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31

王金波:魔鬼的盛宴

1993年北京申奥,我正在上大学,那天晚上,华东地质学院有很多学生对结果破口大骂,唯有我是个例外,兴高采烈了半天——我一直认为六四屠殺后中国不配举办象征和平的奥运会。但1993年的申奥跟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奥运与我最初的关系,是在我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建立的。

2000年12月27日或28日,我正在山东莒南老家那座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祖居老房的厨房跟父母一起吃晚饭,平时一个月响不了几次的电话分机吱吱尖叫起来。是胡江霞打来的。她说准备发一封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释放王有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并再联系几个朋友。我答应了。我是1999年4月在杭州认识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的。王有才因1998年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11年,当时正在坐牢。像呼吁释放政治犯这样的签名,当时对我来说是很积极参加的。我打电话征得几个山东朋友的同意,他们是:姜福桢、牟传珩、燕鹏、张铭山、申贵军、邵凌才(当时误写为“邵凌财”)。按当时民运界流行的一个习惯,我作为这次签名的山东地区的组织者,把我的名字放在最末(赵常青后来把这种习惯延续到2013年)。公开信发表后,我通过《大参考》看到其全文,里面提到国际奥委会,但我没意识到这将会对我产生多少影响。

2001年1月21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十字路镇西派出所传唤,警方问我是否在北美自由论坛给王有才签名呼吁,就是针对这事。我没听说过北美自由论坛,所以不可能在上面给王有才签名。那个签名,应该是被别人转到北美自由论坛的。由于这次传唤是山东警方对我态度最为恶劣的一次,所以我写了篇短文介绍这次传唤经过,发在当天的《大参考》,后来又被洪哲胜先生发在《民主论坛》。

2月8日我到西安,没过几天就发现警方四处找我。我被迫于18日回到青岛,两天后在网吧被抓,并立即被接回莒南。在一个小旅馆住了三天后,我被带到莒南县公安局政保科(即后来的国保大队)办公室。其他人都出去,剩下科长卢修田一人,严肃地对我说了几句话,还没切入正题,突然门被推开,临沂市公安局政保科(即后来的国保支队)警察侯献合(现任中共临沂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进来装作恰好碰见我,说要带我去吃饭。吃完晚饭,我被送回家里。卢四清告诉我美国国务院已关注我因致信国际奥委会而被拘捕的消息,可能是导致我很快被释放的原因。在这前后,有其他参与签名的异议人士被警方传唤,其中杭州的单称峰被劳教两年。

两会结束的当天(3月15日),我离开老家去了江苏,直到5月初返回家中。5月9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行政拘留15天,证据就是北美自由论坛的那个签名。我在拘留所绝食抗议。行政拘留期满后的5月24日,我被直接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看守所晚上一般能看会儿电视,通常是六点半的山东新闻联播和随后的央视新闻联播。当时电视上有很多北京申奥的报道。1998年北京开始申办2008年奥运会后,到2000年逐渐成为媒体热点,海内外异议人士纷纷发表评论,大多对中国举办奥运持保留态度,甚至有的海外异议人士直接组织活动反对北京申奥。我一直没卷入这些活动,直到胡江霞发起28人签名。在看守所,有在押人员问我看法,我说,虽然我内心不希望北京成功,但显然北京肯定会成功。这是无奈的现实,除了接受别无选择。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15日是星期天,下雨,临沂市检察院派人到莒南县看守所给我送来临沂市公安局对我的起诉意见书,签署日期是头一天即14日。

这是14年前发生的事情。14年来,我一直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当局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在北京申奥成功的次日,还是周末,就加班加点写好起诉意见书?这还不算,又赶在星期天,冒着雨,到看守所送给我?它这是急于报复北京申奥的不和谐声音吗?它这是急于展示它曾造成几千万民众无辜死亡却没有任何忏悔的专政铁拳吗?它这是急于表达屠杀北京成千上万民众后一如既往的嗜血本性吗?在街头的鲜血仍未干涸、孤苦的亡灵仍游荡在上空的北京,这样的奥运是彰显和平精神,还是给嗜血魔鬼涂脂抹粉?

我对北京奥运的反感日甚一日。以至于,2006年我到北京生活后,阴影一直伴随着我。2008年7月表弟到北京见我,说刚去看了鸟巢,问我去过没有,我摇头。是的,我知道鸟巢的位置,但我一直尽量远离那个地方,因为恐惧,因为憎恶。

2008年3月29日深夜11点,我被北京的市局、分局和派出所三级警方联合传唤,次日1点获释。事后得知,那是一次全国性大排查,即在奥运前摸清每一个“重点人口”的具体情况。这是我到北京近两年第一次被警方传唤,竟是因为奥运。这还没完。在奥运开幕前5天,2008年8月3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又到北京请我吃饭,还是为了奥运。奥运期间,北京城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或许应该有人专门盯着我这种所谓“重点人口”,所以我小心翼翼远离奥运“要地”,很怕突然有一群人冲过来把我塞到警车押到大牢。后来直到奥运结束两个月,我第一次走近鸟巢,那种莫名其妙的疏远感,使我很快逃离。是的,我不喜欢鸟巢,这种感觉至今挥之不去。

魔鬼的盛宴。这是我对北京举办奥运的内心感受。不管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还是2022年北京-张家口冬季奥运会,只要那个政权嗜血的本性不变,就绝不会给我带来一丝快乐,只会带来无穷的恐惧和憎恶。

2015年7月31日19时于北京

《纵览中国》2015年7月31日

2015-07-17

王金波:前恭后倨,谁是下一个周永康?——探访徐永海被阻纪实

去年11月,在确诊直肠癌和肝继发恶性肿瘤6年整之后,我爸再次确诊肺继发恶性肿瘤。我赶回山东老家陪护我爸化疗。第三次化疗时又确诊骨继发恶性肿瘤。在连续住院11次后,我爸病情终于暂时稳定,于是我在7月10日赶回离开近8个月的北京。

今天上午,我去医院给我爸拿中药调理身体。该医院不能做颗粒剂,医生让我去鼓楼中医院。由于中午闲着没事,我把不锈钢老鼠刘荻叫出来一起吃午饭。吃完饭我们去鼓楼中医院取药并寄回我老家,时间刚到两点。下午没别的安排,打算找个朋友聊聊。这儿离胡石根和徐永海家不远。胡石根老师7月10日失踪后没有任何音讯,于是我和刘荻决定去徐永海家看看。

我上次来徐永海家是去年春节。我和刘荻走到一座楼下,旁边有辆警车,我和刘荻继续往前走。扭头一看,旁边就是新风南里10号楼。于是我和刘荻回头走到10号楼最外面的6单元。单元门口站着一个人看着楼洞,貌似是楼上住户在下面等人。没成想我和刘荻还没走到二楼,楼洞突然冲进两三个人,其中还有穿制服的警察,其中一个较瘦的人晃了下警官证,问我们找谁,并要我们下去跟他们走。

我和刘荻莫名其妙,被他们先带到外面那辆警车边,又被带到挨着楼南侧的值班室。瘦子警察给我们让座,说这里比较简陋,将就点吧。也不知什么时候屋子门口和周围多了不少人,光穿警服的就四五个,那会儿可没看到他们在哪儿。其中一个警察拿个小摄影机对着我和刘荻录像。他们要我们拿出身份证,我们拿出来,他们拍下照片还给我们。一个五十来岁的较胖警察让我们打开包看看,还说什么东西也别想送进去,我和刘荻一头雾水。我和刘荻各带了一个双肩包。因为我本来计划把药背出医院再寄快递,就只带了钱包、雨伞之类的日常用品,所以打开包后,警察简单看了眼包里空荡荡的就不管了。我说我是周五刚回北京的,来鼓楼中医院给我爸拿完药没事,过来找徐永海玩玩,毕竟一年半没见面了。但他们显然对我的名字十分陌生,没再问其他事情。而刘荻则坚持说包里有女性用品,拒绝让他们全部查看。瘦子非要刘荻把包全部打开。一个警察说这里居民反映有丢东西的,所以必须检查我们的包。他们说是上级让他们严格执法,所以他们必须这么做。我说当年周永康也是这么严格要求你们的吧?一个警察不屑地说:“我们不管什么周永康不周永康。”这时进来一个四十来岁的警察,口气和缓地问刘荻网名是什么,刘荻说不锈钢老鼠,那个警察脸上露出笑容,说久闻大名。后来他们让我们走了,还告诉我们往西去打车容易。整个过程持续了15-20分钟左右。

回家后看到推特上 @beidaijin 在2点半发的徐永海的消息:“徐永海:警察在我门口,可能要来抓我。并且说要找开锁打开门。徐永海电话:18600229405”。这个时间,正好我和刘荻在徐永海家楼下。

我给徐永海的妻子李姗娜打了电话,原来她一直在家,说徐永海暂时没事,大家不要去了。

然后我又从博讯上看到徐永海下午3点写的《警察不再砸徐永海家门 但仍守在大院门口》,我才知道我和刘荻去之前警察刚敲完门且威胁要砸门,我和刘荻真是不巧,撞到了枪口。

离开徐永海家楼下直到现在,那个警察说“我们不管什么周永康不周永康”时一脸不屑的表情,一直在我脑海挥之不去。我又想起2012年外媒开始风传周永康要出事时,跟我打交道的北京警方一听我谈周永康就打断我的话:“别胡说了,没影的事。”后来传闻更甚,警方不再打断我的话。再后来周永康正式被抓,我再提周永康他们脸色难看,不屑提周永康。

其实周永康的遭遇,翻翻中共历史,比比皆是。比如1949年之后的高岗、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不管现在被当局视作正面还是反面人物,都曾权倾一时而又被打入地狱。像这种被人们“前恭后倨”的遭遇,当下最典型的例子大概是周永康。那么周永康的遭遇会不会也发生在现仍大权在握的同样级别的大官身上呢?我的回答很简单:绝对会。

2015年7月16日于北京

王金波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