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10

王金波:感动与激励——写在晓波获奖之后


(照片说明:刘晓波与王金波、高洪明、江棋生、李海、莫之许、刘荻、薛野在一起。拍摄时间:2007年7月。摄影:杨宽兴)

“晓波获奖了!”

当杨宽兴在电话中即时告诉我这个消息并再三确认后,我高兴地大喊起来,差点把身边的刘荻抱起来扔到天上。

憋了21年的气,终于出了一口。

21年前,我已知我今后的命运将跟这一年紧紧拴在一起。这一年,一个人的名字深深打动了我:刘晓波。正上高中的我,在当局的批判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里,第一次看到了刘晓波的名字。而当“三百年殖民地”几个字进入我的眼睛的一刹那,刘晓波的名字从此永驻我心。

19年后的2008年2月23日,在蓝旗营的一个饭店,刘晓波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吃饭,提起“三百年殖民地”时,我跟成都商报记者殷雨声同时脱口而出:“就是这句话吸引了我!”

对于一个刚刚手抄完《河殇》解说辞的不满17岁的少年来说,在广场上的血腥味仍在弥漫时,出自用滴着血的屠刀关押着的一个囚徒的这六个字,无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我把刘晓波当成了我的精神导师之一。

1998年我正式参加民运后,虽没见过刘晓波,但在向朋友们自报姓名时,总是少不了一句“刘晓波的‘波’”。而今在推特上,我的签名档是:“我的二弟叫银波;三弟叫铜波;四弟叫铁波;五弟叫锡波;六弟最小,叫小波。既然小波排行老六,就叫六小波(刘晓波)吧。”我问刘霞看到了么,她笑着说看到了,好玩。

我在刘晓波面前一直叫他“刘老师”,背地里跟大家一起昵称他“晓波”。在霞姐面前,我大多管刘晓波叫“晓波老师”,有时候干脆昵称“晓波”。

实际上,我跟晓波接触时间并不长,从第一次见面到他入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时间虽然短暂,却曾有过频繁的直接接触,而正是这些直接接触让我对他有了较多的感性认识。简单了解一个人很容易,比如看看别人写的文章,听听别人怎么说,但如果没有直接接触,没有感性认识,对一个人的了解还是不够的。

接触中晓波给我的第一个感动是:在跟我交往时,他始终表现出了人格上的平等。作为一个来自底层、没有名气的年轻人,我在跟他交往时,并没感到压抑,比如我突然打断他的话,他不仅不会不高兴,反而有可能顺着我的话题说下去。2008年初,我经常在深夜跟他在网络另一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他发现了有趣的事,哪怕是很小的事,也会饶有兴趣地告诉我。而且在商量某件具体事时,他从来都是用商量的口气问我“这样行不行”,或者直接问我“你看怎么办”。他不会因为自己的名气、经验、年龄上的优势而强加意见于我。

晓波给我的第二个感动是:对朋友高度负责的态度,坚守责任伦理。他注重民主力量的积累,却不鼓励轻率地冒险。曾有一个年轻人投奔他要做“职业革命家”,晓波问明他的具体情况后,告诫他先去谋生搞好个人生活问题。年轻人听了他的话,经过几年努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获得了很好的发展,却与晓波保持着密切联系,在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中国的进步——前天,因为庆祝晓波的获奖,他被警察抓了进去。因为频繁进出监狱,晓波对朋友们面对的危险有着足够的理解和关切。当警方威胁我不要跟晓波接触过多后,出于我当时难以抗拒的实际情况,我向晓波说明一段时间内将减少跟他的接触,晓波二话没说答应了,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嘱咐我一定要先解决目前的困难再说。

晓波给我的第三个感动是:心胸宽广。在他入狱前几个月,我虽主动跟他大大减少了接触,但他仍尽可能帮我,给我提供过不止一次关键性的帮助,让我度过了那段极为关键的日子。那段时间,我基本没有为大家共同的事业做什么,可他仍一如既往地帮我。这样的心胸,怎能不让我敬佩?

这是我亲身感受的刘晓波。我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但我愿以自己有限的经验证实这个人的善良、执着、智慧,一颗圣徒般的心灵。

2008年11月10日晚上,我在网上跟晓波聊天,请他帮我修改一篇文章的初稿。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他聊天。两天后,我回山东老家陪父亲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12月下旬返回北京时晓波已再次失去自由。我很愤怒,写了篇文章,但被朋友善意地劝阻下来没发表。

朋友们纷纷猜测晓波的下一步遭遇,我一直认为当局这次不会对晓波手软。果然,2009年6月23日,晓波被正式逮捕了。7月7日,我和李海、刘荻去了豆各庄,想给晓波送点钱。但是,很显然是有人关照过,看守所警察说查无此人。今年的7月6日和7日,我和莫之许、刘荻、王仲夏陪霞姐去锦州探监,再次走近了晓波,离他只有几十米远,尽管他并不知道。

同样,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获悉,由于他20多来在中国坚持的“为中国基本人权所作的长期非暴力抗争”,他已于10月8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身在大陆的中国人所获得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可谓开天辟地。兴奋和欢呼的人当然不止是我,有多少人为此留下激动的热泪!

晓波获奖啦!晓波获奖啦!得知晓波获奖的那一刻,晓波家所在小区门外,我激动地大喊着,尽管周围有几十个外国记者、中国警察和围观人士。

晓波,当我在3个月前对锦州警察说你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时,我就相信这个奖项迟早会落到你的头上。这不是猜测,这是一种信念,基于人类共同价值的信念!

我想,我有理由大喊:

晓波,诺奖给了你至高的荣誉,而诺奖也将以你的名字为荣。

晓波,你是代表61年来同极权主义不屈不挠抗争的亿万中国人获奖。

晓波,你的获奖有着霞姐的苦劳,是她,演绎着一个童话般的当代爱情传奇。我想,对于霞姐来说,她宁肯不要诺贝尔和平奖,也要能跟你相守在一起。前天晚上,在摆脱记者的采访后“饭醉”(这真是名副其实的“饭醉”)时,莫之许说霞姐把能见到你看得最重要,崔卫平、郝建等人似乎不太相信,我和王仲夏、刘荻一起作证说确实是这样。

令人担忧的是,自前天晚上起,外界一直无法跟霞姐取得联系,直到现在。我不知道接下来她会面对什么。

但无论如何,一觉醒来,世界已经改变,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了自己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下子有太多的信息涌来,而这还只是开始。的确,晓波的获奖效应才刚刚开始,我无法估计这一效应的全部……但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正如刘霞所说:“这个奖不仅是荣誉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我觉得刘晓波们的道路还漫长,大家一起努力,尽可能实现所有为中国民主自由努力的愿望吧。”

2010年10月10日初稿于北京,首发于2010年10月10日《议报》第437期。2010年10月22日修订于北京。

2010-08-26

王金波:任自元兄弟,你在监狱怎样了

2005年5月我出狱没多久,听说了任自元的案子。他是在我出狱前10多天被刑事拘留的。青岛的姜福祯等朋友发起了《呼吁紧急关注山东邹城任自元事件签名》。10月我去青岛,是我出狱后第一次出门,见到了一直对任自元很关心的青岛朋友陈青山,了解到任自元的一些情况。出生于1979年10月28日的任自元是家中独子,1997年至2000年在济宁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读书,毕业后在邹城市第十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任自元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些对民主感兴趣的年轻人,经常交流如何促进中国实行民主的观点。就这样,任自元被专事打压异端思想的国保警察抓捕。任自元的家庭很清贫。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准备给任自元父母。年底,我给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打了个电话,他很无奈。

跟几乎同时被捕的李建平一样,任自元跟“传统”民运圈没有建立足够的联系。青岛79民主墙运动老战士陈增祥1998年在海外打工期间参加了中国民主正义党,回国后立即被抓并判了7年。2001年,我因在警方眼皮底下失踪1个半月而令临沂和莒南警方大为恼火,回家后我被报复性地行政拘留15天,其间我绝食从而换来刑事拘留,因此说2001年我被抓主要出于偶然因素。同年燕鹏在广东出境旅游时因电脑中查出敏感内容而被抓,牟传珩为营救燕鹏而被抓,他俩案子的起因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可以说10多年来,山东警方对我们这些已相互建立密切联系的民运人士,并没有特别积极主动地构陷抓捕。因为任自元、李建平以及后来的齐崇怀、贺彦杰等人跟山东老民运圈几乎没有联系,这可能是山东警方对他们动手的原因之一。济南的车宏年虽然1989年就被判刑2年,但后来跟山东民运圈联系很少,所以在他1998年12月去杭州试图旁听王有才案,并跟浙江朋友取得联系后,加上其他因素,于1999年1月被警方不客气地抓起来劳教3年。至于陈光诚,知名度最高,地方当局为抓捕他付出了空前的代价。

2006年春我离开老家外出谋生,对民运的关心少了些,对任自元的了解也不够。后来听说任自元被判10年重刑。后来又听说任自元竟然去了我刚刚离开的山东省监狱。任自元所在的邹城市属于济宁,济宁一带监狱很多,我本以为他可能就近服刑呢。2007年,盛雪在独立中文笔会内部征求国内救援对象,我提名任自元,被采纳。2008年春,陈青山给我打电话说任汝生又有好久不能见任自元了。我给任汝生打电话了解情况,得知他已接到善款。当时他很激动,说以儿子坐牢为荣。任汝生的心情我理解,因为他的情况跟我父亲差不多。1998年我正式参加民运后,警方没有先找我,而是先找我父亲进行软性恐吓,我父母确实都被吓住了。但我决心已定,向父母坦承了我的信念,我决不会不走这条路。为此,父母并不怎么理解,甚至一度跟我关系有些紧张。2001年我入狱后,许多熟悉和更多素昧平生的人们向我父母伸出了援助之手,我父母慢慢改变了观点,转而支持我的选择。我的父母跟任自元的父母一样,都是终生生活在小地方、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乡下人(我家在县城郊区,任自元家在县级市市区,都是县一级的小地方;跟济南、青岛这样的城市相比,他们都是乡下人),来自世界各地的素不相识的人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本来不可企及的荣耀,何况还有一定的经济援助。这是一种小农意识,是我的父母和任自元的父母终生摆脱不掉的烙印,甚至也深深地烙在我这种出身于农村的年轻一代身上。

记不清是从哪里听说的,任自元竟然就在山东省监狱一监区。我是2002年2月21日被从莒南县看守所押解到山东省监狱的。在出入监分监区(习惯称为入监队)待了18天,3月11日我被分到第一监区,此后直到2005年5月23日出狱。

一监区有个不认罪的法轮功练习者单纪明(又叫单继明)。2002年9月底,单纪明落入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等人设计的圈套,被单独关了六七天,刘宏利等警察和一监区“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简称“积委会”)“主任”、黑社会犯人李林一直不让他睡觉。单纪明被折磨得神经错乱,认罪了。2003年11月我被禁闭,完全是刘宏利等人设计好的圈套。他们设计了好多圈套,多数我没识破钻进去了。我在监狱曾被几个犯人打过,这些犯人全是黑社会人员。表面上这些犯人大多受到了惩罚,但实际上不仅没少减刑反而一再“立功”减刑更多。因此,任自元到一监区后的遭遇,我没有不担心的理由。

2006年夏天任自元到一监区服刑时,一监区大概转产机械加工已有两年。任自元在喷漆岗位上干过。喷漆岗位不是特别脏、累,但不能干久了,因肺部易受伤害。但山东省监狱对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管理一向流于形式。2002年12月一监区犯人吉维河惨死就是因犯人丁波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2008年陈青山跟我说任自元患上肺结核,我马上给任汝生打电话了解情况并说了喷漆岗位的危害。接着有媒体报道任自元患肺结核。后来听说任自元留在一监区监室打扫卫生——这个岗位属于值班组,比较轻松。我出狱前4个月搬到新监室大楼后被安排住在值班组(但我没岗位,不干活),是为了其他犯人对我的监控更加方便,因此任自元虽被安排打扫卫生,但恐怕更多地是为了监控方便。

今年过年陈青山跟我说任汝生又有好长时间被监狱禁止会见任自元了。7月12日晚上我接到武汉异议人士万里的电话。我虽跟万里在网上接触过两三次但从未通过电话,所以接到他的电话有些意外。不过很快我明白了原委:任自元已被停止接见几个月,不久前任自元曾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说了几个虐待他的警察和犯人的名字。万里问我可否关注一下这事,我说可以。于是我给任汝生打电话,报上我的名字,任汝生连声说“我记得你”。这时我才知道任自元已最迟于去年4月从一监区调到六监区。我仔细想了一下六监区,想不起主要干什么活了。但好在任自元仍是在监室打扫卫生,身体上不用受太大的苦。

我跟牟传珩在省监从未调过监区,尽管我曾多次要求调监狱或监区。任自元调监区,不知是怎么回事。但现在会见室的警察竟明确说明任自元因不服从管教而被停止会见。我不知道任自元这几个月是怎样惹怒了警察,但我可以肯定任自元受到新的折磨了,因为据任汝生了解,任自元至少受到如下遭遇:让犯人监视着任自元不让他拿笔写字;两个警察每人每天12小时看管任自元,不准他休息。

另据任汝生说,任自元说这几年的生活水平比他刚入狱时下降不少。犯人在监狱需要花钱。我那3年多每个月大约花200元,在一监区算是中等偏上。一监区的犯人比较穷,教育分监区等(分)监区的犯人花钱多不少。现在已过去好几年,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靠父亲一年存的几百块钱,任自元的生活肯定异常艰苦。

在任自元案开庭前,就有邹城附近鱼台县的网友翟羽佳等人去看望过任汝生。此外山东朋友陈青山、姜福祯、张铭山、车宏年、刘路、孙文广等人,外省的万里、杨天水、邓永亮、孙不二(文炎)等人,以及海外很多人都为任自元呼吁过。现在,关注任自元的人更多了,因为“草泥马”越来越多。

7月13日我写了篇简短的稿子发了。接着维权网、自由亚洲电台、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等媒体和组织也做了采访或者发表了有关声明。不过遗憾的是,维权网和自由亚洲电台把任自元服刑的监狱搞错了。济南有两座监狱,一个是任自元所在的山东省监狱(原名山东省第一监狱),一个是济南监狱,这两家媒体在报道中均使用了“山东济南监狱”的错误说法——正是这点,催生了我专为任自元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附: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案”事略

2005年5月10日,任自元在江苏省南通市被警方拘捕后被押回山东省济宁市看守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5月11日,任自元家被济宁市公安局查抄。

6月16日,任自元被济宁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8月1日,武汉异议人士万里赴邹城任自元家中看望任汝生。

8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任自元案即将开庭审理,任自元希望任汝生给他请律师,但任汝生表示没有这个能力。万里呼吁公众给予援助。青岛异议人士陈青山表示希望当局不要以言治罪。青岛异议人士姜福祯表示不相信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

9月,万里发表文章谴责济宁当局冻结任汝生银行账户。此前任汝生银行账户收到几千元用来帮任自元请律师的捐款。

异议人士陈青山、姜福祯、杨天水、车宏年、万里等人发起《呼吁紧急关注山东邹城任自元事件签名》,有23个省份的124名异议人士参加签名。

9月30日,济宁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案。北京律师张成茂到庭为任自元做无罪辩护。

10月,居住在西安的四川异议人士邓永亮发表文章谴责济宁当局开庭审理任自元案。

万里发表《历史,必将宣判他任自元无罪!——我对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的一些看法》,认为任自元无罪。

11月,邓永亮发表《任自元和许万平的迫害案以及要注意的问题》,指出任自元并未触犯现行法律。

2006年1月,邓永亮发表《当局应该借坡下驴,释放任自元先生》,对任自元案提出质疑,呼吁当局释放任自元。

3月15日,济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通知任汝生,任自元案将于两天后宣判。

3月16日,邓永亮发表《山东济宁当局将对任自元案进行宣判》,指出济宁市中级法院在审理任自元案过程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宪法》。

3月17日,济宁市中级法院宣布任自元因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决书落款日期是3月13日),任自元当即提出上诉。当天,BBC、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中央社等国际媒体报道了任自元被判刑10年的消息,维权网谴责当局因言定罪重判任自元。

3月20日,武汉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文炎)发表《对于任自元,中共还有其他选择》,呼吁当局释放任自元。

3月22日,任自元案判决书全文发表。

3月23日,张成茂律师到济宁市看守所会见任自元。当天,同属济宁市的鱼台县网友翟羽佳发表《与任自元辩护律师张成茂的会晤》,说明3月17日翟羽佳被当地3个警察阻拦未能参加任自元案的宣判,并认为“历史将宣判任自元无罪”。

3月28日,北京异议人士赵昕等70人发表《呼吁:立即释放胡佳、齐志勇、欧阳小戎、陈光诚、任自元、钱丽丽等人,解除对高智晟、郭飞雄等人的跟踪、软禁、殴打》,呼吁当局释放任自元等人。

4月,邓永亮等42人发表《为山东青年教师任自元家属募捐的呼吁书》,发起为任自元家人募捐的呼吁。

夏,任自元在上诉被山东省高级法院驳回后,被押解到山东省监狱一监区服刑,劳动岗位是喷漆。

2007年3月,美国国务院发表《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提到任自元的名字。

10月,万里发表《易水水寒当击筑——民主志士任自元侧记》,回顾与任自元的交往。

11月,因长时间从事油漆喷涂劳动、劳动强度大、营养不良等因素,任自元患上严重肺结核病。在任自元多次提出要求后,11月监狱让医院给任自元做了检查并确诊肺结核病。20多天后任自元住院治疗。但两个月后任自元被迫出院并回到劳动岗位。

2008年2月,任汝生到青岛,青岛律师刘路(李建强)给任自元拟好保外就医申请书。任汝生到山东省监狱见到任自元,但只有5分钟时间。任汝生把保外就医申请书交给监狱后被拒绝。

3月,美国国务院发表《2007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提到任自元的名字。

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被监狱拒绝。

4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任自元狱中重病仍被强迫劳动。

2009年1月24日,贵州人权研讨会致信中国外交部,在题为《关于中国<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意见书》的信中指出,任自元等52人是因言获罪。

4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任自元说他已被调到六监区打扫卫生。此前任自元曾被禁止睡觉一星期,且曾被其他犯人殴打。

5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此前任汝生曾给任自元汇过两次钱,都被退回。

7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再次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

12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再次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但任汝生发现其他犯人的探视已恢复正常并指出这点,监狱改口说未得到任自元的探视申请,让任汝生回家等候监狱的电话才能探视。

2010年1月,在半年多未收到任自元来信、寄给任自元的两封信被退回后,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再次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

1月13日或14日,任自元在监狱给任汝生打了一个电话,但未透露具体信息。

1月,维权网、参与网、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任自元已有半年没有任何消息,任汝生为此深感担忧。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邵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必须保持关注任自元等人的狱中人权状况,任自元等人在狱中的真实状况是最重要的人权指标。

2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再次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

3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任自元说他在监室打扫卫生,监狱犯人生活水平比几年前降低很多。

4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被监狱拒绝。

4月底,任自元给任汝生打了一分钟电话后电话突然中断。

5月31日,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被监狱告知任自元不服从管教而被禁止探视。

7月16日,维权网报道,据任汝生介绍,“现在监狱方安排两个警察每人每天12小时轮流看管任自元,不准他休息,在精神上折磨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任自元被监狱切断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受到精神的折磨。据任汝生了解,监狱安排两个警察每人每天12小时看管任自元,不准任自元休息。美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任自元的情况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发表声明,要求山东省监狱保障任自元的合法权利。

2010年8月14日初稿,8月26日修订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0-08-22

王金波:我跟贤斌两次擦肩而过

1999年1月25日,我离开杭州,经上海回山东。2月10日我第二次到杭州,听说刘贤斌刚来过,但已走了,且去了山东。我心里直呼可惜。这是我跟贤斌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那时我参加民运已有几个月,听到贤斌的一些事情,知道他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后来听说他在北京被扣,又听说他回四川获释了。接着又听说他被正式抓捕,很快判了13年。我不知道,这个13年意味着什么。在我后来经历过种种苦难、包括4年坐牢之后,仍不能设身处地设想13年刑期让一个无辜的人怎样度过。曾有朋友说关一个月和关4年的感觉一样,我说你错了,差别就在时间长短——虽然都是失去自由,但是长的刑期更能摧垮一个人的意志,更能考验一个人对理想的坚持。我出狱前曾对别的犯人说过:“要是判我10年,我肯定不会这么过。”

在后来的10多年时间里,我先后认识的杨宽兴、杨海、李海、康玉春、陈青林、胡石根、欧阳懿以及我从未见面的陈卫等朋友,无一不在我面前赞许贤斌。对一个人,虽然没有交往也可作出评价,但交往之后作出的评价往往更可靠。幸运的是,我上面说的这些赞许贤斌的人,全跟贤斌见过面打过交道,甚至欧阳懿跟贤斌是中学同班同学(贤斌说过:“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20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欧阳懿写过贤斌:“他宽阔的胸襟、对人权民运事业的深刻理解和身体力行,令朋友、令与他打交道的绝大多数国安人员叹服。”“结识刘贤斌先生的人们说:他最具人道精神;他最具无私的献身品质;他对于人权民主的理解十分深刻;他对人权民主的实现的经验最为宝贵和丰富;他是国内最坚定的人权民运人士;他是自1989年以来发展得最成熟、最优秀的人权活动家;他的实践和智慧是国内国际人权和和平演变应当高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

杨宽兴写过贤斌:“在他的身上,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两者是有冲突的,最终他选择了承担。而这正是我所了解的刘贤斌,一个为了正义信念而不懂得对个人风险说不的人。”“无论国内国外,人们都缺乏对刘贤斌足够的了解和关注。由于视其为挚友兄弟,我不想给他过多的溢美之辞,但他的人品、才华,在熟知他的人当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有朋友不久前还在这样评价他:”刘贤斌是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人。‘“

陈青林写过贤斌:“贤斌的人品、才能、贡献人人皆知,他的入狱,是国内民运的重大损失。”“他不仅年轻,还有做人原则。”“想起90年贤斌与李海、胡石根、康玉春等人彻夜长谈,探讨民运前途的情景,想起98年在成都他对民运历史精细分析的谈话场面,想起99年我俩在北京最后分手的夜晚,想起贤斌的音容笑貌,想起贤斌狱中的磨难,我每每心里流泪,这样一个民族的精英被关入大牢,实乃天理丧尽。”

2000年杨海说过,最近入狱的异议人士中他最熟悉、最痛心的是贤斌,像贤斌这么优秀的朋友实在太难找了,贤斌的入狱是民运的一个巨大损失。

2007年李海说过,贤斌是个优秀的人才,他在里面坐牢13年太可惜了,希望他早日出狱。

2008年康玉春说过,贤斌绝对是哥们儿,他出狱后不仅将会一如既往干民运,而且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很强。

2009年胡石根说过,刘贤斌是89一代极为优秀、有行动能力和道德感召力的年轻人。

这些跟贤斌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想,没有几个人能让他们这么众口一词做出如此高的评价。

所以,在2008年11月6日贤斌出狱当天,我破天荒跟贤斌通了电话(杨宽兴、康玉春说贤斌应是7日出狱。6日欧阳小戎带我去昌平赵昕家,赵昕说贤斌已出狱,我跟贤斌通了电话,然后立即通知杨、康,他俩也立即打了电话)。我出狱后几年,有很多熟悉的朋友出狱,我并没在他们出狱当天给他们打电话,但贤斌出狱,是我第一次。还好,贤斌说他还记得我的名字。其实1999年他入狱前在杭州跟我擦肩而过时,曾拿着我写的那篇很不成熟的文章《组党时机到 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去过山东,事后我还担心这是否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过2009年我第一次跟他在网上聊天时,他把我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忘了。也难怪,已是10年前的事了。

贤斌出狱后跟我没有联系,直到第二年春天我俩在网上相遇。我跟贤斌聊得不多,似乎他很忙。是啊,在监狱那么长时间,需要了解的社会知识太多了,何况贤斌是个闲不住的人。后来我俩渐渐熟起来,说话就随便了。我很不客气地批评他文章中的一些内容,他很耐心地听我说,并向我解释。跟他交往,不用那么多的顾忌。

贤斌说过,很想跟我见一面。他出门几趟,都没走远。今年5月,我在回老家的火车上,接到北京一个电话:“我是贤斌,你在哪儿?”贤斌,你终于来北京啦!可惜,我没法跟他见面。我在老家待了几天回北京,听说贤斌只在北京两天就走了,跟10多年前一样来去匆匆。这是我跟贤斌的第二次擦肩而过。我不知道贤斌是出于担心剥权期的问题,还是沿袭了90年代那种半地下的见面的方式。后来在网上相遇,他说今年冬天他的剥权期结束后还要来北京,跟我好好谈谈。

但今年冬天恐怕我在北京等不来贤斌了——仅仅一个月后,贤斌又被抓了。这出乎大多数朋友的意料,就连跟贤斌交情最深的几个朋友的判断也失误了。我曾幻想着可能性最大的也就是行政拘留15天,至于劳教则几乎不可能。

可是,贤斌被刑事拘留了。贤斌被逮捕了。贤斌被起诉到法院了。

与此同时,“我是刘贤斌”的声音传遍世界各地。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产生20多年后,维权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在2008年底刘晓波入狱、《零八宪章》发布以后,“公民”的概念走出书斋,深入普通公民心中,并走上了街头。以“416”福建三网民案关注活动为标志,公民运动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而“628”贤斌被抓、随后各地纷纷成立的“刘贤斌公民关注团”,标志着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统一于公民运动。

我不知道这次贤斌将获得多少刑期。我只知道,贤斌最对不起的是陈明先。1994年贤斌跟明先结婚,1999年贤斌入狱,2008年贤斌出狱,2010年贤斌再入狱,16年来贤斌在监狱外的时间只是个零头,其中还包括他不在明先身边的日子。而可怜的圆圆,更是几乎没享受到父爱。对于父母,贤斌没能尽到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孝道,何况上次坐牢期间他的母亲去世。

不过,好在贤斌有着贤惠妻子的坚强支持。这肯定是贤斌最大的幸福,也是他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好在贤斌的父母(现在只剩父亲)有别的儿子照顾。好在圆圆有很多叔叔、伯伯照顾。因此,我为贤斌欣慰,贤斌还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是“最幸运的”(莫之许语)。

贤斌不像刘晓波、高智晟、胡佳那样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贤斌只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贤斌上次入狱前还是传真时代而非网络时代,且他这次出狱时间太短,所以他的影响本来主要还是在传统民运界。维权界虽有些人听说过甚至较了解贤斌,但毕竟只是少数。然而20多年来贤斌各方面的积累,使他的朋友们不甘于他再次失去自由这个事实。我从没见过如此感人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们,自称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坐牢。

贤斌坐牢了,第三次。但贤斌已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我宁愿看不到这个奇迹。

对于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统一到公民运动的趋势,贤斌看得清清楚楚。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贤斌在出狱一年半的短短时间里,付出了大量的汗水。贤斌知道哪儿有危险。贤斌知道需要有人担当。贤斌自己顶了上去。贤斌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贤斌的牺牲令人撕心裂肺。

贤斌这次出事,作为挚友的康玉春至今未发一言。我私下问过他,他说他的感觉是:扼腕。而杨海,已用他的方式作了最好的回答。欧阳懿,则使用了“撕心裂肺”这个词。

陈卫说:“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贤斌之所以赢得那么多人的心,恐怕跟这一点有关。

我跟贤斌曾经两次擦肩而过。但是,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贤斌,你走过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更多的人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有那么多的人说:

“我是刘贤斌。”

2010年8月16日初稿,8月22日修改

【注:发表时标题为《刘贤斌的道路》】

《议报》第430期,2010年8月22日

2010-07-13

王金波:任自元被停止会见4个月

现年31岁的原山东邹城第十中学教师任自元2006年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0年后在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监狱服刑,今年他的父亲已有4个月未能见到他,而该监狱声称任自元不服从管教所以禁止会见。

任自元2006年夏天被送到山东省监狱后先在一监区喷漆岗位劳动,并因此患上肺结核。任自元的青岛朋友陈青山得知消息后告诉了媒体,被青岛警方警告。

2008年,青岛律师李建强(刘路)曾帮任自元拟就一份保外就医申请书,任汝生递交给监狱后被拒绝。

2009年4月任汝生探监时得知,任自元已调到六监区,在监室内打扫卫生,这个岗位比较轻松。

5月任汝生探监时被监狱告知因流感全监狱犯人停止会见。任汝生曾给任自元汇过两次钱,都被退回。

今年1月任汝生探监时仍被拒会见,但其他犯人会见已正常。2月任汝生探监仍未能见到任自元。

3月探监任汝生见到了任自元,觉得任自元看起来精神状态还行,在监室打扫卫生,比较轻松。但任自元看起来挺瘦的,而且说现在监狱的伙食水平比2006年降低了很多。任汝生给任自元存了400元钱。存钱时警察说以后不要汇钱了,来的时候存就行了。

4月任汝生探监被拒。

4月底或5月初,任自元给任汝生打过一个电话讲了一分钟的时间,只说了两个队长(警察)的名字(音:张立军、邓爱东)和两个打手即犯人的名字(音:李大鹏、吕振),随后电话被挂断。

5月31日,任汝生再次来到山东省监狱探监被拒。会见室的警察对任汝生说,别见了,回家等任自元电话后再会见。任汝生问为何不让会见,警察说任自元在里面不服从管教。

另外任汝生说,自去年起他和任自元互相寄的信都没收到,所以现在没有任自元的任何消息。

任汝生现年60岁,没有工作,心脏和肾脏不好。任自元的母亲现年55岁,靠家政工作为生,有活干时每月能挣500元钱,没活干时没有经济来源。他们夫妻有四间房出租,最近每间房涨了10元,每月的租房收入由320元涨到了360元。

任汝生的电话:136 5537 4549

2010年7月13日

《议报》

2010-07-11

王金波:陪刘霞赴锦州监狱探视刘晓波纪行

题记: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王仲夏


2010年7月6日早上6点多,我和刘霞、莫之许、不锈钢老鼠刘荻在北京火车站会合,坐上7点15分发往哈尔滨的D25次列车。

这是我第一次坐动车。车厢前面有信息显示牌,中英文显示车厢号、即时时速、内温、外温等。我记得路上最高时速199公里/小时,而次日晚上我们回京坐的D8最高时速238公里/小时。

不过一路上,“探监”这俩字始终在我的意识里占据第一的位置。我曾有3年3个月的时间在远离家乡几百公里的济南坐牢,我爸一直在那条路上拖着病腿来回奔波。我知道,坐牢的人最渴望的是家人的探视,每次探视都能成为犯人几天甚至几周、几个月的话题。晓波上次坐牢是1996年,刘霞跟晓波补办了结婚证后往返于北京和大连之间好几年。十多年后,刘霞再次踏上漫漫探监路。对刘霞来说,不论时代怎样变,漫漫探监路没变。

10点零6分,火车准时在锦州南站停车。我们四人下车,莫之许拿着一个大行李箱,我拿着一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大包。刘霞这次给晓波带了很多书和被褥,我提的行李箱里大概是书,特别重。锦州南站似乎是个新站,但奇怪的是上下楼梯均无斜坡,我只能用手提着沉重的行李箱先下楼梯后上楼梯,累出我不少汗,尽管锦州比北京气温低了10多度。王仲夏在检票口外等着。出站后王仲夏从我手里接过一个大包,找到他的车放好行李,向城里驶去。王仲夏已给我们四人买了晚上的返程票。

刘霞跟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是个路盲。王仲夏十几年前来过一次锦州,早没了印象,所以走错好几次路。最后问对了,驱车直奔南山。南山是个小地名,锦州人习惯把锦州监狱称为南山监狱,就如临沂人把临沂监狱称为梨杭监狱一样。但显然锦州监狱很有名气,我下车问了两次,路人全知道,而且都热情地指给我方向。第三次我下车问路时,其实车的左侧就是写着“辽宁省锦州监狱”的石柱,因我是从右侧下车所以没看见。


车开了500米是个丁字路口,右前方是我熟悉的监狱围墙。一路上莫之许至少说过两个地方是监狱,我都说不像,现在见到真监狱了,莫之许说还是金波有经验,大家哈哈大笑。对我来说,监狱围墙从里看和从外看肯定有差异,无论围墙的外形还是我的心情。但不管怎样毕竟我见过无数次监狱围墙,哪是莫之许这种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监狱的人所能比的?哈哈。

这个丁字路口,我们是从相当于“丁”字的上面“横”的起始部位进入的。“横”的左侧是广场,停了好多车,以警车为主。广场两侧是办公楼。其中一座办公楼正对着一条路,这条路相当于“丁”字下面的“竖”。“横”的左侧即广场和办公楼地势要高出一块,“横”的右侧即“竖”的两侧是个下坡路,地势越来越低。其中“竖”的远离我们的一侧是监狱;靠近我们的一侧是一座办公楼,办公楼的墙上有“1984年”的字样,老鼠当即就吱吱着要照下来留念。

刘霞在这里终于认识路了,让王仲夏把车往右一拐,几十米外果然是监狱的会见接待处,姑且简称其为会见室。会见室门前有几个人,一看就是探监的犯人家属。会见室右侧有个大门,上面“锦州监狱”四个大字是繁体隶书,有点古色古香。显然这个门已废弃不用,不仅门紧锁着,而且门前有杂草。门右侧有一片空地,王仲夏把车停在那儿。

下车拿出相机准备照相。不知谁变戏法般拿出两件T恤,上面印着图案,王仲夏和莫之许拿着照了两张。我和老鼠跟刘霞合影时没拿。照相的背景都是那个废弃的大门。照相时旁边有个拿提包的中年人一直看着,不过当时我没注意他干啥。然后我们上车,准备去刘霞说了好多遍的“笨娃娃”饭店吃饭。

车开了几步停下,因为要给“1984”照相。我正好坐在后排左侧,下车方便,就说我照吧。我拿着相机走到窄窄的马路对面,冲着“1984”字样拍了两张,又走开几步换角度拍了两张。这座楼上面有“锦开文化馆”几个大字。

想不到就在这时出了意外。我正专心照相呢,忽然觉得后面有人喊,扭头一看,办公楼那边过来俩穿警服的,其中一人问我照什么,我说照这个1984楼啊。这时莫之许也已下车过来,警察欲夺走我手中相机,莫之许从我手里拿走相机就是不给警察。警察口气很硬,要带我们去他们办公室,我和莫之许都不答应,上了广场边、办公楼前的高地以后一直在那儿待着。其间一个警察还指认是我拍的,仿佛对我看得最严。莫之许一直据理力争,说大不了把照片删了。警察说他们是监狱保卫部门,接到举报说有人照相他们才赶过来,因为监狱不准照相。我和莫之许都说我们没见到任何标志牌不准照相。莫之许说凭什么要你们处理,打110报警啊。警察说好,就打了电话,说110一会儿就来。我看到其中一个警察的胸牌上写着姓名和某监区及职务的字样,问他你是监区的啊,不是保卫处的?他说是啊,你们不能在这里拍照,我们担心法轮功来照监狱。我说我们只是想照1984那个楼。老鼠补充说1984是一部小说的名字,我们觉得好玩才照的。

不一会儿一辆写有“公安”俩字的小面包警车来了,下来俩警察。监狱警察先把派出所警察叫到一边说了会儿,然后派出所警察过来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说就是在那边照了几张相,别的没啥。警察要求登记身份信息,正好王仲夏赶来,说话有些冲,拿出驾照让登记了。警察问你们是来干嘛的,我们说是来探监的。警察问谁是家属,刘霞说我是。警察问你是犯人的什么人,刘霞说我是他妻子。警察问你老公干嘛的,刘霞说是个傻博士。警察让刘霞拿出有关证明看看,刘霞拿出监狱寄给她的那封让她探监的通知书。警察看后走了,留下俩警察远远看着我们,甚至一度只有一个警察。

这时大约12点了。我们五人一起闲扯,甚至看蚂蚁爬石头。莫之许有时候过去跟那一两个警察聊天,还抱歉地说耽误他们吃饭了。我有个毛病,不能站久了,否则腿肚子打哆嗦,必须蹲着、坐着或躺着。再加上昨晚没睡好,午饭没吃,所以觉得心慌。早上出发前我吃了个两块钱的鸡蛋饼,上车后没吃老鼠带来的麦当劳早餐,结果上当了。我蹲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浑身不舒服,甚至连刘霞、老鼠都没这样。后来我才想起,我好久没剧烈活动了,今天提着大行李箱上下没有斜坡的楼梯所以累着了,怪不得我的双臂特别没力气。莫之许虽大我几岁,却没我这么累。


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来人了。这时候周围的警察大概有十几个吧,包括几个没穿警服的。警察登记了我们五人的身份证。莫之许提出时间已到让刘霞去探视,被警察拒绝。后来警察让我们五人坐两辆小面包警车去派出所。到了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我们五人被分开,我跟王仲夏在二楼一个写着巡逻什么队的办公室待着,莫之许在对门办公室待着,刘霞和老鼠则被带到楼上。莫之许看来在对门被问话呢,我和王仲夏就在一起闲聊。当然,屋里始终至少有一个警察在场。后来过来一个四十来岁的警察,问我们怎么回事,我们说没啥事。警察说是看犯人的吧,看谁啊?我和王仲夏没接话。警察说不就是刘嘛,谁不知道啊,网上有,一搜就知道了,刘晓波嘛。警察又问我俩知道刘晓波是干嘛的吧,王仲夏说不知道啊,我接过话说是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警察说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本拉登和吾尔开希得的那个吧?王仲夏一头雾水的样子问我诺什么奖,我笑而不语。王仲夏头发较长且扎着一个发卡,警察问他是干什么的,王仲夏说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的卧底。警察说你这露馅了吧,真卧底哪有这么公开说的?

警察把我们的身份证要去了。莫之许问完话后来到我们屋里,王仲夏被叫去。过了会儿王仲夏回来,我被叫到隔壁大屋。屋里有俩人,一个年龄有五十来岁、领导模样的人给我一张纸让我写下我的姓名、现住址和职业。莫之许已在上面写了,我在下面跟着写好。那人问了我几句姓名、住址等常规性问题,来了一个电话,就拿着手机出去了。我跟旁边那个年轻一些的戴眼镜的人闲扯了几句锦州的气候什么的,他慢慢把话扯上正题,问我什么时候、怎么来的锦州。刚问了几句,那个出去打电话的人回来跟我说,别的就别说了,你就直接说零八宪章文化衫是怎么回事吧。我反问你说什么?他说你就直说吧,零八宪章文化衫是谁弄的。我说我不知道啊。他一听把手一挥说,好、好、算了、算了,都不说,都去那边好好想想吧,什么时候说了什么时候让你们走。

回到对面屋里,我跟莫之许和王仲夏闲坐着。一个警察给我们一人拿来一瓶矿泉水。我确实累了,基本是趴在桌子上,有时候仰着躺在椅子上,还迷迷糊糊睡了几次。后来王仲夏和莫之许都被叫走了,剩下我一人在。我跟看我的人说要去厕所,他在门口请示了一个人,然后领我到一楼去了趟厕所,他始终跟着。回屋后坐了会儿,一个人急匆匆走进屋里问我是否王金波,我说是,他说文化衫是不是你弄的,我说不是,他说他们三人都说是你弄的,我一听乐了,说好啊,你说我弄的那就是我弄的吧。那人说你是不是山东人啊,我说是啊,他问山东哪儿的,我说临沂。他说山东人都很实在,你怎么不实在啊。我说你说我不实在我就不实在吧。那人气哼哼走了。其实我憋了一句话没问,就是想问问他老家是否也是山东,因为我们老家每个大家族都有亲人在东北,而东北人跟山东人也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我估计那人很可能有亲人在山东。

后来过来俩年轻人,其中一人对我说要做一下询问笔录,并强调说是询问不是讯问,只是了解点情况。我说好吧。他们问我姓名、住址等常规信息。问了没几句,走廊传来莫之许的声音,接着莫之许走进我们屋里坐在我旁边。过了半分钟一个人对莫之许说你能否出去一会儿,莫之许反应过来说原来你们是在做笔录啊,对不起,就出去到对门侃大山去了。警察问我坐什么车、什么时候来的锦州等问题,问我照相了么,我说我照了。他问照了几次,我说两次。他问第一次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会见室附近。他问照了几张,我说记不清了。他问你照相时手里拿东西没有,我说记不清了。他问那几个人照相时你看到他们手里拿东西了么,我说也记不清了。他问第二次在什么地方照的,我说在离会见室很近的地方,同一条路上。他问照的是什么,我说是文化宫或者是文化馆,就是照的那个1984年的标志。他问一共照了几张,我说四五张吧,都是我照的。他问你认识刘霞么,我说认识。他问你来锦州干什么,我说刘霞来探监,带着好多行李,她拿不动让我来拎包。他问你们跟刘霞是什么关系,我说都是朋友关系。他问你认识刘晓波吗,我说认识。他问你知道刘晓波犯了什么罪么,我说据说是犯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对记录的人强调说你不要漏了“据说”两字,因为我不认为刘晓波犯了罪。记录的人答应说不会漏。整个过程他们没提文化衫的事,我感觉他们是在应付差事。他们把笔录拿给我看,我看上面写着对我们询问的是锦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询问地点是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还有两个人名。笔录的第一段是宣布了他们要对我询问,并告诉我说我可以申请回避,可以拒绝回答跟案情无关的提问等等,并问我听清楚了么,我答听清楚了。我一看这段明显与事实不符,他们根本没问过我,我当然也没答过听清楚了,就把笔录还给他们,说这一段与事实不符。他们也立即明白过来,重新写了第一页,并确实向我宣读了一遍。其间一人拿雪糕过来给每人一块,我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改好第一页后又给我看,我看上面的锦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没了,全换成了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其他地方都没错,其中“据说”两字确实没漏。签字按手印后他们让我到对门,莫之许正跟屋里好几个人侃大山呢。问我零八宪章文化衫的那人让我们写保证书以后不再照相,莫之许说保证书是不会写的,但如果你们答应立即让刘霞见刘晓波,别说写保证书了,就是叫你大爷也行。那人只好把身份证还给我让我和莫之许走了。此时已17点多。

自2001年我的案子开庭以后,我好像就没再在警方的询问或讯问笔录上签字按手印。但因莫之许已说好一切以刘霞能见到晓波为重,我只好做了让步。事后得知,王仲夏胡说八道一通后没签字。


出了派出所没见刘霞他们三人。莫之许的手机正好没电了。我的手机上午就没电了。到旁边一个小商店莫之许给一个人打电话好几遍,那人都没接,莫之许说肯定是看到陌生号码所以不接。后来打通了一个,但那人说不知道老鼠的手机。我突然想起赵昕的手机。1998年我参加组党时用脑子记住了一些朋友的电话号码,赵昕这个手机十几年没变,所以我突然想起这个号码。但我还是没记准,第一次拨错了,想了想后第二次拨对了,通过赵昕要到康玉春手机,又跟康玉春要到老鼠手机。终于给老鼠打通电话,原来他们仨去了火车站退票呢。其间派出所一个警察来商店买东西,见我们找不到号码对我们说要不要回去找一下笔录看看他们的手机号码,还挺热情的。

我和莫之许打车去了锦州南站找到他们仨,退了火车票,然后决定回城里住下明天再去探视。好不容易在城里找到一家红苹果宾馆,没三人间了,就要了仨标间,但需每人都要登记身份证。问服务员平时也是这样么,因为通常一人登记身份证后一起的人就可以都住下。服务员说最近一直都这样。办完手续到5楼房间放下行李,我们一起下楼到斜对过的小蓝鲸海鲜馅饼酒店吃饭。饭前我们让服务员给照了张合影,并说在这里照相该没事了吧。

蒋亶文、杨子立、唐小昭先后给我打电话、发短信问候。刘霞、莫之许、老鼠、王仲夏早就接了好多电话。我暗自庆幸从来不把手机号码给记者。吃饭时我仍很疲乏,没吃多少东西。刘霞心情肯定不好,但仍尽量跟大家一起说笑。我记得早上刘霞略化了个淡妆,可惜了。

说起下午各自的情况,才知警方已把王仲夏的车打开搜查了,没搜到文化衫。而王仲夏根本没发现他的车已被人进去过,可见警方秘密开锁搜查的手段很高明,哪怕是在锦州这种中小城市。而相机里除了在监狱旁边照的那几张照片,没发现别的被删。

吃完饭把剩饭打包,买了5瓶矿泉水回到宾馆。王仲夏说这个地方没白来,因为宾馆边上那条路叫云飞街。刘霞和老鼠早早躺下睡了。我一个人住一间,洗了个澡睡了。半夜醒来,我去隔壁一看莫之许和王仲夏因为要看球赛一直没睡呢。聊了会儿天看了会儿球赛,我吃了点打包回来的剩饭,四五点钟又回房间睡下。

后来老鼠敲门把我吵醒,我一看7点40多了,开门把免费早餐券给了老鼠和刘霞。然后我取消8点的闹钟,洗漱完也下楼吃早饭。刘霞吃完饭回房间开始打监狱给她的联系电话,一直打到10点45没人接。我把莫之许和王仲夏叫醒,下楼结帐直奔监狱而去,路过监狱过了女儿河在渤海大学附近找了个蛟河农家菜饭馆吃饭。这家饭馆很有意思,墙上贴着毛泽东、华国锋等人的画像,还有一张画像我觉得很陌生,走近一看竟是没穿军装的林彪标准画像,第一次见。


吃完饭去了监狱,王仲夏把车停在广场,正好昨天跟我们打交道的那个监狱保卫处的警察路过,说你们直接去会见室就行了。我们上车又到了昨天照相的地方,王仲夏把车停下,我们五人在远离监狱的马路一侧等着。13点过一两分钟,会见室的卷帘门升起来,十几个探监的人进去了。我想当时我爸也是这样跑了3年,心不由一酸。

我们五人拿着行李进了会见接待大厅,刘霞去排队。我虽在监狱待过3年3个月,但这是第一次从外面近距离接触监狱。这个大厅有苍蝇乱飞,墙上挂着的电子日历显示时间是2010年7月8日上午1点多,快了12个小时。13点20分排到刘霞,柜台里面的警察要探视证,刘霞说没有,把监狱给她的通知书给了警察。警察打了几个电话让我们到旁边等着,我们就一起回到椅子上坐着。10分钟后柜台里的警察大声喊刘晓波,刘霞过去警察说还是要跟原来联系的队长联系好了才能会见。待了会儿,莫之许叫上王仲夏跟刘霞出去,要去狱政处问问。但过了几分钟他们仨又返回来,说还是等等吧。后来我去大厅到外面卷帘门之间的走廊上看《辽宁省监狱系统狱务公开内容》时,莫之许、老鼠和王仲夏出来了,说警察已过来跟刘霞见面,要我们出去。

这时大约是13点50分。我们四人在监狱外侧的路边站着聊天,没地方坐。我们不断说笑,比如我突然发现王仲夏把车正好冲着昨天照相的那个废弃的大门停着,我大喝一声王仲夏你把车停在那里是否想劫狱。又比如15点时卷帘门落下,我苦着脸说完了,刘霞被关在男子监狱里了。后来我们累了,就席地坐在水泥砖地面上。其间唐小昭和天天海豚发来短信询问进展。另外一直有一个四五十岁的警察在卷帘门边上站着,直到卷帘门落下为止。他应是专门看我们的。

15点之前,探视的家属基本走光了。卷帘门落下之后,又有一两个家属从里面出来。后来还有人进出,但都像是监狱工作人员。15点45分左右,卷帘门再次升起,刘霞从里面出来。我们四人举起双臂欢呼,王仲夏高兴地跑过去拥抱了一下刘霞。跟着刘霞从监狱出来的五六个警察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们离去。


刘霞很高兴,说她在里面跟晓波见了一个小时,此前近一个小时都是警察教训她,她被迫写了保证书不再照相。她说晓波在里面还好,不用大家担心。其实我知道“不用担心”是什么意思,因为这话我坐牢时也跟父母说过好多次,而实际上我向父母隐瞒了很多事。

我们直奔锦州南站买了当晚18点52分的D8次列车车票后,再次回城并路过监狱。这时我突然想起90年代一首歌里的歌词,是郭富城唱的《我要给你全部的爱》里的第一句:“不知不觉来到你的门前”。这句歌词对我们几个确实适合。仅这第二天,我们路过这个地方就不止3次。而这首歌的题目,正好送给刘霞和晓波。

在中午吃饭的蛟河农家菜饭馆旁边那家山寨避风塘里,我们喝了会儿饮料,照了几张相。18点我们起身,经过锦州监狱再次回到锦州南站。在路过写有“辽宁省锦州监狱”字样的石柱时,我们齐说再见,我们还会来的。是的,哪怕晓波出狱了,我们也要回这里故地重游。锦州监狱,再见。

在火车站进站,行李安检后,一个值班铁路警察让我们把身份证给旁边小屋子里的一个人。我们把身份证递过去那人放在一个机器上扫了一下完事。那个值班警察还说昨天见过王仲夏和刘霞。上了二楼候车大厅,我观察了两次,发现进站旅客中有的人被要求查身份证有的人则不用。我问两个候车的乘客,他们说以前有时候也这样,可能是抽查吧。

上车后我跟刘霞坐在一起,我说即使你不写保证书监狱也不敢停止探视。刘霞说没什么,写就写吧。其实我们几个人在刘霞跟晓波会见时分析过了,认为锦州监狱真不敢。但看来只要能见到晓波,刘霞真是什么都不顾了。当天晚上王仲夏在推特上说:“越是接近刘霞一家,越是看不见民主,满眼是壮丽到令人窒息的爱情。”我认同这句话,并把它作为这篇纪行的题记。

附:我签署《零八宪章》的经过

2010年7月6日下午,在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太和分局西郊派出所办公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一个当地警察问我是否知道“零八宪章文化衫”是谁弄的,我说不知道。

自2008年12月8日以来,我跟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的警察接触过几次,从未有人跟我提过“零八宪章”四个字。既然锦州市公安局的警察问我是否知道“零八宪章文化衫”的事,那么我就有了兴趣了解什么是“零八宪章”。回家后我在网上google了一下,好家伙,关于“零八宪章”的条目高达1,180,000条。我找到《零八宪章》全文,读毕,决定签名。于是,2010年7月8日16时41分,我给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和xianzhang2008@aol.com去了个Email,表明我要签署《零八宪章》。48分钟后的17时29分,我接到回信:

“谢谢支持!如可使用翻墙软件,敬请留意宪章网站和论坛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

http://taolun.info/

签名小组”

就这样,我签署了《零八宪章》。

2010年7月8日至11日,北京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0年7月15日

【王金波注:《中国人权双周刊》发表时有删节。此处是未删节版,叙事较为罗嗦。】

2010-06-26

王金波:盛宴与绝食——江西乐平冤案当事人家属北京上访纪实

2009年底和2010年初的这个冬天,北京不是一般的寒冷。2009年11月1日,北京下了一场雪,温度骤降,全市供暖提前一周,党政机关等部门更是提前10多天。接着,低温创几十年来新低。到了12月25日,刘晓波被判了11年,人们的心一下子寒到脚底。2010年春节前,谭作人、薛明凯被判刑,黄琦、刘晓波二审维持原判。过了元宵节,又下了一场雪。而我,就踏着尚未融化的积雪,见到了已坠入寒冬8载的方桂水和黄全正。

3月1日,滕彪说江西乐平冤案的当事人方春平、黄志强两人的父亲来北京找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问我可否去见证一下这个冤案。滕彪介绍说,方春平、黄志强、陈发根3人为抗议错误的死刑判决、长达8年的冤狱生涯及多年申诉无果,已于2月23日在景德镇监狱开始绝食。我答应了。3日早上突然得知,滕彪楼下有“情况”,他不能离开家门去陪那两个老人,而两个老人已去了最高法。我自己动身了,并将代滕彪跟两个老人直接接触。

因我要等一件与此有关的事,所以虽然动身了,但必须要在一个地方待上近一个小时。我给方春平的父亲方桂水打电话问他们在哪里。他那口浓重的江西普通话听起来很困难,我好不容易搞清了他们在最高法跟一个法国记者吃饭,并说等着我去。

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具体位置,是我昨天刚刚查好的。从地图上看,最高检和最高法虽然分别在东长安街两侧,但相距不远,且在同一条南北大街的西侧。另外,它们都在地铁五号线西边不远,步行也就十多分钟吧。于是,我在崇文门站出了地铁,沿着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东交民巷往西急匆匆走去。这条路我是第一次走,走一两百米远就看到一个戴红袖章的人,跟前年的奥运差不多。东交民巷派出所边上的警车很多,这没什么奇怪的。继续往前走,警车仍是来来往往很多。

看到41路公交车了。没错,前面应该是东交民巷与正义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其西北角就是最高法。又往前走几步,发现十字路口通往西边的路口设了路障,有个“前方施工请绕行”之类的牌子树在那里,有两个穿黄马甲的人检查着每一辆试图进入这条路的车。步行往里走没人受到检查或阻拦,没发现有人聚集,也没发现明显的访民模样的人。但我有着本能的恐惧,右前方那座高大的建筑,就是最高法,给我一种明显的压抑感。于是,当我扭头看到右侧,也就是沿着正义路往北去的路边上有公用电话时,我毫不犹豫地向那边走去。

给方桂水的电话打通了,他说他就在最高法和最高检那里。我问到底是最高法还是最高检,他说两个都在一起。两个都在一起?我纳闷了。我又问,是在东交民巷吗?他说是啊,东交民巷27号。我说好,我马上赶过去。挂上电话我走回路口过马路,跟三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一起到了对面,然后我尽量很自然地往前走。

走不到100米就是最高法的大门,门口站着两个武警。我迅速扫了一眼,除了门东侧一个写着“传达室”的小门洞外,没有可以用来办公称为“室”的地方了。应该是在前面吧。我脚没停,一边紧张思考着一边往前走。至于路南侧,我已看到那是北京警察博物馆,肯定跟上访无关。博物馆门西侧的通道有人进出,我扫了一眼,发现里面不可能是来访处,根据进出的人的衣着、表情来判断,都是些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没一个像访民。我继续往前走。路北侧有个小门挂着“最高人民法院招待所”、“最高人民检察院招待所”的牌子,一个保安坐在门口打盹,里面的房子有些破旧,但路上没什么人。难道来访处(或者叫信访接待办公室之类的名堂)对外名称是“招待所”?又一想觉得不太可能,就继续往前走。快走到头了,路南有个办公楼,门前停了很多车。难道是这里?走近一看,是个什么文物保护单位。路北是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团河?这个名字似乎在哪儿见过。某某地区检察院,一看就知道是驻监所检察机关的专用名称。这儿跟最高法院毗邻,但似乎两者在工作上不会产生多少直接关系,因此这种毗邻可能仅是种巧合。再往西还有路。但我走了几步就停下来,因为我看见了那个大名鼎鼎的建筑物,里面躺着一个已经死了33年多的人。而离我脚下二三十米外,是个五六米宽的台阶,树木掩映下的四五个穿制服的警察露出上半身,全都向那个大名鼎鼎的广场的方向看去。我转回身沿团河地区检察院东侧往北走去,那儿有条约100米的巷子,巷子北部西侧像是个办公楼,门前很多人,既有警察也有明显是访民模样的人。但走过去后,我再次失望了:这是掌控中国最敏感地带的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我原来一直感到极为神秘的这个安全机构就在这样一个隐秘的地方,同时离天安门广场又是这么近!我转身往回走。东交民巷我已全部走完,没发现最高法来访处。这条路边上的树郁郁葱葱,尽管是冬天。而且,我没发现任何地方在施工。

从最高法方向往西来了两队警察。每队十多个人,排成两列,走着零散的步子往西去。后面又来了两列。这是干嘛?我看了看时间,11点半了。可能是下班吃饭吧。路北侧没有车,但路南侧停的车满满的。我到了路南用公用电话给方桂水打电话,问他们到底在哪里。他们仍说在最高法和最高检那里。我问是否就是招待所,他说对。电话通了不到一分钟突然断了。我想他这个江西的手机不至于被北京有关部门即时监控而掐断通话吧,就没理这事,到路北进了两高招待所。门口那个保安也不见了,估计下班吃饭去了。里面一条直着往北的路,路西是一片低矮破旧的平房,不可能是办公室,也没有路通过去。所有可能的办公室应该都在路东。我一直往里走,先是路过挂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招待所”牌子的路东小院子门口,里面不像是个来访处。走到尽头一看,是最高法的一个侧门,还有武警站岗呢,牌子上写着“非本院人员禁止入内”。我望而止步,看了看周围没有像来访处的地方,就往回走。最高法大楼外面有一个空闲的通道,我过去转了转,对这里的房子的低矮和破旧程度极为震惊。

出了招待所,我又到正义路南给方桂水打电话。这次又是不到一分钟就断了。我立即给黄志强的父亲黄全正打过去,确认他跟方桂水在一起后,问他们到底在哪儿,因为我刚才去招待所没找到他们。他说他们就在最高法门口,马上就能赶到招待所门口,并告诉我他们的特点是提着一个包。我放下电话,看见最高法方向有两个农民模样的人往招待所走来。我迎上去问你们是方桂水、黄全正吗,他们说是。他们穿的衣服跟身边走的其他人穿的衣服反差太大了。个子稍高的那个,后来得知是方桂水,拿着一个脏兮兮的手提包。我说到招待所门里说吧,那边人少。其时正值下班时分,路上人特多。到了招待所门内,我交代完事情之后,问他们到底刚才在哪里,他们说在来访处,我才明白是听错了。我问来访处在哪儿,他们说就在大门旁边啊。我问是否就是传达室?他们说是啊。我说怪不得我找不到呢。我问他们吃饭了没,他们说没有,早饭吃得晚,法国记者请的,现在不饿。法国记者回去了,一会儿还要来,正等着呢。我说好吧,你们该怎样就怎样,别管我,我在远处盯着。就在我们仨聚在一起说话时,有三四个路过的人看着我们,其中还有两人凑近了看我们拿的东西。这是我决定立即离开的原因之一。我迅速回到了路南侧,方桂水和黄全正在路北侧往东慢慢走去,我给他们拍了几张照片。

其中有一张照片,是我蹲着照的。照完起身后,我发现身后两三米远站着一个戴红袖章的中年男子,紧盯着我看。我立即起身走向50米远的十字路口并往南拐,躲开他的视线。过了一两分钟我又露出头来看看,那人还在往我这边看。方桂水和黄全正慢慢走过来了。他俩替换着去了旁边的厕所。过了十来分钟,我走过去问他俩是否饿了。他俩说不饿,先等着那个法国记者吧。方桂水、黄全正一直站在刚才紧盯着我看的那个戴红袖章的中年男子的视线内,因此我跟他俩站在一起说话,全被那个中年男子看见了。不过十几分钟后,他走到墙边看报纸去了,不再管我们。12点半多了,我突然想起来问方桂水、黄全正,法国记者来干什么啊?他俩说想把冤案材料发给路人,然后记者在旁边录像拍照。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办法有点冒险。但我又想这肯定是他们安排好的,我在原计划中是不跟他们接触的,就不多说了吧。于是我继续在旁边等着。后来快1点了,我说打个电话问问记者什么时候到吧。黄全正给我法国记者的手机号码,我打过去,是个女的接的,说她们刚刚接到任务,要立即完成一篇稿子,赶不过来了。我跟两个老人说明情况,决定先吃午饭再说吧。

我本想沿着十字路口往南去找个饭店吃饭,他俩说那边没有,就在最高法对面的正义饭店吃吧。于是我们仨进了正义饭店。这个饭店很小,满打满算坐不下30个顾客。但这个时候里面坐得满满的,只有靠门口的一张桌子刚刚空出来。我们仨坐下,服务员收拾好桌子,拿来菜谱,我让方桂水、黄全正点菜。我从对面看着菜谱,大多是18块钱1个菜。黄全正只看着菜谱的第一页点了两个菜,我翻开菜谱说后面多着呢,再点吧。黄全正点完3个后不再点了,我又加了一个。问清他俩不要汤以后,我们要了6小碗米饭。倒上一杯茶水,等着上菜。我一开始没吭声,因为周围吃饭的人看起来没有一个像是上访的,而更像是周围的上班族。但他俩显然没多想,慢慢开始说起话来。他们说,希望有更多的记者关注这事。孩子们在绝食呢。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他们已经绝食9天。9天哪,有几个人经受过9天不吃饭的苦?黄全正说,希望你们多在网上发帖,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事。在国内网上贴的帖子很快就撕下来了,但有一个香港的记者在网上贴了帖子,撕不掉,温家宝都看见了呢。要是能在香港,在国外,多贴帖子,就好啦,撕不掉呢——黄全正重复了五六遍“撕不掉”。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我丝毫没有去纠正他的错误的念头。对于一个在江西农村靠种田为生的将近60岁的老人来说,纠错是多余的。

吃饭时,他俩很拘谨,基本只吃靠近自己的盘里的菜。我一再让他们,他们才在别的盘里夹几筷子。我问他们平时怎么吃,方桂水说喝开水,吃冷馒头。对江西人来说,馒头是很少吃也很难吃的主食,何况还是冷的。我说使劲吃啊,少吃饭,多吃菜,别把菜剩下。我先吃饱了,他俩也吃饱了,还剩下一半多菜。坐在外边的黄全正喝了杯茶水后从兜里摸出钱来,我说不用你,我去买单。他不听,往柜台走去。我追上并拦住他,问服务员多少钱,服务员说74,我拿出一张100的给了服务员,黄全正还要把钱递给服务员,我再次拦住他,他才收起来。结完账后回去坐下,他俩栖栖惶惶地说了好几遍已经让你帮忙了怎能还让你花钱呢,我说我知道你们已经把家里的钱花光了,案子还没头绪呢,你们能省点钱就省点吧,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然后把剩菜打包,黄全正还客气地问我你带回家吧,我说你们晚上留着吃吧,我回家有饭吃呢。

出了饭店我问,你们打算下午怎么安排?他们支支吾吾说不出个啥。我说那就再等等看吧。他们又到最高法门口站着,虽然没有任何人理睬他们。过了一二十分钟,他们往东边的十字路口走去。我跟他们聚在一起问你们不去传达室递交材料了吗?他们说去了也没用。我说记者今天也没来,你们把冤案材料分发给过路行人也没什么意义,很可能还要被抓,今天就算了吧。他俩说也是。我说你们去过最高检吗?他们说没有,也不知道最高检在哪里。我问你们来北京,被带回家去过吗?他俩说没有,一次也没有,只是在南昌被带回家一次。我给滕彪打了个电话,滕彪说今天就回去休息吧,如果最高检他们觉得有必要去,去一趟也可以。我问他俩你们确定最高检的办事处就在最高法这里吗?他们说是,他们来过好多次了,肯定是在这里。我说既然如此去最高检也没啥用处了哦。他俩问我最高检在哪里。我说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北,三四站路就到了。他俩说反正也没事,就去吧。于是我在前面,跟他们拉开一二十米的距离,往北走去。

过了北京市政府门口很快到了长安街。长安街上熙熙攘攘,每个角上都有警察。就是地下通道里,也有一个武警而非保安在站岗,尽管通道里空空荡荡没人。那个站岗的武警显然很无聊,就一个人练正步走。到了长安街北侧,就是南河沿大街。路边上有个戴红袖章的人站着,我给这人照了张照片,照完后扭头一看,又一个穿同样上衣、戴同样红袖章的人骑自行车而过,我又匆匆给他照了一张。

又往前走了没几步,我回头一看,他俩没跟上来,方桂水见到一男一女两个老外,拿出冤案材料递给他们。看起来两个老外不懂中文,莫名其妙但带着笑脸收下了。这一幕,我曾在文章中看到过,也听别人说过,似乎我没有任何惊讶。但我想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方桂水、黄全正老家的那块红土地,曾经把一支军队供养壮大,那支军队后来占了天下,却要杀方桂水、黄全正无辜的儿子们,而方桂水、黄全正却不得不向曾被那支军队赶走的人求助!这是怎样的一个讽刺,却又是怎样的一个悲剧!

又往前走了几步,到了公交车站,我问他俩是否坐车,还有两站。他俩说不坐了,走吧。过了东华门大街路口,看到了路西最高检门前的两个石狮子。我对他俩说,你们过去问问能否接材料,能的话,就试着把材料递上去,不能的话就回去。我就不过去了,在这里给你们照相。路东的绿化带里有人行道和休息用的凳子,我坐在其中一个凳子上看着他俩小心翼翼躲过川流不息的汽车,到了对面最高检门口。站岗的武警拦住他俩,一个警察过来跟他俩嘀咕了十几分钟。这期间,路边一个拿铁锹的清洁工打扮的人紧紧盯着我看,因为他看出来我显然是冲着那两个人照相的。我趁这人转身时给他照了一张背影照。

十几分钟后,方桂水、黄全正回到了马路东面。他俩来到绿化带的人行道上,跟我说那个警察给了一张纸条让他俩去最高法。就是说,最高检的来访处果然跟最高法的来访处在一起。我们仨找了个凳子坐下,黄全正挨着我,跟我说得多。

黄全正出生于1952年1月20日(农历腊月二十四),根据农村的算法,过了春节就虚岁六十了。方桂水出生于1955年,虚岁五十六。黄全正说,从2003年起,他们每年都要来北京至少两次,总共20多次了。黄志强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黄志强从小聪明,小学没念完就下学了,出事时是家里的顶梁柱,老婆和三个孩子全是他一个人养活。说到这里,黄全正开始抽泣:“我跟儿媳妇说,只要我活一天,你和孩子我就给养着。但我已经60了,还能干多少活,能挣多少钱?我经常忍不住哭,眼睛都哭得看不见了……”黄全正说到这里哭了,用袖子擦了会儿眼睛,停了停说:“比日本鬼子还恶呢!他们用的那些办法逼供,你想都想不到呢!”他说,他来北京,就是为了让最高检抗诉,“抗诉就有希望了。可是最高检不接。最高法也不接。去过全国人大,倒是接了,但让我们找政法委。政法委没有来访处,我们只好还找最高检。”他神情黯淡地说:“如果还不行,就靠你们了,靠你们在网上多贴帖子,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人权委员会、大使馆,我们都去了。我们还往外国车上插我们的材料。我让那个法国记者一定要亲自写信寄给温家宝。我们写的信落上我们的地址,人家不给递,要是落上法国记者的地址,人家就给递上去了。”顿了顿他又说:“我只念了几年书,几十年早忘光了,只能靠你们这些人了。”方桂水补充说:“我们只能打、接手机,其他都不会用。如果没有你们,人家更不会理我们了。”

聊了十几分钟,我一抬头突然发现开始曾盯着我看的那个清洁工打扮的人在离我们十米远处,仍是死死盯着我们看,根本没有打扫卫生的意思。我对黄全正和方桂水轻声说,走吧,这人从一开始就盯着我们,不是好东西。我起身在前,给后面的黄全正、方桂水和那个人一起照了张相。

我问他俩住在哪儿,他俩说离最高法不很远。我说现在你们没事就回去休息一下吧,他俩同意了。我问怎么回去,他俩说坐20路车,在长安街上有。到了东华门大街路口,我跟他俩说今天就这样了,我要去东边坐地铁,咱们就在这儿分手吧,有事再联系。我伸出手跟他俩握手,一边握着手一边过绿灯。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路口南侧那个警察突然冲正在走过来的黄全正和方桂水说,你们是干什么的,拿身份证看看。警察根本就没看我。我一看情况不妙,赶紧走到边上准备过马路往东去。往东去的是红灯,我只能等着。我看着那个警察拿着方桂水和黄全正的身份证查看方桂水那个放着冤案材料的手提包,偷偷拍了一张照片。那个警察扫了我一眼,同时好像向马路东边二三十米远的那个警察打招呼。换了绿灯,我快步往东走去,路过那个被打招呼的警察,他慢慢向第一个警察走去。我一路小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滕彪打电话说明了情况,滕彪说他马上给他俩打电话。

2010年3月3日14:50,在“两会”盛宴开始前10分钟的时候,在距离人民大会堂约2000米的地方,江西乐平冤案绝食当事人的两名家属,被“盛世”“和谐”了。

3月3日当天下午,黄全正和方桂水被江西有关部门强行接走了,准备过两天遣返回老家,理由是“两会期间不许上访”。3月5日得知,在景德镇监狱绝食的方春平等3人已在3天前停止绝食,江西省监狱管理局的官员与3人见面后答应转交该案材料。但是,黄全正和方桂水被遣送回江西乐平后却被行政拘留10天,3月15日获释回家。

附:江西乐平冤案回放

1999年9月9日,江西省乐平市洎阳街道办事处登高山上发生抢劫强奸杀人案,邹福新被杀,熊峻被轮奸致轻伤。2000年5月24日,在登高山下的中店村境内,蒋泽才被杀害,郝强失踪。上述两案被江西省公安厅列为特大重案,责令限期破案,但直到2002年也没侦破。乐平市公安局因此受到来自居民和官方的双重压力。

2002年5月25日、5月31日、6月2日,中店村村民程立和、黄志强(又名黄志祥)、方春平(又名方有平、方小平)分别被乐平市公安局以涉嫌销赃罪刑事拘留。6月6日,该村村民程发根被乐平市公安局以涉嫌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以上4人均押于乐平市看守所。6月上旬,乐平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9.9案和5.24案告破,给办案警察记功并颁发了奖金。6月19日,程立和、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被以涉嫌抢劫罪、强奸罪、故意杀人罪逮捕。

随后会见律师时,4人均称被拘捕后被办案警察刑讯逼供,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有罪供述完全是被迫的。7月22日,程发根之妻周枝花、方春平之妻王金霞、黄志强之妻方爱华致信景德镇市检察院和法院,请求“依法重新查清事实”,并陈述了认为3人无罪的10点根据。8月8日,乐平市公安局作出关于此案的说明。在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提审时,4人全部推翻此前承认犯罪的供述,并向检察院控告他们被办案警察刑讯逼供。

2003年3月4日,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3月31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4人当庭否认此前的有罪供述,并指出是办案警察对他们实施了刑讯逼供。4月29日,法院要求检察院补充侦查。6月5日,检察院向法院递交了新的证据。7月11日,未经再开庭质证,法院宣判4人死刑。4人提出上诉。2004年1月1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2004年4月27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要求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补充证据材料。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退回乐平市公安局补充侦查4次后,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11月9日,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11月18日,在没有任何新的证据材料的情况下,4人再次被判处死刑。4人提出上诉。2006年5月3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7月7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9.9案证据不足,不予认定,但认为4人均参与5.24案,改判4人死缓。2006年,4人被送至景德镇监狱服刑。

2006年,黄志强在景德镇监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此案,撤消有罪判决,宣告其无罪。2007年3月19日,4人委托家属和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永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乐平市公安局的刑讯逼供。同时,4人家属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未获受理。5月,滕彪、李和平、邬宏威、程广庆、许志永等法律界人士一致认为本案疑点极多。6月,辩护人张赞宁、刘文元等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递交《关于江西乐平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程立和涉嫌抢劫、强奸、杀人案事实严重不清、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反映》。11月,4人家属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未获受理。2008年9月,方有平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提交申诉状。2009年3月14日,黄志强、程发根、方有平、程立和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

自2002年4人被捕以来,先后有20多位律师参与,全部做无罪辩护。其中程发根受酷刑的情况曾得到联合国关注。4人被实施的酷刑主要是:用手铐铐住双手,连续几天几夜悬吊,剥夺睡眠;严重时手腕骨头暴露,惨不忍睹。4人均有确凿证据证明,案发时其本人没有作案时间。此案只有被告人供述,所有物证都不能证明该案和4人有关。现场提取的烟头、血迹、毛发、衣裤,警方均未做DNA鉴定。

《议报》2010年6月26日

(本文发表时署名李明宇)

2010-03-11

王金波:李海——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家,不懈的人权捍卫者

一个力图让中国被人类当代文明接纳的运动,已经持续了至少30年。这个运动,被命名为民主运动(简称民运)。被吸引到这个运动中的诸多优秀人物中,李海是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一个。

李海,男,河北获鹿(今鹿泉)人,1954年5月2日生于北京,中国争取民主的社会活动家,不懈的人权捍卫者。

1961年,李海开始在北京市西城区兵马司小学读书。1970年,李海在北京市四十二中学读完初中。因当时已不设高中,李海无法继续读书,被分配到北京北郊的南湖渠砖厂当工人,在那儿一干就是8年。这期间,李海曾打算就这么过一辈子,并且深信当局的教育,愿意“献身国家建设”。

1978年恢复高考,李海的命运发生巨大转折。这一年,已24岁的他考上了南京大学哲学系。

李海为什么放弃家乡北京,去外地读大学呢?原因一是他非常渴望去远方看看,二是外地学校更容易考上。外地去哪儿呢?就去南京吧,那儿是他母亲的故乡,有很多亲人。

文革结束后,中国当局重提“建设四化”的口号,掀起了一股经济建设的热潮。所以,李海填报了南京大学的经济系。但想不到,南大哲学系没招满,从别的系调过去一些,李海鬼使神差读了哲学。

在李海的南京4年大学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比如:邓小平正式执掌中国最高权力,开始了名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民主墙运动以及后来对它的全国大镇压。其中,1978年被中国官方和民间反对派运动(民运)不约而同视为某种意义上的“元年”:中国官方至今仍把这一年底的中共11届3中全会视为1949年后仅次于中共建政的第二大政治事件,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民运则把这一年底开始的民主墙运动视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正式开端。而李海,则跟后者发生了联系,并越走越深,直至成为其中一个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人物。

因为当时人们关心政治的风气,李海在南京读书期间,主动跟文革期间被关、在南京颇有名气的徐水良接触。民主墙运动兴起后,李海去上海、杭州等地考查,与当地的民运人士接触、交谈,寒假期间回到北京,也去民刊拜访。就这样,他和傅申奇、朱虞夫、刘念春等人相识并通信联系。徐水良、傅申奇、刘念春后来在坐过多年牢后流亡美国,朱虞夫后来因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组活动两度入狱。

1979年到1981年之间,民主墙运动被镇压。接着,它的支持者也都被排查,人人过关。南京市公安局的警察也多次把李海叫到南大哲学系办公室,要他交代跟那些民运人士交往的情况,被李海坚决拒绝。李海非常反感对于那么多正直的人所做的这种全国性的无理镇压,他说:“你们不是要整人吗?整吧,大不了我回砖厂当工人。”此事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此后不久,李海在南大另外两个学生的支持下主持创办了一个以民主为主题的沙龙,吸引了三四十名学生,包括后来的南京邮电学院图书馆管理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樊百华,和后来两度入狱、刑期累计22年的著名社会活动家、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杨天水。这个沙龙一直存在到李海毕业以后。它引起了南大校方的注意和调查——也许正是因此,在毕业分配的时候,同学们大都分到了他们向往的党政机关,而唯独李海被分配到了院校——北京中医学院(现在叫北京中医药大学)社科部教哲学。不过幸运的是,李海恰恰不喜欢机关而向往去学校教书。

但李海一直不适应这个学校的人际关系,因为他不会讨好别人,不善于与单位领导做日常情感上的沟通。1986年底那次学潮,李海没有参加,仅是去了一次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学生游行和警察对他们的驱散、抓捕。胡耀邦下台后,全国开始清理“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李海也受到株连。经过到南京大学外调之后,1987年4月17日,在担任教师很快就将满5年、有资格评为讲师之际,北京中医学院社科部的领导告诉李海,要停止他的讲课,因为他不适合。至于为什么不适合讲课,双方心知肚明——“政治思想”有问题。李海提出要求考研。领导同意了,让李海可以不坐班,准备考研,但如果考不上就要从此调到学校图书馆上班。就这样,李海在1988年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

上北大以后,李海曾经去观看过民主沙龙的活动并知道了王丹。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学潮,李海立即投身其中,参加了王丹组织的到胡耀邦家吊唁、当夜天安门广场的游行和人民大会堂的请愿,之后他热情地投身到每一次活动中。4月19日,在警察殴打学生的新华门事件中,李海也是被殴打者之一。5月初,李海担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外联部长,做了大量组织、联络和其他工作。

“六四”镇压后,李海由于在北大门口以学生领袖的身份救过无辜的过路军人的性命,成为少数被允许继续读书的学生领袖之一。但李海的心底蕴藏着巨大的悲愤,他已决心献身于中国的民主事业。1989年11月,李海与康玉春(曾在李海任教的北京中医学院读书,后来获得中医硕士学位)、陈青林(原中国气象学院学生)等5人组成民主工作小组,并在此小组支持下,于1990年初夏开始进行全国性的联络活动。

同时,1990年初,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柳向前来北京找到李海和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纠察队长彭嵘,策划在清明节联合举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清明节前的深夜,彭嵘评估形势后,临时决定中止已经准备好的活动。1990年5月的整整一个月,李海到外地跑了22个城市,在其中10多个城市找到了当地大学漏网的学生领袖。李海这么做,是为了试图重新建立起因高压而失去了联系的各地分散的民主力量之间的联系。在回到北京后,6月1日,李海因纪念“六四”的活动被捕。此前柳向前已被捕,彭嵘、李海和另一个北大学生曾广利也随后入狱。

这是李海第一次坐牢。20年后,李海使用了这样一组词汇来描述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的这段经历:“吃不饱,挤,没有医疗,打人,疥疮,极为恐惧,不知道能否活着出来”。曾被牢头狱霸打过两次。每天两顿饭,每顿饭是两个很小的玉米面窝头。很快瘦得皮包骨头。1990年9月,李海被北大开除学籍。因被捕前一个月李海的行踪当局毫不知情,这反而减轻了李海的“罪状”,致使12月27日李海被解除收审、释放回家。同时曾广利也获释。柳向前、彭嵘两人则获得2年左右的刑期。

在家休息5个月后,1991年6月,李海再次开始了全国性的联络活动。随后,曾经支持他进行全国性联络活动的民主工作小组成员康玉春、陈青林等人,与北京语言学院讲师胡石根、原民主墙运动民刊《探索》的成员刘京生等人开始了秘密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和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的活动。回京后,李海与他们一道推进当时北京的民主运动。1992年5月胡石根、康玉春、刘京生等人被捕入狱后,李海联系了中国人权和大赦国际等国际人权组织对胡石根等人实施救援。

此后,李海继续致力于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和帮助因“六四”被捕的人士,行踪遍及全国,构成了“六四”之后最初的全国性民主运动网络。1999年,我把浙江朋友给我的一份全国民运人士通讯录拿给一位曾跟李海非常熟悉的山东朋友看,这位朋友感慨地说:“这个通讯录的基础就是当年李海搜集整理的名单啊。”

1993年,李海开始在北京各高校串联,搜集因“六四”被捕判刑、关押于各监狱的北京市民资料,并把中国人权等国际人权组织的人道帮助送到这些人及其家属手中。这个有700人左右的名单后来被送到海外公布,引起中国当局的极大愤怒,成为李海后来坐牢的直接和最大的原因。当时,除个别人外,这个名单上的人都仍活在世上,而且绝大多数在坐牢。“六四”最大的受害者有两种:死难者(及伤残者),入狱者。李海搜集的这个名单跟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等人搜集的“六四”死难者名单的性质是一样的,都起到了还原真相的作用。如果说死难者家属搜集他们的名单的动力在于他们跟死难者之间有着血缘关系,那么,与那些市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李海搜集那个名单的动力是什么呢?是为了还原真相吗?李海对此予以否认。他说:“不是为了还原真相,只是为了解救他们。他们是在为我们而坐牢。还原真相只是为了改善他们的处境。这是我作为一名所谓学生领袖的责任,我不能看着他们为我们受苦而无动于衷。”我问他,你说的责任是指什么?他说:“是当时的因果关系给我的责任。运动是学生发起的,市民只是支持者,但他们却遭受了多得多的苦难,并且他们的遭遇几乎不为外界所知。我希望通过外界的关注,他们能早日获释,他们的家庭能早日过上正常生活。”

1993年11月,李海参与了由秦永敏组织的和平宪章活动。秦永敏后来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被判刑12年,今年应刑满出狱,并已成为累计坐牢时间最长的知名民运人士。

1995年5月31日,早已成为警方眼中钉的李海,终于落入警方设下的圈套,第二次被捕入狱。1996年12月22日,李海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以“刺探国家秘密”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9年。李海提出上诉,被驳回并维持原判。1997年4月,李海被送到北京市转运站。6月3日,李海被从转运站送到北京良乡监狱服刑,在那里度过7年。

至此,因为上述独到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已经入狱的李海成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极具象征性意义的人物之一。

2004年5月30日,李海刑满出狱。9年的牢狱生活,使李海身体和精神受到明显损害。监狱不允许运动,李海身体不能得到锻炼,精力和记忆力明显减退。但由于舍不得花钱和耽误时间,他出狱后一直没去医院做全面体检。

出狱不久,李海参与了北京民运人士赵昕主导的20余次人权声援和抗议活动,包括对赵紫阳逝世的纪念、对维权人士胡佳被殴打和非法拘禁的抗议,以及对齐志勇等“六四”伤残人士的支持等等。2005年底,李海和刘京生、刘荻等人一起组团去成都慰问被打伤住院的赵昕。

随后,李海与当时所有活跃的维权力量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建立了联系与合作,包括泛蓝联盟、自由中国论坛网友、伤残人士群体、政治案件的出狱者、家庭教会及国内各地的民运人士们,特别是与刘晓波、高智晟、胡佳、郭飞熊、范亚峰、侯文卓、莫之许、滕彪等民运人士、维权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密切合作,同时深入关注和触及访民情况。可以说,联系和参与的维权事务的广泛程度,能跟李海相提并论的人是屈指可数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警方不断的非法剥夺自由的状况下进行的。在高智晟事件中,李海支持并参与他的抗议和绝食等各项活动,特别是一同前往山东临沂声援当地维权人士陈光诚,并因此而在2006年底被连续软禁4个半月。此后李海配合北京仁之泉工作室主任侯文卓从事了大量的人权工作,并继续协助胡佳为高智晟的遭遇进行呼吁,参与胡佳等人对访民和艾滋病患者等的救助活动。2007年底,李海两度顶着重重压力参与“八九”民运的领袖人物之一包遵信的悼念活动。他的特别的工作风格是注重实效、避免空名,默默无闻地去做一切需要的事情。

2008年初,李海参与了刘晓波等人发起的对胡佳的呼吁和救援。从这一年起,李海把注意力转向为访民服务方面。尽管警方长时间以奥运名义保持高压态势,李海仍不遗余力地组织有关人士为访民做具体保障工作,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维权事务的报道活动。为此,李海在2008年6月特别被以黄丝带活动的借口绑架审查17天。此外,李海还与人权活动人士孙立勇等人合作参与对“六四暴徒”和政治入狱者的帮助。2008年底,李海成为《零八宪章》的首批签署人。2009年起,李海与国内活跃的维权人士刘德军、刘沙沙、王荔蕻、妙觉慈智、王译等人通力合作,深层参与了一些事件的援助,如刘沙沙被拘禁绝食案、张怀阳劳教案、罗永泉劳教案等。此外,李海还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对《零八宪章》主要起草人刘晓波的营救。

李海认为,国内的这些民运和维权活动,能够推动这个社会可能好起来,减少那些本来就不该有的东西。

2010年2月,刘晓波被当局判刑11年的判决生效。与此同时,刘晓波被图图主教、达赖喇嘛等诺贝尔和平奖往届得主和众多国际知名人士提名为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作为刘晓波的同路人和战友,李海认为,假如刘晓波能获得这个奖,将会给予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整个民主力量以巨大的鼓舞。

当前,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的人权状况大幅后退,当局的政治迫害更加肆无忌惮。李海认为,如果没有现实力量的推动,这种状况不可能改善。为了这种改善,李海将继续无怨无悔、坚持不懈地从事着他为之献身的民运和维权活动。尽管,他因此被当局不断地用软禁、绑架等方式进行骚扰、迫害,一直无法恢复正常的生活。

2010年3月4日-11日

《议报》2010年3月13日

王金波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