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11

王金波: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亟待解决——姜福祯《张五常该不该打倒》及其批评者的观点读后

姜福祯先生的《张五常该不该打倒》系列文章甫一上网,赞成、批评者皆有之。

我本人赞同姜文的观点,所以想向那些批评本文的观点的人们请教一个问题:假如中国走上苏联、东欧那一步,专制制度结束了,中国开始实行民主了,对现在那些不知廉耻地搜刮了那么多本应属于更多老百姓的财富的官宦家族,有没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让他们吐出一些来,还给那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底层民众?

《谁敢动我的奶酪?》这首诗想说的不是企图分配权力集团的奶酪,而是想表达对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毫无人性的掠夺的愤怒,呼吁人们决不能让他们非法掠夺的财富完全合法化(事实上,肯定会有部分非法收入合法化。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作者自79民主墙运动起从不对权力集团抱有幻想,所说的福利政策,不是指可依靠的,而是说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基尼系数节节攀升的现实,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分配制度出了严重的问题,因而必须采取一点点(仅仅是一点点!)“劫富济贫”的措施,让人们能够过上最起码的温饱生活(注意:决不是搞“福利国家”,中国成为“福利国家”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早实现共产主义了)?

因此,这里谈到的所谓“福利政策”问题,其实质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或者说,用“人权”来概括作者谈到的“福利政策”也许让人更容易理解一些。什么是人权?人权是实实在在的,它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它由许多具体的细节组成。当南京女大学生晚上从垃圾箱里偷拣食物吃的时候,当李友灿索要专车运钞票的时候,让李友灿们拿出一张钞票给那位女大学生买碗米饭吃,这不是人权又是什么?

自由主义里面天然包含着社会公正的成分。徐友渔在《90年代的社会思潮》中说:

“公正问题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问题在经济急剧转轨的90年代十分突出。在某些国有企业不得不转变为非国有企业时,由掌权者和原经营者私分或变相私分,这种化公为私的行为是因为加速了私有化而应得到支持,还是因为违反正义应受到制止?在市场化过程中,倚仗权力搞不公正竞争,搞权钱交易是转轨期不可避免,因而不应受谴责的行为,还是应有一个公正、法治的框架来规范人的行为?一批自我定位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主张公正原则的重要性,反对‘权贵私有化’,反对‘掌勺者分大锅饭’,主张维护普通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

因此,虽然自由主义在西方更多地是一种经济政策,但在现在的中国,我觉得跟政治的关系更密切。自由主义在中国“挤出门缝”才刚刚几年,远未到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阶段。在西方,曾经出现分配不公、福利低落、经济萧条等问题,自由主义对此进行了第二次大调适,“放弃了对经济的放任主义立场,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运作,并力主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增加对于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后来罗尔斯、德沃金、沃尔策的观点中也有类似的成分。现在在西方自由主义出现了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倾向,但在中国,还远不是时候。中国现在极其缺乏的是“照顾社会最小受惠者”的原则,社会公正问题亟待解决。

2006年2月11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王金波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