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中国各地长途电话区号可以集中改一改了

今天查看山东的长途电话区号，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山东16城市为什么是5和6两个数字开头？一般不是每个省都只有一个数字开头吗？于是我翻了一遍全国（国际长途电话区号+86范围内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长途电话区号，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区号的命名可以改一改了。

一、现状

（一）区号现状

这些区号，除4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外，其他26个省、自治区大多以设区市或其他地级（个别级别要低）行政区划为设置单位（为方便起见，这26个省、自治区的设置单位在下文统称城市）。

中国交换机结构采用4级汇接辐射长途电话网络。C1局为大区中心局或对国外交换机，设立于8个大城市：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南京市、武汉市、成都市、西安市、广州市。C2局为省中心局，设立于非C1局的各省会城市。C3局为地区中心局。C4局为县级交换中心。

结构上，C1局和天津市、重庆市使用2位区号，北京为“10”，其他地区则以“2”开头。各省、自治区的其他设区的市使用3位区号。

全国共有321个区号。这些区号中的绝大多数，一个区号跟一个城市对应。但也有少数情况，一个区号对应多个城市，或一个城市对应不只一个区号。一个区号对应多个城市的，如下：

24：辽宁（沈阳、抚顺、铁岭、本溪）

28：四川（成都、眉山、资阳）

29：陕西（西安、咸阳）

371：河南（郑州、开封）

391：河南（焦作、济源）

558：安徽（阜阳、亳州）

719：湖北（十堰、神农架）

728：湖北（天门、仙桃、潜江）

731：湖南（长沙、株洲、湘潭）

771：广西（南宁、崇左）

772：广西（柳州、来宾）

774：广西（梧州、贺州）

775：广西（玉林、贵港）

935：甘肃（武威、金昌）

937：甘肃（酒泉、嘉峪关）

一个城市对应不只一个区号的，只有2个城市。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拥有2个区号，其中除格尔木市是979外，包括自治州首府德令哈市在内的其他6个县级行政区均为977。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辖的11个县级行政区，拥有2个区号，其中除奎屯市是992外，包括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在内的其他10个县级行政区均为999。

其他的302个区号，每一个区号都跟一个城市一一对应。

这302个区号，包括7个2位数的区号：

10：北京

21：上海

22：天津

23：重庆

25：江苏（南京）

27：湖北（武汉）

20：广东（广州）

除10个2位数的区号外，其他311个区号均为3位数，分别属于27个省、自治区。

这311个3位数区号，分别以3、4、5、6、7、8、9开头：

3开头：河北（31、33）、山西（34、35）、河南（37、39）。

4开头：辽宁（41、42）、吉林（43）、黑龙江（45、46）、内蒙古（47、48）。

5开头：江苏（51、52）、山东（53、54）、安徽（55、56）、浙江（57、58）、福建（59）。

6开头：山东（63）、广东（66）、云南（69）。

7开头：湖北（71、72）、湖南（73、74）、广东（75、76）、广西（77）、江西（79、70）。

8开头：四川（81、82、83）、贵州（85）、云南（87、88）、西藏（89）、海南（89）。

9开头：陕西（91）、甘肃（93、94）、宁夏（95）、青海（97）、新疆（99、90）。

从3到9共7个数字，位于中间的6最独特，这3个省份以6开头的号段都是在原基础上的补充，即：山东以53、54为主，以63为补充；广东以75、76为主，以66为补充；云南以87、88为主，69为补充。

具体来说，除4个直辖市外的27个省、自治区的情况如表1：

表1：27个省、自治区的区号号段分配情况

（二）固话现状

长途电话区号只跟固定电话有关，而跟手机无关。根据表2和表3可知，最近几年中国固话使用率逐年递减。因此，目前的区号资源不仅已经足够，而且可以压缩。

表2：2014-2019年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量及增长

表3：2014-2019年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普及率

 

二、问题

（一）混乱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山东、广东、云南占用6开头的号段，跟本省多数号段分开，且占据总计30个区号资源，严重过剩。

2．河北、河南、四川占据30个区号资源，严重过剩。

3．海南跟西藏号段混在一起。

（二）其他方面也需要做一些调整。

三、解决方案

（一）主要方面

1．山东、广东、云南不再占用6开头号段，改用另外占有的号段中未使用的区号资源。

2．河北、河南、四川只占据2个号段。

3．海南单独占有1个号段。

（二）具体如下：

河北：放弃33号段，改为32号段。

河南：放弃39号段，改为38号段。

山东：放弃63号段，改为54号段。

云南：放弃69号段，改为88号段。

四川：放弃83号段，改为81和82号段。

辽宁：放弃42号段，改为41号段。

广东：放弃66号段，改为76号段。

海南：放弃89号段，改为78号段。

结果如下：

表4：改后的27个省、自治区的区号号段分配情况

 

2021年10月6日至10日于北京笆舍

王金波：盯紧拜登

反川随笔（2）

2016年川普参选总统，我得知他对“六四”的态度，开始对他持有明确的批评态度，此后公开反川至今。我认为，川普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耻、最腐败、对独裁者最友好的总统，所以换谁上台都比他强十万八千倍，不论是共和党的人还是民主党的人。拜登2019年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是有能力取代川普的独一无二人选。但即使如此，我仍没有挺拜，更没有成为拜粉。首先，我不会成为任何一个政治人物的粉。我可以成为一个歌星的粉、一个作家的粉，但不会成为一个政治家的粉。其次，在我看来，谁取代川普都行，因此不会粉任何一个川普的挑战者。

今天，川普终于滚蛋了，拜登正式就任美国总统。此时，应该盯紧拜登，把拜登作为首要监督对象了。我希望拜登在任内能把美国带回正常状态，修复跟盟友的关系，打击以普希金为代表的国际邪恶势力。当然，也必须配合司法系统对川普及其团队进行的调查乃至判刑。

一个朋友在推特上问我，你是一个中国人，也没住在美国，拿什么、凭什么来监督美国民选总统拜登？

“凭什么”，是资格问题。美国虽然是美国人选出来的总统，但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且几十年来一直充当自由世界的老大哥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世界警察），其影响力远远不限于美国，早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因此，从责任而不是公民权利的角度，我当然有这个资格。“拿什么”，是能力问题、渠道问题。我参加民运20多年，认识一些民运和非民运的朋友，他们中有些人是美国公民，有些人是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公民，我的观点可以对他们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从而间接监督美国总统。此外，我也上推特，有几万关注者，里面不乏美国公民和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还有，我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独立中文笔会隶属于国际笔会，国际笔会及下属150多个分会、尤其是最大的分会美国笔会，都可以对美国政府及其总统进行监督。与国际笔会同是国际人权机构的大赦国际、人权观察、保护记者委员会、记者无疆界等NGO的成员多数并非他们的监督对象国家的公民，甚至很多人没去过这些国家。

朋友接着说，中国是专制国家，美国不是专制国家，它们的领导人不一样。

这个朋友显然不了解国际人权机构的性质。上述大赦国际等国际人权机构，对世界各国政府无差别地进行监督。在人权组织及人权工作者眼里，不论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政府及其官员都是监督和批评的对象。

朋友又说：你吃饱了撑的，不远万里、舍近求远来美国监督民选总统；国际分工，我们美国人监督自己的总统，你们中国人监督自己的独裁者，如何？

朋友的这个说法显然很搞笑。否则，他有办法先让美国人不再监督批评其他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吗？

川普四年的孤立主义，把美国的传统盟友得罪殆尽，让普希金借机坐大，这样的教训还不深刻吗？世界早已变成地球村，不分国家和地域的民众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世界第一强国的关注、监督是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这一趋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

2021年1月21日于北京

王金波：言论自由，一个老掉了牙却具有鲜明现实意义的话题

反川随笔（1）

对于一个曾参与独立中文笔会日常工作数年的笔会会员来说，我觉得言论自由是一个老掉了牙却具有鲜明现实意义的话题。这是因为，虽然维护言论自由是笔会的宗旨，但对言论自由的不同理解却在笔会内部引起多次争议，甚至成为笔会分裂的借口并扩散至会外。不过，由于独立中文笔会毕竟是个很小众的NGO，所以不可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最近几天推特（Twitter）公司封禁川普账号的事件成了国际重大新闻，关于言论自由的争议终于登上了国际主流媒体的头条。

人们经常引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年生效）作为美国乃至引申到全世界范围的言论自由依据。其具体内容如下：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由此看出，关于言论自由，只有公权力可以剥夺，即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律。只要不是公权力，就不可能剥夺言论自由。此处对公权力的限定十分严格，只有联邦机构的公权力才具备剥夺言论自由的能力，州及更下级的公权力不具备剥夺言论自由的能力。直到1925年，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吉特罗诉纽约州案”中首次将宪法第一修正案适用于州法律，也即确认州级公权力开始具备剥夺言论自由的能力。

因此，美国将“剥夺言论自由”这个动作的发出者的外延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开始只有联邦级公权力，后来才扩大到州级公权力。只要不掌握联邦级和州级公权力，就不具备剥夺别人言论自由的能力也即可能性。

推特是私人企业，与公权力无关，自然不可能剥夺任何人的言论自由。推特无论怎样删除其用户的某条发言、甚至用户帐号，都与剥夺言论自由无关。

有人说推特这种科技巨头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地位，因此具备了相当于执行公权力的能力，也应当适用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个观点不对。除了前面谈到的对剥夺言论自由的公权力的范围的严格限定以外，还要考虑到：一是企业垄断地位达到一定程度会被法院强制拆分；二是推特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并不具有垄断地位，还有功能相似的脸书等平台跟推特形成影响力相差不大的竞争；三是，一旦公权力介入私企管理的具体领域，必将开启公权力对私有财产（私域）的侵犯，而这明显违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观念根深蒂固的西方社会的基本原则。

还有，根据美国电信管理法第230条款，推特、脸书等互联网平台无需为平台用户发表的内容而承担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在推特上诽谤你，你可以起诉那个推特用户，但不能起诉推特公司。这条法律条文是互联网网站依赖第三方内容而存在的根本。这条规定也允许网站根据自己的需要审查内容，而与宪法第一修正案无关，也即无涉言论自由。

至于总统等政府官员的言论自由受限的原则自不待言，本文不再展开讨论。

总之，所谓言论自由，只针对公权力而言：有公权力存在的地方，言论自由才可能被剥夺；没有公权力存在的地方，言论自由不可能被剥夺。“剥夺（言论自由）”这个动作，发出者只能是公权力，不可能是个人或私人机构（企业或非盈利机构）；承受者只能是个人。

因此，无论是五年前贝岭等人，还是几个月前一些会员，都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有误。贝岭在就笔会分裂问题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声称：“分裂的主要原因是在言论自由上产生的不可调和的分歧，就是一部分人认为笔会内部不保证言论自由，所以才产生了在内部的社区里无限期地对某些人禁言。我和孟浪、尤其是我强调，我们这个组织就是因为言论自由而成立的。如果我们在内部都不能保证言论自由，那么这个组织没有资格，甚至它在外部去争取言论自由，它带有荒诞性。”先不讲贝岭等人分裂笔会的实际原因根本不是所谓社区禁言，仅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讲，贝岭作为笔会的创始人之一，对言论自由的理解尚且如此错误，他们分裂笔会之后成立的新组织无法获得国际笔会和其他兄弟笔会的承认，有其必然性。

2021年1月12日凌晨于北京

（独立中文笔会首发）

王金波：这一天，太神奇了

原创 王金波 OnlyTime唯有时光 2020-12-27 22:10

今天周六，阳光明媚，中午我和老婆去离家不远的一个羊汤馆吃了午饭，然后穿过人行道去马路斜对面（西侧）的味多美买了点面包。出了味多美，老婆进了旁边一家女性用品商店，我没有跟进去，在外面琢磨着找辆共享单车骑回家。青桔、美团、哈啰三大品牌，我只有哈啰的骑行卡。马路这侧停了几辆青桔，没有哈啰和美团。马路对面（东侧）有一辆哈啰。这条马路车流量不大，于是我没走人行横道线，斜穿马路走到对面打开这辆哈啰，准备骑到马路对面。我看了看后面（南侧），一辆小轿车停着，车里有人，似乎在等人，一直没动。再往这辆车后面看，近距离没有车。往前（北侧）看，二十米远就是十字路口，也没车。于是我骑上单车，准备斜着穿过马路。仅仅过了几秒钟，车祸就发生了。

我睁开眼后，发现好像躺在地上。是的，我躺在地上，斜前方马路对面就是味多美和女性用品商店。这是怎么了？突然身上传来一阵疼痛，我的身体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出了车祸？啊，难道我受了伤，要躺在病房动手术、甚至残疾了？哦，忽然有人在我左侧说话，似乎问我怎么样了，能起来吗？我抬眼看了看，一个人扶着我，在跟我说话。我的右手好像被卡住了，很疼，想动没法动。我试图抽出右手，并试图挪动身体，但失败了。我对那人说，扶我起来吧，慢一点。那人把我扶起来了。我这才看清，是个外卖小哥，地上躺着单车，和一辆外卖电动车，两辆车都有破损。外卖小哥说，把单车挪到路边吧。我迷迷糊糊地说行吧，他就把单车拖到了路边，然后我迷迷糊糊地过去把单车锁上了。外卖小哥一直唠叨着怎么横穿马路呢，可得小心。我伸手从左屁股裤兜里掏出手机，手机看起来没坏。外卖小哥说怎么样，如果没事他就要去送单了。我活动了下身子说似乎没事，你留个电话吧。他就说了手机号码和姓名。我左手拿着手机，右手颤抖着，输到了手机里，然后他就扶起电动车走了。他的电动车前部似乎有些东西撞坏了，但没有妨碍骑行。

我轻轻活动了几下身体，感觉应该没大碍。往南走了一百米，还想找辆哈啰单车，没找到。其间感觉没耽误正常行走。于是过了马路，向北走到女性用品商店门前。老婆还在里面没出来。马路对面刚才我骑的那辆哈啰单车旁围着两个老人，一直在交谈着。我等了两三分钟，突然想起来那辆单车后胎似乎被撞坏了。我又斜穿过了马路，来到那辆单车和两个老人面前。果然单车后胎的大皮裂出来十几公分。我拿出手机说我来报修吧。一个老人说刚才就是你被撞的吧？我说是啊。老人说不用报修，车子坏了放在这里就会有人拉走的，这种事常有。两个老人说你怎么让他走了呢，应该去医院看看。我说我觉得没啥事。他们说万一回家更重了呢？说了几分钟，老婆从北边过来了。于是我向两个老人道谢，跟老婆走了。

老婆听到了我跟两个老人的几句对话，追问怎么回事。开始我有些犹豫，后来告诉了她。回家检查了一番，发现伤势如下：最重的是左腿膝盖下方的小腿前侧，擦伤十分明显，但似乎骨头不疼；再往下一点，脚踝里侧上方，一个鼓起的肿包把袜子撑得有些疼痛；屁股左侧有一点很小的擦伤，左胯骨有点疼；第二严重的伤处是右手腕，疼痛比较明显，右手无法握紧；左侧颈部像是落枕般疼痛；再往下的左侧肩部有些疼痛；右侧背部有些疼痛。对这些伤势的处理方法是：左腿膝盖下方的伤口先用酒精消毒，然后抹了些碘酒，外面用纱布包扎；右手腕贴了一帖云南白药膏药。其他地方没有处理。现在，左腿脚踝里侧上方的肿包已经平复，但青肿色仍在，且在用手触碰时感到骨头略有一点疼痛；右手腕感觉更加疼痛，也许它才是伤势最严重的；其他部位没有明显变化。

当然，今晚没有洗澡，也可以借此机会少干两天家务。我感觉，两三天就可以洗澡、恢复正常身体活动，除右手腕之外。

为什么说今天神奇呢？因为我经历了死里逃生。躺在马路上醒来的那一瞬间，十分神奇，仿佛重生一般。记忆从骑车的画面直接跳动到躺在路上醒来的画面，冲击力太强了。回家几个小时后才想起，我躺在地上失去意识的时间到底多长？几秒？还是更长？虽然我可以打电话问外卖小哥，但怕吓着他。下午问那两个老人也许可以得到答案，但当时忘了。最后突然想起来，可以查哈啰出行APP。打开一看，显示13:13开锁，持续2分45秒。如此说来，我失去意识的时间很短，可能只有几秒钟。

至于责任，我想主要应该是外卖小哥的。因为毕竟他在后面嘛。当然，我也负有一部分责任，因为我毕竟试图斜穿马路，虽然事发现场仍在马路右侧。

至于教训，则有几点是明确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不要以为马路车少人少就不遵守交通规则。无论如何，骑单车没走自行车专用通道或人行横道线，就是违反了交通规则。虽然平时我还算是比较注意遵守交通规则的，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次就是“万一”。其次，根据奥卡姆剃刀原理，我当时完全没必要穿过马路，因为回家的路是往右（东）拐，老婆出店以后也要到我这边（东侧）来，我其实只要在东侧路边等着就行了，反正她出店就能看见我。第三，共享单车三大品牌骑行卡最少买两种，免得不方便找车。至于第四，车祸后我对外卖小哥的处理建议在迷迷糊糊中全部认可了，虽然暂时看不出严重后果，但换种情况恐怕就难说了。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外卖电动车或摩托车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实在太差，交管部门应该好好解决这个问题。

我说的这一天十分神奇，当然不仅指上面这些。今天是我父亲去世三年半的日子。晚上我给在老家的妈妈打电话（当然没告诉她我今天的车祸），她告诉我一件事：前不久村里一个人的老婆上吊自杀了，年仅46岁。不过，这些都算不上最神奇。

父亲去世后我把微信头像改为了蜡烛。昨天，微信群一位群友提到“蜡烛先生”，几个小时后我才意识到是指我。第一次被人这么称呼。于是我改了头像和昵称。其中昵称，改成了“Only Time”。这是一首歌的名字，老婆推荐的，很伤感很优美。万万没想到，今晚再次搜索这首歌的歌词，百度百科对“歌曲创作背景”一节竟如此介绍：

Enya于1999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三夜。自小与Enya音乐观念不合并多年未见的姐姐Moya知道后连夜写下新曲为她祈福。与死亡擦肩而过的Enya醒来得知姐姐的心意，压抑多年的感情终于暴发了出来，写下了触及灵魂的旋律《Only Time》。

天哪，怎么这么巧合？太神奇了！

老婆说是不是不吉利，换个昵称吧。我说既然已经神奇地应验了，那就算已经过去了，不必换了吧。

2020年12月26日23:26于北京

补记：

由于今天感觉右手腕疼得厉害，在老婆的催促下，我去阜成门内的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挂急诊看了，诊断仅是软组织挫伤，于是松了口气，外敷了一下就回家了。还买了一盒云南白药膏药，一共花了不到一百元钱。不过，我的iPhone今天下午突然黑屏，一个圆圈一直在转，无论怎么按开关键都没反应。后来在网上查到，同时按住开关键和Home键，终于重启成功。看来该换手机了，毕竟用了整整四年了。

2020年12月27日20:21于北京

王金波：支撑坚守的是希望

几十年来，民间力量遭遇一波又一波镇压，每隔几年就有一波较大规模的镇压。镇压过后，多数人退出，少数人坚守，正如胡平所说，“在任何民族中，那种具有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

民间力量光谱

民间力量光谱有多种划分。从与体制的关系和自我定位的身份视角，在将暴力革命派排除之后，可以是：

（A）-（B）-（C）-（D）-（E）-（F）

（A）体制内自由派人士

（B）在体制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体制外自由派人士

（C）影响力基本在体制外，也很少被“维稳”的体制外自由派人士

（D）以体制为主要渠道的维权人士

（E）不参加组党的异议人士

（F）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

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有兼跨的情况，也有相邻两类之间的过渡情况。其中D类因为直接划归国保系统管理而使得与体制的关系比C类更远。

显然，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与体制的关系最远，比如（国内）胡石根、秦永敏、刘贤斌，体制内自由派人士（以体制内公知为主）与体制的关系最近，比如徐友渔、崔卫平、贺卫方。甚至可以说，在这个光谱上，胡石根等人与徐友渔等人处在两极。然而，2014年徐友渔、胡石根作为同案一起入狱，瞬间实现无缝焊接。曾金燕文中的送饭党，能够动员体制内自由派人士出面给因组建反对党而坐牢的民运人士（比如胡石根）送饭，正说明了这个光谱上的不同民间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携手行动，终极目标可以没有区别，哪怕处于两极。

口炮党

在这个光谱上，“口炮党”基本居中，偶有偏向两端，按说最容易从两边团结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吗？”

这个问题是曾金燕在回答别人提出“金燕有勇气给口炮党正名为‘政治反对派’么？”的问题时做出的纠正。曾金燕明确指出：“虽然绝大多数口炮党自命为‘政治反对派’，但据我的观察，只有极少部分口炮党是政治反对派，大部分都不是。不是的那一部分，有些是情绪不满发泄者，有些是抗议者，谈不上政治反对派”，“莫之许关于‘虚假希望’的论述，也并不能体现政治反对派的素养。”

在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作为政治反对派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坐牢是常态，不坐牢是例外。比如，民主墙以来的政治反对派群体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王丹、刘晓波等人都坐过不止一次牢。不坐牢的例外有哪些？除去方励之的特例，许良英、丁子霖、林牧、张祖桦等人也是（国内）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尽管他们本人未必承认），他们（在民主墙以来）没坐过牢，原因大体是：许良英、林牧年纪很大且是“老革命”，有较高的体制内身份；丁子霖丧子；张祖桦原在体制内有较高的身份，离开体制后长期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做事沉稳低调。

事实上，不论口头以多么“激进”而著称，著名口炮党人都没坐过牢，多数口炮党人连民运人士也不敢自称，更不要说组党。这不是偶然的，恰恰说明他们的定位十分清楚——在体制容忍的底线内活动，不逾越体制划定的红线，也就是不做“制度最尖锐的对立面”。如此的圆滑和精明，不被诟病才是咄咄怪事。至于口炮党自称“作为盾牌”，就是无视基本事实了——口炮党的哪个代表性人物坐过牢？如果说不需要一个口炮党“代表的血去证明口炮是坏手”也即不去坐牢，那么凭什么证明你是“制度最尖锐的对立面”？难道体制对无关痛痒的人下手狠毒，对“最尖锐的对立面”反而养虎贻患来做自己的掘墓人？

其次，口炮党的某些人自称口炮是针对公知而言。然而，口炮党并非只有这唯一的对立面，它在跟民间力量光谱中的其他群体接触时也经常以口炮党自称，尤其是在跟送饭党对立时特别强调这点，那么，再搬出口炮党只是针对公知的说法，就是耍无赖了。

再次，把体制内自由派人士的一些努力，批评为“虚假希望”。关于这点，曾金燕的评论已很到位。

我的“三不”观点

大约六七年前，我形成了一个关于民间力量“三不”的观点。由于我的理论基础薄弱，一直没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字。最近几天看了胡平和曾金燕的几篇文章，觉得可以对“三不”做个简单概括了。这“三不”是：“不抱有任何幻想，不放弃任何努力，不排除任何可能”。

“不抱有任何幻想”，是指天上不会掉馅饼，“不相信中共可以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动地放弃专制实行民主”（胡平）。不论共产党阵营的苏联东欧，还是反共阵营的台湾韩国，和平转型都离不开外界的压力。对于这点似乎争议不大。

“不放弃任何努力”，是指民间力量光谱上的各个群体以适合自己的方式针对体制采取行动，因为“一个丰富多元的社会期许不同的人不同的贡献”，“社会不同阶层的参与者在现实处境下反复锻炼社会建设能力、建立工作网络，缓解可能到来的社会溃败带来的恶劣影响。”（曾金燕）“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哈维尔）

“不排除任何可能”，是指在“不相信中共可以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动地放弃专制实行民主”的同时，“我们又必须相信，中共决不是铁板一块，只要我们形成强大的压力，中共内部必然会发生分化；民间的民主力量和党内的民主力量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共同向党内的专制力量施加压力，从而取得重大突破。”（胡平）这跟当下认为和平转型之路已经堵死的喧嚣不同，胡平明确认为这条路没有堵死。虽然早在十多年前我就认为和平转型之路的概率在降低，但我从未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恰恰认为这种概率在降低，所以才更加支持这条路，以起到中和作用。

显然，这“三不”虽然每条都包含“任何”一词，但第一条和第三条都有明确的针对目标：第一条针对统治者自动放弃专制，第三条针对体制内外合力实现和平转型。至于第二条，也隐含了限制条件：在非暴力的前提下，矛头对准体制。

没有希望何来坚守

其实，仅仅根据“不排除任何可能”这条，就可被口炮党指责为“虚假希望”。“虚假希望”在民间力量中间产生争议。胡平从两个方面对“希望”进行了分析。一是必要性，即民间力量需要“希望”：“民运必须要能吸引广大民众的参与才能取得胜利，而要让广大民众参与，那就必须依靠正确的原则和策略，把参与的风险降低到一般人都可以承受的程度，并且让他们怀抱希望，相信我们可以取得胜利。这是民运再出发的基础和前提。”二是可行性，即希望确实存在：“八九民运的真正意义在于：学生们和市民们通过自己英勇而成功的实践，使得人民认识到那个本性专制的共产党完全可能在人民的压力下退让、妥协以至改变，它使得人民克服了对专制政权的恐惧心理，建立起对自身力量的宝贵信心。诚然，八九民运后来遭到惨重的失败，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八九民运的失败绝非必然，六四的发生绝非必然，它也是我们自己的策略失误所致，而这些失误决不是不可能纠正的。我们必须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我赞同胡平的观点，认为，抱持希望，是民间力量光谱上的每一个人士必不可少的基本态度。

刘荻指出，国际上的非暴力抗争培训教材都是主张把积极的对手变成消极的对手，把消极的盟友变成积极的盟友，而不可能“不是去建构社会改变的平台，而是批判这些渐近改良的‘虚假希望’，使得有可能作为的空间被当权者变本加厉地压制”（曾金燕）。因此，至少，口炮党在对体制进行抗争的同时，也消解着别人对体制的抗争。

胡平认为，除去极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之外，“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近40年来，已有很多怀抱希望坚守到最后的民运人士没有看到民主在中国的实现就离开人世。因为他们这一生没有看到这个希望的实现，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希望是“虚假希望”。可是，假定他们一开始就知道他们这一生看不到希望的实现，还会投身民运吗？这个问题虽然无法得出确切答案，但结果肯定不容乐观。

小乔说，她现在“混吃等死”。这里的“死”，就是一种希望——体制之死。其实，何止是她，有太多已被压抑得喘不过气的民间人士，都是这样。但只要有一口气，就在等待那个终将到来的一刻——这就是民间力量的希望。

作者注：

前面主体部分写于3年前，除文字略作润色外，变动很小。3年后再回首，“口炮党”已烟消云散，其“盾牌”和“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旗帜）”的自我标榜自然也已沦为笑柄。不过，“口炮党”并非一无是处，它（这个流派）对当下极权持有反抗的基本立场是多数人都同意的，这也使得它在中国民间抗争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16年9月26日初稿于山东莒南

2019年12月28日整理于北京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020

王金波：他们的宿命就是铺路石

浙江民运人士聂敏之，文革期间因反对林彪被判死刑，行刑前恰逢林彪摔死而留下一条命。2000年在风烛残年之际被捕并被处劳教1年，关押1个月后获释。2001年10月7日16时10分在杭州逝世，享年70岁。

浙江民运人士力虹（张建红）2006年被捕，次年被判刑6年，随后确诊患有罕见的神经功能障碍疾病，导致两臂肌肉严重萎缩，丧失功能，正向两腿扩散，有全身瘫痪的危险。其妻多次向当局申请保外就医，一直未获批准。2010年6月5日，力虹已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和自主呼吸，靠呼吸机和输液维持生命，才被允许保外就医，转到宁波明州医院治疗。当时除眼睛头会动，脑子清醒，其他部位都无知觉。靠呼吸机，鼻饲维持生命，付出巨额医疗费用。保外就医半年后，因病情危重无法医治，于2010年12月31日逝世，享年52岁。

浙江七九民运老战士王东海，2012年4月28日在台州探访朋友期间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在天台山国清寺招待所逝世，终年66岁。

2014年6月26日，浙江民运人士王荣清与世长辞，享年71岁。这一天，是王荣清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国民主党成立16周年的次日。而在6年前的6月26日，王荣清被刑事拘留，后被判刑6年。而正是这次入狱，让他患上肾衰竭，2010年1月12日监外执行4年多后不治身亡。

2019年12月15日，浙江民运人士吴远明（本名任伟仁）因肠癌晚期在衢州江山逝世。

……

这仅仅是浙江，我已有20多年未再踏足的那片土地上，已经故去的民运人士的不完全名单。除王东海是因突发心脏病以外，其他几人无不是在饱经疾病折磨和权力歧视的双重压力下慢慢消耗完生命，均未达到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中国当代民运诞生40年了，民运人士们承受的苦难越来越大，但在社会上、包括民间社会，他们的边缘化程度却越来越来严重，除极少数特例以外，基本都将以平凡的方式结束其不平凡的一生。

这是因为，正如浙江另一位民运人士毛庆祥所言，中国民运人士就是铺路石。

已经故去的民运人士们，权力与他们无关，富贵与他们无关，荣耀与他们无关，这是他们的宿命。

这也是仍然活着的几乎全部民运人士的宿命。

2019年12月22日夜于北京

独立中文笔会网站首发

王金波：川普被弹劾是光荣还是耻辱？

12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案。我认为，即使川普明年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也改变不了他是美国历届总统最大的耻辱这一事实，因为被众议院弹劾的3个总统（此外还有正式弹劾前辞职的尼克松）当中，川普是第一个在第一任期被弹劾的总统，打破了历史纪录。

朋友A批评我：“熊大绝对没有人弹劾，按你的逻辑很光荣。”

朋友B支持A：“耻辱并不是以在什么时候被多少人弹劾、反对而论。如果以此而论，这个世界上金正恩永远是第二光荣，美国总统永远是最耻辱的，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是美国总统比其他国家首领的反对者多。”

当然，在我看来，A和B的观点都站不住脚。因为我前面的观点，有几个逻辑前提。

第一个逻辑前提是，被弹劾必然是美国总统的耻辱。道理很简单，众议员是按人口比例产生的民意代表，他们的投票代表所在选区的选民的意见。此外民调也显示众议院的弹劾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多数支持。亲近川普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12月15日的民调显示，54%的受访民众希望川普被弹劾，其中50%不只是希望弹劾，而且希望川普下台。最近几十年来，差点被弹劾的尼克松和曾被正式弹劾的克林顿，把被弹劾当成光荣还是耻辱，早已有定论，川普被弹劾怎么可能会有例外？

第二个逻辑前提是，民意必须能够得到充分体现，民意代表机关必须拥有对政府首脑的实际弹劾权力。美国的民意能够通过体制内的民意代表机关得到充分体现，中国、朝鲜的民意通过体制内的民意代表机关得到体现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对此，包括A和B在内的朋友们不会表示不同意。美国的参众两院都拥有对总统的实际弹劾权力，且均曾投过票（只不过参议院毫无例外地否决了众议院通过的弹劾案）。中国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但完全没有涉及弹劾的程序。朝鲜的宪法我没看过，估计不可能强于中国。实际上，中朝两国的所谓民意代表机关根本就不代表民意，只是掌握最高实权的统治者的下属机构和橡皮图章。

A和B的错误都在于，谈论问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超出了适用的范围。类似的错误还有：批评自由过多还是福利过多，在欧美是现实存在的真问题，在中国、朝鲜则是十足荒谬的伪问题——因为在中朝两国，民众的自由均接近于零（中国略高于朝鲜），福利均为负数。通过规避敏感词的方式通过网络审查，在中国是现实存在的真问题，在欧美则是完全不存在的伪问题。

B还犯了另一个错误：“这个世界从来是美国总统比其他国家首领的反对者多”有违事实。如果这里所指“反对者”仅限于国内，由于印度人口有13亿多，印度总理或执政党有3亿多（美国全国人口）反对者应该轻而易举，远超美国总统的反对者吧？如果这里所指 “反对者”是放在全世界范围，那么有谁能超过川普的好朋友金正恩呢？

2019年12月22日凌晨于北京

独立中文笔会网站首发

王金波：不畏强权敢说真话的杰出女性李金芳——独立中文笔会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十几天前，俄国十月政变一百周年，一些国家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十月政变的发源地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揭幕，以纪念在苏联时代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在中国，源于俄国十月政变的红色政权似乎风头正劲，目前看起来谈不上为林昭这种政治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更不用说建立纪念碑——不过，在终将到来的这一天之前，林昭已被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作为记忆和纪念的对象。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就是为纪念林昭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反抗极权、争取光明的光辉典范而设立的一个奖项。今天，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独立中文笔会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给林昭精神的优秀传承者——李金芳女士。

李金芳，女，独立作家，维权人士。1965年出生于毗邻北京的河北香河。2012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现任独立中文笔会国内司库、女作家委员会委员，《民主中国》网刊专栏作家。曾任维权网编辑、信息员。

上世纪80年代末，李金芳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写作班学习函授课程期间，目睹和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李金芳随后与偶然结识的因参与70年代末“民主墙运动”而坐牢八年出狱不久的秦永敏结婚。婚后二人育有一女。1997年两人离婚后，李金芳携女儿返回河北家乡生活，并拒绝警察的威胁要其写“保证书”“承诺书”不再与秦永敏和他的朋友们往来。因为曾经与秦永敏的关系，李金芳和女儿成为当局株连、打压的目标，母女俩多次流离失所，平均一年被迫搬家一次，最严重的一次在一天之内搬家三次，女儿曾两度失学、七次转学。李金芳先后做过记者、广告公司职员、家政服务、服装买卖、快餐经营等几十个职业。2008年经朋友介绍结识张祖桦先生，逐渐成为张祖桦先生的得力助手，从事维权网编辑、信息员和国内联络事务至2014年，撰写千余篇维权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时代，也为良心犯救援做了大量义务工作。自2007年从事自由写作，十年间发表十余万字散文、政论等作品，散见于《民主中国》、《民主论坛》、《公民议报》、《自由圣火》等网站。

李金芳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女性，因与秦永敏曾经的婚姻，改变了其一生的生活轨迹。在一个谎言盛行的“盛世”，她坚持自我坚守初心，敢于说真话，勇于反抗对其本人和其他人基本权利的践踏，在遭遇强权打压和面对社会不公时，表现出一个知识女性的正直、勇气和坚强。她由一名因受株连而不断遭当局打压、骚扰的政治犯难属，成长为独立作家和人权工作者，用笔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和传奇人物，向更多的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主动伸出援手，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是林昭精神的传承。因此，独立中文笔会郑重授予李金芳女士​第12届​林昭纪念奖。

（执笔：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王金波）​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December 15, 2017

（注：写于2017年11月11日）

王金波：习近平为五年后不退休做好了安排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构成，为如下判断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习近平不打算五年后退休。

首先，本届没有如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样提前安排明显的接班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时代，比江泽民小16岁的胡锦涛提前十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胡锦涛时代，分别比胡锦涛小11岁和13岁的习近平、李克强提前五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今年换届，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年龄最小的赵乐际只比习近平小不到四岁，不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在政治局常委会层面，没有安排习近平的接班人。

那么，实行已久的“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在这里面起了什么作用？

1997年中共十五大，江泽民为逼迫时年73岁的乔石退休，提出一个关于年龄限制的非正式规定：年满70岁不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但党的“核心”不受此限制。这一非正式规定得到中共高层认可。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为逼迫时年68岁的李瑞环退休，江泽民将这一年龄限制的门槛降低到68岁，这就是所谓的“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凡换届的那一年已满68岁的，不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而67岁或年龄更小的则可以进入新一届政治局。此后至今，“八下”一直严格遵守，无人例外。但“七上”，则有两次例外。第一次是2002年换届时已担任三届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虽然只有66岁，但未再进入十六届政治局，而是在次年开始担任一届人大副委员长后退休。第二次例外则是今年换届，三人未满68岁却未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李源潮（67岁）、刘奇葆（64岁）、张春贤（64岁）。其中刘奇葆、张春贤保留中央委员，而李源潮连中央委员都未保留。

此外，“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在政治局门槛实行的同时，也一届比一届更加严格地适用于其他“副国级”门槛：军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因此，上届书记处书记杨晶（64岁）本届连中央委员都没保住就属于例外。

因此，“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如果这样解释，就能涵盖以上例外情况：“八”是“下”的充分条件，“七”是“上”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解释，更有利于习近平有借口让自己的年轻亲信上位。所以，五年后“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废除的可能性不大。

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现任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将有三人超过68岁：栗战书（72岁）、习近平（69岁）、韩正（68岁），另外4人：李克强、汪洋、王沪宁均为67岁，赵乐际65岁。其中习近平作为“核心”不受“七上八下”限制。所以，只有栗战书、韩正退休，其他四人可以再干一届、且只有一届。而这恐怕才是习近平的目的：2022年指定接班人，2027年全换新人。

五年后的2022年，现在的七个政治局常委兼任的职务，将出现如下情况：

习近平、李克强因已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总理两届，均不能续任。

栗战书的人大委员长和韩正的第一副总理也空出。

这样，在不修改宪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这样安排：

习近平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保留总书记（或改为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

李克强接任一届国家主席。

汪洋接任一届国务院总理。

王沪宁接任一届人大委员长。

赵乐际接任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增补两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

这样，十年后的2027年，74岁的习近平可以正式退休，也可以再留任一届党和军队的一把手。

如果对宪法做出修改，比如国家主席连任次数增加，或者改为总统制，这样将增加政治风险，从而降低可能性。

因此，以上推测以假定中国不出现大的政局变动为前提。

2017年10月25日于山东莒南

《纵览中国》2017年10月25日

王金波：中国民主转型的拐点何时来临？

2017年新年伊始，对于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们来说，有两件全局性的大事。

一件是，在巨大的争议声中，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了。海内外的中国民间异议维权人士，对川普的支持和反对都有。有的观点认为川普敢于对中国说不，比如任命对华鹰派负责国际贸易，对台政策有变化，等等，因此将对中国日益强化的高压统治予以沉重打击，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将会提前。有的观点认为川普将在国际上孤立美国自身，对国际事务减少关注，因此将导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恶化和国际事务发言权的扩大；而且川普的总统就职演说充满民粹煽动意味，使得美国国内的分裂和矛盾激化，不可能有足够精力对付中国的扩张和高压统治的强化，因此将延后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有的观点认为若把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对川普内心的揣测，就跟一再寄希望于中共新上台的领导人一样，是靠不住的一厢情愿。

另一件事在中国国内。随着中共19大的临近，社会控制力度日益加大，民间异议维权人士面临又一波打压高潮。这次换届关系到是否维持过去20多年最高领导人更迭模式，引发大量关于中国何时变局的猜测和讨论。有人认为，2017年必变。有人认为，三五年。有人认为，十年八年。有人认为，未来会逐步改善，但二三十年后才能完成转型。有人认为，几十年的寒冬刚刚开始，苦日子还在后头。

拐点到来的时间，人们从没停止预测。但我现在无意随波逐流。因为，过去我曾预测过，后来证明错了。

第一个例子是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支队）副科长张锋和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大队）副科长马宗涛找我谈话。张锋当时35岁左右，有些不屑地说，你争取的那些民主啊、自由啊，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当即不客气地回答，你看到看不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能看到，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张锋脸色顿时很难看。第二年我被刑事拘留，关在莒南县看守所，有次马宗涛装模作样来看我（他没参加对我的提审），提起一年前我和张锋那次对话，他说他在旁边听到之后强忍住没笑出来，因为那是骂了张锋。仔细想想我那话确实是骂了张锋，不过平心而论我当时没想到骂他，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信念——中国的自由民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其次，出于对参与民主运动这项正义事业的维护。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监狱的时候。我的性格中有无厘头的成分，比如在监狱一见到猫就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监区长姜守国（现在是山东省监狱的另一块牌子山东省济南生建电机厂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车间让犯人养大狗（藏獒）和小狗，偶尔犯人带小狗到监室，我见到也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这样几次之后，犯人就不带小狗进监室了。有次一个坐牢十多年的老犯人闲聊时说，放在十年前你要这样，早关禁闭了。我问他，十年之后会怎样？他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十年之后，如果不这样就会关禁闭——话是说得有点过，意思应该明白。

从2000年到现在，过去17年了。2005年出狱，也快12年了。我当年的预言实现了没有？没有。所以，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错在哪里了？

不仅我如此。八九民运的一些亲历者说，1989年下半年，他们当中很多人预测三五年内、一两年内、甚至几个月内共产党就将垮台。他们也预测错了。他们为什么预测错了？

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前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预测会在这年年底开始剧变。据说哈维尔在1989年年中还悲观地认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民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现，但这年年底他当上了总统。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从权力的巅峰变为一具无人问津的冷冰冰的尸体，罗马尼亚共产党从掌握全部权力到变为非法组织，仅仅用了6天时间。1991年8月苏联守旧派发动的政变有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最高层官员参加，4个月后苏联就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说明，专制制度的垮台很可能是无法预期的，它的速度之快经常让人目瞪口呆。

所以，那些八九民运的亲历者的预测之所以错了，是有原因的；我预测错了，也是同样的原因。

那么，拐点到底何时来临？

历史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可能就改变大历史。没有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摊被没收，就没有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就不会实现民主；由此引发埃及巨变，经过几年的反复，重回军人强权铁腕统治时代。而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间异议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2010年的火爆局面，甚至移民潮在民间异议维权界悄然形成，而这对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恐怕更多意味着消解作用。另一个有名的偶然性事件，当属2012年3月18日北京保福寺桥那场著名的法拉利车祸。车祸迅速改变了两股力量正在激烈较量的局面，其中一股力量遭到灭顶之灾，另一股力量则登庙堂之高，甚至有望形成新一代强人，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局面。

因此，对于拐点何时来临的问题，我只能回答：无法预测。我可以预测的是，这个拐点迟早会到来，而且到来的时间在我们的预测之外，也就是在我们没预测到要来的时候突然来了。

为了迎接拐点在不确定的时间点的到来，我们应力所能及做好准备。王力雄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首先找到能确保‘救出人质’的途径，否则如此巨大的中国一旦崩溃，将是世界承受不起的灾难”，“即使中国能顺利开始民主转型，仍要解决是何种民主的问题”，“必须为中国民主提供避免产生川普的方法”。郭建龙在《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中说，“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不管将来中国是以革命还是其他什么形式转型，如果那个时候民间仍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反对派，就将是中国的悲哀。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2017年1月21-23日于北京

来源：民主中国

王金波：烛烬梦犹虚——纪念林牧老先生逝世十周年

林牧老先生离开我们十年整了。

1990年代我通过收音机收听外电报道，开始了解林老，对他充满景仰。1998年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以后，我耳闻林老对组党有不同意见。1999年初在杭州期间，我听到了林老更多的消息，因为林老祖籍浙江，跟浙江朋友保持交往。当时浙江民主党朋友跟林老在组党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在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王东海家里看到林老的信中谈到组党问题，于是把信拿给了浙江民主党负责人之一王荣清；王荣清把林老的信摘要刊登在浙江民主党的刊物《在野党》杂志上——而今，林老、王东海、王荣清均已作古。2000年11月和2001年2月我两次去西安面见林老，通过直接接触对林老产生了更多敬意。以后，我们仍有书信和电话来往。我感觉林老在以下几方面特别值得怀念。

一是林老的生活简朴。林老让我最为震惊的，是他的破毛衣。我曾以《林牧先生的毛衣》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他写文章或写信时，因为随时想起来就写，所以稿子随手放，以至于稿纸边角都卷起来，显得很是凌乱，难以令人相信，当时那些对历史和现实深入剖析及对民运活动颇有影响的文章或信件，就是这样写成的。而家里没有经过装修的水泥地面，也显示出了他的清贫。

二是林老平易近人、待人不端架子。有次杨海和窦培信律师来请林老出去吃饭。在饭店，爬上狭窄的楼梯，在一个大厅里一起吃大盘鸡。气温很低，饭店没有暖气，林老冻得直流鼻涕。估计饭店里没人相信，这是一个前副部级高官，这样的级别在西安出门本来是前呼后拥的。

林老家的小客厅兼做餐厅，有一个简易沙发和一个吃饭用的小方桌。我们聊天时，林老坐在沙发上，前面是方桌，我坐在方桌另一端。我的背后是厨房，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个小窗子，饭做好后通过窗子端到方桌上。有次聊到兴头，林老的夫人宋阿姨端菜上来，我一闪身坐到了桌子另一侧，饭菜上齐后开始吃，吃着吃着突然发现我坐在了上手（北侧），宋阿姨坐在了下手，我顿时浑身不自在，但林老和宋阿姨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

三是林老的反抗体制的勇气。林老在“六四”后敢于放弃高位，站到体制的对立面，彰显出其过人的勇气。林老曾任劳动人事部党组成员、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是副部级高官。像这样级别的高官，退休后本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却公开批评邓小平乃至整个体制，使得自己常年处于监控之中，甚至连带亲人也不得安宁。拥有这种勇气的体制内前高官，屈指可数。

四是林老对政治反对活动的直接参与。林老常常写文章或接受采访，对体制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直接投身政治反对活动。他参与了很多反对派的具体事务，殊为难得；一般像他这种经历的老人，大多务虚。当然，直接介入反对派的事务，负面影响是容易引起争议，林老似乎没能避免这点。

五是林老的人道精神。林老发起和参与了多次人道活动，比如2001年初的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的119人大签名。我在西安期间，林老跟我和其他朋友一起商量如何救援狱中的赵常青、王有才等朋友。在我坐牢期间，林老直接给我父亲打过电话，寄过钱，而且经常跟其他朋友谈起我。2005年我出狱后，林老又给我寄来500元钱。我入狱后，之所以多次鼓起勇气进行抗争，正是由于时常想起林老反抗极权的精神。可以说，没有林老的精神鼓舞，我做不到那些。

2006年春节我给林老打电话拜年，告诉他我准备到北京谋生，林老向我推荐了刘晓波等人，说这些朋友可靠，有事可向他们请教。当时林老尚不足80岁，饭量和身体都不错，所以我打算在北京站住脚跟后，过几年再去西安看望他。但完全没想到，就在这年秋天，林老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任何征兆。这给我留下终生遗憾。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林老还在思考和写作。林老的自传名叫《烛烬梦犹虚》，这个书名极为贴切地描述了林老的一生。

林老的恩情和教诲，值得我感念一生。林老的勇气和思想，将永留世间。林老的理想，必将实现。

2016年10月13日-14日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10月21日

王金波：诺奖之后荆棘路——兼谈未来的不可预知性

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

——赞美诗：感恩的泪

2010年2月1日之前，刘晓波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东东，比如那年的7月6日一个警察在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用不屑一顾的口气对我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本拉登和吾尔开希得的那个吧？”我相信，3个多月后，这个警察再也不会对诺贝尔和平奖如此不屑一顾了，位于这个派出所辖区的锦州监狱，已经因为关押着刘晓波而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媒体的高频热词——这个时候的刘晓波，身份已从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变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既然锦州监狱的知名度提高到如此程度，这个派出所的工作强度必然增加，头头脑脑们肯定会在这个警察面前多次吐出“诺贝尔和平奖”的字眼，即使是傻子，也会明白诺贝尔和平奖的分量了。

不过，我虽然早早就认定刘晓波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身份迟早会变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完全没想到会在3个多月后就实现。当时我想，第一年提名用来热身，第二年的希望增加很多，三四年之后差不多了，不管实际坐几年牢，出狱前肯定能拿到奖。所以，10月7日我还安慰刘霞说，第一年得不了没关系，第二年、第三年……以后肯定能得。

但是，刘晓波竟然获奖了，出乎我的意料。获奖那天很多人哭了，比如记者在采访天安门四君子之一的周舵时，就听到了他的轻轻的哭声。更有人嚎啕大哭，酩酊大醉，彻夜不眠。获奖前两三天我天天在网上忙着处理一些事务，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但获奖当晚，我睡了6个小时，有种忙完之后全身放松的感觉。第二天，我在网上趴了一整天，知道那么多人哭了，但我没哭。直到第三天，在跟杨宽兴聊天时，我终于被容易受情绪感染的杨宽兴的情绪感染，流下了眼泪。事后想想，我对刘晓波在2010年就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根本没做好准备，包括没及时流下眼泪。

此时，民间力量一片欢腾。比如黄雅玲的《秋日沪上花与茶》风靡一时，说明很多人平时很少参与或不参与民间活动，但心里会选边站，关键时候会亮明态度——这就是民意，以至于6年之后重读该文眼睛再次湿润。

但接下来，当局的反应超出了人们的意料。几乎所有的敏感人物和一些本来不敏感的人物被上岗，甚至被带到宾馆——这个名单太长，不一一列举。

2008年5月北京国保跟我见过面后，接近两年半没直接打交道。但这次，无论如何不会再忽略我了。11日，我被分局国保找上门，直接上岗。23日，市局国保传唤我，威胁送我回老家，我不相信他们真会把我送回老家，结果我老家的国保立即出现了。而更巧合的是，就在老家国保跟我谈的时候，我爸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事，假如我出了事他就活不成了。当时我爸已患癌症两年，我几乎每天给他打电话，所以他几乎不给我打电话，这次他突然主动打来电话，我的心沉了下去，心想国保竟去骚扰身患癌症晚期的我爸，怎么连这种事都做得出。于是，我答应国保不再关注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事情。不过后来见到我爸才知道是我冤枉了老家国保，因为那是巧合，一个偶然事件：我爸当时经常听收音机，了解到国内最近抓人抓疯了，所以担心我，特意主动打电话嘱咐我不要出事。

随着颁奖典礼的临近，局势越来越紧张。终于，12月9日，我被带到郊区度假村住了两宿——这是迄今我到北京生活十年期间唯一的一次。随后，上岗结束。但是，另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了：老婆很生气地告诉我，前几天公司总机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接到一个电话，问我老婆在不在（点出我老婆的姓和职务），总机说在，问是否接过去，对方说不用，就挂了。老婆有海外生活经历，所以被警方死死盯住，如贾葭的夫人、胡佳的妹妹、滕彪的夫人、吴思的女儿、卢跃刚的夫人、丁东与邢小群的儿子丁丁一样，一旦试图出国，肯定会被阻拦。更有甚者，第二年年初，老婆的哥哥（也有海外生活经历）经深圳去香港，同行其他人顺利过关，唯有他被莫名其妙拦下20分钟才放行。还有，地方侨联曾打算邀请他参加政协，后来没了下文。老婆和她哥哥对我的这些事完全不感兴趣，更不了解详情，竟然也被列入黑名单！

这段时间的恐怖经历，把大家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很多人自顾不暇，诺贝尔和平奖带来的喜悦被冲到一边——这完全在获奖之初的意料之外。颁奖典礼后，国内的紧张气氛开始松弛，但刘霞与外界失联之后的具体遭遇，很多人觉得暂时顾不上，需要往后拖一拖。

此时回头看，2010年10月8日处于强烈的喜悦状态的中国民间力量，似乎没人预料到4个月后的变化会是这样。

这还不算完，紧接着又一个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茉莉花事件。2010年12月10日张万均在奥斯陆的小提琴独奏《茉莉花》余音绕梁，7天后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就自焚了，茉莉花革命迅速席卷多个中东国家，几个在位数十年的独裁者垮台。2011年2月，中国民间力量似乎闻到了茉莉花芳香，呼吁民众到各城市中心广场定期聚会的号召此起彼伏。中国当局如临大敌，不仅在这些地点严防死守，而且借机抓了一大批眼中钉——这些被抓的民间人士大多受到酷刑，有些人从此在民间活动消失，即使坚持下来的也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这种比诺奖期间残酷N倍的遭遇，可曾有一人在几个月前预知？

但是，就在这年年底，各地的“饭醉”活动却开始如火如荼蔓延，“新公民运动”、“南方街头运动”、“同城饭醉”等等目不暇接，以至于，一两年之后，这些运动的一些骨干成员被抓。然而，这还是没能阻止民间力量的发展。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引发国际和国内关注，中国当局羞恼成怒，抓了一批雨伞运动的支持者、甚至无关者。而2015年的709大抓捕事件，更是开创了30多年来的记录——你不公开认罪就不算完。

此外，更离奇的是，周永康倒台前后，竟有报道说2011年北京等地的茉莉花聚会号召和随后的大镇压是周永康为争取维稳经费、扩大自身权力的党内斗争而暗中导演和操控的！这不可能不让人跌破眼镜。

同时，埃及政局的变化也出人意料，代表伊斯兰势力的穆尔西和代表军方势力的塞西先后掌权，埃及重回军人政权，穆巴拉克由终身监禁被改判3年监禁，穆尔西却被先后判处死刑和40年监禁。埃及人权状况急剧恶化，还不如革命之前。

刘晓波获诺奖6年了，还在监狱里继续坐他的大牢。国内局势没有改观，人权状况被普遍认为倒退。刘霞在刘晓波获诺奖前有行动自由，如今也被限制行动自由6年，甚至前两年除了亲人谁都不能见，无法打电话、上网，只能靠电视和书籍度日，与坐牢无异。这不仅是刘霞本人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人没有想到的。

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国保的前身）支队副支队长张锋（比我大不到十岁）对我说，你的那些理想，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回答：“你这辈子能不能看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这辈子能看到，而且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2001年我在看守所，有次管教把我提到办公室聊天，两三个警察过来办事，其中一个劝我“别再弄那些事”，我说“不用你跟我对话”，那个警察不屑地回答：“哼，谁跟你对话？”——这话徘徊在我脑子里十几年，经常跳出来让我思考当时和当下的情境。没错，不仅2001年到现在的15年，而且六四以来的27年，民主墙以来的38年，民间力量何曾获得与当局“对话”的机会？但是，那些在上个世纪参加过民主墙运动、八九民运和九八组党的民运人士中，有一小批人坚持到现在。几十年来，民间力量遭遇一波又一波镇压，每隔几年就有一波较大规模的镇压。镇压过后，多数人退出，少数人坚守，正如胡平所说，“在任何民族中，那种具有献身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总是很少的，大多数人都只有在对胜利怀有希望的前提下才会投身运动。”

《秋日沪上花与茶》印证了刘晓波在法庭上说的这段话：“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6年来，刘晓波、刘霞行走在坎坷的荆棘路上。不管未来多么不可预知，既然刘晓波、刘霞还在坚守这条荆棘路，我也不打算溜号，为了理想或曰希望的实现，力所能及做一些细微的小事。

2016年8月28日初稿，10月3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纵览中国》2016年10月3日

王金波：对暴政的反抗，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为非暴力抗争英雄郭飞雄绝食百日作

郭飞雄连续绝食马上要满100天了——今年5月9日，郭飞雄开始在狱中绝食，8月17日是其绝食第一百天。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wang_maya）在推特发言说：“对自愿进行绝食的郭飞雄强迫灌食是酷刑。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这违背国际标准的做法，允许他见家人和律师并接受治疗。”我这才知道强迫灌食是酷刑。

虽然郭飞雄的姐姐和律师能够见到郭飞雄，但监狱不允许郭飞雄谈论受虐细节。这样，外界无法得知郭飞雄被灌食的详细情况。

郭飞雄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监狱强行作“肛检”及被威胁要录制视频上网，此外，还要求中国政府改善狱中政治犯待遇，在全国监狱取消电刑，并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来，郭飞雄又提出要求转监狱。无疑，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我曾在2001年连续绝食106天。在最近30多年的中国民间抗争史上，除法轮功人士外，我和郭飞雄的连续绝食时间之长，即使不是最高纪录，但肯定是时间最长的纪录之一。此外，2004年11月我进行的连续17天绝食，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2001年5月9日，我被山东省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处以治安拘留15天。所谓“侮辱人民警察”，警方出示的证据是我在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发表的《让我记下一笔警察侵犯公民权利的罪行》，说警察家属看到后向他们反映，认为我“侮辱”了他们。这个借口很好笑。是哪个警察的家属？这个警察的家属既然是《民主论坛》的读者，他或她是怎么看到《民主论坛》的？对于这些疑问，警方不予考虑，只是把我送进拘留所。我不服，开始绝食。7天后，拘留所试图给我强行灌食，我反抗后未能灌食成功。次日我开始喝稀粥。5月24日早上，我被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在看守所我恢复进食，但身体虚弱，天天躺在监室休息。28日早上，因我不听从值班警察李太山的命令，被李太山毒打。于是，我开始绝食，持续106天。

我挨打两个小时后，看守所所长来了，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通过莒南县看守所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立即调查李太山殴打我的事实真相并惩处凶手”，并宣布两点声明：“从现在起开始无限期绝食，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从现在起有时可能故意违反狱规，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当天恰好办案警察提审，于是我增加了第三点声明：“从现在起拒绝回答有关我的案子的问题，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

我当时绝食不绝水——也就是说，主食、蔬菜、流食等均不吃，但是有时吃点咸菜补充盐分，此外正常饮水。

我绝食，是为了表达意志。这种意志，既包括具体要求，也包括抽象理念——对恶的反抗，对权力和暴政的反抗，对善的追求，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

6月2日，看守所开始给我注射葡萄糖并鼻饲灌食。此后每天一次，直至9月10日。灌的食物以奶粉为主，加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据我估计，每天灌食补充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热量，接近一顿普通餐量。

最开始具体灌食的是跟看守所斜对门的县中医院的护士。巧了，第一天来的护士长是我同学的嫂子。后来中医院的护士不再来，具体灌食的换成看守所卫生室唯一的医生王铁成。王铁成是我在莒南一中的师弟。所以，看守所开始对我挺照顾。即使到了后来，王铁成烦了，每天灌食时间不再相对固定，但仍坚持一天不漏。而且，他们灌食的动作很小心，并不粗野。总之，在灌食的具体操作上，莒南县看守所算是很照顾我，没有故意借此让我遭受更大折磨。

绝食开始后最难熬的是第三四天，各种诱惑达到顶峰，如果稍有动摇就会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消瘦，以至于身下必须铺着褥子——对于渐渐突起的脊椎骨来说，床板太硬，硌得难受。

到了7月，我甚至闻到自己的大便也有香味，而别人则说，我嘴里呼出的臭味比大便还难闻。

5月28日早上我开始绝食后，上午就有办案警察提审。我记得清清楚楚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查大队（后来改名叫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杜宣台那句丧尽天良的话：“早知道你绝食，不再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不来了。”在他眼里，我被看守所警察打成啥样，他完全不在乎，虽然我已说明，再次通过他们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他关心的，不是我的死活，只是案子能否办下去。此后办案警察又来过两三次，劝我进食未果，就算了。

临沂市检察院公诉处的检察官来看我，也对李太山殴打我、我被迫绝食的事情顾左右而言他。

总之，在这些办案人员口中，我的绝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

在绝食后期，经其他在押人员引诱，我偷偷吃了点东西。后来，由于我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明白他们可以多次使用这个招数，而100多天的绝食已经表达清楚了我的意志，就通过在押人员向看守所提出暂停绝食。9月11日，我恢复正常进食。

2004年11月10日开始的绝食虽然持续时间不长（17天），但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在严密的监控下，我除了正常饮水、吃了几百克咸菜以外，未进食任何食物。11月26日下午，监狱医院的犯人开始从我的喉咙里给我灌食。次日上午再次灌食，下午我宣布结束绝食，晚上恢复正常进食。这两次灌食，跟2001年莒南县看守所的灌食相比，手段恶劣得多。莒南县看守所是鼻饲，开始不舒服，后来习惯了，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山东省监狱灌的不是奶粉，是西红柿等搅碎的食物，从喉咙里插管，难受百倍。

绝食十多天后，有个不常见面的犯人有次见到我一脸惊讶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瘦！”他的表情我一直记着。

我这次绝食，还有几个目的：

一是试试能否完全顶住诱惑。这次我成功了，没偷食一点食物。

二是“复仇”。一年前的2003年11月，因警察违背诺言不让我去车间洗澡，我怒而砸坏监区大门玻璃，禁闭后反思自己被抓到把柄，被迫承认砸坏玻璃不对，一直在找机会“复仇”——在他们找不到我确实有错的情况下再被禁闭一次。当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威胁我绝食是抗拒改造并对我禁闭时，我笑了：“去年你们禁闭我，我确实有错。这次你们要禁闭我，我巴不得呢。”此后再没人跟我提禁闭的事——我的“复仇”成功了。

三是在这之前我给父母的信中多次提到林昭、孙志刚，虽然这些信都被监狱非法扣留，但我赴死的决心已下，如果监狱当局眼睁睁看着我死了，我绝不会白死——山东省监狱乃至中国当局都将付出代价。

最近，印度政治活动家伊萝姆·恰努·莎米拉（Irom Chanu Sharmila）宣布结束近16年的绝食。《纽约时报》报道说，“莎米拉被拘押在因帕尔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医学院（Jawaharlal Nehru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该院副教授洛克什瓦尔·辛格博士（Lokeshwar Singh）称，因为她之前一直通过鼻管进食，身体起初只能容忍不那么着实的固体食物，然后才能逐渐适应正常餐食。”

由此看来，如果使用尽可能减轻疼痛的鼻饲方式，且不故意引诱的话，长时间强迫灌食虽然是酷刑，但维持人的正常新陈代谢，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当局对郭飞雄的灌食方式跟莎米拉获得的方式相同，那么即使郭飞雄长期绝食，也不一定有生命危险。但是，当《纽约时报》上莎米拉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看到的是一张明显不健康的瘦得变形的脸。

联合国已经对郭飞雄绝食表示了关注，其他一些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也多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郭飞雄。

莎米拉的绝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更应该持续关注郭飞雄绝食，因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要恶劣得多，而郭飞雄是中国恶劣人权状态下的非暴力抗争的英雄。

2016年7月23日-8月15日初稿，8月16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08月17日

王金波：不该再受这个苦——漫谈胡石根

终于再次见到了胡石根老师。不过，这次不是面对面，是我通过网络和电视看到了他，而他没有看到我。

当然，胡石根不可能看到我。因为，一年多了，他在监狱里面。

一

1998年参加民运之前，我通过收音机听到过胡石根的名字。1998年参加民运之后，在一份资料上见到对胡石根的介绍，知道他原是大学老师，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20年，是79民主墙运动以来刑期最长的知名政治犯。后来见过一些文章对他的怀念和呼吁，很佩服他。2006年我到北京生活以后，发现他昔日的老朋友们对他念念不忘。由此，我有了切身体会：对昔日的老朋友们，他是令人牵肠挂肚的领袖、师长、哥们。

进入2008年，胡石根昔日的老朋友们，越发频繁地谈论他。8月25日半夜，胡石根的姐姐胡风云到达北京。26日早上，胡风云和早就在北京打工谋生的三弟胡水根，去监狱接胡石根。康玉春打电话给胡风云了解具体动向，我起草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发到网上：

“著名民运领袖胡石根出狱

8月26日早上9点，已坐牢16年零3个月的著名民运领袖、原中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北京语言大学讲师胡石根先生获释出狱。胡石根的姐姐胡风云等亲人在警方的陪同下已同胡石根会面，正在赶往北京的临时住处。胡风云说，胡石根的身体看起来不太好，因为晕车，胡石根半途下车休息。”

康玉春下班后去见了胡石根。但胡石根却没认出康玉春——要知道，16年以前，他俩太熟了，而且康玉春是他们案子的第二被告，获刑17年！

二

一个多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胡石根。在积水潭和德胜门北边那个狭小简陋的塔楼房间里，这位身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大名人，在我面前却是谦卑、土气、木讷和局促。

因康玉春忙于上班，对民间异议生态了解不够，让我向胡石根做个大体介绍，所以我事先做了整理，标题叫“维权时代的民主运动与民运人士”，分为五部分：民运与维权、生存状态、一些主要民运人士的状况、出狱后面临的选择、民运前景。

第一部分“民运与维权”，我是这样介绍的：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中国进入维权时代。此后，传统民运，或曰狭义民运，其影响逐渐被维权运动超越。2007年8月，海外近百名民运人士借胡平60大寿之机聚会，坦承海外民运面临窘境。同时这也标志着国内传统民运的低潮。

传统民主运动，以政治反对派为角色定位，以体制外资源为（主要）渠道，以民主政治制度为目的。新兴维权运动，以权利受害者（及维护者）为角色定位，以体制内资源为（主要）渠道，以维护自身（及他人）权益为目的。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国内媒体仍封杀传统民运，但维权运动已有一席之地（偶有例外）。

维权运动跟民主运动殊途同归。因为无论如何，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才是最终解决方案。但因传统民运的浓厚理想主义色彩和巨大风险等局限性而不易吸引大量普通民众，所以维权运动近年来蓬勃兴起，以至于很多民运人士也纷纷往维权人士身份转型。其中有少数人转型比较成功。但这些转型成功的人大多没有正式坐牢、至少没有长期坐牢。

维权时代，由于互联网普及造成的信息轰炸，以及维权运动的内在要求，政治宣言式的行为方式已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对一个谋求生存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人来说，知识层次的精细化、专业化成为基本要求。仅仅靠道德感召力已不适应时代的变化。

第二部分“生存状态”，我介绍说，传统民运人士大多坐过牢。出狱后，这些民运人士生活状态大多面临窘境。刘晓波等少数人较特殊，以其稿费等收入不愁吃喝。如果能基本脱离民运圈子谋生，有可能生活状态略好。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维权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极权成分正在减少，极权主义后期（通常称为"后极权"，即later-totalitarianism）特点逐渐增加。体制外谋生已不仅仅成为可能，而且日益普遍。

第三部分“一些主要民运人士的状况”，分为国内和海外两部分介绍。国内部分主要介绍刘晓波、张祖桦、丁子霖、陈子明、许良英、江棋生以及狱中的王炳章、秦永敏等人的情况，海外部分主要介绍魏京生、方励之、胡平、王丹、杨建利、王军涛等人的情况。

第四部分“出狱后面临的选择”。第一是角色定位。在知名民运人士中，出狱后在国内仍能成功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不多，刘晓波、陈子明比较成功。在知名度较低的民运人士中，定位独立知识分子的也不少，有的比较成功，但大多不成功而被迫另谋生路。有人自我定位不是独立知识分子或政治家，其中有人靠自己的特长和能力找到一条谋生之路，比如康玉春、陈晏彬，但更多人生活状况不稳，为寻找谋生之路而奔忙，比如李海、刘京生。有人自我定位政治家，但因其年龄、知识层次、知识结构、人际关系等原因而力有不逮。第二是生存手段。现在的民运人士已经可以靠完全的体制外资源生存，途径有创业、打工、撰稿及做项目等。

第五部分“民运前景”。新兴维权运动正在成长之中，尚未出现杰出的领袖人物。此前曾出现几个影响较大的明星人物，因角色定位失误而昙花一现。维权运动不乏低调做事的人，这些人的前景更为可观。未来民主中国的主要领袖，有一部分可能来自目前的维权运动。另一方面，维权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公民个人权利得到普遍认同，民主运动将再次引领潮流，大浪淘沙之后的民运人士，有可能在此时发挥一定的作用。

三

此后我很快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住院，所以没来得及跟胡石根更多接触。几个月后我发现胡石根对民运总体情况仍是稀里糊涂，问他还记得当时我介绍的那些情况么，他说他当时刚出狱一个多月，对已隔绝十几年的民间异议生态还没找到感觉，所以几乎没记住我的介绍。听了这话，我才明白连续16年零3个月的牢狱对一个人的损害有多大。

每个人的经验都只能是自己的经历所获得的经验。我坐牢4年，经验只是4年的，跟10年、16年的坐牢经验是不同的。我出狱后虽然只用两个月（头一个月没上网）就了解了海内外民间异议生态，但适应社会却用了一年不止。因此，比我年长17岁的胡石根，在坐牢16年多后，要用多长时间才能适应社会，我不知道。

我坐牢4年的体会是：度日如年。出狱前不到一年，我制作了一个日历表，每过一天划掉一天。我觉得，如果判10年，或许我会改变方式，不再那么强硬。因此，当胡石根面临20年刑期，最后迫不得已认罪并争取减刑时，我是完全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早日出狱才是上策。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而且，女儿也不理解他，甚至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的模样。我没有经历过这样悲惨的家庭关系，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内心创伤。

胡石根出身南昌郊区农村，兄弟姐妹都在江西老家或广东。只有三弟胡水根有时候在北京谋生，但也仅仅是谋生，能生存下来就已算不错。所以，家人的帮助，哪怕只是呼吁，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四

我的性格不喜热闹，所以尽管北京民间人士有那么多聚餐，我参加极少，认识的人很有限，保持交往的人更少。相比来说，胡石根算是我交往很多的朋友了，每年总能见上几面。

说来也怪，这次天津709案开庭，央视呈现给世人的胡石根的形象，竟与我的直接印象有很大差距。

央视着重强调胡石根的教会长老身份，并且给人讲“推墙思想理论”。可是，在不是基督徒的我的面前，胡石根从没特意展示过他的基督徒身份，以至于我常常忘了他是教会长老——我喊他“胡老师”，他直接叫我名字。经过几年接触，有次他说我“你也是老民运了，只不过是年轻的老民运”——我想，胡石根已把我当成他所出身的那个群体的亲密弟兄。此外，胡石根对我只字未提“推墙”理论。我并不参与近些年兴起的街头维权运动。或许由于以上原因，胡石根觉得没必要跟我提及“推墙”思想理论，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是基本共识——用和平方式使中国转型为民主国家。

五

在那个狭小的房间，我吃过几次胡石根做的饭——煮面条。胡石根的生活简朴跟结婚前的李海有一拼，都是填饱肚子就行，从不讲究营养、蛋白、脂肪、菜系什么的——不锈钢老鼠刘荻说我们几人吃饭太不讲究，就是缘于此。

毋庸讳言，出狱后的胡石根的谋生，很艰难。

出狱初期，胡石根获得一些救助，生活还可以。过了几年，钱花得差不多了，手头上紧起来，甚至不得不开口跟别人借两千块钱去广东姐姐家。消息传开，胡石根获得新的救助，度过难关。

我和胡石根的几个老朋友觉得他掺和的事有点多。后来我想，除体现他宽容待人的性格以外，他可能还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一些谋生的渠道——毕竟，接触面更广，获取资源的机会更大。

我们曾希望胡石根静下心来写点文章，传播他的思想，可终究没有成功——他更喜欢通过口耳相传的原始方式传播思想，而这，最终成了他的“罪证”。

曾在2014年成为胡石根“同案”的刘荻说，胡石根喜欢讲“空话”——在聚餐结束时讲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而这些道理不用他说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是“空话”。不知这是否是胡石根当大学老师形成的习惯，而同样当过大学老师的李海没有这个习惯。胡石根的这个习惯，促成了他这次入狱——从这个角度讲，实在冤。

六

去年7月胡石根失踪后，老朋友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方面出了事。有人说，按说锋锐事件主要是律师和访民的事，他两者都不是，不该出事。有人说，胡石根给了某个访民一点钱，被供出来了。有人说，胡石根到处跟人吃饭，吃出事来了。

不能不说，“交友不慎”，导致灾难是正常的。杨天水出狱后跟几个刑满释放的刑事犯一起搞民运，其中一人再次盗窃被抓，为了“立功”咬出杨天水“颠覆国家政权”，导致杨天水再次坐牢12年。很多人认为杨天水不值。可是，谁能事先帮助杨天水避免悲剧？

杨天水的悲剧过去10年多了，现在很多人认为，胡石根同样“遇人不淑”——似乎不是没有道理。

七

胡石根在2008年出狱时，头发已全白。但是，这些年来，我竟一次也没亲眼见到他的白头发，只在照片上见过。这次庭审，再次见到他满头白发的照片，并第一次在视频和电视里见到他发言的样子。

胡石根的“认罪”，得到了最大多数的人们的理解。几乎没人埋怨和指责。人们仍然认为胡石根是英雄。这既因为胡石根守住了底线，还因为大家觉得胡石根坐牢已经够多了，不应继续受苦，这个牢不应再坐。所以，胡石根应该争取早日出狱，是胡石根的老朋友们的共识。

2016年8月7日至9日初稿，10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民主中国》2016年8月21日

王金波：搬家记

2016年7月5日凌晨4点26分，火车准点到达北京西站。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西站下车。

我在老家照顾重病的父亲，这次临时性回京，是因突然要搬家；而之所以要搬家，是因房东突然告诉我们要卖房子。

我来北京十年多，搬家十多次。前两年简单，独身一人，住过9个地方，其中5个在香山，而其中最后一处，住了十个多月，是个约20平米的开间，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算是不错了。房东出租了大大小小十几间房子，对我非常客气，见面就是笑脸，有求必应，甚至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可是，如同“人民公仆”随时会对主人翻脸，所谓“衣食父母”瞬间就啥也不是。2008年3月29日到30日半夜，我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香山派出所三级公安机关传唤两个小时，之后房东立马变脸，说他的一个亲戚要来住，让我赶快搬走。后来房东领人来看房子，根据他们的对话，来人显然不是他的亲戚。

那年4月，老婆来到北京，准备去城里找工作。5月12日，汶川大地震那天，我们搬到城里。14点27分，一辆三轮车载着我和老婆及刚买的一组沙发经过一座桥上，对地震没有丝毫感觉，尽管北京有人声称感觉到了地震。“新居”住得我胆战心惊，因为恰逢奥运。还好不是最严格的管区，所以表面上安然过了几个月。后来为了老婆上班方便，我们搬到另一个地方。

这一处本来住得挺安稳，可第二年8月底，突然一个自称辖区派出所的电话打过来，说我的暂住证上的地址和该房房产证的地址不符。过了两天，一直对我非常热情的中介公司租赁部经理来，说：“不好意思，这家业主要卖房子，你们还是快点搬走吧。”9月初，我们搬走的当天晚上，老婆说，租赁部经理悄悄告诉她，让我小心点。次日，我回去找中介办理事务，该经理悄悄对我说：“王哥，我们也是不得已，请你原谅，不过你也别弄那些事了，安心过日子吧。”看来这个租赁部经理了解到一点情况。还有，在我们搬走之前，有人来看房子，但显然是租，而不是买。事后我才想到，如同2008年3月是为了给奥运清场一样，这次是为了给中共建政60周年“大庆”清场，他们要逐个落实我们这些“重点人口”的具体情况。

再一个新住处是国企家属院，独楼独院。住了一年，房东对我们很满意。第二年，即2010年8月，合同到期前一个月，又续签。10月8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11日晚，老婆在下班途中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房东给她打电话称，派出所要找我。我一听顿时感到愤怒：他们干的简直是兽行！他们本来有我的电话，但有事竟不直接找我，非要通过房东找我老婆，故意给我制造压力。当天晚上，分局国保通知我被上岗。这次上岗连续62天，把老婆气坏了。2011年8月，房东告诉我老婆说，房子不再租给我们了。我打电话责问片警，由片警出面，房东才同意继续租给我们。2013年，房东说孩子准备上学，要搬回这里，不再租给我们。于是，我们搬离了这个连续住了四年的地方。搬家时还有个小插曲。老婆找了几个对我的背景一无所知的朋友过来帮忙，其中一人在楼下负责看车。我在楼上收拾东西，快搬完了，我下楼来到车前，那个看车的朋友说，刚才门口那个女的问他派出所是否知道。我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应该是门卫把他当成搬家公司的人了。事后我对警方很恼火地说：你们派门卫盯着我，我管不着，但连我搬家门卫都要问派出所是否知道，你们是不是太过分？警方声称：应该是误会，这种事以后不会再发生。

我们搬到另一个派出所辖区，但只住了一年，因为冬天暖气不热，老婆颈椎病犯了几次，被迫买了个电暖气，但还是太冷。这次，警方没骚扰房东和我的家人。

前年，我们搬到现在这个地方，又换了个派出所辖区。两年来，房东和家人没受到警方骚扰。但是，房东突然说要卖房子，并说优先卖给我们。我们哪里买得起，接近三百万呢。于是，我只得回北京，准备搬家。

那天过天桥，去马路对面坐公交。这是第一次步行走航天桥。上了一段桥，下到地面又上去，拐弯处突然看到一个穿保安服的中年男性和两个戴红袖箍的老太太站在桥上，心想北京最近又有啥事这么紧张。

于是想起去年7月9日我回到北京那天，一些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我虽然也被问了问，但没大麻烦。我感到痛心的是，有胡石根这种坐牢多年的老资格民运人士和王全璋这种近些年来积极参与人权活动的新人，被抓了几十个。现在又是709一周年，不知胡石根、王全璋等人在里面咋样了？

我跟胡石根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前年11月19日。那天晚上，我们四人一起吃晚饭，突然妹妹打来电话，说了父亲的检查结果，我顿时心里乱了套。胡老师感叹说：原来你爸只比我大6岁，这么年轻，应该好好治疗。去年7月9日我在离开北京接近8个月后第一次返回北京，恰逢709事件，没机会见到胡老师了。

我跟王全璋是山东老乡，五莲县跟莒南县中间只隔着一个莒县，离得很近。他还在山东时我就在网上接触过，他来北京后见过几次面。他在读大学时就参与过人权活动，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只是他前期低调，少有人知道，近几年在北京当律师，名气慢慢大起来。但我想不到，他这么快被抓，而且闹得动静这么大。

还有，四川遂宁的陈兵被抓了。双胞胎兄弟俩都坐牢，他们的母亲去世不到一个月。你能想象，他们的家人会是怎样的心情？

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无辜，却被关进大牢……

此次，我们被迫搬家，只得再找“新居”。老婆在同一座楼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房租比上家贵了一千多。老婆嘟囔着早该借钱买房子，我装作没听见。

周五晚上，新房东通知我们去签合同。这家装修好一些，怪不得贵。周六下午，我们开始搬。丈母娘在老房子收拾，老婆在新房子收拾，我负责搬运。

这座楼是塔楼，每层住着不少户，对角线有几十米，新旧房子正好接近对角线两端，但拉着小拖车进出电梯搬东西倒也没觉得累。头几趟用心数着趟数，后来每搬完一趟就在手机上记一个数。到晚上，搬了31趟。周日继续搬，达60趟。周一上午又搬了5趟。不算空手，总计搬运65趟。此外老婆和丈母娘加起来搬了有10趟，别人过来帮忙搬了有5趟。这样算起来，总计约80趟——没想到这么多。晚上老房东来结账，中介也来了，是卖房子的。这家房东没骗我们，跟我们这两年相处得还不错，好聚好散。周一这天，终于明显感到累，下午呼呼睡了一大觉。

然后天天在家收拾。

明天，又要回老家了，继续陪父亲看病。

补记：

7月14日晚，我在火车上听说陈卫陈兵的弟弟陈冬病逝，忍痛在推特上发了个讣告：“四川遂宁陈卫、陈兵的弟弟、华为硬件部开发专家陈冬，今晚10:30因心脏病去世。不到一个月前陈母去世，现在陈卫、陈兵坐牢，陈氏一门连遭惨祸。”15日下午，惊闻胡石根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起公诉。

2016年7月11日-13日初稿于北京，18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88期 2016年7月22日—8月4日）2016年7月22日

王金波：魔鬼的盛宴

1993年北京申奥，我正在上大学，那天晚上，华东地质学院有很多学生对结果破口大骂，唯有我是个例外，兴高采烈了半天——我一直认为六四屠殺后中国不配举办象征和平的奥运会。但1993年的申奥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奥运与我最初的关系，是在我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建立的。

2000年12月27日或28日，我正在山东莒南老家那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祖居老房的厨房跟父母一起吃晚饭，平时一个月响不了几次的电话分机吱吱尖叫起来。是胡江霞打来的。她说准备发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释放王有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并再联系几个朋友。我答应了。我是1999年4月在杭州认识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的。王有才因1998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11年，当时正在坐牢。像呼吁释放政治犯这样的签名，当时对我来说是很积极参加的。我打电话征得几个山东朋友的同意，他们是：姜福桢、牟传珩、燕鹏、张铭山、申贵军、邵凌才（当时误写为“邵凌财”）。按当时民运界流行的一个习惯，我作为这次签名的山东地区的组织者，把我的名字放在最末（赵常青后来把这种习惯延续到2013年）。公开信发表后，我通过《大参考》看到其全文，里面提到国际奥委会，但我没意识到这将会对我产生多少影响。

2001年1月21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十字路镇西派出所传唤，警方问我是否在北美自由论坛给王有才签名呼吁，就是针对这事。我没听说过北美自由论坛，所以不可能在上面给王有才签名。那个签名，应该是被别人转到北美自由论坛的。由于这次传唤是山东警方对我态度最为恶劣的一次，所以我写了篇短文介绍这次传唤经过，发在当天的《大参考》，后来又被洪哲胜先生发在《民主论坛》。

2月8日我到西安，没过几天就发现警方四处找我。我被迫于18日回到青岛，两天后在网吧被抓，并立即被接回莒南。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三天后，我被带到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即后来的国保大队）办公室。其他人都出去，剩下科长卢修田一人，严肃地对我说了几句话，还没切入正题，突然门被推开，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即后来的国保支队）警察侯献合（现任中共临沂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进来装作恰好碰见我，说要带我去吃饭。吃完晚饭，我被送回家里。卢四清告诉我美国国务院已关注我因致信国际奥委会而被拘捕的消息，可能是导致我很快被释放的原因。在这前后，有其他参与签名的异议人士被警方传唤，其中杭州的单称峰被劳教两年。

两会结束的当天（3月15日），我离开老家去了江苏，直到5月初返回家中。5月9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行政拘留15天，证据就是北美自由论坛的那个签名。我在拘留所绝食抗议。行政拘留期满后的5月24日，我被直接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看守所晚上一般能看会儿电视，通常是六点半的山东新闻联播和随后的央视新闻联播。当时电视上有很多北京申奥的报道。1998年北京开始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到2000年逐渐成为媒体热点，海内外异议人士纷纷发表评论，大多对中国举办奥运持保留态度，甚至有的海外异议人士直接组织活动反对北京申奥。我一直没卷入这些活动，直到胡江霞发起28人签名。在看守所，有在押人员问我看法，我说，虽然我内心不希望北京成功，但显然北京肯定会成功。这是无奈的现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15日是星期天，下雨，临沂市检察院派人到莒南县看守所给我送来临沂市公安局对我的起诉意见书，签署日期是头一天即14日。

这是14年前发生的事情。14年来，我一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局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次日，还是周末，就加班加点写好起诉意见书？这还不算，又赶在星期天，冒着雨，到看守所送给我？它这是急于报复北京申奥的不和谐声音吗？它这是急于展示它曾造成几千万民众无辜死亡却没有任何忏悔的专政铁拳吗？它这是急于表达屠杀北京成千上万民众后一如既往的嗜血本性吗？在街头的鲜血仍未干涸、孤苦的亡灵仍游荡在上空的北京，这样的奥运是彰显和平精神，还是给嗜血魔鬼涂脂抹粉？

我对北京奥运的反感日甚一日。以至于，2006年我到北京生活后，阴影一直伴随着我。2008年7月表弟到北京见我，说刚去看了鸟巢，问我去过没有，我摇头。是的，我知道鸟巢的位置，但我一直尽量远离那个地方，因为恐惧，因为憎恶。

2008年3月29日深夜11点，我被北京的市局、分局和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次日1点获释。事后得知，那是一次全国性大排查，即在奥运前摸清每一个“重点人口”的具体情况。这是我到北京近两年第一次被警方传唤，竟是因为奥运。这还没完。在奥运开幕前5天，2008年8月3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又到北京请我吃饭，还是为了奥运。奥运期间，北京城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或许应该有人专门盯着我这种所谓“重点人口”，所以我小心翼翼远离奥运“要地”，很怕突然有一群人冲过来把我塞到警车押到大牢。后来直到奥运结束两个月，我第一次走近鸟巢，那种莫名其妙的疏远感，使我很快逃离。是的，我不喜欢鸟巢，这种感觉至今挥之不去。

魔鬼的盛宴。这是我对北京举办奥运的内心感受。不管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还是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季奥运会，只要那个政权嗜血的本性不变，就绝不会给我带来一丝快乐，只会带来无穷的恐惧和憎恶。

2015年7月31日19时于北京

《纵览中国》2015年7月31日

王金波：是可忍，孰不可忍——晒晒吴弘达的险恶用心

前天（25日）无意中听说吴弘达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很是吃惊。但太忙，次日（26日）才有空在网上搜到这篇文章（《给王菁的公开信（三）》，以下简称吴文），匆匆扫了眼跟我有关的段落，发觉吴弘达居然在歪曲事实、混淆视听、造谣惑众。直到现在我才有空坐下写这篇短文以正视听。

一、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经过

首先，吴文首次公开提及我曾“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但却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继而借此模糊焦点、混淆视听。以下我先扼要介绍一下事情的原委。

2008年1月1日雅虎人权基金成立后，尽管有朋友劝我申请，但被我婉拒。因为2001年5月我被拘捕后，当局没能从我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因为我面对提审做到了接近“零口供”），只得仅拿我1998年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的事来“定罪”。所以，我的判决书没有提及我在海外发表的文章。而我基于认为雅虎人权基金关注的重点是言论自由，所以没打算申请。

但2008年4月，一个外地律师来北京告诉我，雅虎人权基金已给国内一些政治受害者提供资助，让我也申请。我说出不打算申请的理由，他却说国内已有多人申请成功，很多人也如我一样，并非名义上的言论自由案，只要是政治犯都可申请。

我被这个律师说动了心，于是征求刘晓波的意见。刘晓波说你们是受害者、雅虎是作恶者，你们获得赔偿天经地义，并建议我申请两万美元，介绍我找廖天琪具体办理。

5月，我通过廖天琪向雅虎人权基金递交申请。8月，署名（后知是化名）史毅平的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来信告知，我被批准四千美元资助。几天后我收到其中的两千美元。

2009年8月，我给史毅平去信，希望得到剩余两千美元资助。经多次催促，2010年6月，史毅平寄来一千美元。

二、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的逻辑令人惊讶

我是2006年4月初离开山东老家到北京生活的，此后接近两年，北京警方没直接找我。2008年3月29日，北京的市局、区分局、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我，其间用90%以上的时间诋毁刘晓波。5月5日，分局警方约我在一个茶馆喝茶。几天后我搬离该区，此后接近两年半北京警方没直接找我，直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2010年10月11日，我因撰文支持刘晓波，并替刘霞公布刘晓波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态度，而被北京警方非法拘禁62天至12月12日。2011年2月22日至3月15日我又被连续非法拘禁21天。此后几个月我被多次骚扰和短暂拘禁。这给我的私人生活带来极大干扰。

2010年8月31日，朋友帮我开通独立博客（wangjinbo.org）。在我被非法拘禁前后的一段时间，我集中几次在博客上传大量文章，包括我自己写的文章、刘晓波的一千多篇文章，后来又在网上搜集我坐牢期间提及我的文章。其中，因《大参考》比较全面地刊登了我坐牢期间的有关报道，我把在该网站以“王金波”为关键词搜索的结果全部上传到博客。

2011年11月，我致信史毅平，希望获得剩余一千美元资助。由于没得到回复，我于12月和次年1月又两次去信。2012年3月，史毅平终于给我回信，但信的内容却让我大吃一惊。

该信声称，有读者提醒他们注意，我于2011年2月26日在“王金波的独立博客”上贴出一篇2004年的旧文，我“也是这篇文章当年的签名人之一。该文章对吴弘达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既然我“是该文章的签名人”，且又旧文重贴，我“肯定是认同该文章的理念，支持该文章的‘要求’的。”

该信还说，雅虎人权基金旨在帮助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度过经济难关，从而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我“一边享受着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一边对该基金的提供者和管理者口出恶言，肆意诽谤”，这在我“个人当属于忘恩负义，道德败坏”；在他们则是“审批疏漏，以至于出资‘怂恿’内耗，自掘民主力量的坟墓”。

该信最后称，职是之故，他们决定终止对我的资助，亦不会再受理我提出的其他申请。

我在两个多小时后看到此信，立即回复。

我在信中表示，首先感谢贵基金对我曾经提供的三千美元的资助。其次，我对你们的逻辑感到惊讶。大约一年前我在网上收集了一些提及我的名字的旧文章放在我的博客，不论这些文章对我是批评还是赞扬。比如2001年王小宁对我的文章的批评，很明显我不赞同他的观点，并且专门写文章对他进行反批评，但我还是把他的文章也放上去了（http://wangjinbo.org/archives/4397）。基于同样的考虑，我也没有特别留意我贴的文章对别人是批评还是赞扬。

我接着说，你们提及的那篇批评吴弘达先生的文章发表于2003-2004年，我于2001-2005年系狱，怎么可能成为该文的签名人之一？我的亲人连吴弘达先生的名字也没听说过。你们终止对我的资助，那是你们的权力，我也不再向你们继续提出申请。但我不会接受你们对我的评价，并且保留对你们进行反批评的权利。

最后，我在信中提出，我和刘贤斌有几篇曾在劳改基金会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至今没有兑付稿费，请吴弘达先生查一下账目，补发给我们稿费。

其中有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我写的《中秋忆师涛》（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36538），另一篇是我父亲口述、我整理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龄人的民间记忆（一）》（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5348）。

另三篇是刘贤斌委托我找个有稿费的地方首发他的1999年判决书和狱中书信集，我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劳改基金会主办的《观察》（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4721；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5073；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65413）。

第二天，我又给史毅平去信表示，我仔细看了他说的那篇文章，确实我不能认同该文对吴弘达先生的评价。2011年2月26日我一共上传大约38篇文章，这些文章我都没仔细看，甚至多数文章我连看也没看。这是我的疏忽，所以已删除他提及的涉及吴弘达先生的那篇文章。但是，我仍希望贵基金能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并且，我绝不会接受贵基金对我的评价。而正是你们的这个错误评价，才是你们真正的“疏漏”之一。

三、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的指责不能成立

我必须指出，史毅平对我的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我不可能参加那样一个签名，而我家人也完全不知情。因此，史毅平指责我是当年的签名人，违背常识，毫无道理。

其次，那个签名的组织者已解释得清清楚楚，“有的人受到压力和个别家属婉拒签名。很多人无法联系”，“定有大量遗漏和个别不确”，“在通告内容上定然粗简。被批评者、捣乱者很可能会利用操作的遗漏、疏忽和粗简做文章。”因此我的名字虽被列上，但仅凭逻辑就不能排除组织者并未征得我家人同意的可能——事实正是如此。

再次，正如我在信中所说，我的博客转载了王小宁批评我的文章，尽管我不赞同他的观点。我认为，一个胸怀宽广坦荡的人，不可能害怕别人的批评。所以，如果吴弘达管理雅虎人权基金的目的真是为了推进中国的人权民主进步，就不应仅仅因为我的博客转载批评吴弘达的文章而认定我“口出恶言，肆意诽谤”，“忘恩负义，道德败坏”，并以此为借口拒绝向我提供雅虎人权基金已审核通过的资助。

最后，雅虎人权基金章程中是否有“接受资助者不得批评吴弘达”或“不得传播批评吴弘达的言论”的规定？如果有，请雅虎解释原因，因为这不符合人权的普适原则。如果没有，就只能是吴弘达违背雅虎人权基金章程，假公济私，歪曲雅虎初衷，理应退出雅虎人权基金管理。

此外，我和刘贤斌在吴弘达掌控的《观察》发表的五篇文章的稿费，至今吴弘达及其掌控的基金会没有给出任何说法，我有理由怀疑这五篇文章的稿费已被吴弘达贪污。

四、当时我对那篇批评吴弘达的文章的态度

那么，史毅平提及的那篇文章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篇题为《调查美国对中国民运援助的公平性，应该首先调查吴弘达 Harry Wu——吴弘达不代表中国民运的政治经济利益，缺乏获得大额援助的权威合法性》的文章在《大参考》的网址是（http://www.bignews.org/20040209.txt），转载于2004年2月。

由于我认为吴弘达确实曾对中国人权进步做出一些贡献，包括对国内部分政治异议人士提供了一些帮助，所以，我并不完全认同此文对吴弘达的评价。而且，此文的措辞之激烈，也不符合我的习惯。如果当时我已出狱，不会参加这个签名。

因此，在2012年3月我和史毅平互通3个邮件后，尽管我再没收到雅虎人权基金的任何回信，也没收到我和刘贤斌的稿费，但我将此事搁置，未再跟进。

五、我为什么骂吴弘达为“老畜生”

然而后来，我却无意中听到很多吴弘达专横跋扈，贪污公款，甚至多次性侵多名女性的传言。尤其是2014年2月北京一次聚餐，听闻一个政治受害者年仅15岁的女儿被吴弘达猥亵后，我当即怒不可遏，直斥吴弘达为“老畜生”。

据我坐牢了解，在普通刑事犯中，强奸犯的地位几乎最低，普遍被其他犯人看不起。如果受害人未成年，强奸犯经常被其他犯人骂为“畜生”。而放大至整个中国民间社会的传统，强奸历来被称为“兽行”，即“畜生的行为”。吴弘达年近八旬，性侵的对象是多个女性，且其中多人未成年，依传统称他为“老畜生”实不为过，也不违反中国任何法律。

更何况，王菁是我好朋友的妻子，几个孩子是我生死之交铁哥们的骨肉！其中王菁的孩子两岁时我就见过，另一个受害人只有几个月大时我就住过她家。可以说，我与这几个孩子虽无血缘关系，但把她们看成是精神上的骨肉。所以我对吴弘达的兽行怒不可遏，“老畜生”的骂辞脱口而出！

也就是说，我骂吴弘达为“老畜生”，完全是在听闻他的兽行之后，而跟雅虎人权基金毫无关系。

六、吴弘达继续作恶

吴弘达在其文章中极尽歪曲事实、混淆视听、造谣惑众之能事。下面几点是我的驳斥。

1、吴文声称我“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

虽然雅虎人权基金是雅虎公司和劳改基金会共同创建的，且劳改基金会是雅虎人权基金的执行机构，但雅虎人权基金不同于劳改基金会其他项目。劳改基金会声称：“雅虎人权基金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因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遭受迫害的个人及家属提供人道救济和法律援助。”因此，人道救济和法律援助是雅虎人权基金的首要用途，而我，完全符合条件。此外，我在申请材料中全部写明是向雅虎人权基金申请，而非劳改基金会。

吴文通篇不提雅虎人权基金，是企图造成我申请的人权资助可能并非来自雅虎人权基金的假象，让读者误以为是吴弘达的“格外开恩”，从而加强我“忘恩负义”的印象。吴弘达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2、吴文称，“2012年3月，王金波称因为帮助刘晓波的夫人刘霞而受到迫害，再次提请人道援助款”。

首先，2012年3月我没有主动给雅虎人权基金写信。在2011年11月、12月和2012年1月三次写信均石沉大海后，我突然于2012年3月接到史毅平来信，然后我回了两封信。因此，吴弘达上述说法为造谣。

其次，读者很容易被误导为这是一次新的申请——我在获得两次共计三千美元的人道救助后尝到甜头，继续贪得无厌索取新的救助！

事实如何，我在前面已解释得清清楚楚：不仅不是我贪得无厌，反而是吴弘达公器私用，根据个人好恶任意改变原本已审核通过、并早该发出的资助事项及款额，然后以莫须有的托词掩饰其出尔反尔的恶行。

吴弘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3、吴文称，“……但他说自己没仔细看，是转贴别人的文章，并说这是我们的'疏忽'”。

根据吴文的表述，读者很容易形成如下印象：

首先，我认为雅虎人权基金“疏忽”的是我转贴那篇文章。其次，我承认这样一个逻辑：我转贴了那样的文章，就不应获得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再次，但雅虎人权基金已经给了我资助，而不打算收回，那是他们大度，对我“法外施恩”。最后，我摆出一副流氓嘴脸：谁让你们给我的，活该。

事实如何呢？

我在给史毅平的最后一封信说得很清楚，我认为“正是你们的这个错误评价，才是你们真正的'疏漏'之一。”

首先，我说的是雅虎人权基金“疏漏”，而非“疏忽”。其次，我完全不承认雅虎人权基金对我的评价，既包括不承认我因转贴那篇文章而不应获得雅虎人权基金的资助，也包括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对我的种种否定性、甚至侮辱性评价。第三，雅虎人权基金的工作有疏漏，其中之一就是对我作出上述罔顾事实的评价。

因此，吴弘达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4、吴文将我保留对雅虎人权基金进行反批评的权利，歪曲为我因吴弘达性侵女性而对他的愤怒之言。

前面已说过，2012年3月我向雅虎人权基金工作人员表示保留反批评的权利后，并没立即行使这项权利，而是将此事搁置，未再跟进。原因是，我当时尚不了解吴弘达其他方面的卑鄙行径，而只要雅虎人权基金继续帮助国内政治受害者，我宁愿将委屈咽进肚子。即使是2014年2月听闻吴弘达性侵15岁少女的恶行，我也没在任何公开场合提及吴弘达。直到前不久吴弘达的种种恶行曝光，我在震惊之余才在推特上公开谈及吴弘达，包括斥其为“老畜生”。

我骂吴弘达为“老畜生”完全是缘于他的兽行，与雅虎人权基金毫无关系，吴弘达将这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扯在一起，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5、吴文声称，“听人说，王金波很怕别人知道他拿过劳改基金会的资助款一事。”

我不敢说我有多高尚，但我自信从上学到工作、再到坐牢，不论异议圈里还是圈外，越是熟悉我的人，越是相信我的人品——监狱里黑社会背景的犯人除外。换句话说，我做过的任何事，都是不怕阳光的——甚至我认为，晒晒更健康。

不过，由于我从事的是中国国内的人权和政治异议活动，我不但必须对别人的安全负责，而且必须将我自己的某些行为保持低调。比如2001年我被捕后，因对办案人员采取极大的蔑视和不配合，拒绝说出跟其他朋友的交往情况，竟被在判决书中写进“犯罪心理顽固”的定性。再比如从2005年底起，我已近10年没接受过媒体采访。

所以出狱后，我既注意保护其他朋友不被我连累，也刻意让自己低调行事，尽量避免成为媒体焦点。我成功申请雅虎人权基金后，并没有害怕告诉别人，而是相反，劝说不下十个政治受害者也去申请。但是，我从不在公开场合谈及，为的是既要保护国内人士，也不愿借助媒体施压雅虎人权基金的正常工作。

吴弘达如此公然造谣，大概是觉得我不敢公开回应吧？若我不公开回应，必定有更多人被他的谣言迷惑，从而真相被遮蔽，危害更多人。所以，不管有没有危险，也不管危险有多大，我毫不犹豫做出选择：公开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全部过程，揭穿吴弘达的谎言及蓄意对国内政治受害者落井下石的卑鄙行径。

吴弘达摸透国内严峻政治局势下政治受害者的心理活动，利用“拿人手短”的传统思维习惯，逼迫国内一些接受过雅虎人权基金或劳改基金会资助的政治受害者在明知其罪行累累的情况下，不敢对他公开声讨，甚至噤若寒蝉。吴弘达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6、吴弘达擅自披露我申请雅虎人权基金的行为已违反该基金规定。

据劳改基金会介绍，“为给申请人提供明确的咨询，为确保基金发放的透明和公正，劳改基金会近期将在网站（www.laogai.org）刊登《雅虎人权基金申请细则》，及相关消息，敬请拟申请者留意。为受资助者的安全考虑，我们不会把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虽然我在网上没有搜索到《雅虎人权基金申请细则》的具体条文，但这种细则理应存在，且有“不会把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的具体规定。

除雅虎人权基金的三千美元，我没有申请过、也没有得到过跟吴弘达和劳改基金会有关的一分钱（反而是他们欠我稿费）。吴文虽然通篇未提雅虎人权基金，但声称我“拿着劳改基金会人权基金的资助”，因此实际已把我作为雅虎人权基金受资助者的具体信息公布于众。这样，吴弘达和劳改基金会、雅虎人权基金已违反其承诺和细则。

此外，我怀疑吴弘达的上述行为已触犯美国法律。

因此，我保留追究吴弘达、劳改基金会和雅虎人权基金法律责任的权利。

补记：吴弘达还能猖獗多久？

吴弘达已被王菁等人提起控告，除此之外，他尚涉及有多起其他被控案件。尽管诉讼程序尚需时日，但我相信，吴弘达猖獗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2015年4月27日初稿，4月29日-5月4日修改，山东莒南

附：吴弘达《给王菁的公开信（三）》中谈及我的部分：

我不认识谁是王金波，但是他送过材料来申请人道援助，我们审核了他的材料，我认为他该得到补偿。王金波于2008年获批劳改基金会的人权资助，并于2008年8月、2010年6月两次拿到共3000美元人道援助款，是较早接受资助的国内异议人士（民主党人）之一。2012年3月，王金波称因为帮助刘晓波的夫人刘霞而受到迫害，再次提请人道援助款，不过，这时候我们得到信息，说王金波在2011年2月26日“王金波的独立博客”上贴出一篇诽谤劳改基金会和我的文章。劳改基金会证实后去信质问他，他回答确有其事，但他说自己没仔细看，是转贴别人的文章，并说这是我们的“疏忽”，于是劳改基金会没有给他这笔申请款。这是几年前的事情。当时处理这笔援助款的同事说，那篇文章的标题就是诽谤性的，王金波怎么会如此“不仔细”呢？王金波一边拿着劳改基金会人权基金的资助，一边对基金会和管理者肆意诽谤，着实令人匪夷所思。王金波后来回信说“保留对你们进行反批评的权利”，现在他对我极尽咒骂之词，这是批评吗？听人说，王金波很怕别人知道他拿过劳改基金会的资助款一事。我实在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恶毒地辱骂我。（http://goo.gl/8ZcgBN）

中国政治犯关注2015年4月29日

王金波：我与浦志强的一面之缘

记不清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浦志强的名字，反正2005年我出狱时，浦志强已名满天下。2006年我来北京前，“浦志强”这三个字，在我跟朋友交流时，已从我的嘴里说出过N次。

但我天生没有攀附名人的癖好。比如我来北京前告诉杨宽兴，我在北京最希望结识的两位前辈是刘晓波和江棋生，我对他俩神往已久。但直到我来北京1年零3个月后，在一个饭局偶遇他俩，此前我并没主动要求别人带我去拜见他们。而我跟浦志强第一次见面，更是在我来北京8年多后。

其实早在2008年3月22日，即我被北京市公安局第一次传唤前一周，我已跟浦志强有过一次接触。当时刘晓波和王力雄等人发起关于西藏局势声明的签名，我虽没参加，但受刘晓波委托征集了几个签名。我在MSN上看到浦志强上线（此前没聊过），报上我的姓名，问他可否参加签名。浦志强显然不知我是何方神圣，过了会儿告诉我：“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我刚才直接跟晓波说了，让他给我签上。”

此后我们大概还用手机短信联系过一两次，是生日祝福和拜年之类的礼节性往来。

2014年我曾用过几个月的微信。4月7日，我跟浦志强互相加了微信，他立即给我发了语音留言：“金波，好多年不见了，你好吗，我浦志强。”我因几乎不使用微信，且微信设置为静音，所以过了几个小时才看到。浦志强记错了，我跟他不是“好多年不见了”，而是从未见过。我想了想，给他发了“浦兄好！”几个模棱两可的字。大概是他见我回复不及时且懒语，没再回复。

然后，不到一个月之后的5月3日下午，当我气喘吁吁敲开郝建老师家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浦志强那高大的身影。我说我是王金波，前不久刚互相加了微信。浦志强立即跟我握手，帮我把农夫山泉拖进屋。

在这个本来就不大的房间里，浦志强简直给人头碰屋顶的感觉。我想那一刻如果天塌下来，我一定庆幸有浦志强在身边，因为他能顶着天而使大家不被砸着。

欧阳小戎说过：浦志强是高富帅，加上有思想。不过，浦志强在这里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一个憨厚的傻大个，他那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尽显“哈儿”本色。

我跟他没再有过多语言交流。按照他的说法，25年了，该说的都说了。是啊，小孩子都明白的道理嘛。但皇帝不允许别人说他没穿新衣，所以总有不识相的傻孩子说出简单的事实。浦志强就是这些傻孩子中的一个。

第二天，这个傻孩子的傻行为，就收获了结果：坐牢。

而巧得很，第三天即5月5日，我大娘（伯母）去世，6日天刚亮我就往山东老家赶，9日一早才回北京，当天下午北京警方找了我。当时给我的感觉：浦志强等5人是要被兴师问罪了。

不过，我明确告诉警方：十几个人在私人住宅举行学术研讨会，在没有噪音扰民的情况下，不可能“寻衅滋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让警方举出类似“寻衅滋事”的例子，警方立即转移话题。

权力者的做贼心虚很快得到验证：一个月后徐友渔、郝建、胡石根、刘荻4人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惟独浦志强仍关在大牢，但后来在浦志强的起诉书上，“五三研讨会”不见了踪影。这场滑稽戏明确地阐释了中国当下一个浅显的权力运行规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官方喉舌《环球时报》称浦志强“在被刑拘前参加了一个上世纪‘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纪念聚会’，我们不知道那件事的细节和它与浦被刑拘之间的联系，但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那样的活动在中国是被禁止的，它显然就压在法律的红线上。”

浦志强不是压了法律的红线，而是戳到了权力者的痛处。25年来，浦志强从没放弃对理想、信念的坚持。同时，他以体制外身份获得了即使是体制内也很难企及的巨大成功。所有这一切，终于让权力者痛下杀手。

浦志强已被权力者以权力的名义指控有罪，但我相信，历史最终会宣判：浦志强无罪。

2014年6月17日动笔于北京，2015年1月30日完稿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9期 2015年1月23日—2015年2月5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25136.html

王金波：徐才厚将被判刑，周永康在劫难逃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10月23日闭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和10月25日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均未提及周永康、徐才厚两只“大老虎”。于是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王岐山“打大老虎”受挫，周、徐很可能只是党内处理，不会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人说江泽民也对习、王施加压力，不要再继续追究周、徐的责任。但出乎意料，10月28日新华社公布了27日军事检察院将徐才厚移送审查起诉的消息。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周永康也是铁定要判刑的。

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三个先例

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三人均是在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落马。

陈希同1995年4月因王宝森自杀而“引咎辞职”。当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仍称陈希同为“同志”，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鉴于他在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有些还没有完全查清，决定对他的问题继续进行审查。”1996年10月的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没有提及陈希同。1997年8月中纪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开除陈希同党籍”。十几天后的中共十四届七中全会（1997年9月），也即中共十五大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才“审议通过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陈希同问题的审查报告”。由此，陈希同案才有结论，下一步“移交司法机关”并判刑。

陈良宇首先由政治局常委会于2006年8月作出由中纪委对其初核的决定。9月，政治局决定免去陈良宇职务，“由中央纪委对陈良宇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2007年7月政治局将陈良宇开除党籍，并“对陈良宇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10月，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确认政治局此前作出的给予陈良宇开除党籍的处分。

薄熙来2012年3月由政治局免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4月免去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并由中纪委立案调查。9月政治局将其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并由11月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确认。

陈希同和陈良宇分别在落马的第三年和第二年被开除党籍，那是因为他俩已是“死老虎”，且无其他因素需尽快结案。而薄熙来案则充满变数，所以半年后，赶在中共十八大前夕即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

徐才厚的处理方法遵循不同模式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徐才厚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2013年3月卸任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理论上成为一名普通党员。2014年3月，徐才厚被中纪委正式立案调查，但未对外公布。6月，党内调查结束，政治局对外宣布开除其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

显然，徐才厚的处理方式与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徐才厚已退休。

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修改过的中共党章第四十条规定：

“对党员的纪律处分，必须经过支部大会讨论决定，报党的基层委员会批准；如果涉及的问题比较重要或复杂，或给党员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应分别不同情况，报县级或县级以上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县级和县级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直接决定给党员以纪律处分。

对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由本人所在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先由中央政治局和地方各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待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上述处分，必须经过上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中央政治局决定开除其党籍；严重触犯刑律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由同级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

因此，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作为在职的中央委员，在判刑之前开除党籍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也即必须走中央全会的程序。而徐才厚退休后不再是中央委员，所以不用走中央全会的程序，政治局和中纪委直接作出决定即可。

周永康在劫难逃

周永康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后即退休，理论上也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因此应跟徐才厚相似，不走中央全会的程序。

跟徐才厚不同的是，对周永康的立案审查由政治局在2014年7月对外公开宣布了。但是，以后的步骤应跟徐才厚相同，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不需中央全会决定，而直接由政治局决定。

以上是从程序上讲的。至于从中共高层内斗等其他方面，周永康不判刑的可能也极小。

首先，中共高层及政治运行机制不容忍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等“新四人帮”的政变阴谋，权力日益加强的习近平不容忍别人对他的地位进行挑战。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政权的权力斗争不论如何腥风血雨，权力的交接必须遵循高层达成的协议进行，相比之下“新四人帮”的力量远远不够，修改规则的企图注定要失败。所谓江泽民等人同习近平在周、徐案上的分歧，恐怕更多是政敌释放的假消息。习本是江选定的人，他们不太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翻脸，至于习准备抓江的传闻更不靠谱。

其次，周、徐两个家族的腐败惊人，证据收集不会有太大困难，在铁证面前，反对查办周、徐反而有把自己拖下水的可能，这样的风险大概没几个人敢冒。而据媒体报道，中共已退休的前政治局常委无人给周、徐求情，则证实了这点。

再次，周、徐均出身寒门，父母均为农民。“红二代”以“少东家”自居，早就看不上周、徐这种“权、钱、名”全捞了的暴发户。为了继续控制父辈打下的天下，在腐败透顶的今天，需要抛出几个替罪羊收买民心，而周、徐的势力跟“红二代”相比仍差得远，以周、徐为祭品的代价不大，但效果却很好，“红二代”何乐而不为？

第四，“新四人帮”现在就差令计划还没抓，但其家人和关系密切的人逐个落网，明显是跟周永康类似的收网趋势，有多个报道称或许不出今年令计划就会落马。也就是说，“新四人帮”“一个都不能少”。

第五，习近平上台后一改过去几十年的平庸形象，其强势作派令世人大吃一惊，甚至有人称其目标是成为中国版“普京大帝”。习近平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很难说，但他不会庸庸碌碌终其十年任期，恐怕是肯定的。从这个角度，他对打掉周、徐两只“大老虎”断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甚至还有可能扯出新的“大老虎”。

就在今天（30日），几个中央级别的记者会再次确认周、徐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的月度例行记者会发出徐才厚将会被判刑的明确信号。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罕见邀请境外媒体参加记者会，副部长郭业洲确认周永康在“依法依纪查处的过程中”，“到一定的时候，会向外界公布。”

而中共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路透社记者时则回答了外界关于周永康为何没被四中全会提及的原因：“因为目前周永康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所以这次全会没有就他的问题作出相关的决定。”这跟本文前面的分析一致。而姜伟随后的一句话“关于周永康案件的查办，体现了我们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的态度和决心”，则确认了周永康将被追究刑责。

因此，周永康这个昔日的“政法王”最终坐进大牢已差不多是板上钉钉的事，纵有再多变数，他也在劫难逃。

2014年10月30日于北京

《北京之春》2014年11月3日

王金波：东华理工大学两任校长“前腐后继”

2013年5月10日，中新网发布消息，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在差1天就满1年后的2014年5月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东华理工大学校长刘庆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8月5日，新华网转发中国江西网的消息，刘庆成被正式免去东华理工大学校长职务。由于周文斌是由东华理工学院（东华理工大学前身）院长转任南昌大学校长的，而他在东华理工学院的继任者就是刘庆成，因此一个大学连续两任校长落马，可谓奇葩。

东华理工大学的历史沿革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为称霸世界，急于制造原子弹，下令全国各地寻找铀矿。1956年，太谷地质学校在山西省太谷县成立，负责培养铀矿地质专业技术人才。1958年改名太原地质专科学校（本科）并迁至山西省太原市，1959年迁至江西省抚州市并改名抚州地质专科学校（本科）。而之所以迁至抚州，是因附近发现全国最大铀矿。1978年改名抚州地质学院，1982年改名华东地质学院，2002年改名东华理工学院，2007年改名东华理工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的主管部门有过几次变化。1988年以前隶属核工业部。1988年核工业部改为中国核工业总公司，隶属能源部。1999年军工院校管理体制改革后，该校“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转属地省管理，实行江西省人民政府与国防科工委共建的管理体制，以江西省人民政府管理为主。”后来又有其他中央部门与江西省政府签订共建协议，但学校正式的主管部门已是江西省政府。

1991年-1995年，我就读于华东地质学院分析系（1993年改名应用化学系）工业分析专业，因此东华理工大学是我的母校。

两任校长“前腐后继”

1960年出生的周文斌，1982年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地质系水文地质专业并留校任教，而比周文斌小1岁的刘庆成，同年毕业于勘查地球物理专业并留校任教。因此，两人应最迟相识于1982年。

周文斌在1988年和1996年分别拿到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任系副主任，1994年任院长助理，1995年任副院长，年仅35岁。2001年，周文斌任改名后的东华理工学院院长。2002年，年仅42岁的周文斌调任江西省最高学府——南昌大学的校长，成为江西省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

刘庆成跟周文斌一样，也是在1996年拿到博士学位。他曾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研究生处处长、院长助理，在2002年周文斌调走后以党委副书记、副院长身份主持行政工作，2004年扶正，直至落马。跟周文斌仅担任院长1年零9个月不同，刘庆成从主持工作到落马，长达11年半。

据《东方早报》报道，周文斌事发于南昌大学新校区基建贪腐问题。而据东华理工大学内部的消息，刘庆成也是因基建工程落马。因此，周文斌和刘庆成不仅先后主政东华理工大学，而且先后因腐败问题倒台，真是“前腐后继”。

党棍得势是大学的悲哀

东华理工大学现任党委书记徐跃进，我上学时曾打过交道。我在大一担任院团委机关刊物《大学时代》编辑室主任时，跟担任院团委书记的徐跃进有过一些例行公事的泛泛接触。后来他调任院保卫处处长兼派出所所长，1995年春，因一封匿名信再次接触我，并明确说记得我。这个事对我的影响深远，1999年我曾在《“六四”与我——“六四”10周年祭》中详细写过。是谁企图嫁祸于我，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2001年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察大队大队长杜宣台所称的“王金波早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被我们盯上了”属实，那么可以想见，徐跃进作为阴谋的实施者，对阴谋完全知情，甚至不排除他本人就是阴谋的制造者，因为毕竟他对学校的情况比其上级政治警察了解得多。

徐跃进比周文斌和刘庆成大几岁，出生于1958年。但他上大学晚，1984年才从华东地质学院放射性地球物理勘查专业毕业并留校工作。跟周文斌、刘庆成走学术路子不同，徐跃进走的是政工路子。据东华理工大学官网介绍，徐跃进“历任院团总支书记，院团委副书记、书记，院保卫处副处长、处长；1994年任院长助理，1995年任学院副院长”，“先后分管宣传、统战、工会、后勤、保卫、校办产业、学生教育管理、共青团、招生就业等工作。2012年7月起，任东华理工大学党委书记。长期从事思想政治、法律教学、公共事务、党务管理和研究工作。”徐跃进是抚州人，我上学时听说他父亲是当地高官，因此他能以政工干部的身份一步步爬上党委书记的位子，应该与此不无关系。新任校长柳和生比徐跃进小7岁，此前与东华理工大学及抚州素无渊源。周文斌、刘庆成的强势校长作派引起江西地方当局不满，徐跃进肯定会借机扩权。而权力欲很强的徐跃进对刘庆成倒台起到促进作用的嫌疑也不能排除，因为毕竟他是党委一把手。

东华理工大学现任副校长花明，1955年生，1978年毕业于江西大学政治系，分配到抚州地质学院任教，“历任党委宣传部干事、副部长、部长，党办院办主任、院长助理等职，2004年5月任东华理工学院副院长、党委委员。现任东华理工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我上学时花明是党委宣传部部长。他干的最恶心的一件事，是刘明事件。1992年上半年，花明给地质系91级上政治课（“形势政策”之类的洗脑），课间休息时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一片乱七八糟的涂鸦中发现“共产党”前面有“打倒”两字，下课后秘密调查，最后锁定湖南邵阳籍学生刘明，刘明被抓进看守所，关了一两个月后释放，被学校“勒令退学”。我同宿舍的同学、刘明的邵阳老乡邓爱云后来去过刘明家，刘明的父母说刘明回家住了一天，留了句话“我要去深圳”就走了，后来再没消息。

2010年6月抚州发洪水，温家宝视察东华理工大学灾民安置点，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和刘庆成、花明等人陪同，刘庆成和花明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不亚于“表哥”杨达才。现在苏荣和刘庆成落马了，是不是也该查查花明了？

有周文斌和刘庆成这样的校长腐败，有徐跃进和花明这样的党棍得势，怎么可能不是东华理工大学的悲哀？

呼唤大学精神回归中国

东华理工大学只是中国当前大学教育的一个缩影。对当局来说，当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功能一是洗脑，二是捞钱。洗脑自不必说，是极权体制的基本管理方式。而捞钱，则始于邓小平时代，尤其1990年代高校扩招和教育产业化后全面渗透中国所有大学。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在决策者眼里从来不是首要的，现在更甚，遑论大学精神——“平等的多元意识、理性的科学态度、自由的个性发展以及非功利的价值追求”（刘素卿）。

针对当前大学精神的沦丧，一些学者痛心疾首。肖雪慧说：“如果说当下中国大学病入膏肓，这个判断不为过。”“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这些传统使大学在拥有朝向未来的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又得以在发展过程中保持稳定流向而能始终作为向社会提供最具独创性贡献的智力权威机构立身于世。”傅国涌说：“神圣的学府被权势的意志所强奸，求真、求知的本来目的被熏心的利欲所取代，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今日之大学与其说是学术的圣地，不如说是趋名逐利之处、藏污纳垢之所。惟利是图变成了中国大学的第一选择，追求真理几乎已成笑柄。自一百多年前中国有大学以来，我们现在所遭遇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这一危机不单来自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势力量对大学的全方位控制，而且来自普遍的逐利倾向对大学的全面渗透、侵蚀，你可以说道德沦丧是全社会普遍的问题，不独大学如此。”“今天，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席主要是工具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如果教授只把自己的职业看作捞取世俗利益的手段，学生也把上学当作以后谋生的阶梯，校长只以当官晋升为荣，大学除了沦为职业训练所还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何时大学精神才能回归中国？显然，只有当政治权力被挡在校园之外，教师和学生才能凭着独立、自由之精神在知识和精神的世界里驰骋和求索，大学教育才能回归独立、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大学精神才能回归中国。

2014年8月8日于北京

《纵览中国》2014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