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0-14

王金波:烛烬梦犹虚——纪念林牧老先生逝世十周年

林牧老先生离开我们十年整了。

1990年代我通过收音机收听外电报道,开始了解林老,对他充满景仰。1998年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以后,我耳闻林老对组党有不同意见。1999年初在杭州期间,我听到了林老更多的消息,因为林老祖籍浙江,跟浙江朋友保持交往。当时浙江民主党朋友跟林老在组党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在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王东海家里看到林老的信中谈到组党问题,于是把信拿给了浙江民主党负责人之一王荣清;王荣清把林老的信摘要刊登在浙江民主党的刊物《在野党》杂志上——而今,林老、王东海、王荣清均已作古。2000年11月和2001年2月我两次去西安面见林老,通过直接接触对林老产生了更多敬意。以后,我们仍有书信和电话来往。我感觉林老在以下几方面特别值得怀念。

一是林老的生活简朴。林老让我最为震惊的,是他的破毛衣。我曾以《林牧先生的毛衣》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他写文章或写信时,因为随时想起来就写,所以稿子随手放,以至于稿纸边角都卷起来,显得很是凌乱,难以令人相信,当时那些对历史和现实深入剖析及对民运活动颇有影响的文章或信件,就是这样写成的。而家里没有经过装修的水泥地面,也显示出了他的清贫。

二是林老平易近人、待人不端架子。有次杨海和窦培信律师来请林老出去吃饭。在饭店,爬上狭窄的楼梯,在一个大厅里一起吃大盘鸡。气温很低,饭店没有暖气,林老冻得直流鼻涕。估计饭店里没人相信,这是一个前副部级高官,这样的级别在西安出门本来是前呼后拥的。

林老家的小客厅兼做餐厅,有一个简易沙发和一个吃饭用的小方桌。我们聊天时,林老坐在沙发上,前面是方桌,我坐在方桌另一端。我的背后是厨房,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个小窗子,饭做好后通过窗子端到方桌上。有次聊到兴头,林老的夫人宋阿姨端菜上来,我一闪身坐到了桌子另一侧,饭菜上齐后开始吃,吃着吃着突然发现我坐在了上手(北侧),宋阿姨坐在了下手,我顿时浑身不自在,但林老和宋阿姨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

三是林老的反抗体制的勇气。林老在“六四”后敢于放弃高位,站到体制的对立面,彰显出其过人的勇气。林老曾任劳动人事部党组成员、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是副部级高官。像这样级别的高官,退休后本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却公开批评邓小平乃至整个体制,使得自己常年处于监控之中,甚至连带亲人也不得安宁。拥有这种勇气的体制内前高官,屈指可数。

四是林老对政治反对活动的直接参与。林老常常写文章或接受采访,对体制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直接投身政治反对活动。他参与了很多反对派的具体事务,殊为难得;一般像他这种经历的老人,大多务虚。当然,直接介入反对派的事务,负面影响是容易引起争议,林老似乎没能避免这点。

五是林老的人道精神。林老发起和参与了多次人道活动,比如2001年初的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的119人大签名。我在西安期间,林老跟我和其他朋友一起商量如何救援狱中的赵常青、王有才等朋友。在我坐牢期间,林老直接给我父亲打过电话,寄过钱,而且经常跟其他朋友谈起我。2005年我出狱后,林老又给我寄来500元钱。我入狱后,之所以多次鼓起勇气进行抗争,正是由于时常想起林老反抗极权的精神。可以说,没有林老的精神鼓舞,我做不到那些。

2006年春节我给林老打电话拜年,告诉他我准备到北京谋生,林老向我推荐了刘晓波等人,说这些朋友可靠,有事可向他们请教。当时林老尚不足80岁,饭量和身体都不错,所以我打算在北京站住脚跟后,过几年再去西安看望他。但完全没想到,就在这年秋天,林老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任何征兆。这给我留下终生遗憾。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林老还在思考和写作。林老的自传名叫《烛烬梦犹虚》,这个书名极为贴切地描述了林老的一生。

林老的恩情和教诲,值得我感念一生。林老的勇气和思想,将永留世间。林老的理想,必将实现。

2016年10月13日-14日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10月21日

2016-10-03

王金波:诺奖之后荆棘路——兼谈未来的不可预知性

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
——赞美诗:感恩的泪

2010年2月1日之前,刘晓波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东东,比如那年的7月6日一个警察在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对我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本拉登和吾尔开希得的那个吧?”我相信,3个多月后,这个警察再也不会对诺贝尔和平奖如此不屑一顾了,位于这个派出所辖区的锦州监狱,已经因为关押着刘晓波而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媒体的高频热词——这个时候的刘晓波,身份已从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变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既然锦州监狱的知名度提高到如此程度,这个派出所的工作强度必然增加,头头脑脑们肯定会在这个警察面前多次吐出“诺贝尔和平奖”的字眼,即使是傻子,也会明白诺贝尔和平奖的分量了。

不过,我虽然早早就认定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身份迟早会变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完全没想到会在3个多月后就实现。当时我想,第一年提名用来热身,第二年的希望增加很多,三四年之后差不多了,不管实际坐几年牢,出狱前肯定能拿到奖。所以,10月7日我还安慰刘霞说,第一年得不了没关系,第二年、第三年……以后肯定能得。

但是,刘晓波竟然获奖了,出乎我的意料。获奖那天很多人哭了,比如记者在采访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时,就听到了他的轻轻的哭声。更有人嚎啕大哭,酩酊大醉,彻夜不眠。获奖前两三天我天天在网上忙着处理一些事务,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获奖当晚,我睡了6个小时,有种忙完之后全身放松的感觉。第二天,我在网上趴了一整天,知道那么多人哭了,但我没哭。直到第三天,在跟杨宽兴聊天时,我终于被容易受情绪感染的杨宽兴的情绪感染,流下了眼泪。事后想想,我对刘晓波在2010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本没做好准备,包括没及时流下眼泪。

此时,民间力量一片欢腾。比如黄雅玲的《秋日沪上花与茶》风靡一时,说明很多人平时很少参与或不参与民间活动,但心里会选边站,关键时候会亮明态度——这就是民意,以至于6年之后重读该文眼睛再次湿润。

但接下来,当局的反应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几乎所有的敏感人物和一些本来不敏感的人物被上岗,甚至被带到宾馆——这个名单太长,不一一列举。

2008年5月北京国保跟我见过面后,接近两年半没直接打交道。但这次,无论如何不会再忽略我了。11日,我被分局国保找上门,直接上岗。23日,市局国保传唤我,威胁送我回老家,我不相信他们真会把我送回老家,结果我老家的国保立即出现了。而更巧合的是,就在老家国保跟我谈的时候,我爸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事,假如我出了事他就活不成了。当时我爸已患癌症两年,我几乎每天给他打电话,所以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这次他突然主动打来电话,我的心沉了下去,心想国保竟去骚扰身患癌症晚期的我爸,怎么连这种事都做得出。于是,我答应国保不再关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事情。不过后来见到我爸才知道是我冤枉了老家国保,因为那是巧合,一个偶然事件:我爸当时经常听收音机,了解到国内最近抓人抓疯了,所以担心我,特意主动打电话嘱咐我不要出事。

随着颁奖典礼的临近,局势越来越紧张。终于,12月9日,我被带到郊区度假村住了两宿——这是迄今我到北京生活十年期间唯一的一次。随后,上岗结束。但是,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了:老婆很生气地告诉我,前几天公司总机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接到一个电话,问我老婆在不在(点出我老婆的姓和职务),总机说在,问是否接过去,对方说不用,就挂了。老婆有海外生活经历,所以被警方死死盯住,如贾葭的夫人、胡佳的妹妹、滕彪的夫人、吴思的女儿、卢跃刚的夫人、丁东与邢小群的儿子丁丁一样,一旦试图出国,肯定会被阻拦。更有甚者,第二年年初,老婆的哥哥(也有海外生活经历)经深圳去香港,同行其他人顺利过关,唯有他被莫名其妙拦下20分钟才放行。还有,地方侨联曾打算邀请他参加政协,后来没了下文。老婆和她哥哥对我的这些事完全不感兴趣,更不了解详情,竟然也被列入黑名单!

这段时间的恐怖经历,把大家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很多人自顾不暇,诺贝尔和平奖带来的喜悦被冲到一边——这完全在获奖之初的意料之外。颁奖典礼后,国内的紧张气氛开始松弛,但刘霞与外界失联之后的具体遭遇,很多人觉得暂时顾不上,需要往后拖一拖。

此时回头看,2010年10月8日处于强烈的喜悦状态的中国民间力量,似乎没人预料到4个月后的变化会是这样。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又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茉莉花事件。2010年12月10日张万均在奥斯陆的小提琴独奏《茉莉花》余音绕梁,7天后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就自焚了,茉莉花革命迅速席卷多个中东国家,几个在位数十年的独裁者垮台。2011年2月,中国民间力量似乎闻到了茉莉花芳香,呼吁民众到各城市中心广场定期聚会的号召此起彼伏。中国当局如临大敌,不仅在这些地点严防死守,而且借机抓了一大批眼中钉——这些被抓的民间人士大多受到酷刑,有些人从此在民间活动消失,即使坚持下来的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这种比诺奖期间残酷N倍的遭遇,可曾有一人在几个月前预知?

但是,就在这年年底,各地的“饭醉”活动却开始如火如荼蔓延,“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同城饭醉”等等目不暇接,以至于,一两年之后,这些运动的一些骨干成员被抓。然而,这还是没能阻止民间力量的发展。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引发国际和国内关注,中国当局羞恼成怒,抓了一批雨伞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无关者。而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更是开创了30多年来的记录——你不公开认罪就不算完。

此外,更离奇的是,周永康倒台前后,竟有报道说2011年北京等地的茉莉花聚会号召和随后的大镇压是周永康为争取维稳经费、扩大自身权力的党内斗争而暗中导演和操控的!这不可能不让人跌破眼镜。

同时,埃及政局的变化也出人意料,代表伊斯兰势力的穆尔西和代表军方势力的塞西先后掌权,埃及重回军人政权,穆巴拉克由终身监禁被改判3年监禁,穆尔西却被先后判处死刑和40年监禁。埃及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还不如革命之前。

刘晓波获诺奖6年了,还在监狱里继续坐他的大牢。国内局势没有改观,人权状况被普遍认为倒退。刘霞在刘晓波获诺奖前有行动自由,如今也被限制行动自由6年,甚至前两年除了亲人谁都不能见,无法打电话、上网,只能靠电视和书籍度日,与坐牢无异。这不仅是刘霞本人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

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国保的前身)支队副支队长张锋(比我大不到十岁)对我说,你的那些理想,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回答:“你这辈子能不能看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这辈子能看到,而且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2001年我在看守所,有次管教把我提到办公室聊天,两三个警察过来办事,其中一个劝我“别再弄那些事”,我说“不用你跟我对话”,那个警察不屑地回答:“哼,谁跟你对话?”——这话徘徊在我脑子里十几年,经常跳出来让我思考当时和当下的情境。没错,不仅2001年到现在的15年,而且六四以来的27年,民主墙以来的38年,民间力量何曾获得与当局“对话”的机会?但是,那些在上个世纪参加过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和九八组党的民运人士中,有一小批人坚持到现在。几十年来,民间力量遭遇一波又一波镇压,每隔几年就有一波较大规模的镇压。镇压过后,多数人退出,少数人坚守,正如胡平所说,“在任何民族中,那种具有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

《秋日沪上花与茶》印证了刘晓波在法庭上说的这段话:“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6年来,刘晓波、刘霞行走在坎坷的荆棘路上。不管未来多么不可预知,既然刘晓波、刘霞还在坚守这条荆棘路,我也不打算溜号,为了理想或曰希望的实现,力所能及做一些细微的小事。

2016年8月28日初稿,10月3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纵览中国》2016年10月3日

王金波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