卢四清分析,这次我被拘留可能与两会有关。我想他的分析是对的。1997年8月28日我因给韩东方写信首次被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秘密搜查宿舍并传唤后,中共十五大期间他们天天去我厂找我,我正好回家了(当时全厂停产),十五大结束后我回厂里他们却又不找我了。去年2月17日我去北京出差刚一周就被公司总经理突然紧急召回并调往技术质监部,直到11月一位副总才告诉我系国家安全局所为。9月我参加组党,10月24日~11月6日,被五里堡派出所的警察白天带到所里,晚上陪我回我宿舍睡觉,几乎同时谢万军、刘连军也发生类似遭遇,据估计与北京人权会议有关。元旦前开始突然警察每周至少找我两次,后来据猜测可能一是与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二是两会前夕又要加强对我的控制。看来一到某些敏感时刻警方就要对我采取一些措施。现在“6.4”十周年祭就要到了,他们将要怎么着我呢?我拭目以待。我将本着公开、理性、非暴力的原则,以甘地为榜样继续从事民运活动。如果有一天我死在狱中,那就要么是绝食至死的,要么是被打死的──十年前的“6.4”英魂正是这样想这样做的。

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我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除非我死了。

1999年3月31日凌晨,浙江杭州西子湖畔

【作者注】整理时略有改动。

2005年8月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中国民主党(CDP)简介

一、筹备及发展

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开始了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9月6日以后,山东等省市向本地民政部门递交了中国民主党本地筹委会注册申请书。11月8日,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到1999年2月底为止,中国民主党成员已遍布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有成员上万人;已成立浙江、山东、湖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北京、河南、四川、贵州、湖南、重庆13个省级筹委会以及湖南大学筹委会;北京天津地区、湖北、河北、河南、辽宁5个省级(以上)党部以及陕西省西安市、湖北省黄冈市2个地级党部;已成立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和海外党部。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暂设浙江省杭州市。

二、目标及宗旨

推进政治改革,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多元化的宪政民主政治,实行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分权制衡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捍卫人权和言论、信仰自由,实行军队、警察国家化,清除专制腐败,建立自由、民主、公正、廉洁、和谐与富裕的社会。

三、活动原则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

中国民主党坚决反对地下党的秘密活动方式,主张一切政治活动公开;对任何事情应冷静、理性、克制、秩序地处理;反对一切暴力恐怖活动;所有活动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四、组织机构

全国及省、市、县各级组织由委员会(暂为筹委会)、党部、监察委员会3个平行机构共同组成,3者之间互不隶属、互相分工和制约。县级以上组织的各机构分别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县级以下只在乡镇一级设立若干临时性质的联络工作机构。

五、组织原则

各级组织内部实行完全的定期民主选举制度。县级以上的组织为其下级组织派出的代表组成的联合体,下级组织享有完全的自主权,上、下级组织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相互之间地位平等,上级组织为其下级组织的意见协调人,不能对其下级组织发号施令。

六、成员的吸收

凡是认同并接受中国民主党的主张,愿意为中国民主党工作并接受其一定纪律约束的,均可成为中国民主党成员。在获得政府正式批准之前,中国民主党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地的筹备组织,因此现在成为中国民主党各地筹备组织的成员不需办理任何手续,只需作出承诺即可。在正式获得政府批准之后,中国民主党将正式成立,各地筹备组织的成员再行办理入党的正式手续。

七、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民主党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各政党是友好合作、互相竞争、互相监督的平等的伙伴党关系。中国民主党主张,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各政党应坚决摈弃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代之以以合作代替斗争、以妥协代替对抗的新思维方式,各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只能以民意为基础。

八、近期目标及对形势的预测

中国民主党争取在2年内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全国及地方各级组织机构,以一个以实现并保障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为己任的现代民主政党的身份活跃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中国民主党认为,随着自身的变化,加上受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社会内部的危机日益加剧,在未来两三年内将暴发金融经济危机,并在三五年内引发全面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此同时,执政当局也将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将不能顺利进行。为此,中国将开放党禁、言禁,进一步修改宪法,使中国民主党及所有主张宪政民主的政党以完全合法与平等的地位公开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中国民主党呼吁广大民众及各政治派别从维护民众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负责任的态度共同制定并实施反危机措施,尽可能消除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完成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过渡和转型。

九、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联系方法

电话:86/571-6969095(吴义龙),8097075(祝正明),6064283(朱虞夫),6066394(毛庆祥),1396504532(王荣清)
BP:86/571-192-3697085(吴义龙),127-2023491(祝正明),127-8021415(朱虞夫)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景芳3区53栋4单元101室
邮编:310016
E-mail:zhu-ang@usa.net,zhuzhengmin@usa.net,liulianjun@usa.net,wangjinbo@usa.net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供稿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作者注:本文由我在临沂起草。后经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修改后作为宣传材料发表。

2005年7月31日,山东莒南

中国民主党(CDP)简介(2稿)

一、筹备及发展

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向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开始了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9月6日以后,山东等地的民运人士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民政厅(局)递交了中国民主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筹委会注册申请书。11月8日,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3名民运人士向国务院递交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注册公告。到1999年3月底为止,中国民主党成员已遍布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台地区;已成立浙江、山东等十几个省级筹委会以及湖南大学筹委会;已成立北京、湖北等十几个省级、地市级党部;已成立海外筹委会、欧洲工作委员会以及北美、美东等党部。

二、目标及宗旨

推进政治改革和直接民主选举,根据政治分权制约的原则,建立以多党制为基础的多元化的宪政民主政治制度,军队、警察国家化实行,在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基础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坚决反对专制腐败并捍卫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实现社会的自由、民主、公正、和谐与富裕。

三、活动原则

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

中国民主党的一切重大政治活动(包括重大决策过程)均向公众开放,反对黑箱作业,倡导有序的社会变革,通过妥协与合作冷静、理性、克制地处理所有问题,反对急进冒险和盲目对抗;谴责一切暴力恐怖活动,尤其是以暴力和暴力威慑获取并维持政治权力;愿意在体现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的法律范围内进行活动并捍卫法律的尊严。

四、组织原则

中国民主党党内实行完全的定期民主选举制度,上级组织为其下级组织的代表组成的联合体并对其下级组织和党员负责。党的全国性组织是全体党员的服务机关。

五、组织机构

中国民主党的各级组织设立委员会(暂为筹委会)和党部(或干事会)。其中党部(或干事会)为委员会的常设机构,由主席(或干事长)主持工作。

六、成员的吸收

凡是认同并接受中国民主党的主张,愿意为中国民主党工作并接受其一定纪律约束的,均可成为中国民主党成员。在筹备工作结束以后,所有成员统一办理入党手续。

七、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中国民主党与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各政党是互相监督制约的平等的竞争伙伴关系。中国民主党主张: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各政党以妥协、合作的新思维方式,代替对抗、暴力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各政党执政地位的取得,只能以民意——定期的、自由的、公正的、直接的民主选举为基础。

八、近期目标及对形势的预测

中国民主党争取在几年后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和中央党部,以实现并保障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为己任,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

中国民主党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总趋势下,潜伏在超稳定结构下的诸多矛盾在未来几年内将被激化,由此引发的各种危机将迫使执政当局认识到,没有政治改革的保障,经济改革将不能顺利进行。为此,中国将修改宪法,开放党禁、言禁,使中国民主党及所有主张宪政民主的政党以完全合法与平等的地位公开积极地参与国家政治活动。

中国民主党呼吁:各政治派别从维护民众长远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负责任的态度共同制定并实施转型期的各项具体措施,尽可能消除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以最小的社会成本完成中国向宪政民主的过渡和转型。

一九九九年四月

《博讯》,2005年10月31日


2006-03-15

王金波:告别临沂——跋涉·组党(13)

到上海时已经天黑。晚成先生给李国涛打电话或传呼,有没有打通我记不清了,反正后来晚成先生带着我和吴义龙去了周建和家,他自己在周建和家坐了一小会儿就走了。周建和住在19楼,我可是第一次上这么高的楼。周建和家非常干净,他的夫人用手拿着抹布跪在地上擦木地板。后来李国涛来了,我们四人聊了一会儿。晚上我跟吴义龙睡在一张床上,才发现他的右腿的确很细。想想他平时走路的速度并不比一般人慢,而且1998年曾经为了民主事业如神行太保一般跑遍大半个中国,真令人感动。次日中午周建和请我俩在下面一家饭店吃了一顿饭,100块钱左右,看起来还不如临沂30块钱的菜多,我对什么是大上海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周建和与吴义龙去了著名的姚氏兄弟家看望姚母。27日我坐上火车离开上海,28日回到临沂。

看来这十几天警方也没闲着。我回到临沂的第二天,即29日,就在宿舍胡同里遇见侯献合。侯献合身高一米八七,比我大四岁。不到一个月之后的2月22 日,侯献合带着我在杭州庆华饭店(浙江省公安厅招待所)住宿登记时,我看到他的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1968年10月24日,也就是说,他比我大四年零一天。他老家是胶东,但好像是在临沂出生和长大的。他是沈阳的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的。从1998年10月8日我在五里堡派出所被传唤以后,主要由他跟我打交道。兰山分局政保科从科长到科员都是女的,跟我打交道不方便。侯献合原来在市局政保科当内勤,跟我打交道时是“副科级科员”。但他后来时来运转,2000年在临沂市“公开选拔副县级领导干部”时,一跃而为临沂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党委委员。去年出狱后,我听说他当上了临沂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兰山分局局长。

侯献合一见面就问我到哪里去了,最近没见我。我说我去了杭州,准备过几天再去。他问干什么去,我说打工去。我要收拾一下东西,运回家,然后再走。他说你先别急着回家,过两天我找你有点事,因为马上过年了嘛,给你送点东西回家过年。我说送东西倒没必要,等两天是可以的。我打电话跟吴义龙说起这事,他开玩笑说收下也好啊,给他一个收据。

晚上22点,宿舍里的同事睡了,我收拾一下,拿着一个小包,去了不远处的火车站,坐上23:55日照去郑州的火车。跟我坐在一起的是临沂医专的两名学生,一男一女,都是东明人。而我也准备去东明,所以我跟他俩一路上聊着。中国的铁老大服务质量一向广受诟病,这趟车不要说空调,连热水都很少有。车内人不是很多,更加显得冷,我冻得哆哆嗦嗦。

已经进入东明县境内了,车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有几个人下了车。我想可能到陆圈了,就匆匆忙忙下了车。那两个学生看来对坐车也不是很熟,说还没到呢,但仍然跟我一起下了车。走出站台才知道,刚才只是临时停车,陆圈是下一站。但没办法了,火车已经开了。好在公路很近,我们三人上了公路,边往西走边拦车。好不容易拦了一辆上去,很快到了陆圈,我下了车,那两个学生要到县城转车,跟我招手再见。

按照地址,我很快找到了杜学胜的家。他打开门,我吃了一惊,因为他的头上包满了纱布。我记不清他是因为什么这样了,好像是工伤,或者动了个小手术。杜学胜的夫人和上小学的女儿都很漂亮,说的话也是普通话。我太困了,躺在杜学胜女儿的床上稍微睡了一小会儿,醒来后杜学胜打了个传呼或者电话给李宗尚,不一会儿李宗尚来了。

李宗尚和杜学胜的名字我是从刘连军那儿听说的。李宗尚曾经参加了中国民主党河南筹委会的筹备工作,1998年秋天去刘连军家被警方拦下押回河南。我给李宗尚打过几次电话,但是接电话的人不让他接。于是,我跟杜学胜联系过几次。李宗尚和杜学胜是好朋友,“六四”后一直在寻找民运,后来曾经去北京见过任畹町。98组党期间,他俩也参加了。我奇怪他俩明明住在山东,为何参加河南组党呢?见了面才知道,他俩是中原油田职工,中原油田总部在河南,所以他俩都是河南户口。山东省菏泽地区东明县陆圈镇有中原油田的一些油井,他们这个采油队虽然在山东,但人却不归山东管。中国的名与实真是奇怪,我这个从未踏出国门的中国人被弄得莫名其妙。

李宗尚老家日照,离我家很近,所以跟我格外多了一层亲近感。由于他一直没结婚,跟父母住在一起,而被警方扣了一段时间之后,父母特别反感他搞这事,所以他父母一听是陌生人打电话找他就根本不让他接。杜学胜老家江苏,父母住在西安,是石油系统的,所以他也就在石油系统就业了。我在江西上的大学华东地质学院属于核工业系统,本系统来的学生说过一句顺口溜:“为了地质献青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后来我听说石油系统也有这句顺口溜。李宗尚、杜学胜两家都属于石油世家了。虽然他们的收入相对高一些,但环境确实很差,而且长年经受亲人分离的痛苦。

我们三人聊了聊。大家也基本上是就理念性的东西谈了谈,再一个就是个人的大致经历。李宗尚不仅去过刘连军家,而且还去过东平谢万军家,因为东明离东平很近。他讲了他是怎么到了谢万军家附近,但是谢家外面好像就有警察值班,所以他不得不放弃跟谢万军见面。从此李宗尚记住了我,去年我出狱后还曾经给我打过几次电话,真让人感动。只是,他仍然没有结婚,令人遗憾。另外,他似乎并不了解谢万军出国后做了一些让山东朋友头疼和伤心的事情,问我谢万军如何。我告诉他,山东朋友早就跟谢万军没有来往了。杜学胜则有些变化,我入狱前给他打过两次电话,都是他夫人接的,态度非常不友好,我也就不再给他打电话了。

尽管他俩一再挽留我,我还是打算立即返回临沂。下午我坐上汽车往回赶。汽车到了荷泽,已经没有去临沂的车了,就先去兖州再说吧。到兖州时天早已黑了,我在车站外下车,打算尽早拦去临沂的车。旁边过来一个女的问我去哪里,我说去临沂,她说去临沂的车没有了,住宿吧。她指了指旁边的车站旅馆。我问你们旅馆是属于车站的吗?她说是。以前虽然我多次在兖州转车,但转的都是火车,并不清楚汽车的情况。没有车了,我就只好跟她上了车站旅馆。住宿发票上写得很清楚,果然是车站的旅馆。当我办完手续躺在床上以后,还没睡着呢,就听见窗外有人喊,那是发车之前车主在招徕乘客。我听见好像有人喊“临沂”,就起床站在窗边看了看,越听越像,就下楼问了问,果然是去临沂的!而且,兖州到临沂的车每小时一班,彻夜不停!我一下子火了,回去收拾好东西,要求退房退钱,但服务员就是不同意。车快开了,我不得不离开旅馆上了车。虽然花的钱不多,大概30块钱,但花得冤枉,我咽不下这口气。回临沂后,我按照《齐鲁晚报》上的电话号码,给“齐鲁热线”打了个电话,希望报道一下。但接电话的人说那不能怨人家,谁让你不去问问到底有没有车呢?我气坏了,从此不再相信所谓“热线”之类的东西。

车到临沂兰田车站时天还不亮。我坐了一辆三轮车回到临沂制药厂,先在大街上吃了点饭,然后回了宿舍。同事还在睡觉,我也躺下休息。中午跟同事聊天时,我发现他们都不知道我昨天出了趟远门。

侯献合来了。他说要给我送点东西,我说不要。他说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十斤牛肉(好像是这样,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几瓶酒。我说不要。他说你必须要,要不然你回家怎么向父母交待?马上过年了,你应该向父母表示一下意思。你单位不行,发不上工资,我就帮你表示一下吧。我说那不行,我自己该怎样就怎样,用不着别人帮忙。他还是说要给我,并让我等着,一会儿他来送。

宿舍里没有什么东西了。除了床上的席子,顶多还有一床破被子之类,同事们也没有谁还在这里放一些稍微值钱的东西。全厂的单身宿舍都是这样,大家对全面停产之后的临沂制药厂不再抱有幻想。我开始收拾东西。其实也没多少东西了。但是,我仍然找了两个蛇皮袋,就是装面粉、化肥的那种,把被子装进去,还有一些书,装得满满的。1995年8月10日我来临沂制药厂报到那一天起,就没打算完全融入这个地方。事实上,在临沂的这三年半,留给我记忆的基本上是太多的苦涩。所以,至今我对临沂没有太好的印象。我的确是想离开这里。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我准备去杭州,那可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大城市。所以,我是充满着希望收拾东西的,尽管回家后母亲忍不住说了一句:“那里没东西了?这弄了十几年,又回来了?”是的,我从1983年到县城上小学起,已经15年半了,全家都想着让我离开农村。好不容易去了一个最近的城市——临沂,虽然很落后,但毕竟不是农村,而是城市啊。可是,现在那里没有一个我可以安心容身的地方了,我又跟15年半之前一样,只有父母这里才是唯一的可以安心的家了。

虽然我对临沂没有多少留恋之处,但我毕竟结交了几个很好的同事。我刚被抓进看守所时,父亲去由临沂制药厂改成的山东大陆药业公司给我办手续,昔日的几个同事虽然知道我被抓的情况,但还是很热情地帮我父亲,甚至听说我父亲去了之后,有的主动找我父亲帮忙,甚至留下自己的电话让我父亲随时跟他联系。这真正体现了人心。他们虽然对我参加民运这件事本身不感兴趣,但是都知道我干的事不是坏事,我也从来就不是个坏人。甚至后来我入狱一两年了,还有同事打电话来问我的情况,其中一个还到我家里来过。

一个同事帮我把东西拿到离宿舍20米远的路边。这儿是临沂到莒南的班车的必经之地。我在路边用公用电话给侯献合打了个电话,说我准备回家了,你就不要见我了吧。他说你等一下,我马上赶过去。我说你不要来了,我在路边,马上就上车。说完我扣上电话。果然很快来了一辆去莒南的车。同事帮我把东西拿到车上,我跟他挥手告别。车走到永昌门东边停了下来,因为上车的人不是很多,所以在这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拉到新的乘客。这时我的传呼响了,是侯献合打来的。我看到旁边就有一个IC卡电话,就让司机先别开,我打个电话。司机本来就没打算马上走,很痛快地答应了。我把电话打过去,侯献合问我在哪里,我说在车上。他知道我没有手机,追问了一句:“在车上?”我说我已经坐上车了,车现在临时停了一下,我才下来给你回电话,否则就没机会给你回电话了。他问在哪里,我说你别管在哪里,反正我要回家了。他说你等一下,告诉我在哪里,我把东西送过去。我说算了吧,我不要。他说我马上就过去了,你稍微一等……我没等他说完,说了一句“算了吧”扣上电话,话筒扣上之前传来侯献合“喂喂,告诉我在哪里”的焦急的声音。

我上车后不一会儿车就开了。回到家里,又等了几天,2月9日,也即腊月二十四,我坐上去济南的火车,在兖州下车,转车去杭州。

2006年3月15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6-03-14

王金波:初到杭州——跋涉·组党(12)

我去杭州的一些经过,曾经在《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一文中介绍过。因此,有些地方在下面可能就要讲得简单一些。

1999年1月14日下午,我收拾好东西,怀里揣着300多块钱(其中有260块钱是借了一个同事的),让一个同事骑自行车带着我,从临沂制药厂往北去。离汽车站还有一两千米,一辆临沂发往温州的卧铺客车过来了。我急忙下车拦住,问是否路过杭州,卖票的人说走杭州城里,我就上去了。车票跟在车站上一样,120块钱,我讲价没讲下来。因为据说按照惯例,在车站外面上车要稍微便宜一点。车的后部还有几个座位,我脱鞋上去躺下。这是我第一次坐卧铺客车,觉得的确比只有硬座的汽车舒服多了。

这是我自1995年回山东工作后第一次去南方。时隔3年半了,南方还是原来的样子吗?我在江西4年,直到离开江西的那一天也没习惯南方的饭菜,总是吃一点就饱了,吃完一会儿就饿了,4年期间饭吃得像在家里一样饱、一样舒服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1个月。当时还没有京九铁路,我多数在上海倒车,因此也多次路过杭州,但是4年中一次也没下去看看这个“天堂”——囊中羞涩。现在我终于要到这个人间天堂来看看了,尽管一切都是未知数。

凌晨5点半,司机让我下了车。很好,这个地方离吴义龙家很近,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但是,无论我如何敲门,都没有人答应。我四处转了转,是这个地方呀,没搞错。我急了,难道吴义龙出事了?出了小区我给吴义龙打电话,没人接,打传呼,没有回应。打了好几遍,等了半个多小时,没反应。又去吴义龙家看看,敲门,照旧。怎么办?看来只好找别人了。找谁呢?杭州朋友的地址,我只有王有才、吴义龙、祝正明、张义才4个人的。王有才进监狱了,肯定无法找他。那就剩下祝正明、张义才两个人了。这两个人的地址我是从《中国人权观察正式成员通讯录》上看到的。祝正明我知道是浙江民主党的主要成员之一,但是我从未跟他联系过。张义才的具体情况我并不了解。那就去找祝正明吧。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在家。

我找到了祝正明。见面之前我以为祝正明高高的、瘦瘦的,而实际上他个子很矮,胖胖的。至于那个张义才,祝正明说大家跟他没有什么来往,他好像是为了自己的一件什么事情感到不平,到处打官司,也不知怎么跟秦永敏联系上的。下午,祝正明骑助力车带着我去了毛庆祥家。毛庆祥打开门,一看是祝正明,让我们进去,接着从里屋出来几个人。祝正明向大家介绍我的名字,吴义龙一下子高兴极了。吴义龙也跟我想象得不一样,不是原来我想象的胖胖的、个子不高的样子,而是有大约一米七三、四高,瘦瘦的。但我一看到他那条腿,则是我没有想到的,原来他竟然是小儿麻痹症。我问他早上怎么回事,他说睡得晚,电话线拔掉了,传呼关了。怪不得呢,让我虚惊一场。

主人毛庆祥中等个,一看就是个忠厚之人。朱虞夫胖胖的,脑后留着马尾巴,一副艺术家形象。王荣清很清痩,穿着皮外套,很像是个商人。他们3人我以前没有打过交道,彼此介绍了一番。其实他们3人都是79民主墙运动的老战士,他们投身民主运动的时候,我刚开始认字。

晚上我们去了吴义龙家。仍然是祝正明带着我,路上他还去了一家医院看了看,因为他身体不舒服。到了吴义龙家,果然就是早上我找的地方。不管在哪个城市,只要拿着地图,我还从来没有找不到的地方。这里位于江干区景芳小区,是戚惠民先生的房子,很小,一室一厅。后来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是吴义龙和小单住卧室,我睡客厅里的沙发。虽然条件极为艰苦,但我至今怀念那段令人难忘的短暂时光。在那里,我认识、熟悉了很多朋友,比如至今仍在坐牢的吴义龙、祝正明、毛庆祥、朱虞夫、谭凯,曾经坐过牢的单称峰、戚惠民、来金彪、王荣清,外地的吕洪来、晚成先生,以及其他一些没有坐过牢的朋友。

来到这里,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吴义龙被开除学籍。当时吴义龙正值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但无耻的权力者在他毕业论文答辩前3天开除了他的学籍。这其中的详细经过以前我曾经作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从此以后,吴义龙被迫干起了职业民运。

当时虽然全国范围内民主党组党活动大多处于低潮,但是在吴义龙等朋友的带动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仍在坚持。被吸引过来的,很多属于普通的底层民众,草根色彩很明显。也有一些老资格的异议人士,比如俞杭升(或名俞杭生)、聂敏之曾经来过。其中聂敏之老先生现在已经去世,而他在文革期间曾经因为反对林彪被判死刑,行刑前恰逢林彪摔死而留下一条命。2000年聂敏之老先生在风烛残年之际竟又被判处劳教1年,1个月后回家。我出狱后听说,他在回家1年后终于走完了70年的坎坷一生。

吴义龙家实际上起了一个接待外地朋友的作用。其中有一个上海宝钢的退休工程师应承安,湖北黄陂人,笔名晚成,取“大器晚成”之意,来的次数较多。我们都叫他“晚成先生”。晚成先生是12月17日王有才案开庭时,应胡江霞的呼吁来到杭州市中级法院门前,认识杭州朋友的。据当时在场的小单和晚成先生说,那天全国各地来了好几百人。晚成先生拿着一个相机照了几张照片,被一个50岁左右的警察发现,警察上前就要夺相机,被人们拦住,晚成先生趁机躲了起来。而那个警察一看被拦住了,也就不再上前,扭过头去嘟囔了一句:“也不是我自己想这样,是上面安排的。”晚成先生曾去法院领旁听证要求参加旁听,法院工作人员声称去别的办公室拿,结果再也不回来了。晚成先生曾经发表过《评刘家骅〈写给中国“异议人士”的一封公开信〉》、《探讨宪法。展望民主》等文章。到了2000 年,我好像从蔡桂华或者另一位上海朋友那里听说,晚成先生被抓起来了。

晚成先生是民革成员。杭州西泠集团还有一个退休工程师萧利斌,是农工民主党、致公党还是九三学社的成员,我记不清了,也经常跟大家见面。他们这些所谓“民主党派”的成员,对共产党也是非常不满。晚成先生说,他们民革作为一个政党,所有的活动竟然就是过年时开个茶话会,“吃瓜子,喝茶!”他重复了好几遍,说得大家都笑了。后来我在西安见到了曾经担任林牧先生私人法律顾问的窦培信律师,也是民革成员,他的父亲曾经是杨虎城的得力助手之一。窦培信对共产党的本质也认识得很清楚。可见,那八个所谓的“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参政党”,其成员中也有不少主张改变中共一党专制局面的。其实,作为政党,仅仅自甘“参政”,“接受”其他政党的“领导”,恐怕也不见得就是它真心这么想的。我记得波兰在1989年政治转型过程中,作为共产党体制下的陪衬的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一开始曾经跟执政的统一工人党即共产党结成“执政联盟”,但随着共产党在参议院大选中的彻底失败,这两个政党退出了“执政联盟”。而在情况特殊的德国统一进程中,东德基督教民主联盟则在大选中获胜,并组织了统一之前的最后一届政府。我想,到了中国政治转型的时候,这些“民主党派”恐怕就不会跟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

现在正在看守所的谭凯,也是我在这里认识的。他好像比我小1岁,家在绍兴,对文化很感兴趣,当时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人或者文化方面的书,并曾拿出那本书的提纲给吴义龙和我看过,可惜现在我记不清具体内容了。他对现代民主理论了解得要少一些,并不热衷于组党。去年我出狱后听说他早就到了杭州开店修理电脑,有时候参加环保活动。但是,去年10月他被莫名其妙地逮捕,而他被逮捕的过程,实在疑窦丛生,令人不能不怀疑那是一个设计好了的圈套。

第一次去杭州,我还认识了吕洪来先生。那天吴义龙、王荣清、小单、小郑(郑大中,比我小两三岁,安徽舒城人,跟我大学里的一个同班同学是一个村的邻居。当时他在杭州做生意,因跟吴义龙是安徽老乡所以开始了交往)等几个人(那天可能还有谭凯)在一个饭店吃面条,忽然王荣清的手机响了,他出去了,一会儿领了一个胖胖的中年人进来。王荣清问大家:“知道这是谁吗?”大家都不知道,王荣清说:“这是天津的吕洪来先生,79的老民运了。”原来是他!吴义龙和吕洪来说了两句之后,我也作了自我介绍。吕洪来惊喜地对我说:“你怎么也在这里?”我说我想来这里打工。原来吕洪来购进一批河北沧州鸭梨,准备来杭州卖。因为对杭州市场不了解,所以先行一步来看看。我第二次到杭州之后,一天吕洪来又到了景芳小区吴义龙家,原来他和夫人早已来了,但是那个市场很不好销,想转移到不远处的另一个市场,但是市场管理方不愿意。没有办法,他只好再来找朋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否则,他不打算再麻烦朋友了。于是,大家帮了他一下,终于在年前处理完了鸭梨。但是,正像别的朋友也看出来的一样,我觉得他对于做生意似乎并不在行。

有一天晚上,我跟吕洪来一起睡在王荣清家里,晚上我俩聊得很晚。此外,别的时候我也见缝插针跟他聊。虽然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但是事后想想,总起来讲,其实他对在当时的情况下继续组党是不乐观的。因此,他宁肯做生意也不愿再搀和组党。我在临沂时曾经以为他家里有电脑,《笔谈》是他自己在电脑上印的。见了面才知道,那两期《笔谈》都是他手工操作的,印的时候要找打字社,而打字社不愿承担风险,他还得说好话,人家好不容易才答应。他说,他已经准备好了第三期,正准备打印呢,“唉……”在他的这声“唉”里,我当时没有读出多少东西,事后想想,那包含了多少无法言说的内容啊!

吕洪来的夫人李嫂(名字我记不清了)一看就是个贤惠之人。他俩的姻缘非常有传奇色彩:别人介绍他俩见了一面之后,约好下一个星期六再次见面。但是,李嫂怎么也等不来吕洪来,就凭着印象找到了吕洪来家。谁知道吕洪来被抓走了!李嫂问清被抓的原因之后,不仅没有嫌弃,反而决定嫁给他。于是,正在劳教的吕洪来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婚礼。

吕洪来生活极为困难,孩子又上学,负担很重。在卖鸭梨期间,我才知道他这次贩梨的钱是以房子为抵押借的。由于赔了几千块钱,我问他怎么办,他说只好卖掉房子,另外买一套小的,或者先租一套,别的没有办法了。他说这话时很沉重。

后来我给吕洪来打过两次电话,但都没打通。而且到现在,媒体上也几乎没见关于他的消息。我想,大概正像他自己说的,他正在老老实实挣钱还债吧。

1月22日,我写了一篇《组党时机到 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并且后来根据吴义龙、王荣清等人的意思,这篇文章由我署名分别寄给了西安林牧老先生、南京樊百华先生和北京朱锐女士。而在此之前,我跟这3人没有任何接触,甚至我一直以为朱锐是个男士。应该说,当时导致我写这篇文章的,是一种错觉。当时在我的眼里,杭州组党运动是搞得轰轰烈烈的。当然,这里面既有杭州跟临沂的巨大反差的因素,也有我和杭州朋友都不是很清醒的因素。但是,在吴义龙的提醒下,两天后我还是在文章后面加了一个注明:“本文仅限内部传阅,非经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在媒体上发布。”吴义龙的意思大概是,不想让杭州的组党运动引起官方的过多注意,从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事后想来,这倒也能起到另一种作用:少给外界造成误会,从而避免在更大的范围内造成损失。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我渐渐了解到,实际情况并不如我了解得那么简单,因为我这篇很不成熟的文章传到了很多地方。比如我刚刚离开杭州之后,刘贤斌来了,而且离开杭州之后就拿着我这篇文章去了其他地方。后来在西安,我也听说传到了那里。在我以后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我很痛心。

但是,当时杭州朋友们普遍赞赏我的这篇文章。我到杭州的当天晚上,就跟吴义龙讲了我来这里的3个目的:我想进一步了解民主党的情况;我想进一步了解民运的情况;我想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下一步我该怎么办。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对民主党和民运的了解多了一些,而杭州的朋友们都希望我能留下来一起做事。我当然想留下来,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在临沂待下去了,何况杭州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美丽城市。可是,临沂那边我还有很多东西,我必须回家收拾好。所以,尽管杭州朋友们力劝我就这样留下来,我还是坚持回去一趟。

上海的晚成先生来了。25日,我跟吴义龙、晚成先生坐上火车,去了上海。

2006年3月14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补:

组党时机到 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

随着12月王、秦、徐三人的入狱,中共打压加紧,国内一派肃杀,于是不少人纷纷惊呼:组党不行,赶紧收兵。可是与此同时,浙江大旗不仅未倒,尚有新的发展的消息传来。浙江是在拉大旗作虎皮,打肿脸充胖子么?带着这个疑问,我来到了杭州。

首先声明,本人虽参与民运较晚,但理念清晰、信念坚定,于内幕也了解不少。来到杭州一看,大出我的意料,这儿不仅确如浙江朋友所言发展很好,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儿看到了未来中国民主的影子。

第一,在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下,真正实现民主操作。首先,新老朋友平等交谈,畅所欲言,无新老之区别,无内外之界限。其次,有意见当面提,有批评当面讲,而非人前谈好,背后拆台。再次,有事情集体讨论集体通过,每个人的权力是平等的,无地位高低之分,无权力大小之别。

第二,思路清晰,工作有序。今年上半年、甚至直至国庆,中共的恐惧戒备心理昭然若揭,打压行动应不足为怪。浙江并未盲动,而是提出“冷静分析时局,安静开展工作”的方针,既不违背民主正义原则,又避免与中共发生对抗性的正面冲突,激化社会矛盾,不得不令人佩服,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浙江认为,上半年应低调处理“五四”80周年,“六四”10周年,下半年再提高调子。在低调的同时,甚至就在12?17审判王有才前后,直至今日,浙江发展工作做得相当好。

第三,对打压行动相当冷静、理智、克制。吴义龙于18日被开除学籍,来金彪于21日收监行政拘留10天,浙江采取低调处理措施,没有采取过激行动。本来吴义龙事件完全可以大作文章,可以去发动游行示威,可以去浙大绝食抗议,这样完全可能引发全社会的抗议浪潮,揭开99民运序幕,甚至有可能给中共政权造成致命性的打击,进而使中国民主的实现尽早到来。但是浙江朋友经过慎重考虑,放弃采取过激行动的念头,反而由全筹会发了一个谴责暴力与恐怖活动的声明。浙江冷静、理性、克制地低调处理了吴义龙、来金彪事件,说明他们不仅没有争当山大王的念头,而且宁肯牺牲个人、局部的利益,真正为民运、为全国民众的长远利益着想。

第四,老中青结合,首创新人打前锋、老人压后阵的策略。这样做,一是锻炼新人,二是保护老人。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朋友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式:有事老人挑头新人跟后。于是乎,出现了党未成立就已开始争夺党魁的咄咄怪事。本来民运是为了大众的民主,怎么会为了小集团甚至个人的“地位”窝里斗呢?浙江领了个好头,不断推出新人,这次由吴义龙、祝正明两位新人出面,其他老人压阵。新人得到了锻炼,老人呢?如果每次都是老人挑头,中共就发话了,好,每次都是你搞,累积起来够抓的了,于是便把你抓起来了。抓起来的后果,不仅是老人受了苦,整个民运也损兵折将,士气低落。而浙江的做法,老人功不可没,没有人会忘记你,根本没必要劳您大驾亲自出马争功。浙江的新策略是否值得我们借鉴?

第五,浙江大旗不倒,全国人心稳定。在各地纷纷降温的同时,浙江仍高举民主党大旗,在全国起到稳定军心、安抚民心的作用。如果浙江大旗一倒,民主党恐怕便会昙花一现,不仅民运士气大落,中共公开报道民主党做的免费广告使民主党的概念普及扎根于百姓心中的良好效果便丧失殆尽,再次唤起民众觉醒的工作又得从头做起。我本来在北方感到民主党已在全国停了,可浙江的大旗总萦绕于我的心头,觉得民主党并没有完全倒掉,心里总有一根支柱,来此一看更是士气大振。若各地正视浙江,民主党不仅不会倒,而且将继续健康、良性、稳步地发展下去,则浙江功不可没。

第六,正视中共高层动向,摸清其真实意图,恐怕就会得出并不那么悲观的结论。中共这次对民主党打压范围之宽松,公开报道之异常,说明打压本身并不是目的,其背后隐藏着中共高层开明派难以言传的真实目的,恐怕是并不想完全封杀民主党,而是让其继续存在、限制发展。我们应看到,今日之中共远非昔日之中共,毛时代说错一句话可以人头落地,邓时代胡石根组党全部判刑,江时代民主党组党只抓3人,占多少分之一?组党是否可行,不是指一个成熟的反对党可否建成,而是指组党这个开端能否启动。民主党尚未成熟这是事实,但中共是否想让浙江这块较理性、较成熟的地方作为一块试验田呢?

本人在杭州期间,仍得到外地劝告浙江暂缓组党的建议,但有的朋友看到实际情况后,改变初衷,因此我想,是否需要对组党认真评估?

我的结论是:时机已到来,组党能继续。只要各地脚踏实地地开展工作,民主自由之花很快就会开遍神州大地。

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 王金波

99年1月22日

声明:

本文仅限内部传阅,非经本人许可任何人不得私自在媒体上发布。

王金波

24-01-99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23日


2006-03-13

王金波:安均与《腐败行为观察》——跋涉·组党(11)

1998年的“政治小阳春”期间,还有一个人非常值得回忆,那就是安均先生。此前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我经常在美国之音等电台里听到一个“河南的安先生”发表自己的见解,抨击腐败,向往民主,有时候还特意谈起对他的河南老乡——赵紫阳的思念。1998年,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腐败行为观察成立的消息,在听了其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的报道之后,才知道安均就是那个“河南的安先生”。

我给安均打了个电话,他就开始给我寄腐败行为观察新闻稿【附件16】。1999年2月,我在吴义龙家里曾给他打电话拜年。1999年7月16日,在他母亲安葬一个小时之后,安均被大批警察从家中带走。2000年4月,安均被信阳市中级法院判刑四年,后来被河南省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1月被从河南南部押送到河南北部的新乡监狱服刑,在饱经折磨后于2003年出狱。

腐败行为观察由安均和陈华杰(浙江)、王宝军(江苏)、张彭年(安徽)、龚达福(江西)、银建国(四川)、戴平(湖南)、辛声(河南)、焦春雨(河南)等7个省的9人发起,在14个省、市设有观察站,有观察员近百人及300名成员。8月21日,安均等9人曾经向民政部申请注册,但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后来,中国农民观察、中国工人观察、中国法律观察、中国教育观察、中国环保观察等陆续成立,跟中国人权观察和中国腐败行为观察合称“观察系列”。

【附件16】《腐败行为观察》部分内容

1.关于开办“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的报告(1998年8月21日)

主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抄报: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鎔基

1.1.倡议书(1998年7月20日)
  1.2.“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章程(1998年7月20日)
  1.3.“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工作计划书(1998年7月20日)
  1.4.“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组织原则及概况(1998年7月20日)
  1.5.“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筹备信息第1号(1998年9月27日)

主送: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人大委员长李鹏政协主席李瑞环
  抄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社、法制报社、光明日报、文汇报、南方日报、香港民报、香港大公报社
  抄送:各省筹备站、观察员

1.6. “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筹备信息第2号(1998年10月3日)

关于致中国共产党“继续发扬抗洪精神全面地消除腐败行为”的公开信(1998年10月3日)

1.7. “腐败行为观察”民间小组筹备信息第3号(1998年10月9日)

关于转发“福建省永安市小陶镇小陶村村委损害广大村民利益的腐败行为的情况介绍”的报告

主送:中共中央、中央十五届三中全会主席团
  抄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报社
  抄送:各省筹备站、观察员

1.8.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4号(1998年10月17日)

致各省“腐败行为观察”朋友的公开信

主送:各省“腐败行为观察”公民
  抄报: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国民政部
  抄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组南方周末报社河南日报社香港民报香港大公报社中国发展联合会

2.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6号(1998年11月11日)

转发《中国农村腐败行为观察及甘肃、湖北、江苏腐败行为观察信息》摘要

主送:中国农村腐败行为观察,各省腐败行为观察公民。
  抄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报社,深圳特区报社,香港民报,香港大公报社。

3. 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8号(1998年11月17日)

转发中国农村“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百姓和中央奈何不了现管,人治加法治治不住这个瘤子》

抄报: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主送:中国农村腐败行为观察、各省腐败行为观察公民、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香港民报、大公报社

4. 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9号(1998年12月7日)

一九九九新年贺词

主送:中国农村腐败行为观察、各省腐败行为观察公民
  抄送:中国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香港民报、大公报社。

5. 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10号(1998年12月7日)

《用我们的爱心,抵制腐败的人性》

主送:中国农村腐败行为观察、各省腐败行为观察公民
  抄送: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报社、香港民报、大公报社

6. 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11号(1998年11月7日)

作一个人民放心的公务员

主送: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
  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中纪委书记蔚健行、中央政府各部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廉政责任人
  抄报:中国各大媒体
  抄送:中国农村腐败行为观察、各省腐败行为观察公民

7.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12号(1998年12月19日)

转发浙江“腐败行为观察”信息《官官相卫南马警长伤害无辜受保护,抵制腐败3000村民大签名》

主送: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抄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香港民报、大公报社。
  主送:中国农民观察、中国工人观察、中国法律观察、中国人权观察、中国教育观察及各省腐败行为观察公民。

8.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13号

转发中国湖北“腐败行为观察”信息《反腐败宣言》

中国湖北腐败行为观察严君、熊志富、刘云华、袁书鸿、向毅、田俊

中国腐败行为观察安均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转发

抄报:中国各大媒体
  主送:中国农民观察、中国工人观察、中国法律观察、中国人权观察、中国教育观察及各省腐败行为观察公民

9. 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14号(1998年12月23日)

转发浙江“腐败行为观察”信息《腐败,对金融秩序的破坏,和地方保护的功劳》

中国“腐败行为观察”安均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主送:国务院总理朱容基
  抄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末报、香港民报、大公报社、
  主送:中国各公民观察

10. 中国“腐败行为观察”信息第15号(1999年1月3日)

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

主送: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抄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南方周未报、香港民报、大公报社
  抄送:中国各公民观察

11.中国工人观察信息第1号

警惕,有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保护自己的生存权

中国工人观察岳天祥

一九九九年一月一日

主送: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国务院总理朱容基、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
  抄报:中国各大媒体
  抄送:中国各公民观察

12.中国环保观察信息第1号

中国环境大破坏,谁之罪?

中国环保观察何革伟

一九九九年一月七日

主送:国务院总理朱容基
  抄报:中国各大媒体
  抄送:中国各公民观察

【注】附件原文中的错误未予更正。

2006年3月1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王金波:中国发展联合会与《参照》——跋涉·组党(10)

1998年秋天,中国发展联合会是一支跟传统民运力量相对独立的异议力量,它的出现曾经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我也曾十分注意中发联的动向,并曾天真地以为它开创了一条有别于传统民运的道路。

我被软禁期间牟国华来到临沂,给我留下一本《参照》。后来我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对接电话的人说我想找彭明先生。彭明过来接了电话,我简单地介绍说我参加了民主党筹组活动,想了解一下中发联的情况。彭明说让甘泉给你寄点资料吧。于是甘泉过来接了电话,记下我的通信地址。没多久,我收到甘泉寄来的两本《参照》杂志【附件15】和彭明的《第四座丰碑》、甘泉的《救救人类》。

据我了解,《参照》作为中发联的机关刊物,只出了创刊号一期,中发联就被迫停止正常运行了。后来,甘泉被赶出北京,彭明则被以“嫖娼”的罪名劳教。1999年4月我在杭州见到严正学。严正学跟彭明比较熟悉,向我和祝正明讲了有关情况。彭明出事后严正学曾到过现场,发现所谓“嫖娼”的证据并不成立,应该是陷害。彭明出狱后逃到东南亚,宣布要在国内搞暴力活动,这使我很不理解。去年我出狱后听说彭明在缅甸被绑架回国,以所谓“组织和领导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这实在令人叹惜。曾经参加中发联的杨建利在《谈“和平、理性、非暴力”》一文中说,彭明曾经找他“大谈鼓动民众暴力反抗的计划”。坚信“非暴力原则与非暴力抗争运动”的杨建利,当然不可能动摇自己的信念。

彭明的《第四座丰碑》一书,我大略看了看,对他把自己的思想体系说成是继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个人的思想之后的“第四座丰碑”,感到不容易理解。但是,书中彭明关于未来中国实行联邦制的构想,跟我自己闭门造车形成的思路竟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本书后来我带到杭州给吴义龙看,在他被捕后不知流落何处。

【附件15】《参照》目录

中国发展联合会主办

1998年10月创刊号

总第1期

创刊词

目录

发刊词

中国发展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题:
  1、大会综述
  2、中国发展联合会章程(试行稿)(中英文对照)
  3、第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人员名单
  4、各职能部门、各下属机构负责人名单
  5、致海内外各界感谢信

反危机纲领: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心理形势分析及反危机政策纲要(中发联研究室)

时局论坛:对当前政治宽松形势的评价(彭明)(中英文对照)

治国方略:
  1、水患启示─战略反思─国土整治─遏止黄祸(中发联研究室)(英文提要)
  2、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中发联研究室)
  3、中国发展联合会关于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事件的声明
  4、中国发展联合会致海峡两岸元首、内阁、议会及中国共产党等大陆各主要政党和中国国民党、民进党、新党等台湾各主要政党的公开信
  5、中国发展联合会人权委员会关于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声明
  6、中国发展联合会紧急声明

新思维展示: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社会评价体系──和谐度(甘泉)

海外论文选登:
  1、目标和策略──关于国内组党运动(舒啸)
  2、中秋有感:政改的月色何时照亮神州(王建民)

历史回眸:打碎法西斯式的出版法(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6月29日社论)

海外媒体报道16则

“关爱网络”专题

中国发展联合会简介(中英文对照)

2006年3月1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