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3-29

王金波: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选举投票数据分析

2013年3月11日,第12届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经投票选举产生。跟中央层级的所有投票选举一样,候选人的得票数据并未公布。但在选举现场采访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王铭义随后在微博(@中國時報王銘義)公布了主席、副主席的得票数据(图1)。这组数据,透露出很多信息。


图1:全国政协主席、副主席选举投票数据

据大会执行主席杜青林宣布,全国政协委员共2237人,选举时实到委员2194人。其中俞正声得到的总票数(同意票、不同意票、弃权票相加的总数)是2193票,23位副主席得到的总票数均为2191票。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得到同意票2188张,跟帕巴拉·格列朗杰和马飙相同,并列第一。因为政协主席是国家级正职也即最高级别“党和国家领导人”,副主席是国家级副职也即第二级别“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为了增强对比性,下面只分析其中23位副主席的相关数据。

本文所称得票率是指得到的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百分比,失票率是指得到的非同意票(不同意票和弃权票的合称)数占总票数的百分比。

一、得票率/失票率与排名顺序的关系

从图2和图3可以看出,23名副主席中最低票(2079票)得票率不足94.9%,比最高票(2188票)得票率99.9%低5个百分点。其他22名副主席得票率均高达98%以上,其中最低票(2156票)比最高票只少1.5个百分点,相差无几。因此,得票率跟排名顺序的关系不明显。


图2:全国政协副主席排名顺序与得票/失票数据表


二、得票率/失票率与连任/新任的关系

23名副主席中,7名连任副主席平均得票率为98.9%,16名新任副主席平均得票率为97.5%,前者比后者高出1.4个百分点(见图4)。平均失票率连任和新任分别为1.1%和2.5%,后者比前者高出1倍多(见图5)。



三、得票率/失票率与党籍的关系

韩启德既是九三学社成员又是中共党员,但按惯例把他归入“非中共人士”。这样,23名副主席中,中共党员11名,略少于非中共人士12名(图6)。


图6: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党员与非中共人士人数表

其中,中共党员平均得票率为98.8%,略低于非中共人士得票率99.6%(图7)。中共党员平均失票率为1.2%,是非中共人士的0.4%的3倍(图8)。



四、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和非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的得票率/失票率的关系

23名副主席中,有7名留任副主席(杜青林、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铧)。令计划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韩启德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均为国家级副职。因此,非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有9人,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0%和1.0%.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另外14名副主席此前的行政级别均为省部级正副职,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3%和0.7%。非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图9),失票率则高出近一半(图10)。



其中,新晋国家级副职的14名副主席中,中共党员9名(张庆黎、李海峰、苏荣、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飙),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1%和0.9%,非中共人士5名(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7%和0.3%.由图11和图12可知,中共党员得票率略低于非中共人士,但失票率却高出2倍。



王正伟(回族)和马飙(壮族)为民族代表,主要因统战需要而新晋国家级副职。5名非中共人士也主要因非中共人士身份即统战需要而新晋国家级副职。而另外7名副主席均因其他更重要的原因而新晋国家级副职。若以此划分,则主要因统战需要而新晋国家级副职的7名副主席(王正伟、马飙、齐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9.7%和0.3%,主要因其他原因而新晋国家级副职的7名副主席(张庆黎、李海峰、苏荣、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平均得票率和失票率分别为98.9%和1.1%.由图13和图14可知,主要因其他原因而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主要因统战需要而晋升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但失票率却高出近3倍。



五、结论

1、得票率和失票率跟排名顺序关系不明显。

2、新任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连任副主席,失票率高出1倍多。

3、非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新晋国家级副职的副主席,失票率高出近一半。

4、中共党员副主席得票率略低于非中共人士副主席,失票率高出2倍。

由以上几组数据的对比,我联想起迄今为止我参加的仅有的两次县级人大代表选举。两次都是我在江西抚州的华东地质学院读书期间。第一次是刚入学不久,参加抚州市人大代表选举,学校共有两个候选名额。候选人有三个,分别是:学校党委委员、工会主席刘某某,基础部物理老师、无党派人士饶某某,应用化学系专业课老师、讲师郑某某。选举结果是刘某某和饶某某当选,郑某某因没有名气且只有一个系的学生认识而落选。大约两年后抚州市和临川县合并为临川市,我又参加了临川市人大代表选举。这次候选名额只剩一人,候选人是现任人大代表刘某某和饶某某(他俩的工作没有变化)。选举结果是饶某某当选连任,刘某某落选。我回到宿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同学说:“非共产党员打败了共产党!共产党在战争中获胜,但在选举中失败!”

在今年的这次全国政协换届中,副主席中中共党员得票率低于非中共人士、失票率竟相差两三倍。虽然23个人的数据样本不够丰富,但我没找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选举投票数据,也没找到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的选举投票数据,所以只能以此作为分析样本。而这两千多名全国政协委员,跟接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一起,囊括了中国官方眼里的绝大部分社会“精英”。官方“精英”的投票结果尚且如此值得玩味,若是约10亿有选举权的选民都来投票选择执政党,会是什么结果?

2013年3月29日于北京

《纵览中国》2013年3月29日

2013-03-14

王金波:政府应对能力在常态和非常态的区别

一、安替和刘荻的不同观点

刘荻的文章《绝望总是有理》写得不错,对乐观和希望、悲观和绝望分析得很到位,指出当前一些民间人士的悲观绝望其实是“拒绝行动的理由,从而能够让人避免麻烦和危险”。

文中一大部分涉及安替的文章《革命的推特、维稳的微博》,该文就推特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同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安替的结论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社交媒体如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在推翻突尼斯、埃及独裁政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决定作用的话。”“只要中国政权不发生质变,微博不被新技术取代,它就一直在帮助中国政府把信息控制权集中到中央,对中国民主化的作用不但复杂,而且很可能会是负面。”

安替认为,“控制了3亿微博用户的服务器,就是控制了中国所有微博用户的所有信息和关系。”而且“用网络分析、数据挖掘、地理标记这些计算机技术,中国中央政府不但能根据彼此互动情况准确画出全国异议人士的关系网,而且能通过关键字监控和语义分析,提前预测可能会发生的公民行动,乃至用户的意识形态倾向,通知各地公安机构,及早进行网格化布控,把对政权的威胁消灭在摇篮里。”

刘荻对此表示不同意:“笔者认为上述论断未免太高估了当局的能力。根据笔者的经验,政府中的官僚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民间,即使一项工作从技术上是可能的,也不等于他们就有能力来实施。这就好比拥有一张图书馆的借书证不等于有能力阅读馆中所有藏书一样。”

刘荻对安替的观点进行了矫正,很有价值,但未免矫枉过正。把视野不局限于推特和微博,甚至不局限于网络,并且扩大到所有的监控手段、应对能力来看,安替的观点主要适用于非常态,而刘荻的观点只适用于常态。

二、常态和非常态的大致区分

常态是指平时的例行状态。第一种适用于被监控对象中的绝大多数。比如用电话和网络约人见面,只要不是特别敏感,警方不会立即阻止,原因之一是警方没有即时掌控信息并立即做出反应。而有些完全通过非国产网络工具沟通的信息,警方有可能事后也查不出结果。比如我曾听说,有人利用某网络工具约了某事,事后发现警方使用各种手段也没查出双方的沟通过程。

第二种以刘晓波入狱前的状态为代表。有人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刘晓波在电脑前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办公室直播,包括显示器上的所有内容。这话可能有些夸张,但刘晓波家的网络被完全监控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监控的力度远远超出对多数人的监控,而对刘晓波等特定的个别人来说却是常态。

第三种是特定时间段,对类似刘晓波这种“重点监控人物”的例行扩大范围。比如“六四”、两会、党代会、“十一”等例行特定时间段,会例行扩大监控对象数量和监控力度,但在所有受监控群体中仍是少数。

非常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因某个特定事件临时对特定人物的加强监控。在技术上,警方做到这点并不困难。比如3月8日晚上,刚刚探访刘霞的香港居民杨匡在北京丰台区郑常庄西府颐园小区被警方布控抓捕,其中警方只要即时监控杨匡的手机通话内容和地点就能定位成功。而既然传言中国水军能攻克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军方网站,那么网络技术99%以上只是业余水平的中国国内民间人士的网络工具在官方面前无秘密就是正常的。早就有人做过试验,即使完全使用非国产网络工具进行沟通,只要事件敏感,且警方进行即时监控,照样可截获信息并进行阻拦。

再一个例子是2010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2008年5月起,接近两年半北京警方没跟我见面。2010年7月我在锦州被当地警方短暂扣留,北京警方事后也没找我。10月8日刘晓波获诺奖,10日刘霞在同外界失去联系两天后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由我第一个确认其身份后,11日我被警方限制人身自由。23日北京和临沂两地警方找到我,我发现他们不仅已掌握最近我的很多私人具体信息,甚至也掌握了我同刘霞的网络联系具体信息,尽管我跟刘霞的网络联系全是通过非国产网络工具。

第二种情况是,因某个特定事件临时将即时监控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整个被监控群体。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以2011年春天的茉莉花事件为典型。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也类似属于这种情况。在这两次事件中,中国所有的民间人士被梳理一遍,无人幸免。其中茉莉花事件中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涵盖了刘晓波获诺奖事件中的应对措施,所以下面只讨论前者。

三、茉莉花事件中当局的应对措施

2011年2月不明人士发起的所谓中国“茉莉花革命”,主要形式是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到各城市中心广场或人流大的地点散步和围观,活动守则是“只需走到指定地点,远远围观、默默跟随,顺势而为。”

2月17日秘密树洞(@mimitree0)发布第一条消息后,2月19日起博讯等媒体开始有相关消息发布。2月20日是第一次集会的时间,北京、上海、南宁等城市出现数百人的集会,此后直到3月下旬,警方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采取了高等级的应对措施。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茉莉花革命后不久,2011年1月23日,胡锦涛要求加强对国内互联网的监控和管理。2月19日,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强化管理网络虚拟社会。从这天起,中国政府开始加强境内网站与服务器的审查力度,出现很多网站DNS解析错误现象,Gmail和Google Reader一度无法访问,转载茉莉花革命信息的网站论坛被关闭或屏蔽。微博无法以“茉莉花”(及同音词条,比如“末利化”)搜索,微博与社交网站搜索服务时有暂停。用户触发敏感词(例如,人人网在连一些毫不相干的内容,如所有与“明天”(2月19日时)或“今天”(2月20日时)有关的内容)会被封禁或限制访问。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把带有“茉莉花”一词的短信屏蔽,“飞信”的群发功能当天也被禁止。

2月19日起中国政府还加强了服务器对境外网站的审查力度,通过防火长城(GFW)增加与此事相关的关键词(例如王府井、茉莉花、麦当劳),使用Google搜查会被连接重置致使无法返回结果,云服务Google App Engine的IP地址及中国翻墙用户较常用的缩网址网站“is.gd”皆遭屏蔽。

除了网络监控外,还有传统应对措施。

一是对民众和媒体恐吓封堵。部分高校下令2月19日不准学生离校,并由教师出面告诫学生。江苏、广东等省教育厅通知高校教师和学生该日不得离校。有的学校明确通知短期内将加强对校园内互联网和校园网上论坛的监控,并会有领导巡视学生宿舍。

2月27日,港台及英、德、美、奥地利等多家媒体记者在王府井被警方拖走、拘禁、殴打、没收相机或删除照片。3月2日,十多名驻北京外国记者遭警方警告要遵守在华采访规则,并被告知即日起在北京部分公共场所采访需事先申请特别许可证,包括王府井,理由是需要保证街道畅通。3月6日,十多名外国记者在上海前往集会地点采访时遭拘押。

二是对常年受监控的特定人群传唤、约谈、威胁、侮辱并进行心理攻势。这些人虽没被拘捕,但被堵在家里不准外出,或外出时贴身跟踪,或三天两头提出各种无理和非法要求,以达到震慑的目的。

三是直接拘捕民间活动人士。2月19日起,江天勇等上百名民间人士被警方带走。事后据分析,在茉莉花事件中被拘捕的人数高达数百人。这些被拘捕的人士,多数不是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而是被非法拘禁在“黑监狱”——并非法定监管场所的秘密地点。

其中最为恶劣的是,部分被拘捕人士被施以酷刑,且达令人发指的程度。比如古川在《“茉莉花”飞来“黑头套”——被绑架失踪63天的日子里》一文中详述了遭受酷刑的情况。

通过以上网络监控和传统镇压方式,当局成功控制住了可能发生的“茉莉花革命”。也就是说,所谓“茉莉花革命”,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胎死腹中。

四、结论

刘荻认为,“市场本身是最聪明的,没有什么能快过它的,就像没有什么能快过光速一样。互联网就相当于一个市场,不可能有比它更快更聪明的了。”这话没错,在没有网络封锁的情况下确实如此。但中国有GFW,没有真正的信息自由流通。行业协会本身参与行业竞争,运动员兼任裁判员,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不,应是中国局域网,虽然聪明,但先天畸形,民众可以利用来获取和发布过滤后的或自由的信息,政府可以利用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政府通过对民间活跃人士的重点监控,可以有效获取信息并遏制其动员能力。因此,安替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即从技术角度讲,政府有可能通过关键词监控和语义分析,掌控某些用户的思想倾向,对这些用户的可能行动提前做出某种预测及相应预案。

刘荻还认为,“几亿个节点的互动的复杂性不是少数几个技术人员能掌握的,就像草履虫理解不了人类大脑一样。” 这点很有道理,即政府无论掌握多么先进的技术和发达的情报系统,也不能完全准确预测民间力量下一步的行动及其后果。何况,民间力量总是源源不断有新成员补充,而政府在鉴定这些新成员时往往反应迟钝,且永远不可能准确预测哪些人将成为新成员。人的行动具有不确定性,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所以政府为防患于未然而采取的关键词监控和语义分析等应对措施,将大大提高运行成本,故而这基本只适用于非常态,且效果受限。另外中国的自由度在增加,当前组织化的民间力量没有构成对政府的现实威胁,所以常态下政府没有必要采取这些措施。

刘荻认为“政府中官僚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远远落后于民间”。这没错,但只适用于常态。因为政府中同样有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理解和运用网络的能力不会比民间弱,只会更强。而在非常态,政府可动用这些专业技术人员应对紧急情况,加上传统应对措施,在短期内将会很有效。

但总起来讲,思维方式和运行模式远远落后于网络时代的中国政府,在日新月异的网络技术面前,其应对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不管它拥有多么强大的技术和应对能力,也终将败在未来。

2013年3月14日,北京

2013-03-12

王金波:记录苦难是为了消除苦难——唯色获“国际妇女勇气奖”实至名归


2013年3月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2013年“国际妇女勇气奖”颁给9名女性,包括主要居住在北京的藏人女作家唯色。3月8日,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举行颁奖仪式,由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和第一夫人米歇尔(Michelle Obama)主持。唯色因被中国警方拘禁在北京家中,未能出席颁奖仪式。

“国际妇女勇气奖”由美国国务院创立于2007年,是为了表彰“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而表现出的勇气和领导才能”的女性。美国国务院颁布的简介中称:“在中国藏区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焚和其他抗议事件的时期,茨仁唯色成为中国大陆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的最杰出的活动人士。她为中国境内的藏人的人权状况公开勇敢声言。”

拥有四分之三藏人血统的唯色女士,近年来致力于将藏人的真实境遇介绍给国际社会,并为改善藏人的境遇而呐喊。从2009年2月27日起,不顾中国政府的严密监控,唯色统计了藏区100多个藏人自焚的案例并公布于众,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藏人的人权状况。正是唯色的这些勇敢的行动,让她获此殊荣。对此,民间社会大多是肯定和祝贺。但也有质疑之声,认为唯色等人应尽力呼吁藏人停止自焚,而不是利用甚至鼓励藏人自焚,否则就有“蘸人血馒头”的嫌疑。我认为,对唯色的这种质疑不成立。

唯色一直公开呼吁藏人停止自焚。2012年3月7日,唯色不顾警方压力,和另外两名藏人(一名在海外,一名在西藏)发起题为《吁请藏人再勿自焚:压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的签名:“我们请求,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自焚。每一个藏人都要珍惜生命,坚强地活下来。再大的压迫之下,我们的生命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留住的。自焚本身改变不了我们的现实,恨我们的人私下诅咒‘烧光才好’,改变现实是靠我们活着去奋斗和推动,是靠活着的我们去做水滴汇成大海的努力,是靠千千万万不死的藏人才能传承我们民族的精神和血脉!”唯色正是在呼吁藏人停止自焚而不得的情况下,才忍痛将自焚者的资料记录并向国际社会公布的,其目的首先是希望藏人停止自焚。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问题:一个人对别人自焚可能有哪几种态度?我觉得至少有四种:第一种是鼓励别人自焚。第二种是不鼓励别人自焚,但愿意协助自愿自焚者自焚。第三种是没有任何态度。第四种是反对别人自焚。根据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很容易做出善恶判断:从第一种到第四种,恶在递减,善在递增。

自焚的目的,主要是用自杀的形式表达某种意愿。在我看来,这跟无限期绝食有某些相似性。无限期绝食是一种慢性自杀,因为任何一个人绝食到一定时间期限,肯定会死亡。

胡平在《中共当局为何如此敌视自焚》中对绝食(Hunger Strike)和灌食的问题作了分析。他引用世界医学大会通过的国际医学协议《东京声明》第六条:“当囚犯拒绝食物/饮水,且医师认为他(她)的自愿绝食出于自主、充分理性的判断时,不得对其进行人工喂食。囚犯作决定的能力应经过一位以上独立医师的确认。医师应该向囚犯解释绝食的后果。”来说明中国监狱给绝食抗争的犯人进行强行灌食,不仅不是人道主义、爱护犯人生命,而且是在剥夺犯人的反抗权利。他还举例2006年英美等7个国家的260多名医生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联名信指出,用强制灌食的方式来解决在押犯人绝食抗议的问题“无疑是错误的”,并呼吁美国关塔那摩监狱管理部门准许在押犯人绝食而死,要求对绝食犯人进行强制灌食的军医必须受到惩罚。

胡平接着指出,虽然医生的使命是救死扶伤,但医生们在这封联名信里却要求准许别人绝食而死。乍一看去十分荒谬,其实这反映出两个价值的尖锐冲突:一个是爱护他人的生命,另一个是尊重他人的意志。这两个价值都十分重要,但当二者发生冲突,只能选择其中一个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尊重他人的意志更重要。

如果说中国政府发表《美国人权白皮书》是愚昧对抗文明的话,《东京声明》和260多人联名信体现的则是人类主流价值。也就是说,尽管一直存在争议,但尊重他人的意志比爱护他人的生命更加重要,是人类主流价值的一部分。

回过头来看看唯色,我觉得她的态度更接近第四种,即反对别人自焚。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是最善的态度。但若按前面的分析,唯色这种态度跟自焚藏人的意愿并不一致——而一些藏人认为唯色是“藏奸”,恐怕与此不无关系。那么,最能体现人类主流价值的国家——美国,它的政府部门为什么表彰唯色呢?

我觉得,这恐怕是因为,唯色公布100多个案例,足以证明她的工作的意义——北京异议人士李海因收集数百个“六四”入狱者名单并在海外公布而被中国当局判刑9年,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当局希望藏区藏人自焚的真相被掩盖,所以3年多自焚接近上百起竟然禁止报道。唯色和其他海内外藏人的努力终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才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并公开报道藏人自焚事件。然而中国政府却把苦难的根源嫁祸于达赖喇嘛等藏人,换一个角度掩盖和歪曲真相。因此说,寻找并公布真相,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呼吁藏人停止自焚。

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看门狗的美国政府,也不愿因漠视生命而背负骂名从而失去选票,所以美国监狱才会给犯人灌食。而唯色虽然呼吁藏人停止自焚,但主要工作是公布案例,就更容易得到美国选民和政府的理解,美国政府颁奖给她,是完全符合美国社会主流价值的。


关于自愿死亡,还有一种情况是安乐死(Euthanasia)。安乐死是针对疾病末期患者而言的。虽然医学界对安乐死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在操作层面主要可分为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和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两种:前者指按病人要求,医生主动为病人结束生命(例如透过注射方式),后者指医生按病人意愿停止疗程(例如除去病人的维生系统或让病人停止服药),使其自然死亡。

虽然安乐死在很多国家引起很大争议(例如美国的Terri Schiavo案),但已有一些发达国家立法允许安乐死,如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美国的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另外德国禁止主动安乐死,允许被动安乐死。重症病人可以通过口头形式或书面形式要求被动安乐死。当病人因病重无法表达意愿时,其亲属可代替他做出决定。

这些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文明化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绝非野蛮、落后。恰恰相反,文明化程度低的国家,没有一个允许安乐死。

显然,安乐死(尤其是被动安乐死)把病人意愿置于病人生命之上。从这个角度讲,允许(被动)安乐死的观点,跟那260多个医生的观点是契合的。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国内民间社会及海外有关组织和个人对藏区藏人自焚事件的资料整理,以唯色最为丰富和详实。据唯色统计,4年来藏区自焚藏人已超过100人。这个数字滴滴带血。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一员,如果我见到藏人自焚,会上前劝阻。那么,唯色见到藏人自焚会怎样呢?事实上唯色从没亲眼见到藏人自焚。而且,唯色回到出生地拉萨,竟受到比在北京更严厉的监控。也可以说,中国政府千方百计防止唯色亲眼见到可能发生的藏人自焚。

无法亲眼见到藏人自焚,那么除了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唯色还能做什么呢?有人说:“她既然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来记录自焚,为什么不拿出一半的精力来呼吁停止自焚呢?”这个说法没有道理。打个极端的比方:藏区100个藏人自焚,但没有任何报道、没有任何证据,唯色呼吁藏人停止自焚,国际社会能相信唯色的话并采取行动吗?我想,国际社会顶多是半信半疑,而不会采取实质性行动。打另一个极端的比方:唯色把100个藏人自焚的资料公布,但她一句也不多说,国际社会能不明白她的意思并置之不理吗?我想,这肯定会引起国际社会轰动和重视并采取行动,效果要远远好于唯色一个人的单纯呼吁。

唯色所能做的事情,也就是记录和呼吁,而记录越多,藏人的苦难也就越多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从而增强消除藏人苦难的力量。前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华泽(灵魂飘香)认为:“记录也是一种反抗。”唯色的主要工作是记录藏人苦难,这本身就是对恶的反抗和对善的追求,并且对她而言,也是消除藏人苦难的一种负责任的方式。

2013年3月1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