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2-28

王金波:潍坊之行——跋涉·组党(五)

10月8日至15日的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看后面附的资料【附件九】。该资料我写完后交给了警方。

大约在20日,我在宿舍里突然接到来自日照的一个牟先生的传呼。我用公用电话打过去,问他是否是牟传珩,他说不是,你别管我是谁,你去一趟刘连军家,越快越好。然后他告诉了我如何才能找到刘连军家。见到刘连军我才知道那个传呼是牟国华打的,并且第一次听说了牟国华的情况,他到刘连军家住了一夜,回家后按照刘连军的意思通知我也去刘连军家一趟。

我太兴奋了。我终于要见到我日思夜想的民运人士了。跟民运人士见面,还有比这个更幸福的了吗?

21日一早,我坐上汽车去了潍坊。这是我第一次去潍坊。在潍坊车站门口我买了张地图,坐上公交车,下车后去旁边的菜市场买了五块钱的肉,心里敲着鼓到了刘连军家的楼前。果然,最西面那个楼洞前面停着一辆警用面包车,有三个穿便衣的人坐在旁边围成一圈打牌。他们只有一人抬头扫了我一眼,继续兴致勃勃地打牌。我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进了楼洞,赶紧往上走。到了,我敲门,开门的刘连军问我是王金波吧,我说是,他赶紧把我让进屋里。

刘连军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而且带有一点北京口音,声音又很雄浑,我一直以为他个子高高的,很胖。现在见面了,才发现他个子倒是跟我差不多,但很瘦,而且似乎一只眼睛跟另一只隐隐约约有些不太一样——但我从未问过他这一点,跟别人也未提起这一点。他的妻子谭光华很朴实,在潍坊日报社印刷厂当打字员。谭光华的一个不到20岁的表妹在替他们看孩子。刘连军的儿子还穿着开裆裤呢,但说话的动静倒不小,不是吵的那种,而是他爸爸那种雄浑的声音。

当时已过中午,刘连军问我吃过饭没有,我撒了个谎说吃了。我担心楼下警察会不会随时上来,刘连军说不会,这些天来只有一次,那个警察不经他允许就想进门,被他不客气地堵住了。原来这些天来潍坊当局从市区各个派出所抽调警力,一个派出所一天,轮流在下面监视。刘连军说,有时候他出门办点事,警察就要他坐他们的车,但他拒绝了,自己骑自行车。有一次一个警察很坏,刘连军拐进一个小巷子把车甩掉然后直接回了家。警察急了,过了一会儿也到了他家楼下,匆匆敲门,一看他在家才松了口气。此后警察总起来说还是比较文明的。

下午刘连军出去交电话费,让我在楼上看着。我记得太清楚了,那一幕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坐在西面的那个警察抓完牌之后高兴地用右手一弹左手里的牌,紧接着的动作是抬头一看,脸上立即换成沮丧,悻悻地合上手里的牌,从腰边拿出对讲机说了几句。三个人迅速收拾好东西,上了警车开走了。

刘连军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他说他技校毕业后在工厂上班,89民运期间他曾组织文学社声援过绝食学生,后来受到调查,被处以留厂查看处分。后来,他去了北京打工,慢慢做起了自己的生意。我对前不久他被治安拘留的情况很感兴趣,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民运人士当面说坐牢的经历。他没多说,只是说也没啥,就是在里面睡大觉。当然,后来我经历过拘留所、看守所和监狱之后,明白他说的这话是有道理的——跟看守所和监狱相比,拘留所的确是小儿科了。他的电脑桌旁摆着一张他跟另一个人的合影,他问我知道那是谁不,我说不知道,他说那是秦永敏。原来他曾去武汉帮秦永敏安装电脑,后来使秦永敏在98政治小阳春中的工作效率提高很多。他跟秦永敏的关系看来是不错,就在我坐在他身边跟他一起看《小参考》时,秦永敏来了个电话让他接传真,于是刘连军直接在网上接了这份传真(内容我记不清了)。

晚上我跟他挤在北面小房间里的单人床上睡,谭光华和表妹及孩子睡在卧室里。晚上聊得有些晚。天亮起床后刘连军让我继续待在小房间里,因为8点警察换班时要敲门来看看。8点果然警察来了,也没进门,只是在门口简单地客气了两句,说认识认识,然后就走了。说实话,当时我有点害怕,因为那段时间有一些朋友在去外地拜访朋友时被带走,比如唐元隽就在北京拜访徐文立时被警方带走了。

后来我跟刘连军又聊了聊。他倒是并不热心于组织活动,只是说不久他将回北京继续做生意,希望我能回临沂找个谋生渠道,甚至他可以在北京给我弄一批图书在临沂卖。他给了我他的传呼号码,让我有事呼他。12月他回北京后把新租的房子的电话号码给了我,我又告诉了任畹町。我第二次见刘连军时跟他说了这件事,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北京警方找他说他曾把新电话号码给了其他人,而房东不再把房子租给他,他被迫另外租了一个房子。当时我不了解这些事情,无意中给他造成了损失。

22日下午我回到莒南家中。按照我们约好的,我马上给他打了个电话报平安——当然,电话中不会提起我的这次旅行的。

【附件九】近几天的一些情况

8日晚上,我开始写材料,先打一遍草,又抄一遍,计20页,至9日早上6点左右完成,然后睡去。10点左右,市国安局辛科长来我处取走我写的材料,以及谢万军寄来的两份民主党的材料,徐文立寄来的两份材料,吕洪来寄来的一份材料,其中谢寄来的民主党的两份材料,辛科长说要留下,我同意了,但其他材料我要求看后还给我,辛科长答应。下午两点半左右,我正在午睡,辛科长打来传呼,要我三点去市委门口取材料。我去了,郭警官把材料还给我,其中谢寄民主党材料没给我。不到4点,我去五里堡派出所把我写的材料交给王所长,王所长把徐寄、吕寄材料也要留下,我讲明辛科长已还给我,王所长坚持留下,说要交给市公安局宋科长,我请王所长转告宋科长,阅后请还给我,王所长答应。晚上我打电话给秦永敏、王有才、牟传珩,简单聊了几句这几天的情况。

10日上午9点左右,五里堡派出所庞警察接我去派出所,市公安局侯警官与我聊了两个小时,此事我亦告知秦永敏。回宿舍后我没出门,次日上午去两个书店逛了一圈,买了本97版刑法回来,然后开始看一本借来的长篇历史小说《暮鼓晨钟》。15日下午,侯警官又带我去五里堡派出所聊了会儿。

这几天我在想,我参与筹建中国民主党一事,没有违反什么法律(包括宪法)。中国任何法律从未禁止过如下两项行为:1、筹建新的政党;2、使某政党成为在野党。法律所不禁止的,便是公民有权利去做的(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我认为,申请筹建新的政党并使之成为在野党,并不违法。

在现实生活中,我国不仅有政党现象的存在,而且政党现象在国家的整个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国却没有一个专门的政党法!这不能不令人遗憾,也不能不说是立法机构的严重失误。因此我建议,鉴于政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制定政党法。

但是,考虑到现实情况,中共目前不打算允许成立在野党,所以我认为,各地朋友筹建新党的活动应该到此为止(至于我自己,已于9月下旬停止),在推动立法机构尽快制定政党法的同时,可以从成立新的社团方面着手。中发联(中国发展联合会)近来一直与持不同政见者携手合作,这是个良好的开端,我认为各地朋友应寻找更大的发展空间,成立类似的一些其他组织,在与中共良性互动的同时,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中共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当然,由于阅历等方面条件的限制,我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我将不断向大家、向书本、向现实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学会多角度、全方位地看问题。同时,特地感谢市公安局侯警官,我们之间的谈话与合作一直是友好的,多谢!

王金波

15-10-98

【附】我寄出的民主党材料中的通讯录

一、同学:

曹际华、靳新苗、田蓁、徐晓雷、韩波、张思学、张传国、胡尊玉、鲁统群、刘玉梅、朱解心、陈兆京、孙君、李乃虎、李淑丽、薛建斌、葛苈珍、薛玉、郭洪栋、吴霞、刘星、易炳萍、刁艳萍、鲍计义、左飚、雷颖、胡凯、王文敏、戴求云、邓爱云、胡小红、王旭辉、汤斌、王伟、王强、胡文清

二、校友

王非非、刘宏涛、宋西虎、吴龙鸣、鲍凤娥、刘纪刚、马伟、楼亨庞、曾首元、张芳、李君毅、陈江虹、路向阳、耿磊、张富平

三、老师

王明聚、王崇好、陈青、殷文广、张传林、李静、乐长高

四、朋友

王芳、韩广清、杨荣娟、庄会波、许家志、雷昌英、廖继伟、郭守俊

2006年2月28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6-02-20

王金波:警察露面了——跋涉·组党(四)

10月7日下午,我返回临沂,收到天津吕洪来寄来的《笔谈》杂志。然后我打电话给秦永敏,讲了警方找我父亲的事情,又把秦永敏告诉我的谢万军的有关情况转告刘连军。晚上我给秦永敏、吕洪来写信,次日上午寄走。下午两三点钟,临沂市公安局和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在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联合传唤了我(其中的一些详情,参见《1998年10月8日传唤经过》)。在这次传唤中,我基本如实地告诉了他们我近期的一些情况。总起来讲,这次气氛还是不错的,我毕竟第一次正式公开跟他们打交道。当晚我离开派出所后打电话告诉了秦永敏,他马上在《中国人权观察》上发了消息。

9日,我写了一份《关于我的一些情况》(包括后面的《各地朋友通讯录》)【附件八】,给了警方。

【附件八】关于我的一些情况

王金波,男,汉族,山东莒南十字路镇东良店人,1972年10月生。父亲王秀玉,49年生,在本村任教。母亲尹德娟,47年生,家庭妇女。妹妹王金荣,74年生,已婚并已育。

79-83年,就读于本村小学。83-84年,就读于莒南一小。84-91年,就读于莒南一中。88年,深受当时中国思想界空前自由的气氛影响,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先从文化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反感,89年3月接触到《河殇》解说词,受到极大震动。4月由胡耀邦逝世引发的学潮、绝食直至“六四”惨案,我始终密切关注,并于5月19日写了一封给“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声援信,内夹10元人民币。“六四”惨案使我的注意力转向政治方面。紧接着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我的思想于91年8.19事件之后基本定型,即:共产党一党专制不得民心,这种情况不会长久,中国必须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文化多元化。

91年考入位于江西省临川市的华东地质学院应用化学系工业分析专业。10月,进入学校团委的机关刊物《大学时代》任编委。11月,与几位学生秘密成立强国研究会。92年3月,被团委任命为《大学时代》编辑部主任(任期1年)。同时,强国研究会一名成员当选为校学生会主席。6月,由我们几个人发起成立的马恩列毛著作研究强国会获校党委宣传部批准成立,以学生社团的名义公开活动,由我任会长,学生会主席任名誉会长,校党委宣传部长和党办主任任顾问,学生会社团部长任秘书长。后来发现志同道合者甚少,我干完一届逐渐退出,该会渐趋解体,旋即停止活动。当时的几个朋友,现已基本失去联系。95年2月买一收音机,开始收听VOA(美国之音)等节目。曾给VOA写过一封信,我不知下文。

95年8月进入临沂制药厂针剂车间。96年11月-97年1月跑业务。96年底、97年初开始收听RFA(自由亚洲电台)。97年1月-10月因全厂停产未上班,有时打零工。6月,给韩东方打对方付费电话,他不在,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前半部分是我的简历,后半部分是我厂的一些情况。8月11日,我厂与三株集团合作成立临沂三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28日,市国安局找我谈话。10月,回新公司上班。98年1月29日,与上海杨勤恒打电话聊了几句(电话号码是从RFA广播中听到的),几天后又聊过几分钟,但都没留姓名地址。2月17日去北京出差,3月1日由公司总经理紧急召回,不久调往技术质监部。3月2日,给市国安局武处长打电话聊了几句。6月,与韩东方聊了大约半个小时,是关于企业的事,也没留姓名地址。7月,调往销售公司企划部。

9月11日,从法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听说武汉秦永敏等人、山东谢万军等人分别向本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的本省委员会,受到有关官员的接待,我就打电话给RFA的威廉要到卢四清的电话号码,12日上午向卢四清要谢万军的电话号码,然后给谢打,打不通,下午又向卢四清要谢的电话号码,原来我记的号码错了,这次打通了,谢妻于显杰记下了我的传呼号。不久又打,谢仍不在。晚上8点左右又打,谢在,互相留了地址,谢还给我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刘连军、牟传珩的电话号码。当晚给谢写信,主要是我的简历。13日下午寄走,又给谢万军、刘连军、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打电话,留下我的地址。当晚又给谢写信,内容是我对成立中国民主党的7点看法,次日寄走。16日收到谢信(《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致各位朋友公开信》,正面是《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前半部分、背面是《民政厅问答现场记录(谢万军、刘连军)》复印件)。18日又给谢寄一封信,内容是表示在民主党获得批准后我愿意加入,以及我们单位效益太差,打算找别的生活门路。22日我在开阳文印村印500份材料(《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民政厅问答现场记录(谢万军、刘连军)》复印件,以及由我落款的、在原基础上稍加改动的《致山东各地朋友的公开信》),下午取时被告知已被“有关人士”销毁,我马上打电话告知秦永敏和刘连军,他们让我赶紧停下来。26日前后,分别收到谢万军寄来的约100份材料(《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致各位朋友公开信》),以及徐文立寄来的两封信(第一封信:去年11月他与路透社驻京记者的谈话、12月与四记者的谈话,今年1月与韩东方的谈话,4月与旅法自由撰稿人安琪的谈话;第二封信:《笔谈》,吕洪来、牟传珩、华文等人的文章),我把《笔谈》复印一份寄给刘连军的妻子谭光华。截止到30日,我通话的次数大约为:徐文立两次、王有才一次、牟传珩一次、姜福祯一次、谢万军四五次、刘连军两三次、秦永敏四五次、吕洪来一次。除一次打公用电话外,其余全部在邮局或大街上打的磁卡、IC卡电话。我把谢万军寄的材料中的大约70份左右,在公开信下边加上我的地址后,寄给了山东、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四川、陕西、广西等地的朋友(绝大部分是同学)。临沂的朋友,一份也没寄,且基本无人知道我的这个情况。但我已在单位里周围的同事们中间公开了这件事。以后,我停止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29日接到妹妹传呼,要我回家,我猜可能是父母已知此事,而此前所有亲人均不知。1日回家,果然如此,是市公安局(父亲没弄清是公安局还是国安局)宋科长28日找过我父亲。父母一开始很担心,后来与我谈过几次,我表示“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除非死了”,父母也就承认了既成事实。我把各地朋友的电话给父母留了一份,若我被捕,可告知各地朋友。7日返回临沂,收到吕洪来信(牟传珩《新文明宣言》)。当晚打电话向秦永敏告知市公安局找我父亲谈话的事情,又把从秦处了解到的谢万军的情况告知刘连军,然后向王有才索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晚上给秦永敏、吕洪来写了两封信,内容主要是我的简历,8日上午寄走。下午大约两点半,一名警察从宿舍把我带到五里堡派出所,先是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看守警察态度恶劣,自己在上班时间睡觉不说,还不让我上厕所。但上楼与其他警察朋友交谈时,气氛很融洽,一直到7点半多。晚上,我把这次谈话告知了秦永敏。

下面谈谈我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按照统治形态划分,国家体制可以划分为极权主义(全体主义)、威权主义(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三种体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极权主义统治形态,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二战时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都曾建立过法西斯主义统治。马恩设想的共产主义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分支,将永远在人类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惜被后来的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歪曲了,以共产主义的旗号建立了独裁统治。斯、毛的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实现形式,其特点是“全面控制”。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渐步入威权主义时代,民众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和民主。威权主义的特点是,只要不公开反对政府,政府就不管。现在的江泽民时代,正处于由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过渡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一件伟大的事业,他的名字将永垂青史,可惜晚节不保,“六四”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江泽民也是一位开明人士,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能领导中华民族步入自由和民主,他同样会成为一名伟人。

对于共产党,我坚决反对“打倒”“推翻”的说法。我认为,民众面前,任何政治势力均应平等,既不能允许某一种政治势力永远居于执政地位,也不允许“打倒”或“推翻”某一种政治势力。我的看法,是要求共产党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各种政治势力平等,由广大民众通过定期选举来选择自己信任的政治势力。如果广大民众仍选举共产党为执政党,那么我们就应尊重民众的意愿,让共产党来领导国家。如果广大民众不选举共产党为执政党,那么也不要紧,共产党可以调整自己的政策,在下一次选举中再争取成为执政党。不管哪个党执政,我们都应尊重事实,尊重民众的意愿。

我认为,人权具有普遍性原则,人权无国界。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说明中国政府开始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原则,这是很大的进步,我对此很高兴,希望中国政府沿着这个方向继续走下去。“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国家的最高权力必须分开由不同的部门分别来行使,形成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从而有效地制止腐败。腐败现象是老百姓最痛恨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才能真正稳定,民族才能真正富强。既然民众享有言论自由,就应让各种不同的声音出现,只要不违反法律,什么话都可以讲,这样才使新闻舆论成为制止腐败的有力武器。军队应实行国家化即非政治化,任何政治势力均不得拥有武装力量,军队只属于国家,起保家卫国的作用。中国必将统一,以联邦制统一的可能性最大,统一后的中国包括港澳台。对于台湾问题,我认为台湾独立是错误的,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权毕竟从未达到过台湾,两岸的政府应互相承认对方为对等的政治实体,均为中国的组成部分,台湾不要宣布独立,大陆也应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就像大陆政府所说的,“只要能统一,什么都可以谈”,双方坐下来,在谈判桌上谈,比动武不是好多了么?我反对一切暴力活动,在现今社会,暴力是不得民心的,是反人道的。我也反对一切秘密活动,民主的规则应是公开的,只有公开,才有真正的民主。我也反对急进冒险,只有在合乎法律的条件下,理性地从事各项活动,才是民众所希望的。中国也存在不少民族问题,尤其是西南、西北、北部的少数民族问题,我认为应充分尊重各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民族问题。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向。中国还存在严重的信仰问题,传统的共产主义信仰已面临严重的危机,因为共产主义与现实差距太大,老百姓接受不了,一时又没有找到别的信仰,很多人便转而对金钱拜物教的崇拜,或者什么也不信。这是个危险的现象,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最危险的民族,如果一个民族连信仰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呢?幸好,现在基督教、佛教等世界性宗教已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展开来,并向高层次、知识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应当承认,中国正向好的方向一步步发展,这是个勿庸置疑的事实。经济上,私有化进程已经加快,公有制成分逐渐减少,新兴的民营也即私有企业正以充满活力的姿态向世人展示着强大的生命力。经过78年以来的三次思想解放,思想界突破了很多禁区,目前仍在进一步突破。传统文化逐渐让位于现代新文明,陈旧腐朽的东西已被扔进历史地垃圾堆。政治上的开放也在进行,这次山东、湖北两省的持不同政见者向本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受到严肃而认真的接待,是建国49年来的首次,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本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发展联合会,一直在公开提出大胆的政治见解,并没受到干预,这是可喜的现象,也有可能便是中国结社自由的开端。陈希同等腐败问题的大案要案相继被揭露和查处,虽然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却也表明共产党的确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向法制化的轨道逐步迈进。现在,我的思想虽未成熟但已基本定型,要我再接受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那是不可能的。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在具体行动中,我将本着“公开、理性、和平即非暴力”的原则,以妥协代替对抗,以不合作代替暴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一切有志于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的朋友一起,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添砖加瓦。

对于各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朋友,我仍将通过电话、写信的形式与他们保持联系。当然,警察朋友们如果向我打听有关情况,我会毫无保留地全部告知。至于我个人的下一步打算,我想离开临沂三株药业公司,因为收入太低,吃不饱饭,去和临沂的几位同学学习一下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因为计算机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这是个发展趋势,以后再用所学知识谋碗饭吃;如果还有更好的门路,也可能干别的,但这是以后的事。同时,我还要进一步学习各种知识,学会多角度、全方位地看问题。我的传呼号码是126-5910480,警察朋友们如果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在这里,特地向各位警察朋友致歉,我给大家添了麻烦,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望谅!

王金波

09-10-98于临药

【附】各地朋友通讯录

谢万军538-2820226
   (271500)东平县实验中学于显杰转
刘连军536-8270510
   (261031)潍坊日报社谭光华转
牟传珩532-3619280
姜福祯532-3844255
王有才571-8861041
徐文立10-63517814
   (100053)北京白广路二条4号贺信彤转
秦永敏27-86365664
   (430080)武汉青山区红钢城21街坊402号
刘念春(在押)(100027)北京朝阳区三里屯北区南20楼1门12号
杨周(已出国) 21-63732605
   (200002)上海黄埔区外滩街道人民路558号
杨勤恒(在押)21-56095707
吕洪来22-24370319
   (300162)天津河东区万新村15区10号楼1门312号
卢四清852-23562802
   (对方付费传真)108857-69783919-23562485
韩东方对方付费108852-27802187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2465号
刘宾雁1-609-7993174
王希哲 对方付费10810/10816-617-6662046
郑义 1-609-9241445

2006年2月20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补:

1998年10月8日传唤经过

1998年10月8日14点左右,我一个人在临沂制药厂宿舍里刚睡完午觉,忽然听见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个约30岁的陌生人进门后掩上门,问我是不是王金波,我说是,他说跟我去一趟派出所吧。我知道他们终于直接露面了。我说好吧,返回里屋。那人也马上紧跟着进去。我把床上的被子叠好,跟他出了宿舍来到20米远的街上。他带我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货物运输车(事后回忆,那几天我似乎见过这辆车),坐在驾驶室里,去了五里堡派出所。

在一楼,这人让我进了西边的一个小屋,里面有五六个人,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堵着门口。后来我才知道,这叫留置室,堵在门口的那个人是派出所的联防队员,里面的四五个人(包括我)则是被盘问人。南面小半间由粗钢筋拦成另一部分——俗称铁笼子的就指这个。

屋里的人们都闷头不说话。我第一次到这种地方,不知道这是留置室,只是坐在连椅上好奇地看着周围的人们。我左边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坐在地上(当时我还纳闷他为何不坐在椅子上,因为我进去时椅子上有空位)。再往左边即靠近门口的地方,两个二十来岁的人低头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右边也有人。坐在椅子上堵着门口的那个联防队员后来趴在椅背上打起了盹。我左边坐在地上的那个人后来哀求联防队员去厕所,被联防队员爱理不理地拒绝几次之后,我终于忍不住说我也去厕所,当然也被拒绝。于是我质问他凭什么不让我去厕所,他这才抬起头来不再睡觉,说就是不让你去。我问他凭什么,他说不为什么。

没多一会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于是我被带到二楼一间办公室。进门一看,里面坐了七八个人。后来得知,他们是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兰山分局政保科、五里堡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和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的警察。我一进门就认出了辛磊(临沂市国家安全局二处的一个科长。1997年8月28日传唤我的国家安全局警察中就有他),跟他打招呼:“这不是辛科长吗?”一个女的(后知其为五里堡派出所副指导员马仑)惊讶地问道:“你俩认识?”辛磊尴尬地笑了笑,我说:“是呀,去年我们就打过交道。”辛磊问我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刚才我在一楼时想去厕所,他们竟不让我去,太不讲理了。辛磊问了一句你现在还想去吗,我说当然。于是辛磊领我下楼到院子里上厕所。回来时,我指着不让我上厕所的那个联防队员说:“就是他,不让我上厕所,值班时睡觉!”辛磊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他们素质低,别计较了。而当时大厅里的人们都愣住了。

回二楼后进入正题,他们问了我最近的一些情况。我如实回答我是通过卢四清跟谢万军取得联系的。他们问我跟哪些人联系过,我把十几个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当场背给了他们听。总起来讲,这次传唤,我把我的情况大多告诉了他们。后来他们有人出去,留下几个人跟我闲聊,我就跟他们讲我当时学到的一些很浅显的理论知识,他们在听得津津有味之后说并不相信我的理论。

后来有人说你先回去吧,于是我离开派出所回到单位。

2005年10月31日,山东莒南

《博讯》,2005年11月15日

2006-02-12

王金波:警察露面之前——跋涉·组党(三)

其实,1998年5月4日北大百年校庆前夕,王有才去北京并被警方阻挠的消息,我早已从收音机里听过。这是在时隔9年之后,我再一次听说王有才的消息。6月,我把以前零星记录下来的一些感想整理成几篇文章。25日,王有才等人去浙江省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的消息,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我也开始密切注意此事。当时我误以为,这是年初王炳章在海外宣布成立的中国民主正义党在国内的分支机构,因为当时媒体介绍说中国民主正义党简称“民正党”,我听成了“民主党”。后来王有才等人被捕,但国内民运界仍然异常活跃,不久王有才等人逐渐获释。我每天在收听临沂电台的制药厂广告节目的同时,光明正大地收听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的节目。

9月13日我给谢万军寄去第一封信后,14日又给他写了一封信,具体内容现在我已记不清,大概其中谈到我对组党的几点看法,包括推崇甘地的绝食方式的观点(1997年8月28日国家安全局传唤我时我也谈到我推崇甘地主义的观点,当时他们对此嗤之以鼻)。16日收到谢万军寄来的民主党资料后,我在犹豫如何处理它们。这时,公司里的一件事情使我主动申请下岗了。

原来我跟王恩涛一起在五车间时,他就跟车间主任关系很密切,而我则至今10多年来从未进过那位主任的家一次。在销售公司,设有会计、出纳各一人。我属于企划部,但企划部部长由副总经理钟宏世兼任,我既不方便跟钟宏世同一个办公室,也不方便自己一个办公室,所以就跟会计王恩涛、出纳孙丽华两人共用一个办公室。王恩涛现在跟傅冠群关系火热,傅冠群一高兴,封了王恩涛一个销售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头衔。于是,王恩涛慢慢自大起来,有时候指挥我干一些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内的事情,而我则越来越看不惯他在傅冠群面前那种讨好的模样。所以我忍了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16日或17日这一天,他再次命令我干分外的活,我终于跟他吵了几句。然后,我写了一份下岗申请,直接交给傅冠群。傅冠群当然不高兴,但我下楼跟钟宏世交接完工作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

那么,当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如此毅然决然呢?其实,就是因为我终于找到了民运。由于我第二次给谢万军打电话时,谢万军曾说过以后将要在各地,比如我在临沂,要租房子作为民主党的办公室,工作会很忙很累的。我当时天真地以为,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民主运动,把政治作为职业了。其实,一直到10月,我还曾幻想着,不久的将来,民主党就能在临沂跟共产党在大选中决一雌雄呢——我当时的想法荒唐到何种程度,可见一斑。

另外,谢万军当时就暴露出了胡乱封官许愿的苗头。比如他说,他愿意推荐我作为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附件五】。而我,则在寄出的民主党资料中炫耀般地说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下岗后我的生活过得极为艰难。比如,有几天我曾买了一两块钱的咸鱼(其实我很不喜欢鱼腥味),用来卷煎饼吃,每天只吃一顿。但是,花在民运方面的钱,我却是毫不吝啬【附件六】。

作为一个初涉民运的新人,还有一位日照的牟国华当时跟我有着同样的想做职业民运的念头。他比我大几个月,母亲早逝,父亲是乡村教师,一个弟弟正在读大学,家徒四壁。他当时刚刚失去工作,从收音机里听到秦永敏的电话后跟刘连军取得联系,然后去北京见了任畹町、徐文立、江棋生、彭明等异议人士,后来还见过燕鹏、孙维邦(孙丰)、牟传珩、姜福祯、张铭山等山东朋友。民主党遭到残酷镇压一两年后,他终于明白过来必须先谋生,放弃了职业民运的念头。

9月18日我接到谢万军寄来的民主党资料之后,次日我把其中的《致各位朋友公开信》修改成《致山东各地朋友的公开信》【附件七】,准备打印。但我没有打印这些资料所需要的足够的钱。于是,在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时,我跟另一位同学借了500块钱,去了开阳文印村。

临沂制药厂有自己的文印室,但只能印一些简单的资料,稍微复杂一些就拿到开阳文印村去印。此前我给临沂三株药业公司设计了新的公司司徽,傅冠群下令全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部长、销售人员统一印制新的名片,具体的设计、印制工作是由我完成的。这样,我就认识了开阳文印村的打字员刘庆庆。9月22日上午,我拿着民主党资料找到刘庆庆,跟她说明是我自己的私事(但我没跟她讲我已下岗)。她压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还问我这是不是抗洪救灾用的。我要求打印500份,她答应下午让我去取。下午我按时去了,但她表情有异,眼圈红红的,说不给印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内容违法。我问谁说的,她说“有关人士”。再问,她不愿多说了。

我的心沉下去了。离开开阳文印村,我在大街上找到一个磁卡电话,马上告诉了秦永敏、刘连军。他们都让我赶紧停下来,可能警察已经盯上我了。

元旦前后,刘庆庆去制药厂要账,正好碰上我,因为不知道她要找的人住在哪里,我就给她带路。这次我问起当时的事情,她仍不愿多说。但从她那模模糊糊的话里,我猜可能当时其实不是警察出的面,而是老板看了之后训了她一顿,下令不准印的。

民主党资料印不成了,24日我接到谢万军寄来的大约100份民主党资料之后,就开始往外寄。我寄的范围倒不限于山东,因为我想影响越广越好。到月底为止,我寄出去了大约70份,包括山东、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河北、广东、四川、陕西、广西等省份。在每封信的《致山东各地朋友的公开信》中,我都在结尾加上了我的联系方式。

我在参加组党最初的这段时间里,给当时我了解到的几位民运人士写了几封信,除了谢万军之外,还有徐文立、吕洪来、刘连军等人。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来的是,我写给徐文立的第一封信,他不仅保存至今,而且前不久还把那封信的照片发给我看了。徐先生真是个有心人!

而此时,19日和21日,刘连军和谢万军已分别被治安拘留13天和15天,并且谢万军结束拘留后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外界无法主动跟谢万军取得联系。

9月29日,我接到妹妹打来的传呼,要我赶紧回家。我心想,是不是警察找我父母了?10月1日回家,果然如此。父亲说,临沂市国家安全局的一个人(事后了解到,其实是刚刚内退的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前科长宋某。父亲误以为是国家安全局的)和莒南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其实是刚刚内退的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前科长唐某。因他自称是“副局级侦察员”,父亲误以为是副局长)于28日把父亲叫到莒南县公安局十字路镇西派出所,谈了我的事情,说我这样下去没有好结果,会坐牢的。他们这是在用软性的方式威胁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果然害怕了,劝我不要继续下去。但我明确表示,我将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除非死了。

是的,自从1989年起我就在寻找民运。我上大学的地方太偏僻,在那里我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但由于毕竟是在上大学,前途光明的幻想还是存在的,所以并没有全力去找。现在上了三年班,越上越觉得失望,而我已经找到了我真正想干的事,且跟大家建立了联系,我怎么可能半途而废呢?

【附件五】谢万军写给我的惟一一封信

金波:

您好!

首先很敬佩您的勇气和信心。但我也提示您,民主运动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会成功,您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希望在向民政厅上报资料时,将您列为民主党领导成员之一。不知你本人是否愿意。我会尽全力争取说服其它人接受这一推荐的。

你自己要好好保重。您将我提供的电话号码,给你亲戚、朋友,一旦你遇到麻烦,他们会随时通知我的,就会形成一个保护网。

在《致朋友公开信》中,你可在底上添上您的联系地址!

祝好!

万军

98.9.18

【附件六】1999年元旦之前我购买电话磁卡、邮票的不完全记录

19980912?山东临沂金雀山路5
     磁卡70.00元

1998092311山东临沂金雀山路9
     购买邮票证明单
     购票数额:人民币拾玖元伍角正

1998092418山东临沂金雀山路2收寄邮件登记簿
格数 收寄号码 收寄局名 寄达局名
   0770   连云港  刁艳萍
   0771   郑州   路向阳
   0772   南昌   雷颖
   0773   宁波   曾首元
   0774   咸阳   王强
   0775   临川   乐长高
   0777   赣州   郭守俊
   0778   石家庄  刘星
   0779   汉中   胡文清
   0780   南京   易炳萍
   0782   广州   王旭辉

1998092518山东临沂金雀山路9
     购买邮票证明单
     IC卡
     购票数额:人民币伍拾元正

1998092518山东临沂金雀山路9
     购买邮票证明单
     购票数额:人民币拾贰元正

国内挂号函件收据邮1101
1998091418山东临沂解放路3第0042号,于显杰,东平实验中学
1998091811山东临沂金雀山路5第0427号,于显杰
1998092618山东临沂金雀山路5第0673号,刘?贺?
1998092618山东临沂金雀山路5第0674号,刘?贺?
1998100817?山东临沂金雀山路5第0586号,秦?吕?
1998100817?山东临沂金雀山路5第0587号,秦?吕?
1998111318山东临沂解放路5第0079号,张铭山
1998120618山东临沂金雀山路9第0201号
1998121818山东临沂金雀山路2第0575号
19981223?山东临沂解放路4第0821号
1998122518山东临沂金雀山路5第0408号

【附件七】致山东各地朋友的公开信

各位朋友:

9月5日,谢万军等人将《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和《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各一份寄至山东省民政厅。10日,谢万军、刘连军赴民政厅询问结果。该厅官员作出答复,要求我们逐渐落实以下4项条件,再逐条讨论章程、宣言和申请书内容:1、有5万元注册资金;2、在济南有办公场所;3、提供党的副秘书长以上主要负责人的简历;4、有在该党获准成立后表示愿意加入该党的至少50人的名单。这一答复表明,中国极有可能从此解除党禁,走向民主与开明的新时代。此消息震惊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家新闻媒体进行了详细报道,引起各国政府议会、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华侨的极大关注,许多华侨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捐款资助。不久后我们将再赴民政厅询问何种捐款可以公开接受。目前,注册资金和办公场所方面不会有大的问题。,只需联络在中国民主党获准成立后愿意加入的50名以上各界人士,提供其姓名、性别、年龄、民族、政治面貌、职业、通讯地址等内容。

一旦本次申请获得批准,将为每个愿成为中国民主党成员的人士提供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做出重大贡献和成就的历史性机会。中国民主党成立后,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的时期内,将不提出国家元首和地方各级行政首长的候选人,但将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当选为国家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作为近、中期目标。希望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志士支持我们。

在此,我们向所有朋友申明,由于中国民主党尚处于筹建和申请阶段,因此不存在加入中国民主党之说,所有表示愿意加入中国民主党的人士,只能在中国民主党获准成立后才能正式办理加入手续。同时,在筹建和申请阶段表示愿意加入的人士,均算作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

我们殷切希望每一位收到此信的朋友能做出历史性的选择,尽快来电来函回复我们,并将此信复制多份寄给山东各地的朋友,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

联系电话:谢万军:0538-2820226
     刘连军:0536-8270510(兼传真)
BP:   王金波:126-5910480
或以挂号信寄至:谢万军:东平县实验中学于显杰转(271500)
        王金波:临沂制药厂(临西一路244号)(276004)

王金波

1998年9月19日

2006年2月1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6-02-11

王金波:中国的社会公正问题亟待解决——姜福祯《张五常该不该打倒》及其批评者的观点读后

姜福祯先生的《张五常该不该打倒》系列文章甫一上网,赞成、批评者皆有之。

我本人赞同姜文的观点,所以想向那些批评本文的观点的人们请教一个问题:假如中国走上苏联、东欧那一步,专制制度结束了,中国开始实行民主了,对现在那些不知廉耻地搜刮了那么多本应属于更多老百姓的财富的官宦家族,有没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让他们吐出一些来,还给那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底层民众?

《谁敢动我的奶酪?》这首诗想说的不是企图分配权力集团的奶酪,而是想表达对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毫无人性的掠夺的愤怒,呼吁人们决不能让他们非法掠夺的财富完全合法化(事实上,肯定会有部分非法收入合法化。这恐怕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作者自79民主墙运动起从不对权力集团抱有幻想,所说的福利政策,不是指可依靠的,而是说面对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基尼系数节节攀升的现实,你有没有意识到这是分配制度出了严重的问题,因而必须采取一点点(仅仅是一点点!)“劫富济贫”的措施,让人们能够过上最起码的温饱生活(注意:决不是搞“福利国家”,中国成为“福利国家”的时候,大概全世界早实现共产主义了)?

因此,这里谈到的所谓“福利政策”问题,其实质也是人权的一部分。或者说,用“人权”来概括作者谈到的“福利政策”也许让人更容易理解一些。什么是人权?人权是实实在在的,它不是一个空洞的东西,它由许多具体的细节组成。当南京女大学生晚上从垃圾箱里偷拣食物吃的时候,当李友灿索要专车运钞票的时候,让李友灿们拿出一张钞票给那位女大学生买碗米饭吃,这不是人权又是什么?

自由主义里面天然包含着社会公正的成分。徐友渔在《90年代的社会思潮》中说:

“公正问题是自由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个问题在经济急剧转轨的90年代十分突出。在某些国有企业不得不转变为非国有企业时,由掌权者和原经营者私分或变相私分,这种化公为私的行为是因为加速了私有化而应得到支持,还是因为违反正义应受到制止?在市场化过程中,倚仗权力搞不公正竞争,搞权钱交易是转轨期不可避免,因而不应受谴责的行为,还是应有一个公正、法治的框架来规范人的行为?一批自我定位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坚决主张公正原则的重要性,反对‘权贵私有化’,反对‘掌勺者分大锅饭’,主张维护普通劳动群众的民主权利。”

因此,虽然自由主义在西方更多地是一种经济政策,但在现在的中国,我觉得跟政治的关系更密切。自由主义在中国“挤出门缝”才刚刚几年,远未到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阶段。在西方,曾经出现分配不公、福利低落、经济萧条等问题,自由主义对此进行了第二次大调适,“放弃了对经济的放任主义立场,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运作,并力主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增加对于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后来罗尔斯、德沃金、沃尔策的观点中也有类似的成分。现在在西方自由主义出现了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倾向,但在中国,还远不是时候。中国现在极其缺乏的是“照顾社会最小受惠者”的原则,社会公正问题亟待解决。

2006年2月11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6-02-09

王金波:回顾此前的一些事情——跋涉·组党(二)

跟欧阳懿不同,在98组党运动中,我是以一个民运新人的身份参加的。因此,虽然我看了《四川民主党筹组侧记及评述》之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想写一下回顾98组党的事情,但总是觉得有些困难。因为,我对98组党之前的一些民运状况并不了解。作为一个新人,我承认,当时在临沂,我只有26岁,缺乏经验,孤零零一个人,的确犯了一些错误——在以后的叙述中,读者可以看出后来的我跟当时的我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简单地回顾一下98组党之前我个人的一些情况。而且,由于此前我未参加民运,不可能从大的角度谈国内国际形势。

1995年8月我进入临沂制药厂工作时,临沂制药厂已于当年开始间歇性停产,并于4年前开始亏损。我自1995年8月29日至1996年11月29 日一直在五车间(针剂车间)的洗瓶工序干。因工资已拖欠三个月,所以头三个月我必须花自己的钱。但当时家里已穷得连这个钱也拿不出来,所以我不得不找同学借了几百块钱用在了三个月的生活费上。后来开始发工资了,但只有200多,有几次连200都不到。不仅如此,其间经常停产,但每隔两三天却要点名,所以多数人无法另找工作——因为,国企的诱惑力对大多数工人还是很大的,大家都盼着有一天制药厂能起死回生。

1996年底,制药厂实行分厂制,我因忍受不了针剂车间的压抑气氛,调到片剂分厂跑销售。经过一个月的培训,1997年元旦后我去青岛出差。但我根本就没把精力放在业务上,而是每天定时收听外电。好不容易签了几千块钱的合同,回到厂里还没发货呢,全厂停产了。春节后因为那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尽管基本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但要经常到厂里集合点名),我也有时打打零工,但多数是在写情书。春天过去了,爱情故事也结束了,传来了济南三株集团公司同临沂制药厂合作的消息。8月11日,双方签订合同,成立临沂三株药业公司。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股神秘的力量笼罩了我。

原来,就在写情书的同时,我还于6月4日这天给香港的韩东方写了一封信。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我的经历、临沂制药厂的一些情况,后半部分主要是1989年5月19日我写给“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声援信底稿。此外,我还讲了我的一个设想:我有可能在“六四”周年纪念日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打出要求平反“六四”的横幅。我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工作的确令我失望,而我因没有毕业证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加上当时我已经明白爱情的结局只是一场悲剧,所以我产生了这样的极端想法。老实说,当时我认识到了一旦将此付诸实施必将坐牢,但我宁愿如此。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几重绝望一起袭来,我是不会产生这种极端想法的。然而,也许正是因为我曾有过这种极端的想法,所以此后一直到2001年入狱,“两会”、“六四”、“十一”、中共十五大期间我一直受到特别“关照”。

说到毕业证的问题(详见《“六四”与我——“六四”十周年祭》),1995年7月离校前,本应结业证跟毕业证一起发下来,但不知为何,学校当时声称江西省教育厅没发下来,要拖一段时间。我托一个家在本校的同学帮我拿,但一两个月后他来信说不知为何仍然没有下来。后来没了下文。1996年春天我父亲接到学校的信,催我去进行最后一次补考,但我断然拒绝了。我的行为方式有时候与众不同,而且很固执,任谁也改变不了。虽然我明知这样对我今后的工作、谋生极为不利,但我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实际上,当时我的前途到底在哪里,我一片茫然。

回过头来讲那股神秘的力量。8月28日,平时跟我没有任何交往的厂人事劳资科科长纪平突然让跟我住一个宿舍的同事周蒙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闲聊。其间她站在办公桌旁,一边整理着什么东西,一边与我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一边时不时地往窗外楼下看去,甚至她到厂部办公室接电话时都一再嘱咐我先等一下,她马上就过来。一两个小时后她说没事了,你回去吧,欢迎常来坐坐。下楼时正遇见周蒙,我觉得他的神情有点奇怪。回到宿舍我正纳着闷,不知纪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呢,一个同事回来了。这个同事见没有别的人在场,就神情严肃地问我,你有没有干什么瞎巴事(方言,指不好的事、坏事)?我一听愣了,反问他你觉得我可能会干瞎巴事么?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觉得你不会干瞎巴事,但有件事我觉得非常奇怪,并且估计跟你有关系。原来上午他从外面回宿舍时发现门被反锁上了,里面有一些奇怪的声音,他喊了好大一会儿门才打开,里面出来三个衣冠楚楚的人,其中一人拿着一个精致的小箱子。三人说了句“我们是来找工作的,纪科长让我们来看看宿舍”,掉头就走。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头,看这三个人穿的衣服很值钱,根本不像找工作的,而停产期间宿舍里只有我常住(周蒙家就在本厂,他平时早出晚归,只在宿舍睡觉),他就问了我。我马上意识到,这应该是国家安全局的。我对这个同事说,不错,我就是反对共产党,总有一天我会公开站出来反对共产党的。果然下午两点多,从未跟我打过交道的厂部办公室主任傅玉明找到我,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将我传唤了八九个小时。

其实,当时我跟民运界没有建立任何联系。虽然我给韩东方打过几次电话,但他都不在。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联系方式。但是,我毕竟料到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当国家安全局的警车带着我驶进大院(中共临沂市委和临沂市政府所在的戒备森严的办公大院,临沂人习惯上称之为“大院”。当时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在大院西部一座楼上办公)时,我就说了这句话。在一个好像是会客室或会议室的大办公室里,那位姓武的处长(后来得知他是二处处长。但至今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和二处的辛科长(后来得知他的名字叫辛磊),以及一个好像是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小李,问了我很多问题。当时,我不知道这应该叫做“讯问”。

他们问了我的一些经历,包括家庭情况,还问了我的一些观点。我如实回答了,并且说,估计你们应该是因为我给韩东方写信才叫我来的。他们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后来他们走了,让另一个年轻的警察看着我,还给我拿来一份饭。这份饭具体是什么我已记不清,只依稀记得其质量比我平时吃的要好,所以吃了几口。后来我困了,竟然躺在连椅上睡了一小觉。后来我常常想,当时我怎么竟然能睡着呢?也许,是无知者无畏吧。后来他们问我能否回我的宿舍把我的笔记本拿给他们看看,我说可以,他们就带我回到了我的宿舍,我把几个笔记本拿出来让他们看。他们简单地看了看,挑出两个笔记本和三本书,又带我回到他们那里。我和那个看我的年轻警察在那个办公室待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让我简单写一写我对这事的看法。我写了一遍,内容是承认我不应该跟韩东方联系。但他们不满意,让我重写。我问他们怎么写,他们几乎是教着我如何写,我就按他们说的写了,其中包括承认跟韩东方联系是“犯罪行为”的内容。他们拿着我写的那张纸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回来了,还有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武处长介绍说这是某局长,我现在记不清他姓什么了。这位局长对我说话的时候就不像武处长和辛磊那么和善了,而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样子。他说我们早就掌握了你的情况,你要注意,这样下去很危险的,以后别再这样了,回去好好上班,别想三想四了。于是,武处长和辛磊把我送回了我的宿舍,并嘱咐我不要跟别人说这件事情,否则对我影响很不好。就这样,接下来几个月我再也未跟他们打交道。

后来仔细想想,当时跟我一起回我宿舍看我的书和笔记本时,他们并未仔细看每一本,恐怕说明此前他们早已看过。或许,就是白天看的。而我在我写的东西中承认跟韩东方联系是一种“犯罪行为”,其中有一种想法是:给后人留下资料,让他们看看,给一个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韩东方所在的香港当时刚刚由中国收回)的中国人写信竟然是“犯罪行为”,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当然,我之所以写了那个东西,关键还在于我自身。现在我承认,写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但是,当时我完全是孤零零一个人,不仅不认识一个民运人士,而且也没有一个民运人士知道我。我没有任何经验。而我想,我内心里的“趋利避祸”的软弱性因素占了上风。另外,我的无知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压根不知道,这种情况其实他们有可能从重处理,比如劳教。济南车宏年先生被劳教,借口就是给外界写“勾联信”。而我回到单位以后,很久都觉得那次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危险。可以说,当时是我的“认罪”使我免予一难。但是,后来我并没有向朋友们隐瞒这一点,跟熟悉的朋友都讲过这次经历。至于后来我之所以变得态度强硬起来,并且明确向警方说明“虽然我明知你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别想从我的嘴里说出来”,则主要缘于姜福祯、林牧两位先生的正面影响,以及警方对我一再欺骗、甚至故意执法犯法的反面影响。

这件事情过去没多久,就是中共15大了。此时我回到莒南老家农忙,15大闭幕次日回到临沂。当天,周蒙说,纪平这几天天天找我。次日我在厂里遇见纪平,但她却头一低过去了,没有理我。我想,恐怕又是国家安全局搞的鬼。

10月,新成立的临沂三株药业公司开始运行。不久,临沂制药厂少数职工上岗,进入临沂三株药业公司工作。先是培训、学习,就是开会、听课之类,没几个人仔细听。11月底,销售公司开始分配市场,我被安排在上海片。但由于工作未正式展开,一直没有出差。12月底又全部调整,我被分配去跑北京片。但这片的负责人(好像是姓李,我记不太清了)自己开着药店,根本不管我们那几个人,所以一直窝在家里。当时规定销售公司的人没有工资,出差可以报车旅费,所以不出差就在那里干耗,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但因为马上就是春节了,所以也就算了。

1998年1月29日,正月初二,我用一个干传销的堂哥家的电话,给杨勤恒打了一个电话。此前一两天,我在收音机里听到杨勤恒公布了自己的联系方式。我跟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并未留下我的联系方式。没几天,我听到他入狱的消息。

春节假期没几天就结束了,我回到临沂上班。但是,北京片的负责人仍不管不问。北京片有几个同事本来跟我关系就不错,我们就商量了一下,主动请缨!副总经理兼销售公司经理钟宏世听了我们的情况,同意我们春节之后出差。于是,我们于2月17日去了北京。我们跑了几个地方,刚开始有眉目了,突然接到钟宏世的电话,要我赶紧回公司汇报工作。我说前两天不是刚刚用特快专递寄回市场调查报告了吗,他说是呀,写得不错,回来大家一起商量一下如何更好地开展下一步的工作。我真有些纳闷,试探着问了一句:“那三个人呢?”钟宏世迟疑了一下,说让他们也一起回来吧。他这一迟疑不要紧,我意识到事前他根本没有考虑到那三个人。于是我跟三位同事说了,他们都有些生气,但没有办法,买上车票,于3月1日到家。下午,我见到钟宏世,他很忙,我没有找他。

由于此时我已意识到这次可能是国家安全局搞的鬼,所以就于2日从电话簿上查到国家安全局二处的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武处长。他问我最近去哪里了,我心想果然他知道我的行踪,就说最近我去北京出差了,昨天刚回来。他简单地说了几句,嘱咐我好好工作。

打完电话,我找到钟宏世单独谈了谈。他没多说什么,只是说肖总找我,具体什么事情他不愿管。于是我找到总经理肖安乐。此前我跟肖安乐从未打过交道。他说,技术质监部准备上马阿尼西坦中试车间,急需学化工的人,他查了一下档案,发现我是学化工的,所以准备把我调到技术质监部研究所。我表示我不想去,我学的其实是化验(工业分析专业),公司里有真正学化工(化学工程专业)的人,让他们去吧,然后我向他介绍了一两个学化工专业的同事的情况,并说明这一两个同事本人也想干这些工作。但他根本不愿多了解这些情况,只是坚持要我去。我始终没有同意,最后不欢而散。

3月6日,我打对方付费的电话给韩东方,聊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果然他不记得曾收到过我那封信。我把国家安全局找我的事告诉了他。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仍然是天天去销售公司。后来,我跟北京片的那几个同事商量好了,再去北京。钟宏世一开始不大愿意,后来同意了,并在借款单上签了字。只剩最后一道手续了——只要肖安乐签了字,我立即就能去财务部领出钱来,然后就可以去北京了。没想到肖安乐给那几个同事签完字后,单独把我留下,再次要求我去技术质监部。谈了一会儿,我发现他的态度不容改变,而这样下去我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不是长久之计,就松了下口气说我考虑考虑吧。他一听我这么说,立即把借款单撕碎了,说不要考虑了,现在就办调令。当即他给人事劳资部打电话,但因已到下班时间所以没人接。肖安乐说,明天你就去技术质监部报到吧。

就这样,3月中旬的一天,我调到了技术质监部。我们平时上班的实验室习惯上称为研究所,当时正做阿尼西坦小试。这里几个年轻人的关系相处得都非常好。我同宿舍的李强、孙沂蒙本来跟我关系就一直不错,刚结婚的尤元洪也与世无争,家住北郊的张凤庆则每天中午都到我们宿舍休息。但我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在这里,我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把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探源》一书抄完了。

这本书是1997年底我在济南大观园附近的一个古旧书店里买的。这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中华民国71年)出版的,繁体字,译者为蔡英文,作者(Hannah Arendt)翻译为“安娜·鄂兰”。因为该书是繁体字,虽然我几乎全部认识,但理解起来毕竟有些迟缓,而我的理论基础有些薄弱,所以我就使用了最笨的法子——抄一遍,改成简体字。

这本书对我的影响较大。我之所以至今一直使用极权主义的概念,并用极权主义来指称法西斯主义(主要包括二战时期德国的纳粹主义、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指苏联、中国等建立了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国家),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完全相同,就是从这本书里得出的结论。1999年我把这本书带到杭州给吴义龙看,4月他和我先后被拘捕,此书不知流落何处。

我在研究所待了两个星期,就被调到化验室。此前技术质监部部长李富国已透露过这个意思,因为他说过化验室除了主任张成习是正儿八经的分析专业科班出身,其他人都是后来培训的。4月1日,愚人节,我正式到化验室上班。化验室大都是女职工,只有邢安全、孙晓东两个男职工。邢安全接近50岁,老实忠厚,从不多言多语,对我非常友好。孙晓东20露头,父母都在本厂上班,整天醉心于足球。其余的女职工,年龄最小的一个也比我大几个月。总起来讲我跟这些人相处得都不错,但时间长了受不了,因为毕竟我是个年轻人——此前,曾在化验室干过的李强多次说过,男青年在化验室没有一个干时间长的。

7月,新来的总经理傅冠群要在销售公司成立企划部,在职工中物色合适人选。有一次我遇见钟宏世,他问我愿不愿意干,我正想离开化验室呢,就说愿意。于是,经钟宏世推荐,我跟傅冠群面谈后,写了一份营销策划方面的设想(其实很多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典型的纸上谈兵),傅冠群看了很满意,于是我就去了企划部。此时大约是7月下旬。

我干得很认真,因为这个岗位在临沂制药厂里算是好工作了,而且是文字工作——我最愿意干的就是文字工作。钟宏世骑着自行车领着我去广告公司订做横幅,在大街上悬挂以后让我经常去检查。后来在临沂电台和电视台做了广告,安排我每天定时收听、收看。我尽职尽责地做了。此外,已经上市的威得口服液和即将上市的国家二类新药阿尼西坦的策划,以及一些销售公司的会议记录等工作,我出的力也最多。当然,其他一些常用药的企划工作,也属于日常工作范围之内。

此时由于我直接跟总经理、副总经理打交道(全公司只有傅冠群、钟宏世和我三人管企划业务),所以这时候我对公司的实际情况多了一些了解。傅冠群是去年新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三任总经理,原为集团总部的高级副总裁,据说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而被贬到这里来的。他喜欢花架子,比如宣布成立公司的中共党委(临沂制药厂的党委当然仍然存在,但毕竟跟临沂三株药业公司不是一个单位,而且傅冠群等人不是临沂制药厂的职工),由他出任党委书记。而这一年的“8.8”会议(三株集团成立于8月8日,以后每年都在这一天召开全集团职代会)之后,我看了出席会议的同事带回来的文件,觉得集团总裁吴炳新简直就是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会议发言充斥着对他的歌功颂德和个人崇拜。与此同时,临沂三株药业公司的经营不仅没有新的起色,反而再次出现前景不妙的迹象。而职工工资的双轨制,则激化了临沂制药厂职工跟三株的矛盾。四五个总经理和七八个中层管理人员(部长)的工资实行全集团统一的标准,都是几千元。有时候集团总部临时派普通职工来干活,工资也是上千元。临沂制药厂的普通职工则低得多,只有几百元,我的工资基本是200多,偶尔能拿到300多。时间长了,不仅临沂制药厂的职工们私下里议论公司仍没有发展前途,而且事实上已有几个职工递交下岗申请报告后另谋他路去了(包括原来的技术质监部部长李富国)。因此,虽然我仍在上着班,但此时已经产生了厌倦心理。

2006年2月9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6-02-05

王金波:终于找到了——跋涉·组党(一)

《跋涉·组党》总目录

一、终于找到了

二、回顾此前的一些事情

三、警察露面之前

四、警察露面了

五、潍坊之行

六、软禁

七、去杭州之前

八、秦永敏与《中国人权观察》

九、吕洪来与《笔谈》

十、中国发展联合会与《参照》

十一、安均与《腐败行为观察》

十二、初到杭州

十三、告别临沂

十四、再到杭州

十五、浙北之行

十六、在杭州的最后日子

十七、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与《在野党》

十八、又是软禁

十九、多说几句

一、终于找到了

1998年9月9日,杨同勋打传呼告诉我,胡海来了。

杨同勋是沂水县人,在华东地质学院比我低一级,毕业后到临沂瓷厂工作。由于临沂瓷厂离临沂制药厂很远,我们平时很少见面。胡海是江西赣州人,是杨同勋的大学同班同学。我曾在学校团委机关刊物《大学时代》当过编辑室主任,胡海当过编委,所以我俩比较熟。但他毕业后的情况我并不了解。听说他来了,我下班后就赶了过去。原来胡海毕业后曾到山东烟台待过几天,一看不行就返回老家,前不久去广东一家大型电器集团应聘,负责山东地区的销售。他刚到济南没几天,就赶来临沂见老同学。

杨同勋的宿舍又挤又吵,所以晚饭后我们三人去了杨同勋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我喝了点酒,头有些晕,就到隔壁办公室休息,剩下他俩在那儿聊他们的同学。我在桌子上趴了一会儿,看到有一部电话,就想打。因为我的工作场所根本没有程控电话,我平时接触电话的机会很少。我试着拨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我用大街上的磁卡电话拨过多次但从未拨通,那就是10810-888-275-7655,自由亚洲电台听众热线对方付费的电话号码。没想到的是,这一次竟拨通了!当纬联问我有什么话说时,我竟一下子想不起来说什么好,于是就问他一个我一直想得到的电话号码──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负责人卢四清的电话。纬联有些犹豫,但还是告诉了我,于是我匆匆记下来。

压根没想到的是,这个电话很快就派上了用场,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两天之后的9月11日,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广,RFI)中听到山东有两个叫谢万军、刘连军的民运人士向民政厅申请注册中国民主党的组织,国际舆论反应强烈,正在西藏访问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通过其发言人对此表示欢迎。这天晚上,我考虑了很久,决定给卢四清打电话索取谢万军的联系方式,公开参加民主运动。

次日(12日)上午,我到金雀山邮政电信营业大厅里用磁卡电话拨通了卢四清的电话──00852-23562802.很快,那边传来声音。果然是他,那个在收音机里听过无数遍的声音。我简单地说明我是山东临沂的王金波,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因为我昨天听收音机说谢万军等人申请组建中国民主党,我对此很感兴趣,想跟谢万军取得联系。卢四清略一沉吟,把谢万军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前后大约50多秒钟,但花去了8块多钱──那时候打到香港的电话费很贵,我不敢罗嗦。

我马上打电话给谢万军,但没人接,好几遍都如此。我想,可能人不在家,就回了单位。下午又打,仍不通,几次都是如此。我不得不再次打电话给卢四清,这次才搞明白,我上午把电话号码记错了。又打过去,通了,接电话的是个女的,谢万军的妻子。她说谢万军不在家,我就把我的传呼号码留给了她,让谢万军回家后给我打传呼。后来一直没有接到谢万军的传呼,晚上20点左右我又把电话打过去,这次谢万军在家。原来谢万军给我打过好几遍传呼,但不知为何我没收到。我简单地说了几句我的情况,表示对组党很感兴趣,希望能够得到有关资料,如果我认为合适,我愿意参加。谢万军想问我的详细情况,我不想说,因为电话费太贵,所以我说等我的信吧,您看看我的信就知道了。此外,谢万军给了我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刘连军、牟传珩五位先生的电话号码,并说如果有事情可以跟这些人联系。这五个人中,前三个人的名字我在收音机里听过多次。

回到宿舍,当晚我给谢万军写了一封长信。跟后来我写给朋友们的信相似,信的前半部分是我的简历,后半部分是我的一些观点。次日(13日)我把信寄给于显杰(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谢万军的妻子),然后给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刘连军、谢万军分别打了个电话。除谢万军外,我分别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并留下了联系方式。

16日,我收到谢万军寄来的中国民主党的有关资料,包括《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附件一”、《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附件二”、《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前半部分)“附件三”、《致各位朋友公开信》“附件四”。至此,我已经事实上参加了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

【附件一】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

山东省民政厅:

鉴于我们完全认同和接受中国民主党宣言的各项原则,完全赞成中国民主党的纲领和宗旨,完全支持中国民主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更鉴于我们愿意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贡献自己的年华,我们决定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

考虑到中国特殊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状,也考虑到中国必须在法制和秩序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实现政治和社会变革,因此,我们承诺,在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得到批准成立后,我们将维护江泽民主席的国家元首地位,并且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时期内,承认中共的执政党地位。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将以在野党身份监督和制约执政党,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政治和社会活动。

现将注册申请书,连同《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各一份,送交贵厅,请予批准!

申请人:谢万军 电话:0538-2820226
刘连军 电话:0536-8270510
姜福祯 电话:0532-3844255

一九九八年九月六日

【附件二】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

鉴于任何人都无权以暴力维持自己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而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鉴于现代文明、理性已经传遍全世界,而封建专制和愚朽的阴霾还在笼罩著我们的社会;鉴于人性还存在种种弱点,遏止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是一场永久的正义斗争;鉴于广大民众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代言人;鉴于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一批来自于社会各界、愿意贡献出自己年华的志士,为了弘扬自由、民主、正义、和平,兹商成立中国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坚信: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于公众、服务于公众;政府只能根据公众的意志而产生,依照公众的意志来运作,为公众的利益服务;政府是公众的服务者,而不是公众的支配者。

中国民主党坚信:政府必须建立在公众的自觉同意之上,建立在自由的、公正的、直接的民主选举之上,谴责任何形式的选举操纵和选举作弊,坚决反对新闻出版垄断,反对任何既得利益集团以暴力和经济威胁实行愚民政策。

中国民主党强烈谴责统治集团以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的行为,强烈谴责对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劳改做法、强烈要求当局释放一切因持不同政见而被关押的人士。中国民主党认定:任何以暴力和暴力威慑获得的统治权力均不具有合法性,中国民主党将力求根除一切以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和个人享受的社会寄生现象。

中国民主党坚信:《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人权内容均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国民主党将始终与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

中国民主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倡导以公正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促进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廉洁高效。中国民主党倡导有序的社会变革,反对混乱和打砸抢,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

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岐,反对恐怖活动。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实行军队国家化,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统治。

中国民主党党内实行直接的民主选举制度,党的各级委员会和负责人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党的全国委员会是全体党员的服务机关。

中国民主党吸纳一切赞成、支持党的纲领和宗旨并愿意作出贡献的人进入党内,团结、联合一切赞成党的政治目标和政策的人士。

中国民主党号召全国各地民主运动人士,加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和成立中国民主党的各省市地方委员会,并选派代表,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组建全国委员会。

【附件三】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前半部分)

序言

鉴于任何人都无权以暴力维持自己对另一些人的统治,而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依然存在;鉴于现代文明、理性已经传遍全世界,而封建专制的残余还在危害着我们的社会;鉴于人性还存在种种弱点,遏止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是一场永久性的正义斗争;鉴于公民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代言人;鉴于公民的结社自由是公民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我们──一批来自于社会各界,愿意贡献出自己年华的志士,为了弘扬自由、民主、正义、和平,兹商成立中国民主党。

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中国民主党坚信:一切政治权力只能来自于公众,服务于公众;政府只能根据民众的意志而产生,依照民众的意志来运作,为民众的利益服务;政府是民众的服务者,而不是民众的支配者。

第二条 中国民主党坚信:一切脱离民意,以强权暴力获得的权力均不具有合法性,中国民主党力求根除一切以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和个人享受的社会寄生现象。

第三条 中国民主党坚信:《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人权内容均为人类与生俱来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中国民主党将与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作斗争。

第四条 中国民主党坚决反对党禁报禁,坚决反对新闻出版垄断,反对任何既得利益集团以暴力和经济威胁实行愚民政策。

第五条 中国民主党的宗旨是:实现直接民主选举,建立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建立政治分权机制,使政治权力互相制约,并确保其能进行良性循环,使任何个人和任何集团,都无法将权力建立在暴力之上,彻底铲除产生政治独裁和政治腐败的土壤,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强权暴政。

第六条 中国民主党以增进全民自由幸福为己任,广纳社会精英,融汇人类文明精华,锐意使中华民族摆脱近百年来贫困、落后、愚昧、专制的状态,成为促进国家进步和社会改革的带头人。

第七条 中国民主党的所有工作目标的制定,首先应以是否增进民众的利益和社会福祉为标准进行衡量,以确保党的政策符合公众的根本利益。

第八条 中国民主党党内实行直接的民主选举制度,党的各级委员会和负责人自下而上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党的全国委员会是全体党员的服务机关。

第九条 中国民主党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垄断和经济垄断,倡导以公正有序的政治竞争和经济竞争,促进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的廉洁高效。

第十条 中国民主党以非暴力的、和平的、理性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提倡以文明对话方式解决任何争端和分歧,反对恐怖活动。

第十一条 中国民主党倡导有序的社会变革,倡导建立所有老年人的生活保障。反对骚乱和打砸抢,反对以暴力对抗暴力。支持经济建设和代表民意的经济改革,维护经济秩序稳定。

第十二条 中国民主党强烈谴责任何以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的行为,谴责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强制劳改的做法,强烈要求当局释放一切因持不同政见而被关押的人士。中国民主党认定:任何以暴力和暴力威慑获得的统治权力均不具有合法性。中国民主党将力求根除一切以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和个人享受的社会寄生现象。

第二章 政治目标

第一条 建立权力分立、互相制约的宪政民主政治体制,彻底铲除产生独裁和腐败的土壤,是党在组建初期的政治目标。

第二条 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①,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条②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二条③所阐明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利,组建党的各地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

第三条 根据《宪法》第三十五条①,《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④所阐明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反对新闻封锁和愚民政策,采取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宣扬民主,让大众了解民主,支持民主。

第四条 不畏强权暴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表率,消除百姓对强权的恐惧,用理性的论战冲破瓦解专制权力和愚昧落后意识的禁锢。

第五条 推动建立民主自由的竞选制度,实行政府领导人和国家立法机关成员的全国性直接民主选举,反对任何形式的选举操纵和选举舞弊。

第六条 推动建立各级地方政府的直接民主选举制度,尊重少数民族实行民主的自治和民主的自决权利,反对民族间的暴力冲突,反对国家分裂。

第七条 推动建立独立的具有民意代表性的司法机关,建立高素质的司法人员队伍和监督约束机制,杜绝司法人员滥用职权的任何可能性。

第八条 推动完善法制建设,彻底防止当权者个人的决策错误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危害的可能性。完善公务员制度,保证政府官员的任何行为,都有法律依据,有立法机关的授权。

第九条 废除任何根据出身或出生地将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做法,使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机会从事任何工作,能否成功,只取决于自己的能力。

【附件四】致各位朋友公开信

9月5日,我们将《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和《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各一份,寄至山东省民政厅,9月10日,由谢万军和刘连军前往山东省民政厅询问结果,民政厅官员答复,要求我们逐渐落实以下四项内容,再逐条讨论章程、宣言和申请书内容,条件为:1、有五万元注册资金;2、在济南有办公场所;3、要求提供该党正付主席、正付秘书长简历;4、要有50人以上表示在该党批准成立后愿意加入该党的名单。这一答复表示中国极有可能从此开放党禁,并从此走向民主与开明的新时代。这一消息震惊了全世界,已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约有500家报纸、电视、广播进行了详细报道,已引起各国政府、议会、各国际组织和全世界华侨的极大关注。许多华侨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捐款资助。9月15日,我们将再赴省民政厅,询问何种捐款可以公开接受。所以,注册资金与办公场所方面已没有太大问题。

现在所需要做的是:联络50名以上表示在该党获得政府批准后,愿意加入该党的各阶层、各界人士,提供他们的姓名、年龄、政治面貌、职业、通讯地址。

这次申请成立的政党,一旦获得政府正式批准,将为每个愿成为该党成员的人士,提供一个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贡献和成就的历史性机会。该党成立后,在中国政治改革进程时期内,该党将不提出国家主席、省长、市长、县长的候选人,但将争取尽可能多的该党成员成为国家、省、市、县、乡的人大代表作为近、中期目标,希望所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志士支持我们。

同时,向所有朋友申明,表示愿意加入该党,并不是已经加入,只是在该党被政府批准成立后,才能正式办理加入手续,但在申请过程中,表示愿意加入的人士,均算作该党创始人之一。

希望每一个收到我们信的朋友,自己能做出历史性的选择,尽快回复我们。望你们能将此信函复印多份,寄给山东各地区的朋友们。也算是您们对中国实现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

来信请寄挂号:山东东平县实验中学 于显杰
邮码:271500
电话:0538-2820226 谢万军
也可打电话/传真:(潍坊)0536-8270510 刘连军

【注】

以上附件尽可能保留了文件原貌,并未全部订正。

2006年2月5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