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连续绝食马上要满100天了——今年5月9日，郭飞雄开始在狱中绝食，8月17日是其绝食第一百天。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wang_maya）在推特发言说：“对自愿进行绝食的郭飞雄强迫灌食是酷刑。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这违背国际标准的做法，允许他见家人和律师并接受治疗。”我这才知道强迫灌食是酷刑。
虽然郭飞雄的姐姐和律师能够见到郭飞雄，但监狱不允许郭飞雄谈论受虐细节。这样，外界无法得知郭飞雄被灌食的详细情况。
郭飞雄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监狱强行作“肛检”及被威胁要录制视频上网，此外，还要求中国政府改善狱中政治犯待遇，在全国监狱取消电刑，并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来，郭飞雄又提出要求转监狱。无疑，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我曾在2001年连续绝食106天。在最近30多年的中国民间抗争史上，除法轮功人士外，我和郭飞雄的连续绝食时间之长，即使不是最高纪录，但肯定是时间最长的纪录之一。此外，2004年11月我进行的连续17天绝食，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2001年5月9日，我被山东省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处以治安拘留15天。所谓“侮辱人民警察”，警方出示的证据是我在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发表的《让我记下一笔警察侵犯公民权利的罪行》，说警察家属看到后向他们反映，认为我“侮辱”了他们。这个借口很好笑。是哪个警察的家属？这个警察的家属既然是《民主论坛》的读者，他或她是怎么看到《民主论坛》的？对于这些疑问，警方不予考虑，只是把我送进拘留所。我不服，开始绝食。7天后，拘留所试图给我强行灌食，我反抗后未能灌食成功。次日我开始喝稀粥。5月24日早上，我被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在看守所我恢复进食，但身体虚弱，天天躺在监室休息。28日早上，因我不听从值班警察李太山的命令，被李太山毒打。于是，我开始绝食，持续106天。
我挨打两个小时后，看守所所长来了，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通过莒南县看守所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立即调查李太山殴打我的事实真相并惩处凶手”，并宣布两点声明：“从现在起开始无限期绝食，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从现在起有时可能故意违反狱规，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当天恰好办案警察提审，于是我增加了第三点声明：“从现在起拒绝回答有关我的案子的问题，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
我当时绝食不绝水——也就是说，主食、蔬菜、流食等均不吃，但是有时吃点咸菜补充盐分，此外正常饮水。
我绝食，是为了表达意志。这种意志，既包括具体要求，也包括抽象理念——对恶的反抗，对权力和暴政的反抗，对善的追求，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
6月2日，看守所开始给我注射葡萄糖并鼻饲灌食。此后每天一次，直至9月10日。灌的食物以奶粉为主，加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据我估计，每天灌食补充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热量，接近一顿普通餐量。
最开始具体灌食的是跟看守所斜对门的县中医院的护士。巧了，第一天来的护士长是我同学的嫂子。后来中医院的护士不再来，具体灌食的换成看守所卫生室唯一的医生王铁成。王铁成是我在莒南一中的师弟。所以，看守所开始对我挺照顾。即使到了后来，王铁成烦了，每天灌食时间不再相对固定，但仍坚持一天不漏。而且，他们灌食的动作很小心，并不粗野。总之，在灌食的具体操作上，莒南县看守所算是很照顾我，没有故意借此让我遭受更大折磨。
绝食开始后最难熬的是第三四天，各种诱惑达到顶峰，如果稍有动摇就会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消瘦，以至于身下必须铺着褥子——对于渐渐突起的脊椎骨来说，床板太硬，硌得难受。
到了7月，我甚至闻到自己的大便也有香味，而别人则说，我嘴里呼出的臭味比大便还难闻。
5月28日早上我开始绝食后，上午就有办案警察提审。我记得清清楚楚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查大队（后来改名叫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杜宣台那句丧尽天良的话：“早知道你绝食，不再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不来了。”在他眼里，我被看守所警察打成啥样，他完全不在乎，虽然我已说明，再次通过他们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他关心的，不是我的死活，只是案子能否办下去。此后办案警察又来过两三次，劝我进食未果，就算了。
临沂市检察院公诉处的检察官来看我，也对李太山殴打我、我被迫绝食的事情顾左右而言他。
总之，在这些办案人员口中，我的绝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
在绝食后期，经其他在押人员引诱，我偷偷吃了点东西。后来，由于我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明白他们可以多次使用这个招数，而100多天的绝食已经表达清楚了我的意志，就通过在押人员向看守所提出暂停绝食。9月11日，我恢复正常进食。
2004年11月10日开始的绝食虽然持续时间不长（17天），但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在严密的监控下，我除了正常饮水、吃了几百克咸菜以外，未进食任何食物。11月26日下午，监狱医院的犯人开始从我的喉咙里给我灌食。次日上午再次灌食，下午我宣布结束绝食，晚上恢复正常进食。这两次灌食，跟2001年莒南县看守所的灌食相比，手段恶劣得多。莒南县看守所是鼻饲，开始不舒服，后来习惯了，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山东省监狱灌的不是奶粉，是西红柿等搅碎的食物，从喉咙里插管，难受百倍。
绝食十多天后，有个不常见面的犯人有次见到我一脸惊讶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瘦！”他的表情我一直记着。
我这次绝食，还有几个目的：
一是试试能否完全顶住诱惑。这次我成功了，没偷食一点食物。
二是“复仇”。一年前的2003年11月，因警察违背诺言不让我去车间洗澡，我怒而砸坏监区大门玻璃，禁闭后反思自己被抓到把柄，被迫承认砸坏玻璃不对，一直在找机会“复仇”——在他们找不到我确实有错的情况下再被禁闭一次。当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威胁我绝食是抗拒改造并对我禁闭时，我笑了：“去年你们禁闭我，我确实有错。这次你们要禁闭我，我巴不得呢。”此后再没人跟我提禁闭的事——我的“复仇”成功了。
三是在这之前我给父母的信中多次提到林昭、孙志刚，虽然这些信都被监狱非法扣留，但我赴死的决心已下，如果监狱当局眼睁睁看着我死了，我绝不会白死——山东省监狱乃至中国当局都将付出代价。
最近，印度政治活动家伊萝姆·恰努·莎米拉（Irom Chanu Sharmila）宣布结束近16年的绝食。《纽约时报》报道说，“莎米拉被拘押在因帕尔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医学院（Jawaharlal Nehru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该院副教授洛克什瓦尔·辛格博士（Lokeshwar Singh）称，因为她之前一直通过鼻管进食，身体起初只能容忍不那么着实的固体食物，然后才能逐渐适应正常餐食。”
由此看来，如果使用尽可能减轻疼痛的鼻饲方式，且不故意引诱的话，长时间强迫灌食虽然是酷刑，但维持人的正常新陈代谢，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当局对郭飞雄的灌食方式跟莎米拉获得的方式相同，那么即使郭飞雄长期绝食，也不一定有生命危险。但是，当《纽约时报》上莎米拉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看到的是一张明显不健康的瘦得变形的脸。
联合国已经对郭飞雄绝食表示了关注，其他一些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也多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郭飞雄。
莎米拉的绝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更应该持续关注郭飞雄绝食，因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要恶劣得多，而郭飞雄是中国恶劣人权状态下的非暴力抗争的英雄。
2016年7月23日-8月15日初稿，8月16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08月17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