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不畏强权敢说真话的杰出女性李金芳——独立中文笔会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十几天前，俄国十月政变一百周年，一些国家举行了纪念活动。在十月政变的发源地俄罗斯，政治镇压受害者纪念碑“悲伤之墙”落成揭幕，以纪念在苏联时代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在中国，源于俄国十月政变的红色政权似乎风头正劲，目前看起来谈不上为林昭这种政治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更不用说建立纪念碑——不过，在终将到来的这一天之前，林昭已被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作为记忆和纪念的对象。独立中文笔会林昭纪念奖，就是为纪念林昭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反抗极权、争取光明的光辉典范而设立的一个奖项。今天，我们在这里郑重宣布，独立中文笔会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给林昭精神的优秀传承者——李金芳女士。

李金芳，女，独立作家，维权人士。1965年出生于毗邻北京的河北香河。2012年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现任独立中文笔会国内司库、女作家委员会委员，《民主中国》网刊专栏作家。曾任维权网编辑、信息员。

上世纪80年代末，李金芳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写作班学习函授课程期间，目睹和参与了八九民主运动。带着这样的思想基础，李金芳随后与偶然结识的因参与70年代末“民主墙运动”而坐牢八年出狱不久的秦永敏结婚。婚后二人育有一女。1997年两人离婚后，李金芳携女儿返回河北家乡生活，并拒绝警察的威胁要其写“保证书”“承诺书”不再与秦永敏和他的朋友们往来。因为曾经与秦永敏的关系，李金芳和女儿成为当局株连、打压的目标，母女俩多次流离失所，平均一年被迫搬家一次，最严重的一次在一天之内搬家三次，女儿曾两度失学、七次转学。李金芳先后做过记者、广告公司职员、家政服务、服装买卖、快餐经营等几十个职业。2008年经朋友介绍结识张祖桦先生，逐渐成为张祖桦先生的得力助手，从事维权网编辑、信息员和国内联络事务至2014年，撰写千余篇维权报道，真实地记录了时代，也为良心犯救援做了大量义务工作。自2007年从事自由写作，十年间发表十余万字散文、政论等作品，散见于《民主中国》、《民主论坛》、《公民议报》、《自由圣火》等网站。

李金芳原本是一名普通的知识女性，因与秦永敏曾经的婚姻，改变了其一生的生活轨迹。在一个谎言盛行的“盛世”，她坚持自我坚守初心，敢于说真话，勇于反抗对其本人和其他人基本权利的践踏，在遭遇强权打压和面对社会不公时，表现出一个知识女性的正直、勇气和坚强。她由一名因受株连而不断遭当局打压、骚扰的政治犯难属，成长为独立作家和人权工作者，用笔记录下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历史和传奇人物，向更多的专制政治的受害者主动伸出援手，体现出人性的光辉，是林昭精神的传承。因此，独立中文笔会郑重授予李金芳女士​第12届​林昭纪念奖。

（执笔：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王金波）​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Friday, December 15, 2017

（注：写于2017年11月11日）

王金波：习近平为五年后不退休做好了安排

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构成，为如下判断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习近平不打算五年后退休。

首先，本届没有如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一样提前安排明显的接班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江泽民时代，比江泽民小16岁的胡锦涛提前十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胡锦涛时代，分别比胡锦涛小11岁和13岁的习近平、李克强提前五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今年换届，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年龄最小的赵乐际只比习近平小不到四岁，不可能是习近平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在政治局常委会层面，没有安排习近平的接班人。

那么，实行已久的“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在这里面起了什么作用？

1997年中共十五大，江泽民为逼迫时年73岁的乔石退休，提出一个关于年龄限制的非正式规定：年满70岁不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但党的“核心”不受此限制。这一非正式规定得到中共高层认可。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为逼迫时年68岁的李瑞环退休，江泽民将这一年龄限制的门槛降低到68岁，这就是所谓的“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凡换届的那一年已满68岁的，不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而67岁或年龄更小的则可以进入新一届政治局。此后至今，“八下”一直严格遵守，无人例外。但“七上”，则有两次例外。第一次是2002年换届时已担任三届政治局委员的李铁映，虽然只有66岁，但未再进入十六届政治局，而是在次年开始担任一届人大副委员长后退休。第二次例外则是今年换届，三人未满68岁却未再进入新一届政治局：李源潮（67岁）、刘奇葆（64岁）、张春贤（64岁）。其中刘奇葆、张春贤保留中央委员，而李源潮连中央委员都未保留。

此外，“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在政治局门槛实行的同时，也一届比一届更加严格地适用于其他“副国级”门槛：军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人大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因此，上届书记处书记杨晶（64岁）本届连中央委员都没保住就属于例外。

因此，“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如果这样解释，就能涵盖以上例外情况：“八”是“下”的充分条件，“七”是“上”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解释，更有利于习近平有借口让自己的年轻亲信上位。所以，五年后“七上八下”非正式规定废除的可能性不大。

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现任政治局常委七人中将有三人超过68岁：栗战书（72岁）、习近平（69岁）、韩正（68岁），另外4人：李克强、汪洋、王沪宁均为67岁，赵乐际65岁。其中习近平作为“核心”不受“七上八下”限制。所以，只有栗战书、韩正退休，其他四人可以再干一届、且只有一届。而这恐怕才是习近平的目的：2022年指定接班人，2027年全换新人。

五年后的2022年，现在的七个政治局常委兼任的职务，将出现如下情况：

习近平、李克强因已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总理两届，均不能续任。

栗战书的人大委员长和韩正的第一副总理也空出。

这样，在不修改宪法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这样安排：

习近平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保留总书记（或改为党主席）、军委主席、国安委主席。

李克强接任一届国家主席。

汪洋接任一届国务院总理。

王沪宁接任一届人大委员长。

赵乐际接任一届全国政协主席。

增补两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预备接班。

这样，十年后的2027年，74岁的习近平可以正式退休，也可以再留任一届党和军队的一把手。

如果对宪法做出修改，比如国家主席连任次数增加，或者改为总统制，这样将增加政治风险，从而降低可能性。

因此，以上推测以假定中国不出现大的政局变动为前提。

2017年10月25日于山东莒南

《纵览中国》2017年10月25日

王金波：中国民主转型的拐点何时来临？

2017年新年伊始，对于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们来说，有两件全局性的大事。

一件是，在巨大的争议声中，川普就任美国总统了。海内外的中国民间异议维权人士，对川普的支持和反对都有。有的观点认为川普敢于对中国说不，比如任命对华鹰派负责国际贸易，对台政策有变化，等等，因此将对中国日益强化的高压统治予以沉重打击，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将会提前。有的观点认为川普将在国际上孤立美国自身，对国际事务减少关注，因此将导致中国国内人权状况的恶化和国际事务发言权的扩大；而且川普的总统就职演说充满民粹煽动意味，使得美国国内的分裂和矛盾激化，不可能有足够精力对付中国的扩张和高压统治的强化，因此将延后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束。有的观点认为若把中国民主转型的希望寄托在对川普内心的揣测，就跟一再寄希望于中共新上台的领导人一样，是靠不住的一厢情愿。

另一件事在中国国内。随着中共19大的临近，社会控制力度日益加大，民间异议维权人士面临又一波打压高潮。这次换届关系到是否维持过去20多年最高领导人更迭模式，引发大量关于中国何时变局的猜测和讨论。有人认为，2017年必变。有人认为，三五年。有人认为，十年八年。有人认为，未来会逐步改善，但二三十年后才能完成转型。有人认为，几十年的寒冬刚刚开始，苦日子还在后头。

拐点到来的时间，人们从没停止预测。但我现在无意随波逐流。因为，过去我曾预测过，后来证明错了。

第一个例子是2000年，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支队）副科长张锋和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现在叫国保大队）副科长马宗涛找我谈话。张锋当时35岁左右，有些不屑地说，你争取的那些民主啊、自由啊，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我当即不客气地回答，你看到看不到我不知道，反正我能看到，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就能看到。张锋脸色顿时很难看。第二年我被刑事拘留，关在莒南县看守所，有次马宗涛装模作样来看我（他没参加对我的提审），提起一年前我和张锋那次对话，他说他在旁边听到之后强忍住没笑出来，因为那是骂了张锋。仔细想想我那话确实是骂了张锋，不过平心而论我当时没想到骂他，而主要是出于一种强烈的信念——中国的自由民主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到来；其次，出于对参与民主运动这项正义事业的维护。

另一个例子是我在监狱的时候。我的性格中有无厘头的成分，比如在监狱一见到猫就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监区长姜守国（现在是山东省监狱的另一块牌子山东省济南生建电机厂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车间让犯人养大狗（藏獒）和小狗，偶尔犯人带小狗到监室，我见到也喊“伟大领袖来了！”“毛主席万岁！”这样几次之后，犯人就不带小狗进监室了。有次一个坐牢十多年的老犯人闲聊时说，放在十年前你要这样，早关禁闭了。我问他，十年之后会怎样？他想了想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十年之后，如果不这样就会关禁闭——话是说得有点过，意思应该明白。

从2000年到现在，过去17年了。2005年出狱，也快12年了。我当年的预言实现了没有？没有。所以，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我错在哪里了？

不仅我如此。八九民运的一些亲历者说，1989年下半年，他们当中很多人预测三五年内、一两年内、甚至几个月内共产党就将垮台。他们也预测错了。他们为什么预测错了？

1989年开始的苏东剧变前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预测会在这年年底开始剧变。据说哈维尔在1989年年中还悲观地认为有生之年看不到民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现，但这年年底他当上了总统。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从权力的巅峰变为一具无人问津的冷冰冰的尸体，罗马尼亚共产党从掌握全部权力到变为非法组织，仅仅用了6天时间。1991年8月苏联守旧派发动的政变有副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等最高层官员参加，4个月后苏联就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说明，专制制度的垮台很可能是无法预期的，它的速度之快经常让人目瞪口呆。

所以，那些八九民运的亲历者的预测之所以错了，是有原因的；我预测错了，也是同样的原因。

那么，拐点到底何时来临？

历史是由很多偶然性组成的。一个小小的意外可能就改变大历史。没有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的水果摊被没收，就没有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就不会实现民主；由此引发埃及巨变，经过几年的反复，重回军人强权铁腕统治时代。而茉莉花革命对中国民间异议生态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从那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2010年的火爆局面，甚至移民潮在民间异议维权界悄然形成，而这对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恐怕更多意味着消解作用。另一个有名的偶然性事件，当属2012年3月18日北京保福寺桥那场著名的法拉利车祸。车祸迅速改变了两股力量正在激烈较量的局面，其中一股力量遭到灭顶之灾，另一股力量则登庙堂之高，甚至有望形成新一代强人，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局面。

因此，对于拐点何时来临的问题，我只能回答：无法预测。我可以预测的是，这个拐点迟早会到来，而且到来的时间在我们的预测之外，也就是在我们没预测到要来的时候突然来了。

为了迎接拐点在不确定的时间点的到来，我们应力所能及做好准备。王力雄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首先找到能确保‘救出人质’的途径，否则如此巨大的中国一旦崩溃，将是世界承受不起的灾难”，“即使中国能顺利开始民主转型，仍要解决是何种民主的问题”，“必须为中国民主提供避免产生川普的方法”。郭建龙在《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中说，“这时的埃及已经处在脆断的前夜。但是，由于‘超级稳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在缺乏成熟反对派的地方实行革命，即便能够推翻原政府，也很难建立另一个稳定政权，很可能会陷入到混乱之中。”不管将来中国是以革命还是其他什么形式转型，如果那个时候民间仍未形成较为成熟的反对派，就将是中国的悲哀。当然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2017年1月21-23日于北京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