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8

王金波:继续与《民主论坛》同行

1999年春我在杭州时,第一次听朱虞夫先生说起洪哲胜先生和他主编的《民主论坛》,印象很深,因为一是老朱建议我回山东后也写点稿子投给《民主论坛》,二是洪先生是台湾人——对于初涉民运的我来说,台湾人主编了一份主要面向大陆民运的刊物是一件很新鲜的事。

回山东后我并没有向《民主论坛》投稿。我清楚自己的水平不高,并且几乎没有接触网络的机会。2001年春节,我在一家网吧群发贺卡时,无意中发给了洪先生一份。后来我在《西安商报》电脑室里打开我的信箱,发现洪先生已向我约稿。当时我对《民主论坛》的投稿要求一点也不清楚,就拷了一份我刚刚发在《大参考》上的《一定要把肆无忌惮侵犯人权的警察的名字及其罪行记录在案》发给了洪先生。几天后我被迫离开西安,回到青岛后发现《民主论坛》竟把它刊登出来了。对此我很吃惊,告诉了姜福祯先生。

3月,经郭少坤先生介绍,我去江苏泗阳吴克林先生家住了一个多月。其间我经常去网吧收看《大参考》和《民主论坛》。闲着没事,我把我几年来关于中国将来实行联邦制的思考整理成一篇短文发给洪先生,没想到很快《民主论坛》又刊发了。十多天后我在《大参考》上看到王小宁先生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就写了一篇文章进行回应并投给了洪先生。此时已是4月底,我得到消息警方四处找我,于是匆匆于5月3日回到家中。5日,我去县城网吧收看《民主论坛》,未见刊出。6 日,警方露面了,并于7日带我去蒙山游玩。8日晚上21点半我回到家,一觉睡到次日早上6点多,警方已来到我家,声称找我“有点事谈谈”,于是我跟他们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四年多!而在这四多时间里,我想过不知多少遍:那篇文章洪先生给发了吗?

今年出狱后没多久,我了解到不仅在我入狱之前《民主论坛》就刊发了那篇文章,而且《民主论坛》和后来创刊的《民主通讯》一直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甚至《民主通讯》还为我做了三次头条专题报道,其中有两次重发了我仅有的三篇短文。不仅如此,洪先生还在我出狱当天为关于我的头条专题亲自写了按语,此前他还专门为我在其他BBS、包括国内的BBS上发了帖子。还有,我入狱后,洪先生曾委托姜福祯先生向我问好。我刚出狱,洪先生就再次通过张铭山先生和姜福祯先生向我问好,并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

后来,我自己上了网,跟洪先生的联系方便多了,对洪先生有了更加直接的了解。

洪先生对收信的负责任态度,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无人能出其右。首先,投稿必复,而不论用否。洪先生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除休息时间外,一般为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回复。这样,就不会因收不到回信,后来又不发稿而错过了发稿的合适时机。即使《民主论坛》不能发稿,洪先生也经常推荐另投其他有稿费的刊物。其次,其他内容的信也是有信必复,而不论事大事小。我给他指出过几次网络版上的小错误,他总能立即改正并回信感谢。有时我指出的错了,他也亲自检查并回信说明。就连贺卡,他都要立即回复。

更为关键的是,《民主论坛》真正做到了“民主无类”。比如,不管名气大小一视同仁。这一点太重要了。相比之下,倒是有些大陆出去的人办的刊物做不到这一点。再比如,各种各样的观点均可存在。所以一个朋友对我说,台湾人办的这份刊物不鼓吹台独(比如它刊登了大量鼓吹两岸统一的文章),就凭这一点,足以令人佩服。实际上,这两点是衡量搞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关键。用樊百华先生的话讲,洪先生是海外“最具民主风度的人”。

我入狱之前,洪先生邀我与《民主论坛》同行。我在监狱里,洪先生和其他朋友仍然使我与《民主论坛》同行。我出狱了,当然要继续与《民主论坛》同行。

2005年12月28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民主论坛》,我们的最爱

姜福祯、张铭山、王金波

自从2001年初开始,我们三人几乎同时成为《民主论坛》的作者,并从此成为忠诚的读者。我们认为,没有哪家媒体能代替《民主论坛》(包括后来创刊的《民主通讯》)的作用。

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姜福祯和张铭山疲于养家糊口,王金波系狱四年有余。但是,《民主论坛》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也没有忘记《民主论坛》。姜福祯和张铭山见缝插针写下的作品基本都是在《民主论坛》上发表的。而为王金波的呼吁也总是能在《民主论坛》上得到最及时的发布。

在“舆论一律”的极权体制下,人们极其渴望对信息的自由获取和传播。五年前,我们只能通过电子邮件被动接收一些信息,基本不能直接登录海外被封网页。当时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王金波在聊天室聊天时得到一个网址可以直接上海外网页,但很快被封。我们到现在也不会搜索代理服务器。后来有了无界浏览、自由门等破网软件,而且能通过电子信箱、MSN、雅虎通等随时索取,所以我们浏览海外网页的机会多多了。但是,只要上网,我们最想看的还是《民主论坛》。因为,正如姜福祯先生所言,《民主论坛》是不可替代的。

《民主论坛》,是追求民主的人们的论坛,也是我们的最爱。

2005年12月29日,山东

《民主论坛》


2005-12-25

王金波:天水兄,你承受的苦难太多了!

杨天水失踪了!如同晴天霹雳,我一夜未睡。

前不久,陕西朋友颜钧约我到南京天水处玩了几天。昨天晚上,暂在西安家中的四川朋友邓永亮发来短信问我能否联系上天水,并说天水可能出事了。我一惊,马上打天水的手机,不通。又打江苏泗阳天水四姐的电话,天水的姐夫毫不知情。又打电话给赵昕,赵昕也在为这事着急,让我向芳草打听侯文豹的情况。芳草等安徽朋友的电话均不通,我就告诉了徐州、上海的朋友,大家都不清楚具体情况。后来芳草的电话打通了,她也在着急,而且不清楚侯文豹的南京手机号码。我又告诉了其他的朋友。但我一直睡不着。天亮后在网上发现侯文豹的文章,证实天水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天水的四姐。下午起床后我又从赵昕的短信及侯文豹那儿得到证实,天水应该是被刑拘了。

1998年,我就从秦永敏主办的《中国人权观察》上见过“杨同彦”的名字。1999年,我在杭州见到张玉祥,了解到他跟杨同彦不仅是1990年“中华民主联盟案”的同案,而且同是泗阳县高渡乡人。2001年我被捕前在泗阳待了一个多月,听吴克林多次说起杨同彦。今年我出狱后听父母一再说起南京“杨天水”的义举,但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陌生的名字。几天后天水打来电话问候,我才知道“杨天水”就是“杨同彦”!

今年春天我母亲遭遇车祸,天水寄来钱爱玲女士捐款中的7千元钱,给我家解了燃眉之急。而这次我亲自看到,天水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比如11月28日他做痔疮手术时,由于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不得不砍掉一些项目,最后只剩下麻醉药。术后本应住院,但他不仅立即回家,而且每天都从江宁去南京城里办事,结果伤口迟迟不能痊愈。我跟颜钧到了以后,他才躺在床上休息两天,果然恢复得快多了。但后来他又忍痛陪我们去陈家湖和南京城里两次,致使伤口的疼痛又加剧了,而且一直不能坐。他每天均需用药擦拭伤口,用的卫生纸都是硬的!然而,他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些!

天水对待朋友用“一分钱掰开两人一起花”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是真正的热情如火。那份豪爽侠义之气,在现代人身上已经很少见了。

几个月前有人造谣说天水将外面朋友的资助据为己有。这事在平息以后我才知道。在这里我要向这个人严正声明:不仅我受到了天水的关心,而且还有更多的朋友受到了天水的关心,而天水自己的生活费却是“一块钱一块钱地节省”!

天水近来除了写写文章维持生计,给朋友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之外,并没有什么过激之事。当年他自己吃过组党的苦头(而且他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所以目前对组织化的活动毫无兴趣。跟朋友们的联系,也仅仅是问候一下生活方面的事。比如他同意我的这个想法:目前我先谋生,不参与任何活动。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在我跟天水见面之前和见面之后,都有跟他熟悉的朋友明确向我肯定:天水的人品很好。在跟他一起的短短几天里,我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就有人非得把他往大牢里送?

天水兄,你承受的苦难太多了!

2005年12月25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26日


2005-12-24

王金波:又是新年,想想这些苦难的人们

今年我终于在大墙之外过新年了。但我特别想念那些在大墙里面的人们,以及实际上被限制了自由的人们。

离开看守所后,以所谓“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刑10年的诗人、记者师涛马上就要过监狱里的第一个新年了。一个月前青岛律师刘路陪师涛母亲高琴声老师去看过师涛,为师涛办了离婚手续。然而,刘路看到的“这哪里是离婚?这是正在上演的一出梁祝悲剧啊。”师涛系狱,可能源于“另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天大秘密”,这个“多么可怕的警察圈套”有着“如此周密的设计,师涛几乎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圈套。这一圈就圈走了师涛十年自由”。如此,“王媛女士的选择有外来压力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年轻柔弱的女孩的肩头承受不了这种巨大压力”,所以才有“调解结束,两人紧紧拥抱、缠绵悱恻,难舍难分”。

高老师变卖了陕西的房子,一年前和小儿子师伟来到长沙租房住。60高龄的高老师罹患冠心病、糖尿病等,却不得不如此。今年夏天最热的那两个月,师涛被迫进行队列训练,从此患上了皮肤病,高老师每个月探监时都要给他带去药。另外,师涛还患有多年的溃疡和心脏疾病。至于来到赤山监狱以后,由于珠宝厂切割珠宝造成的粉尘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师涛患上了肺炎等疾病。

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2年的网络作家黄金秋(清水君)的父亲黄贵德已经66岁了,早已从国土部门退休,却不得不经常自山东临沂远涉南京看望儿子。8月他去浦口监狱看过一次并送去了药治病,年前还要再去一次。

山东济宁邹城十中语文教师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案自9月30日开庭后一直没有进展。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12月14日收到过任自元从看守所寄出的一张明信片,任自元还担心其他朋友有没有麻烦。9月30日开庭时,检察机关指控任自元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并从广东东莞某人那里得到一本。在法庭上,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表明,警方监控了自2003年以来的任自元的电子信箱。目前,任汝生夫妇在独子入狱后的生活极为困难。

山东淄博网络作家、中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也没有进展。昨天,李建平的妻子续晖刚打电话给检察院,但仍不知何时开庭。这次补充侦查又快一个半月了,该有结果了。前不久,续晖忙于公司的事,因为公司经营一直不好,她不得不卖给别人,但其间遇到很多麻烦。

涉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重庆异议人士许万平目前仍被关押在重庆市看守所。两个月前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在去看守所送衣物时就听说案子已到法院,但至今也没有进展。

山东临沂沂南县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自9月在北京被山东警方绑架并押送回家后,一直被限制出门。警方在陈光诚的邻居家安上了干扰器干扰手机信号,并在陈光诚家周围安了六、七个路灯,每天三班制,每班几十人,在他家周围看着,不让他出大门一步。11月18日是陈光诚父亲的周年忌日,警方动用了几十辆车、几百人封锁了东师古村并紧紧跟着陈光诚。这是3个半月以来陈光诚惟一一次出家门,而且还是事先跟看他的人交涉之后才能出门。目前,在陈光诚门前值班的人数已减少到每班十来个人。这些值班的人都是些在社会上“不正干”(山东方言,“不务正业”的意思)的人,政府部门给他们管吃管住,每天工资30块钱。政府部门已撤得差不多。还有一个上面派下来的“扶贫工作组”,吃住都在村里,但没见他们搞什么“扶贫工作”。由于陈光诚坚持起诉殴打他的政府官员,目前政府部门想跟他“和谈”,问他有什么条件,要什么报酬,但被他拒绝。

北京仁之泉工作室执行主任赵昕在四川被打并住院后,经过各界人士的努力,当地政府终于作出一些积极的姿态。但是,赵昕每天仍需换药,不知何日才能离开病房(对赵昕的殴打致伤也是一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而且更恶毒)?

长期流亡海外的著名异议人士杨建利博士2002年回国被捕后被以所谓“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目前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他的父亲杨凤山在1999年赴美定居。由于爱子身陷囹圄,加上年纪大了,杨凤山去年回国。但上个月95岁高龄的杨凤山突然中风并左半身瘫痪,12月12日终于在对爱子的思念中与世长辞。杨建利在狱中曾被打并长期单独关押,瘦了不少。现在慈父已逝,不知他何日得知?而且,这将给他雪上加霜,他如何承受?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们,都在忍受着痛苦。其实,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监狱,中国人莫不生活在没有自由的痛苦之中。

2005年12月24日,山东莒南

《议报》第230期,2005年12月26日


2005-12-08

王金波:当前国内民运应重视人权工作

98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以组织化的形式对专制进行冲击的方式再遇挫折。自1999年夏我只以个人的名义从事人权民运活动以后,一直在思考如何寻找突破口和切入点,即使是在狱中也未停止此类思考。

出狱后我惊奇地发现维权活动如火如荼,虽屡遭刁难和镇压但仍此起彼伏。这是因为,“维权”维护的是每一个公民切身的权利也即人权。只要是人,就有人权。所以,维权活动能吸引任何阶层的民众参与。而组织不一样,因为即使在充分民主的西方国家,参加组织的也仅是一部分人,至于参加政党的,那更是少数。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超出我在狱中的想象。几年之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国内的消息最及时有效的发布方式,大概就是给香港卢四清先生打传呼了。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方式目前已被互联网迅速取代。互联网不仅是及时交流信息的最好方式,人们还可利用它传播民主思想、结交新的朋友,壮大民主力量。当然,政府对互联网作出了很多不符合国际惯例的限制,甚至有些规定违反了国内法。这也是政府对公民人权的侵犯,也应引起大家的重视。

今后,国内民运最好是以争取和维护人权为中心,不断传播人权民主理念,为政治转型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2005年12月8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5-12-07

王金波:马英九,拿出你的诚意来

在这次台湾三合一地方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作为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台湾政治家中应是最大的赢家。

对于国民党,虽然我认为它在大陆22年的执政时间及在台湾半个世纪的执政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实行的是专制统治,但对于以下两点我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

一、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最值得我尊敬的中国人。我认为在以下两点上,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出现第二个像中山先生那样的人:为了中国的进步,奋斗终生,至死仍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虽功高盖世但不贪恋权位,几次心甘情愿让出高位。其中后者尤为难得。而海内、外华人对中山先生的普遍尊敬,主要基于以上两点。

二,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吸取了在大陆执政期间的经验,一方面坚持大陆应放弃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在执政后期不再镇压崛起了的台湾民主运动,自觉地中止专制、启动民主,并在台湾最终实现了全球普适的民主制度,使台湾成为民主国际社会和自由世界的一员。

马英九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是主张两岸统一的。在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前后,提出了“‘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口号。对此,我颇为赞赏,因为,马英九的确提出了大陆最为敏感的问题,并将之置于统一之上。那么,我现在就要问一问:马英九如何对待以下两个大陆同胞的问题?

一个是被困台湾的燕鹏先生。燕鹏在八九民运期间积极参加并受到迫害,此后矢志不渝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致使2001年系狱1年半余,出狱后不断受到威胁,不得不于去年跳海东渡台湾,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民主台湾转赴其他民主国家。但此后燕鹏却一直困在台湾,并未得到真正自由,也去不成其他国家。台湾现在没有政治庇护法,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以国民党为主的泛蓝阵营在立法院居多数,马英九何不推动制定并通过政治庇护法?

另一个是被困成都的赵昕先生。赵昕本为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曾几次入狱,至今仍是“取保候审”。上个月他陪父母去四川旅游,被不明歹徒殴打成重伤,严重影响到今后的日常生活和谋生。但是,在这次奇怪的殴打之后,更加奇怪的是各方的反应,人们对真正的幕后凶手到底来自何处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赵昕主张“中华大同,民主合一”,大陆“为中国国民党精神党员服务的网络社区”中国泛蓝联盟的两名管理员专程看望了赵昕。那么,马英九何不关心一下他所认同的“一个中国”的同胞赵昕,促使大陆政府尽快调查真相并公布结果?

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个政治家,不仅要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马英九既然表示支持大陆的民主化,那么我们就看看他的诚意如何,是否敢于将之付诸行动。

2005年12月7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7日


2005-12-05

王金波:沉痛哀悼乡贤刘宾雁先生

下午登录MSN,看到上海年轻学者王建波先生的显示名称上写着“沉痛哀悼王洪民先生和刘宾雁先生!”,我不太高兴,心想虽然上午我在网上看到刘宾雁先生病危的消息,但你怎么就认为他已经去世了呢?于是我跟他对话。谁知他说刘先生的确去世了!很快杭州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吴孟谦先生和昝爱宗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点。接着,《著名流亡作家刘宾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在网上发布,我点击打开,正好传来一阵哀乐,我默然……

其实就在一个月前,我刚刚跟刘先生通过一封信,也是惟一的一封信。当时浙江湖州范子良先生寻找刘先生的早期作品《第二种忠诚》,在网上搜索的结果太多,找不过来,让我帮他找。当时我正好打算外出,没时间帮他找,但我有刘先生的电子信箱,就斗胆给刘先生去了封信,说明情况。刘先生很快回了信,说他的网页(www.liubinyan.com)上面应有《第二种忠诚》。我打开一看,果然有,就转发给了范先生。过了几天我外出回家,这才有空仔细看刘先生的网页,才知他竟祖籍临沂,是我地地道道的老乡!又过了几天,我忍不住给他去了封信,想问问他老家是哪个县的,但他一直没有回信。当然,我不知道,此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没有精力给我这个冒昧的年轻人回信了!

我初次听说刘先生的名字,是1987年初,他跟方励之、王若望两位先生同时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当时我上初三,对情况不可能了解,只是模模糊糊同情他们。没多久我在一本很旧的《人民文学》上见到他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其中描写的王守信一些丑陋的行为,给我这个从小认为“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中学生的认识,予以沉重打击。我曾把这篇文章保留了好几年,后来在我外出上学期间,家里清扫旧物,这篇文章找不到了。

“六四”大屠杀之后,我从官方的批判文章当中得知,刘先生早已去美国,但他仍关心着国内的民主运动。上大学期间,我从学校团委见到1989年第2期《新华文摘》上有刘先生的《关于一次无效采访的报告》,就把这本书借回去看,后来也没有还,一直留在我身边。1998年我参加民运之后,知道了刘先生的电话号码,但从未给他打过电话。想不到的是,今后再也没有打电话的机会了!

今年我出狱后,听说独立中文笔会已成立,刘先生当选为首届主席。据说当年曾有人考虑让刘先生接替巴金出任中国作协主席,但刘先生不仅在1987年初被中共开除党籍,甚至在1989年因公开反对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学生市民而被开除出中国作协。刘先生心里想的不是高官厚爵功名利禄,他最想念的,是中国早日实现民主,中国民众早日享受到自由。而他自己,即使客死异国他乡也在所不惜,尽管,他非常想念故土!

刘先生被誉为“中国的良心”,我为拥有这样一位乡贤而自豪。刘先生,您就放心地走吧,您家乡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您,年轻一代会沿着您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的!

2005年12月5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6日


2005-12-04

王金波:民进党应检讨自己的大陆政策

“台湾三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大胜”——今天早上,《民主通讯》头条登出专栏,报道了台湾三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和媒体的分析。

作为一名大陆人,我对这次选举关注不多。但由于反对党获得的是“大胜”,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些感想。

第一,我觉得台湾的民主逐渐走向成熟。跟上一次总统大选后的反应不同,这次朝野几方的反应更加理性化。同时,这也用事实驳斥了中共“民主不适合中国”的论调。

第二,我更感兴趣的是台湾朝野对大陆问题的态度。

2000 年陈水扁当选总统,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海峡两岸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和平更换执政党。此前,我对民进党有非常好的印象,因为它曾经也跟我们大陆民运一样饱受执政党的迫害,但它并未气馁,最终赢得了民主制度,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执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渐渐感到了不满。那是因为,民进党似乎想摆脱一切跟大陆的联系(山东异议人士燕鹏先生的窘境就是一例)。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我认同这样一个理念: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享有地方自治权。联邦制国家如此,单一制国家亦如此;海峡这边的山东如此,海峡那边的台湾亦如此;山东的临沂如此,临沂的莒南亦如此。台湾不要说跟大陆分裂分治已逾半个世纪,1945年抗战胜利前也长期受外国侵略,就是它始终跟大陆政权是统一的,它也享有自治权。而且,对台湾前途拥有第一发言权的,应是全体台湾人。

不错,大陆是专制,而且比当年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更甚。在20世纪末国民党放弃专制之后,台湾的民主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台湾政府不愿跟专制的大陆政府实现统一,是很正常的。我也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侈谈立即统一,是完全无视现实的。大陆不实行民主,两岸统一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不管是台湾,还是哪个民主国家,民众对周边专制国家(地区)实现民主是持支持态度的。台湾民众历来支持大陆的民主化,大陆实现民主对台湾及其执政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如香港,以支联会为代表的民众团体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政党在香港回归前后都坚定地支持内地的民主化并赢得了香港民众的普遍支持。美、英两国出兵摧毁塔利班和萨达姆两个邪恶政权,执政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而德国反对出兵,执政党下台(至于俄罗斯和西班牙,情况不同。俄罗斯现在不是标准的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威权主义性质。西班牙则是大选前3天发生“3.11”恐怖爆炸,致使原本被普遍看好的执政党意外地以不到5个百分点败北)。至于法国,伊拉克战争后没有举行总统大选,但前不久的骚乱侧面反映出希拉克的窘境。

由此我想到,马英九“‘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观点恐怕是国民党大胜的原因之一。国民党在过去的确给台湾民众带来过专制灾难,但它吸取了历史经验,其中包括支持大陆民主化能够赢得更多民心。而民进党尽可能摆脱跟大陆的一切联系的行为,我总有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这不仅无助于其政治理想的实现,甚至也无助于其在政治现实中的得分。

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或亲民党,只有坚定地支持大陆的民主化,自己的政治前途才会更加广阔,台湾的前途才会更加光明。

2005年12月4日,山东莒南

《博讯》,2005年12月6日


2005-12-03

王金波:这些人为什么英年早逝?

志莲死了。早上我起床没多久,父亲对我说。

我愣了一会儿。

吴志莲是邻居家的女儿,比我大两岁。她是老大,下面一个弟弟,比我大几个月,老三是妹妹,比我小一岁。尽管我们两家不是一个姓,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但我们两家相处得不错。她兄弟姐妹3人跟我兄妹俩是同龄人,从小一起长大。她跟我们本村的一个小伙子自由恋爱,结婚时我也去送她了——按照风俗,送新娘子的一般是本家族的老少爷们,而我是其中惟一一个外姓人。

志莲从小体弱多病,个子又矮,非常瘦,但一直没仔细检查。前两个月去临沂住院,检查得知是心脏病。但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0%,不敢做手术,一个星期前不得不出院回家。她父母去年搬家到一百多米远的地方,但有时仍来我家串门。十几天前,她还在临沂住院,她母亲来找我母亲玩,说起她的事情来直流眼泪。谁也想不到,今天她竟走完了短短35周岁的生命。

她有一个10岁的女儿丽丽,两三个星期前想妈妈了,去了一趟临沂。晚上没地方睡,就去了她二姨家(志莲的妹夫在临沂附近一个乡镇工作,全家住在那里)。志莲的母亲说,丽丽从家里去县城花两块钱,从县城到临沂花13块钱,从临沂到那个乡镇又花几块钱,一来一回花了近40块钱。

跟我们这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志莲和她的父母家的经济状况不好。2001年5月9日是我失去自由的日子。那天早上6点40左右,莒南县公安局的3 名警察来找我声称“了解点情况”,我们离开我家的时候,志莲的母亲和兄弟媳妇正在我们门前用模子做煤球,一个警察说了一句:“费这个事干嘛,买煤球多省事。”我说:“农村里哪有那么多钱,这不是为了省一点钱嘛。”

是的,警察根本不了解,跟绝大多数农民一样,为了省钱,志莲一直不愿去医院检查。这次病情加重了才不得不住院,但检查出结果来时病情已到晚期,没法治了。

我又想起几天前去世的年仅41岁的王洪民先生。

一个多月前hongmin开始经常出现在MSN上,我不知这是谁,但不仔细看老是把它当成hongnian(济南车宏年先生)。大约十几天前,我忍不住邀请hongmin开始即时消息对话,我才知他叫王洪民,在河南鹤壁,比我大8岁。我说了几个河南异议人士的名字,他都不认识。加上他整天出现在网上,跟我的对话很慢也很简短,一副爱答理不答理的样子,所以我以为他从事媒体之类的文字工作,跟我们这种坐过牢的人不愿有太多的联系,我也就未跟他多讲。

但我想不到的是,几天前我打开博讯网页,顶部赫然出现“关于沉痛哀悼王洪民先生的讣告”的字样,我吃了一惊,心想我刚认识一个王洪民,该不会是他吧?我就匆匆忙忙点击这条消息。但这次不知为何老是打不开,于是我把代理服务器先关掉又重新打开,终于看到了公民维权网的讣告内容,果然是他!

难怪他为何打字慢!而且,他有那么不平凡的经历!

我又想起了3个月前去世的年仅49岁的杨春光先生,5个月前去世的年仅43岁的陈延忠先生,3年前去世的年仅35岁的蒲勇先生,5年前去世的年仅49岁的安福兴先生,5年前去世的年仅50多岁的王在京先生,还有去年去世的邵良臣先生、14年前去世的温杰先生……

这是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英年早逝?

2005年12月3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3日


2005-12-02

王金波:权利不应轻言放弃──《被抗战改变的中国》读后杂记

看了《中国报道》周刊总第426期(11月14日)刊载的秦晖先生的《被抗战改变的中国》,我发现了不少新观点。秦晖先生是我极佩服的一位学者,读他的文章总能解开我的一些疑团。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无端“弃权”当反思: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落得“以德招怨”?》。我一向对日本极为反感,并且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究其原因,乃是历史上的侵略和至今的不认真认罪。而同样是二战法西斯国家和战败国,德国痛痛快快地认了罪,跟当年被它侵略过的国家之间几乎没有纠纷,迅速赢得了二战被害国和全世界的尊重。

我原来一直认为,日本至今不认真认罪,原因主要在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使然:东方人喜欢讲“面子”,认罪会伤民族自尊心,所以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百般抵赖;而西方人深受基督教原罪意识的影响,觉得有错就应该承认,所以才有勃兰特华沙之跪一幕。这几年我才慢慢认识到,这种观点其实只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根本没有说在点子上。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日、德反差那么大,却没有来得及、也没有能力仔细考虑。

秦晖先生指出,中、日摩擦(指历史问题)的起源其实主要在于中国政府对日索赔权的放弃。“权利”(rights)是“正当”(right)的,而“放弃权利”意味着我放弃要你赔偿的“正当性”,此后我再提赔偿的事就成为不正当的了。你要他赔偿既然是“不正当”的,他抢了你还算是抢吗?强盗得了这“话把儿”,你能指望他认罪感恩吗?“权利”本是主动的,但中国政府没搞清其重要性,结果陷于被动──对日本来说,你们中国既然放弃了索赔权,那么一,你们要是再向我们索赔,那么你们就是“不正当”的、也即非法的了,二,我们对你们的援助是我们的权利(而决非是我们对你们的义务),我们援助你们也行,不援助你们也行,谁也无权非要我们援助你们不可。这样一来,中国嫌日本的援助少(甚至不让国民知道援助的具体情况),而且老是不能认真看待历史问题;日本嫌中国贪得无厌要的援助太多,而且老是拿历史问题来羞辱它──结果是“双输”。

权利不应轻言放弃。比如革命权。有人主张“告别革命”,我也曾受其影响。但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尽管我个人不会再鼓吹革命,并且从内心里就希望中国的政治转型最好是避开革命的方式(尤其是传统的革命方式),但我不会放弃这个权利,尽管很可能我永远不会行使它。组党结社权也是。我自1999年夏天以后再也未行使过组党结社权,但我从未放弃过组党结社权,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放弃──在大家普遍缺乏这种权利的时候,我会偶尔行使一下,比如1998年。

还有一点,“罚”“谢”不分或“奖”“罚”不分,是法治缺席的必然结果。

另外,作者关于抗战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内民主自由成分的增加(尤其是“国统区”和“共统区”的异同)及“计划经济”的观点都很新颖,很值得人们思考(当然,我不一定完全赞成他的观点)。

2005年12月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5-11-27

王金波:非暴力精神永不可战胜

初次听说赵昕先生的名字,是在1998年底,后来虽没有接触,但今年我出狱后很快听说他的义举,慢慢对他有了了解。我在《面对国家恐怖主义,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中曾说过“我知道,如同我母亲一样,我随时会被撞断腿”,没想到一语成谮,只不过腿伤的不是我,而是赵昕!

然而,即使是刚刚被打得骨折,说话声音都不能太大(头部缝了11针,说话受影响),赵昕仍说:“我这是第6次挨打。但每一次挨打后我都对非暴力原则更加坚定了。非暴力精神永不可战胜。”

我也是这么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被警察和犯人打过多次。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因此而动摇对非暴力原则的信奉。但我没有。不仅我没有,国内很多朋友“劫后余生还说‘非暴力’”(欧阳懿语),对暴力越来越反感,越来越觉得中国太需要非暴力精神了。近些年来,海外的杨建利(目前在国内坐牢)、封从德和国内的赵昕、欧阳懿、刘飞跃等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非暴力理论作了认真的研究。他们均三四十岁,正当年富力强,他们的非暴力理论在未来的影响不可低估。

赵昕自称是一个“不太合格的甘地主义者”。实际上,只要吸取了甘地主义的精髓,都可以称为一个真正的甘地主义者。我认为,甘地主义离不开以下两点:

一,非暴力。如果说暴力在孙中山时代还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的话,那么今天其合法性已失去。正如甘地所言,“非暴力反抗总是优于武装抵抗。非暴力决不能用于保护一个邪恶的事业。”离开了非暴力的抵抗,很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而且这本身也透露了其可能存在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真实想法——这明显违反了中国现在极其缺乏的程序正义原则。

二,抵抗(或“反抗”,或“不合作”)。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甘地主义的“非暴力”后面紧跟着的是“抵抗”(或“不合作”)。对中共政权,我们固然不能一味地对抗(实际上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进行“对抗”本身就是个问题),但正如林牧先生所言,“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不可少的。”离开了抵抗的非暴力,不是甘地主义的非暴力的题中应有之意,非暴力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时穿上和脱下的衣服,它的地位是在心灵中,它必定是我们存在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赵昕做到了这一点,已将之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信仰。

坚持非暴力,不是说它是中国将来惟一行得通的转型方式。不,不仅不是,反而我觉得随着局势的发展,将来转型前后伴随着的暴力成分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我指的是根据我现在的观察)。但即使这样,或者说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更应坚持非暴力。这是因为,既然中国缺少这个东西,那么我就来多讲一讲,以达到“中和”的目的。

2005年11月27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2月1日


2005-11-22

王金波:由关于扎卡维的报道看中国政府的阴暗心理

昨天BBC报道了一条消息:扎卡维家族成员宣布与其断绝关系。消息称,这57名扎卡维家族成员“均属于在伊拉克较有影响的贝都因人的一支”,他们“谴责自称是扎卡维的人策划的恐怖袭击,我们作为这个家族的成员,与他断绝关系。”原来,“有56人在11月9日约旦安曼的酒店爆炸中丧生,300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人当时正在参加一个婚礼。”

扎卡维何许人也?两年前美英等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并推翻萨达姆政权,激起了一些阿拉伯人的不满,其中包括一些恐怖组织。在这些恐怖组织当中,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最为活跃,制造的恐怖事件也最多。其领导人阿布?扎卡维是约旦人,不仅其影响有超过恐怖大亨本?拉登的趋势,而且前几天入围《时代周刊》2005年度人物提名(据新华网)。

对于这样一个魔头,爱好和平的人们莫不恨之入骨。就连他的祖国——约旦,18日也“有近10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酒店爆炸案的愤怒”。可以说,扎卡维早已成为人类公敌。

那么,关于扎卡维,中国媒体是如何报道的?

同样是在昨天,中国官方新华网上倒是有一条扎卡维的消息(由中新网援引自美联社),但既不是其家族成员宣布与其断绝关系,也不是10万约旦人愤怒声讨扎卡维,而是《前狱友忆扎卡维:智商中等但勇敢,在监狱曾受虐》。仅看这篇消息的标题,就暗示了对扎卡维的同情。而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指明“扎卡维在押时经常遭到约旦监狱官员的折磨,并曾在监狱‘小号’里呆了半年。”看了这句话,我觉得这是在替扎卡维辩解:“知道我为什么要炸酒店了吗?因为我受到过官方的虐待,所以我要报复官方,报复社会,报复那些麻木不仁的人们!”接下来看,果然如此,狱友竟称扎卡维的邪恶思想为“全新的思想意识”,“扎卡维当时非常安静”,“我当时看不出他的那一面(凶残)”,“他文化不多,智商中等,但非常勇敢。”虽然狱友也提到“凶残”这个贬义词,但用的更多的是“安静”、“坚定”、“勇敢”这几个给人好感的词。

我没有见到美联社的原稿。假如这篇消息的确是美联社发的,那也很正常,因为美国没有“中宣部”,媒体如何报道完全是媒体自己的事,它的新闻稿中既有赞成美国政府的,也有跟美国政府对着干的,甚至有时专门揭露总统的短处——近有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远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但中国的媒体不一样,上面有各级“宣传机构”把关,甚至兼任中宣部部长的政治局委员(刘云山)上面还有一个主管宣传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而在江泽民时代,则是由总书记亲自主管宣传。可见,自己公然承认是“党的喉舌”的新华社(网)代表的完全是中国政府(中共)的观点。就是说,关于扎卡维的消息如何发,是由中国政府决定的,代表了中国政府的观点。那么,在昨天,中国政府觉得最需要让中国民众知道的关于扎卡维的消息,是其“安静”、“坚定”、“勇敢”,而不是众叛亲离和同胞的唾弃!

事实上,扎卡维所在的“基地”恐怖组织,曾资助并训练过“东突”恐怖分子(我不反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争取自己的民族自决权,但坚决反对他们使用暴力手段、尤其是用暴力对付平民,因为这已成为恐怖主义)。因此,“基地”组织及其领导人本?拉登、阿布?扎卡维也是全体中国人的敌人。但我想不通的是,中国政府为何在伊拉克问题上总是跟国际社会唱反调,总是暗示美英推翻萨达姆政权是不对的,所以一切反抗美英联军和伊拉克新政府的活动总是引起中国媒体的同情和亢奋。

我想,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公开宣布“寻求并支持世界各国和各种文化背景下成长的民主运动,寻求并支持民主的制度化,最终的目标是终结世间的任何极权制度”(2005年1月20日布什就职演说),并且已经成功地终结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现在专制国家已处于完全的“守势”,所以中国政府慌了手脚,才冒天下之大不讳,蓄意美化全人类的敌人。但是,这样的日子还长吗?萨达姆就是个例子!

2005年11月2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2月21日


2005-11-21

王金波:上网奇遇记

10月23日10:52:55,一封发件人为北京赵昕先生(*********@hotmail.com)、收件人为****@qq.com的email被送进我平时并不用来收发信件的hotmail信箱,附件的标题是“杨茂平高智晟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赵昕先生一直关注中国人权事业,近来又出任仁之泉工作室执行主任,所以我未作任何思考就点击下载附件。但谁知不仅附件未打开,反而弹出一个可恶的对话框——无论怎样都关不上,重启也不中用,甚至下载一次就多了一个同样的对话框。万般无奈之际,10月28日我向赵昕写信说明情况,请他以后把信只发给我的gmail信箱。几个小时后赵昕回信说他没有发过,我这才恍然大悟——是别人干的。

此前的10月18日22:44:32,一封来自********@bluebottle.com的email使我同样遇到了麻烦——这封主题为“敬请转载、传播”、内容为法轮功的信件中的附件(标题为“腛悟空受酷刑想到的.RAR (0.04 MB)”)倒是下载成功,但同样弹出了上面提到的对话框。而更奇怪的是,仅有的4个收件人信箱中,第1个和第4个是我的,另2个分别是姜福祯、张铭山2位先生的。看来发件人对我们太了解了,因为姜、张2先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所以一起发给、而且是仅仅发给我们3人(暗送发给谁就不清楚了)。

而姜福祯先生的遭遇,更是令人想象不到。我初上网时,还用QQ跟他聊过几次。后来因使用QQ的过程中来了病毒,我把QQ删了,只用MSN Messenger和skype。老姜用MSN跟我聊过一两次,后来再也不见他上,我就催他找个机会再上MSN.但他老是推说机器不好用,动不动就瘫痪。我对老姜是比较了解的,一则他对电脑网络技术的掌握本来就要慢,二则他很少有时间上网,因此我想,肯定是他自己技术不行造成的。后来我亲自上了他的电脑一看,才知的确冤枉了老姜。

因MSN用起来很方便,且可以随时索取代理服务器,所以我想先弄好这个再说。电脑已下载该软件,于是我开始安装。但谁知刚开始安装就突然黑屏。怎么回事?我想了想,是不是因为刚才在线?于是硬关机重启(必须硬关机才能再次打开)后,先不上线,直接安装。邪了,跟刚才一样!这一下我没了主意,看来我这个半吊子是搞不懂怎么回事了。

据老姜讲,他的电脑原来并不如此,几个月前变成这样后就很难用了。偶尔也能上,但只能收发一下电子邮件,海外网页很久没机会浏览了。而更奇怪的是,仿佛电脑认人,如果他的夫人或孩子用,多数比较正常,但如果他用,十之八九出问题。

前几天我帮重庆邓焕武老先生申请了一个gmail信箱,并把修改密码方法等问题一起告诉了他。很快他来了信说“当我高兴地正想更改密码之际,立即遭到破坏!再亦找不到(点不出)********@gmail.com信箱”。我不信,进入该信箱试了试,很正常,就去信跟邓老先生讲了。邓老先生今天回信说:“看来我这里的情况不一样!我的电脑明显被同步监控,并且限制使用1个信箱。我的原有***信箱遭破坏,不是偶然的!我电脑一些设计均是他们所为,由不得我操控!对此,目前没办法……。例如,我上动态网,也是他们在‘帮忙’才行,……”

邓老先生信中的“他们”是指谁,不用我讲。实际上,浙江湖州范子良老先生的gmail信箱前一段时间也出了毛病——他在自己的电脑上进入时只显示英文版。他问我如何把英文改为中文,我就把操作步骤告诉了他。但他回信说不行,中间一步不一样,以后也就不一样了。他试过多次不行,干脆就把信箱密码给了我,让我替他改过来。我进入信箱一试,显示的是中文呀?我告诉了他,他也试了试,仍是英文!我和范老先生分别在自己的电脑上试过几次,显示的仍不一样。于是范老先生写信给google公司,但仍没用。他让他的儿子在别的电脑上进入信箱,显示的也是中文。看来,是他的电脑本身出了问题,就跟邓老先生一样!

这是最近我和我的朋友们上网时的奇怪经历。相对各位电脑网络大侠来说,我的电脑网络知识仅是幼儿园的水平。因此,我希望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我和我的朋友们的这些遭遇都是怎么回事?有没有办法解决?拜托!

2005年11月21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1月23日


2005-11-17

王金波:燕鹏兄,愿你早日获得自由

青岛虽然开埠仅有百余年的历史,但其发展后来居上,早已成为国际名城。而由79民主墙运动肇始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则在青岛结下了累累硕果。1999年夏至2000年春,我先后结识了孙丰(孙维邦)、牟传珩、姜福祯3位先生,慢慢了解到他们均是青岛民运的代表人物。

但我认识最早的青岛民运人士,则是燕鹏先生。那是7年前的1998年12月12日,我参加民运后首次去青岛。我出了长途汽车站,在附近一个公交车站牌下等着,燕鹏来把我接到一家饭店,和邢大坤先生一起吃了顿饭。晚上燕鹏安排我在一家旅馆住下,次日带我到他家聊了一上午,吃完午饭后去汽车站帮我买上票,直到我上了车他才离开。而就在此前不久,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成员刘连军自潍坊去青岛,燕鹏在其饭店接待,结果饭店被停水停电后不得不停业,十几万的投资化为乌有。

此后我跟燕鹏见过多次面。有一次我跟潍坊临朐张铭山先生一起去老牟家,燕鹏也在,而且正好带了香港卢四清先生为“六四”10周年祭制作的“六四”录像,就放给我们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这种录像,印象特深——大家的眼睛湿润了。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虽然民运人士的整体素质比大多数人要高,但民运人士毕竟也是普通的世俗之人,俗气的、甚至不良的风气在民运圈里也经常能见到,比如有人根据对方的名气甚至经济状况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交往方式。燕鹏是山东朋友中的“大款”,但我没听一个朋友说过他因某某人的名气小或经济状况不好而下眼相看。这也能说明燕鹏为何人缘特好。

想当年燕鹏本被派去“帮助”老牟,谁知中共当局看走了眼,实际上是送给了山东民运一员大将。燕鹏的经历,老是让我想起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故事——被派去监视并刺探情报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一段时间后集体向上司报告: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据《匈牙利悲剧》)

八九民运期间燕鹏利用团委书记的身份组织过青年人参加,事后虽未受大的清算,但还是被迫离职,干起了个体。当时他没有什么头绪,一切从头开始,有过失败,有过沮丧,但他终于挺了下来,历尽千辛万苦攒了一些积蓄,计划投资做大一些的生意。但随着98政治小阳春之后的“倒春寒”,他的生意屡遭挫折,越来越困难。2000年他曾计划在黄岛搞一个项目,但最终未成。

2001年我被捕后,虽然8月19日青岛警方到莒南提审我时明确讲了老牟已被捕,但压根未提燕鹏的事。直到第2年我转到山东省监狱服刑,父亲探监时我才知道燕鹏竟也被判刑,而且他比老牟更早被捕。后来我在狱中见到老牟,知道燕鹏被捕以后,老牟是因为之奔走呼号才身陷囹圄的。今年出狱后我吃惊地听说,燕鹏刑满取保候审(这就是中国的法律!)后一再发现针对自己的危险信号,不得不在老牟出狱前夕跳海东渡,至今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不知是否警方一直恨着燕鹏,认为是他帮助老孙偷渡出国。实际上老孙出国前只对我一个人明确讲过,而且嘱咐过我对任何一个青岛朋友都不能讲——连我当时朝夕相处的老姜也不要讲。老孙之所以这么办,目的就是为了给青岛朋友少惹麻烦。但后来警方竟迁怒于燕鹏,这实在是冤枉了他。

今年3月,铭山兄和老姜为我发起了呼吁,远在台湾的燕鹏特地打来电话表示要签名。我出狱后,8月29日燕鹏来了一封繁体字的信:

“金波兄:

“你好!一别5年有余,好兄弟你受苦了。老弟的气概令人敬佩,一句话——有种!今日收到你的mail慰之尤甚,不知你精神和身体如何?对我们山东好汉来说,几年的冤狱只是生命中一道小菜,算不了什么,我想你会洒脱地面对。目前只是担心你的生活工作会如何?还好吗?你的生存空间是不是还是被中共‘关照’?好兄弟多保重,这年头恶狗多走路小心悠着点。好人一生平安。

“燕鹏上”

他自己前途未卜,却惦念着家乡的兄弟,其侠义心肠由此可见。

在这里,我要默默地向燕鹏祝福:愿上帝保佑你,早日获得真正的自由!

2005年11月17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1月29日


2005-11-13

王金波:希望胡锦涛是在真心纪念胡耀邦

9月26日,自由亚洲电台援引中央社的消息说,“今年十一月二十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国当局已经准备举行一系列高规格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将在北京、胡耀邦家乡湖南省浏阳市以及胡耀邦安葬地江西省共青城分别举行。”此后,关于中共高层对纪念胡耀邦90冥诞的纷争的报道,坊间的流传曾有几次反复。

11月3日美国之音报道,“胡耀邦故乡湖南省的地方政府官员向媒体证实,位于浏阳县中和镇的胡耀邦故居将建成‘胡耀邦纪念公园’。”几天后路透社称纪念活动将提前于18日举行,规模由2000人缩水为300人,胡锦涛以出访为借口不出席。11日中央社报道说,“胡锦涛力排众议决定高调纪念胡耀邦,为胡耀邦恢复名誉”。12日又传来来自《亚洲周刊》的消息说,“胡锦涛在政治局力排众议……要还胡耀邦‘无私无畏的改革家’的清白”,“九名政治局常委最后都在文件上署名,同意纪念胡耀邦”。(博讯)

纪念胡耀邦为何如此一波三折?这是因为胡耀邦1987年因同情学潮而被迫下野,1989年去世后又引发了“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学潮和民主运动,并进而引发了“六四”大屠杀。高调纪念胡耀邦,必然让人联想到平反“六四”和政治改革。

我认为,尽管中共16届5中全会没有发生事前有人预测的有利于胡锦涛的人事变动,但中共内部已形成江泽民、胡锦涛两个核心已是确定无疑。下一步的发展趋向,应是胡锦涛的权力日益增强。至于江系人马废胡取而代之的可能,我认为不大,因为目前并未发现胡锦涛已把江系人马逼到那种程度。而只要胡锦涛尚未公然翻脸,江系人马就没有理由把他拉下来。

巧了,今天博讯网连着发了两篇稿子,均认为中国的改革面临重大问题。一篇是署名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刘军宁的《改革已经走入死胡同》,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死胡同!改革尚未完成,但是已经走到尽头。改革自身已经成为烂尾楼,豆腐渣工程。因为中国的改革被迫在必须在扭曲的改革和全面叫停改革之间作出选择。社会上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改革的步伐却越来越慢,以至完全停顿。”作者从医疗改革被人宣告失败、郎顾之争的主角之一顾雏军因经济问题入狱两件事入手,指出由此产生的两个阵营其“思路都是诉诸政治上的强权”,第二阵营的表面获胜并非好事,反而证明了真正的改革的迫切性,即目前的渐进性改革是否应让步于速度要快的新改革思路。

另一篇是署名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李根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两难抉择》,指出中国的高贸易依赖度“伴随着经济的脆弱性”即内需不足,“中国必须面对两个艰难的抉择。一是允许农民为增加收入弃农与城市失业率上升之间的矛盾,二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经济增长雇用不增长的问题。”作者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以上问题一天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就一天不得安宁”。

事实上,早有学者警告中国有可能误入拉美化歧途。而要想避免这一点,惟有立即加速政治改革。因为现在已到了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已无法真正进行下去的地步。

《亚洲周刊》网上投票区11月12日开始的“你认为胡锦涛坚持纪念胡耀邦,是否显示了他有意继承胡耀邦的遗志,推行民主政治改革?”的投票结果是约六成认为“是”(截至13日21时)。如果这能变成现实的话,那倒说明胡锦涛是在真心纪念胡耀邦。但愿如此。

2005年11月13日,山东莒南

《博讯》2005年11月14日


2005-10-31

王东海、程云惠夫妇二三事

1999年3月28日我第3次到杭州后没几天,安徽朋友高天佑先生带我第1次去王东海先生家。4月3日给于子三扫墓时我被迫提前离开,第2次去了老王家,并遇到了陈树庆先生——王有才先生的中学同学和大学校友。此后,我经常吃住在老王家,即使以我的名义租的房子我也很少去。4月29日我和老高同时被扣,5月1日临沂警方接到我后我曾和他们一起去老王家取行李,但老王家锁着门,只好作罢。6月10日我在莒南获释后继续跟老王保持着联系。

老王是个忠厚善良之人。他很少说别人的不足,倒是经常说谁谁不容易,大家应互相谅解。

老王不仅对我帮助很大,而且也尽可能地帮助别人。我在《墙外追思──回忆祝正明等杭州、上海几位入狱朋友》(《小参考》总第934期,2000年10月13日)一文中提到:“江苏朋友张玉祥来杭打工的第三天就接到夫人急电,孩子重病急需钱用,正明带他跑了一天,通过另一位朋友借到两千元钱让张玉祥寄回家。”这里面的“另一位朋友”指的就是老王。当时老王专门找了两趟他的一位私人朋友借到钱,让我拿着钱去朱虞夫先生家交给张玉祥先生,然后张玉祥打电话给老王致谢。

老王比夫人程云惠女士大22岁。由于老王比我父亲大3岁,程女士比我大4岁,所以我在对他们夫妇俩的称呼问题上颇为犯难。尽管老王一再让我跟他兄弟相称,叫程女士为嫂子,我却从未当面这么称呼。回山东后我给老王写信时,有一次不得不称呼程女士为嫂子——因为其他称呼都不方便。

程女士跟老王的婚姻颇具传奇色彩。我记得好像是当年老王开了一家古董店,程女士在里面打工(用祝正明先生开玩笑的话说,那时候程女士还是个“小姑娘”)。八九学潮爆发,老王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六四”后逃到海南被捕,程女士拿出自己仅有的几百元积蓄给了老王(是老王跑前还是被捕之后我已记不清),并从此爱上了老王,最终两人结为百年之好。

当时他们夫妇俩都在家看小孩。我记得孩子好像叫芷怡,当时还不满周岁,不会说话。平时主要是程女士做饭。由于我一直不喜欢吃南方饭,所以程女士经常变着花样做一些他们自己不一定喜欢吃的饭——仅仅是为了照顾我。有时我在别的地方吃完饭回到他们家,看到他们吃的饭反而不如我在时吃得好。老王还跟我说起过一件趣事,那就是杭州的“油豆腐”——一种油炸豆制食品,我闻不了它的味,一口不吃,老王就说你们山东人怎么都不愿吃这东西,王丹当年来我家也是闻到味就够了。

几年过去了,我从网上看到程女士遇到了麻烦。程女士的老家离章太炎先生故居只有几十米远,那儿本是“风水宝地”,但被征用了,建起了工厂,程女士自然招工进厂当了工人。然而,正如我当年见到的一样,程女士喜欢直来直去地跟人说话、相处,而这使得她屡遭挫折、屡遭侵权。我对法律懂得不多,所以对程女士的案子不好多说什么,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侧面谈点体会:

首先,程女士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她能记住事件中的那么多细节,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当时我在他们家,老王经常忘了一些事情,都是程女士随口提醒。

其次,我曾在国企工作过,程女士文中提到的企业帐目混乱,企业领导人及其亲属搞特权、工作不负责任,机器老化等等问题在国企中是非常普遍的。

再次,在这起劳动仲裁案件中,本应替劳方(程女士)说话的工会却不仅参与编造对程女士不利的假证据,而且在提供所谓“法律援助”时其律师故意延误举证期限、隐匿程女士的证词,跟资方(钱潮公司)完全是串通一气,使人们再次认清了官办工会的御用性质。

还有,法庭认定的证据和得出的结论之间往往缺乏相关性,仅是用模糊笼统的几句“公式”套上,从而使庭审几乎成为演戏,不出庭的真正导演在操纵一切。

(注:本文未经王东海、程云惠夫妇审阅,内容不能保证完全准确。)

2005年10月31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1月13日


2005-10-18

王金波:好人没自由,社会治安能好吗?——由警察的谈话想到的

临沂自古出名人。诸葛亮(沂南人)、王羲之(兰山人)、颜真卿(费县人)、荀子(曾长期住在苍山)、孙膑(曾隐居在莒南)、曾子(平邑人)、蒙恬(蒙阴人)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现在的临沂市辖沂水、沂南、莒南、临沭、郯城、苍山、费县、平邑、蒙阴9县和兰山、罗庄、河东3区,面积17184平方公里,人口994.2万(据临沂市公众信息网数据。实际人口估计早已超1千万),是山东省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因此7年前我刚参加民运时,总觉得临沂这么大的地方只出了我这么一个公开活动的异议人士,颇有些沾沾自喜。然而7年之后,特别是4年大牢坐完之后,我才发现当时的想法是多么可笑。

首先,临沂早就出了一个在海内外民运界堪称重量级的人物——杨建利博士。杨建利先生于1963年7月15日出生于苍山,1982年获聊城师范学院数学系学士学位,1985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统计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数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研究员、21世纪中国基金会执行主席(创始人)、电子刊物《议报》社长等职。1989年,已赴美留学的杨建利先生毅然回国参加了那场永垂青史的民主运动。因长期被中国政府拒延护照,2002年4月回国考察工人运动时不得不使用别人的护照,却于7天后被中国政府逮捕,并被超期羁押后于2004年5月被以所谓“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剥权1年,现在北京市第二监狱服刑。杨建利案件在国际上激起了巨大反响,国际社会一致要求中国政府释放杨建利先生。

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吴国光博士,1957年生于罗庄,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9年前曾任《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1989年春赴美,为哈佛大学尼曼研究员。“六四”后因公开抗议政府镇压被中共开除党籍,后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以上两位先生我早就如雷贯耳,但从不知他们是我临沂老乡。入狱前我曾听青岛姜福祯先生说过杨建利先生好像是山东人,但具体哪里他并不知道。直到上个月,我才确切知道杨建利先生是我的临沂老乡。而我听说吴国光先生是临沂人则很具戏剧性——2001年5月我在治安拘留所,一个罗庄人(因何拘留我已记不清)说吴国光先生跟他是一个村的。我当时半信半疑,出狱后才从网上查到果然吴国光先生是临沂人。

如果说以上两位先生年龄大且成名早的话,那么我出狱后则发现了两位近几年名声鹊起的年轻人:

黄金秋先生,网名清水君,笔名黄金、黄野、金秋等,1974年9月3日出生于郯城,曾就读于山东某技校化学分析专业、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第10届作家班,后获全额奖学金就读于马来西亚中央艺术学院新闻传播系,毕业时获聘为新闻系讲师,后获英国林肯大学电脑资讯专业理学士学位。从18岁起就跟文学与媒体结下了不解之缘,成果颇丰。2003年1月通过博讯新闻网宣布筹备中华爱国民主党(爱民党CPDP),6月秘密回国考察,9月被捕,2004年9月被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2年、剥权4年。

陈光诚先生,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人,1971年11月12日出生,5个月后因高烧未及时救治而致盲,10岁时双眼完全失去光感。19岁上小学一年级,30岁毕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并获专科文凭。1996年开始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2002年3月成为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封面人物,2003年入选美国“国际访问学者计划”并于夏天应邀赴美考察,今年1月执行由NED支持的山东的项目。几个月前,临沂爆发大规模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暴力计划生育事件,陈光诚先生和他的朋友对此进行了实地调查并将结果公诸于众,引起当局的恐慌,9月在北京被山东警方绑架,押回老家后至今被非法限制自由。

这两位先生跟我年龄相仿。其中陈光诚先生的事迹我在监狱里曾从《中国青年报》上见过,印象特别深,我很佩服他。

可是,这4位优秀的人士,如今都被限制了自由——杨建利、黄金秋在监狱里,吴国光长期被限制回内地(回国),陈光诚门前有人24小时盯着。

说到这里,我终于可以为14日警察来我家时谈起的一个话题做出解释了——因为今天的感想就是那天的谈话引起来的。

那天我曾说起我4年之后回家发现变化太大,其中之一是狗多得让人受不了。晚上狗撒在街上,有一次我被狗差点咬了,以后晚上再也不敢出门。我很纳闷为什么老百姓养这么多的狗,一了解才知道是因为现在贼太多,不养狗的人家丢东西简直是家常便饭。就是说,4年过去之后治安状况越来越糟糕。我对警察说,如果你们不再老是纠缠我们这些异议人士,把精力多放在你们该管的事情上,社会治安会这么糟糕吗?——对我的这个提问,两个警察一阵短暂的沉默。

据一位住在欧美国家的朋友亲口跟我讲,他那儿几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尽管这在国内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我宁愿相信他的话,因为我从未听说过那个国家会有人因持有与政府不同的政治见解而失去自由。也就是说,警察不会把精力花在杨建利、吴国光、黄金秋、陈光诚这些人身上,而是花在如何抓小偷上。

人们宁愿自己养狗防贼,是因为人们处于一种“原子化的个人”的状态,人人自危,既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政府。而如果政府有效地担负起守夜人(或者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自称的是“看门狗”)的角色,那么人们就会相信并依赖政府,不必用狗来代替警察防贼了。

到了杨建利、吴国光、黄金秋、陈光诚几位先生都能够在沂山蒙水间呼吸着自由的空气的时候,社会治安一定会好很多,狗也会少很多。

2005年10月18日,山东莒南

《议报》第223期,2005年11月7日


2005-10-15

王金波:警察终于来找我了

自5月23日获释回家,警察从未主动找过我。我回家几天之后,因为发现监狱给我开的户口迁移证明上把我的原户籍所在地写成了莒南县十字路镇东良店村,而我被捕前户籍在临沂市兰山区临西一路244号,所以我就想打电话找一下警察。我从来电显示上看到一个手机号码,当时正是这个时间我在村西加油站山东省监狱的警车里看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副大队长马宗涛给我家里打电话,所以我以为这个号码是马宗涛的。我打过去,接电话的是村主任。原来那天马宗涛用的是村主任的手机。过了两天马宗涛来我家,我告诉他户口迁移证明弄错了,问问他怎么办,他说去市局吧,他们会给解决的。几天后我去临沂把户口迁移证明给了临沂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支队长王政,他答应给我落回原处。8月初我在县城碰到马宗涛,他说户口已落下。此后警方一直未找过我,我也未跟他们见面。

但是昨天,他们终于主动来找我了。

上午我在屋里,看到村里的一个人来了。这人在村委里,我想可能是村里的事,就未出去。父亲当时不在家,是母亲跟他讲了几句。那人走后我才知他是为我的事来的,说公安局的警察来找我,让我去村委。母亲说不去,他们想来就到我们家里来,不想来就算了。一会儿他们来了。

这两个人中一个是马宗涛,自6年前开始打交道,比我还小1岁。另一个年龄要大,我第一次见,马宗涛介绍说这是县局国保的刘大队长——后来我从网上查到他应该叫刘希鹏。先是寒暄几句,劝我好好养养身体,以后出去找份工作,别老是在家里闷着。后来他们问我是否参加了青岛姜福祯搞的关于政治庇护的签名。我说我参加的签名多了,记不清了,反正只要是以个人名义搞的人权签名我都可以参加。他们又说网上也有你的消息,你就整天在家上网?我说是呀,我在网上看到有关签名也会主动签上的。他们又说跟法轮功掺和什么,还搞退团,你多大年龄了,早不是团员了。我说这只是表明一种态度,我早就不信共产主义了,但共产主义毕竟给中国、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灾难,声明一下还是必要的。马宗涛还提醒我说“你还有两年的……”“剥权期”3个字他未讲,但我明白,重申我不管那么多,我不认罪,我还要申诉,还要控告。李太山打了我,我向你们报了案,你们为什么至今不向我这个受害人、当事人、报案人、控告人了解情况,连个笔录都不作?他们说不是你当时违反狱规了吗?我说我当时并未违反狱规,话又说回来,我就是杀了人,他李太山就有权力打我了?他们无话可讲,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说反正我们只是提醒你一下,这样对你不好。我说我从来没有违法犯罪,我这样做对我有什么不好?他们说你还以为坐牢光荣啊?我说对呀,我一直对所有的人讲,我坐共产党的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龚品梅你们知道吧,不就坐了共产党40年的牢吗?他们说你还准备献身呀,我说是呀,我就是要献身。他们说那你太不值得了。我说那你说杨开慧死了值得不?刘胡兰死了值得不?你们要说我不值得,得首先承认杨开慧、刘胡兰不值得。最后他们说,我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是市局打电话来让我们来问问,我们只是劝你养养身子找份工作成个家。后来他们就走了。

我知道,今后我还要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他们今天就明确讲了,“按说我们得经常来看看你”。那么,我就跟他们把交道打下去吧。但是,他们也得作好准备,如果太过分了,我也不会答应——我随时做好这个准备:就是死了,也给他们惹一身骚。

2005年10月15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0月15日


2005-10-13

王金波:我在莒南县看守所两次挨打的经过

2001年5月9日我被莒南县公安局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行政拘留(治安拘留)15天。在莒南县治安拘留所,我前8天绝食(第7天注射葡萄糖1次),后7天只喝稀饭未吃干食。24日,我被临沂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直接从拘留所转到莒南县看守所羁押。此后我恢复了正常进食。但因身体虚弱,看守所未安排我干活,白天我经常躺在15号监室水泥炕上休息。

28日早上6点左右,在押人员在放风场做体操、唱狱歌、背狱规,我则躺着休息。当时上常白班的时间是7点半,看守所只有闫加军和李太山(音)两个警察值班。大概是李太山从监控器里看到我躺着,就走到监室窗前命令我去放风场做操。我说我身体虚弱不能做操,他说不行,必须去做。我说我的确身体虚弱,做不了操。他火了,命令劳动号(根据规定,判决已生效但余刑不足1年的犯人留在看守所服刑。看守所从中挑选一部分在监室外面劳动,这些犯人也叫劳动号)打开监室门,冲进监室挥拳就打我的脸,一下子把我打倒在水泥炕上,又踢了我几下,给我戴上手铐,并狠狠地用力勒住手铐,致使手铐紧紧卡住我的腕部且两手腕出血。他拽着手铐把我拖到15号监室对面的管教室,问我为什么不听话,我大声质问他凭什么打人。他把我拖到警察值班室,问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敢不听他的话。我再次质问他凭什么打人。他命令劳动号把我拖回管教室并给我戴上十几公斤重的脚镣,问我服不服,我大声回答不服。他大怒,喝令我跪下,我大声拒绝。他用力按我,我被迫坐在地上。他用直径达好几公分的橡皮棍狠狠地抽打我的脊背,我“一、二、三……”大声数着。他更加发怒。抽了十几下之后,他把我按躺在地上,用拳、脚狠狠打我踢我,最后用橡皮棍顶住我的喉部,差点令我窒息。而此时,他也累得气喘吁吁。歇了会儿,他命令劳动号打开15号监室,把我架进去。

事后发现,我的脸上(尤其是鼻子)、脖子、胳膊、腿均受伤出血,而后背的大面积皮下出血则十几天后才痊愈。至于监室地面和地面上在押人员放食物的塑料袋的外面,均溅上不少血。管教室里溅了多少血我已看不到。闫加军立即命令劳动号把血迹擦干净。我身上的衣服也溅了一些血。

这次我挨打的目击证人有:

李宝山,男,平邑县地方镇人,1966年生,以非法持有假币罪被判刑6个月,2001年6月获释。

李长城,男,莒南县筵宾镇沙汪头村人,1962年生,当时为犯罪嫌疑人,后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9个月,2002年1月获释。

刘宾,男,平邑县地方镇人,1983年生,以非法持有、使用假币罪被判刑8个月,2001年7月获释。

刘克义,男,平邑县地方镇人,1976年生,以非法持有、使用假币罪被判刑1年,2001年10月获释。

刘庆仁,男,莒南县壮岗镇刘下砚柱村人,1963年生,以盗窃罪被判刑1年6个月,2001年11月获释。

刘为军,男,莒南县坪上镇一村人,1963年生,以非法持有、使用假币罪被判刑1年6个月,2001年8月获释。

鲁美君,男,莒南县文疃镇人,1974年生,以盗窃罪被判刑2年,2001年9月获释。

皮继江,男,莒南县洙边镇马家峪村人,1942年生,以妨碍公务(或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被判刑2年,2001年6月获释。

唐致宾,男,莒南县团林镇高家庄村人,1956年生,以伤害罪被判刑8个月,2001年10月获释。

王春起,男,莒南县相沟乡人,1963年生,以妨碍公务罪被判刑1年,2001年9月获释。

王大清,男,莒南县洙边镇崖子村人,1952年生,以盗窃罪被判刑1年,2001年7月获释。

闫加军,男,莒南县相邸镇人,当时约50岁,莒南县看守所副所长(莒南县公安局监管大队副大队长)。

杨凤军,男,费县上冶镇刘官庄村人,1969年生,以非法持有、使用假币罪被判刑1年,2001年10月获释。

赵文士,男,临沂市河东区汤头镇人,1972年生,以强奸未遂罪被判刑1年,2001年7月获释。

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106天的绝食。但我没想,7月11日,在我的绝食进入第45天的时候,竟被武警驻莒南县看守所中队的4名士兵殴打。

事情从5月24日我进看守所当天说起。我进了看守所约2个小时后,突然武警到15号监室清号。所谓“清号”,指的是由武警不定期地搜查监室,以防止在押人员私藏“违禁品”。看守所所长(监管大队大队长)田玉民带着一两个警察和三四个武警来到15号监室,把在押人员赶到南侧的放风场,然后武警有的搜查监室,有的来到放风场。奇怪的是,在武警来到放风场之前,在押人员全都自觉地面壁跪下,双手按在墙上,很像是电影里的镜头。我身边一个在押人员悄悄拉了拉我的衣襟说:“跪下,跪下。”我没理他,靠墙站着。警察和武警一开始没管我。过了大约1分钟,一个当官模样的武警沉着脸喝令我:“跪下!”我摇了摇头说:“不跪。”武警重复了一遍,我仍然坚定地回答:“不跪。”武警一挥手,本来正在给其他在押人员搜身的两个武警马上过来把我扭转身按跪在地上。但他们一松手我立即站起来。他们又立即把我按跪在地上,我则在他们松手后立即站起来。如此三四次之后,一直站在旁边看的田玉民说了句:“算了吧。”于是这几个武警才作罢。很快他们清完号走了。

此后我听说,一般是一个多月清一次号,此前十几天刚刚清过一次,而这次仅清了15号一个监室,因此完全令在押人员出乎意料。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分析,这次清号可能完全是冲着我来的,目的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但我毕竟未让他们得逞。其他在押人员说,以前也有新号(新来的在押人员)在第一次清号时不愿跪,但武警会抱着他的头往墙上撞,直到他头破血流老老实实自己主动跪下为止。也就是说,我是迄今为止第一个不愿跪而且成功了的新号。但此后整个武警中队肯定全都知道了有一个新号不愿跪而且成功了,比如有一次警方在提审室里提审我时,一个武警进去看了看我说“就是你呀”。

7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看守所又一次清号。看守所教导员陈德明和一两个警察、莒南县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室的一两个检察官和4个武警来到15号监室。在押人员像往常一样跪下,武警们给他们搜身。陈德明第一个给我搜完身,然后又给其他在押人员搜身。

我站着依在南面的铁栏杆上休息,一个武警站在我旁边问:“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我回答说:“我因为什么进来的没必要告诉你。”这时两个武警的脑袋凑在一起,又黑又矮的那个用手一指我,好像是说了句“就是他”,然后一起冲上来就打我。旁边两个武警也冲上来,4个人对着我一顿拳打脚踢。不过只有两三分钟,看守所副所长(副大队长)庄华利过来制止,几个武警才被迫住手。而需要说明的是,在武警开始动手打我时,陈德明和检察官们一下子跑没了影。

事后发现,我的脸上、后脑勺、脖子、胳膊、腿都受伤出血,而尤其以下两处受伤最重:一是左胸部,咳嗽、擤鼻涕、憋气均疼痛,一个半月后疼痛消失,但第二年曾有过复发;二是睾丸右侧出现一个一二公分长的血块,并且睾丸的外皮从右侧开始慢慢变黑,直至左侧外皮的一半也变黑才停止,一个半月后恢复正常。

这一次的目击证人,除上面提过的陈德明、李长城、刘宾、刘庆仁、刘为军、鲁美君、王春起、王大清、杨凤军、庄华利及一两个检察官外,还有:

范徐贤,男,莒南县坊前镇范家洼子村人,1982年生,以抢劫罪被判刑2年,2001年12月获释。

冯德强,男,莒南县涝坡镇大岭村人,1972年生,以盗窃罪被判刑8个月,2001年11月获释。

何传龙,男,莒县小店镇前葛杭村人,1984年生,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刑9个月,2001年11月获释。

李连康,男,莒南县汀水镇东官庄村人,1983年生,以抢劫罪被判刑1年6个月,2002年2月获释。

王运芳,男,莒南县相沟乡三义口村人,1949年生,当时为犯罪嫌疑人,后以职务侵占罪、诈骗罪被判刑2年、缓期3年执行,2001年9月获释。

由于时隔4年有余,我所记忆的以上目击证人的情况可能有误。

我在被李太山殴打的当天,就通过看守所所长田玉民向莒南县公安局口头报案(田玉民当天也曾对我说过“你已经报了案”)。后来,我又分别向临沂市公安局、临沂市检察院、临沂市中级法院的工作人员口头报案、控告。2002年我到山东省监狱服刑以后,大约是4月,我第1次向济南市城郊地区检察院驻山东省监狱检察室书面控告李太山,7月第1次书面控告4名武警士兵。后来,我又陆续向该检察室及莒南县检察院、莒南县法院、临沂市检察院、临沂市中级法院、山东省检察院、山东省高级法院、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写了控告书。在山东省监狱的3年多时间里,我对李太山和4名武警士兵分别提出过约23次书面控告(分别是40封信)。但是,所有这一切均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馈的信息。另外,我父亲也曾亲自到莒南县检察院递交控告书(附后),但同样没有任何回应。

惟一值得一提的是,自从我被武警打后,莒南县看守所改变了清号时在押人员必须下跪的规定,所有在押人员均站着即可(其中我所在的15号监室还额外改由看守所警察搜身)。

2005年10月13日,山东莒南

附:我父亲亲自递交给莒南县检察院的控告书:

(莒南县)检察院:

我叫王秀玉,家住莒南县十字路镇东良店村。现向贵院反映一情况。

听我儿王金波(现在省监狱)说:他被押在莒南县看守所时,在2001年5月28日被该所警察李太山在监号内打过,2001年7月11日被四名武警打过。因被李太山打,王金波于2001年5月28日第一次绝食106天,因得不到处理第二次于2001年12月28日绝食50天,绝食期间用注射或鼻饲维持生命。今特请求检察院调查处理王金波被打一事。

王金波的父亲王秀玉

2002年3月22日

《民主中国》2005年10月


2005-10-07

王金波: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我的一生——《狱中书信集(致父母)》序


“上帝保佑,金波活着出来了!”

这是今年7月30日《民主论坛》上赵昕先生文章的标题。

是的,我活着出来了。这既在我的意料之中,又在我的意料之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的确曾动过几次自杀的念头,当时实在受不了折磨,觉得生不如死。我绝食时曾不止一次有人对我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则以“赖活着不如好死”作答。

但我终于活下来了,而且身体的健康状况似乎比原来的预想要好得多。这可能是我原来身体素质较好的原因。但后遗症应是有的,不过条件限制了我现在去体检。


活着,首先面对的是亲人。父母是我最重要的亲人。我这4年牢狱之灾,受打击最大的是父母。父母分别生于1949和1947年,除很少几次短暂去外省探亲外,大半生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最底层——农村。父亲是农村教师,当了25年民师后于9年前转正,现已内退。母亲是家庭妇女,小时候读过几天初中,因穷得吃不上饭而辍学。他们都是农村那种吃苦耐劳却几乎未过上一天好日子的苦命人。父母咬牙供我读完大学,我却不得不进了一个已濒临破产的国企,几年下来入不敷出,接着又坐了4年牢。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正如我在家书中自称的,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孝儿”。

这4年,除父母、妹妹和外甥女探监十几次,以及2003年SARS期间给父母打过2分钟多的电话外,我只能靠书信跟父母联系。每当收到家书时,我心情都很激动,会看上好几遍,想上好几天。对于政治犯来说,通信大概是除会见(探监)之外跟外界惟一的联系方式了(特殊情况除外)。但也不是所有的政治犯都享有这种待遇,比如我的难友牟传珩先生,他说他从未收到过一封家书,家里也未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而即使我能跟外界通信,也被严格限制范围,比如我一个表弟写的信我就未收到。我知道这一点,所以除了写给父母,以及有关国家机关或其官员外,未给任何其他人写过信。即使是写给外甥女,也全是写给我父母然后再转交。

我在山东省监狱3年3个月期间,一共给父母写了大约123封信(另外还有写给父母的1张明信片和1份遗书),但父母只收到其中的49封。大概是去年7月,我开始在信中有时用类似日记的方式记录一些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内容令当局特别恼火,所以大多被扣留。而父母自收到我去年结束18天绝食的次日即11月29日写的第86封信后,再未收到过信,我此后也只收到过父母的一两封信。父母写给我的信,我全保留着。但在我出狱那天,当我去办出狱手续时,狱方背着我把我和父母的全部来往信件及其他一些东西非法扣留,然后封上箱子装进汽车,致使我当时无法检查,回家后才发现。但我想,这些书信将来有全部发表的那一天。

读者看到的这49封信,肯定不能说明我4年牢狱生涯的全部。这只是一小部分,一个很小的侧面。而且读者也能发现,有时出于尽可能让父母收到的目的,我不得不对书信具体内容稍作变通。

另外,这些信中有几封是我从报刊杂志上摘抄的文章,这里就把具体内容省略了。我写给外甥女的几封信,暂时未找到。我在信中提到的一些亲人,除妹妹、妹夫和外甥女外,还有姥爷、姨、舅、二大爷(伯父)一家、堂哥、表弟、表妹和下一辈的孩子。但朋友们的名字,从未出现。

至于后面附的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其中有一些人名和日期等方面的错误,出于尊重文件原貌的考虑,我一概未更正,以后我会一一指出。


出狱前我始终认为父亲肯定会去接我,然后一起去车站坐车回家。但没想到父亲没去,而是由监狱送我回家。到家后才发现母亲的腿撞断了,我一下子懵了。

这很可能是一起简单的车祸,不过肇事者逃跑了。但我不敢完全肯定这一点,始终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因为监狱里曾不止一次有具有黑社会背景的犯人威胁我:“要是在社会上,你早就分成几块了,胳膊一块,腿一块”“出了监狱门口,就用镢头把伺候,把你的腿打断”。当局之所以破例安排监狱把我送回家并由莒南警方半路迎接,除了防止济南朋友接我外,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

母亲遭遇车祸后,是朋友们帮我父母度过了难关。首先是张铭山、姜福祯两位挚友及时公布了情况,从各个角度挽救了我母亲、挽救了精神几乎崩溃的我父亲。然后,樊百华、范子良、戚惠民及至今我不知具体姓名的两位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而尤其需要单独提出来的是,杨天水先生在刚刚迈出看守所大门的情况下,毅然将钱爱玲女士捐款中的近半寄过来,尽管他自己一贫如洗;赵昕先生也是刚刚迈出看守所大门,但也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一笔寄了过来。很难想象,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我父母会是一种什么样子,我们这个家下一步该如何过。

其实,这4年来幸亏朋友们以各种方式给予我父母巨大的帮助。除我非常熟悉的姜福祯、张铭山两位师友自始至终的关怀之外,还有车宏年、申贵军、秦志刚、邵凌财、孙文广、燕鹏、于傲之、陈青山、牟传珩、陈延忠、牟柏华、牛天民及孙丰(孙维邦)、邢大坤、薛超青、相林等山东朋友给予了各种形式的关心和帮助。其中尤其是我从未谋面的车宏年先生几年来持续的真心帮助,起到了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在外省,除范子良老先生及时发布消息并呼吁之外,林牧、邓焕武2位老先生持续的呼吁和帮助令我难忘。

此外还要衷心感谢李国涛、任畹町、余樟法、何德普、许万平、郭少坤、师涛、刘晓波、戴晴、邓永亮、李运生、莫建刚、程凡、高烨炬、李宗尚、吴克林、毛国良、欧阳懿、黄晓敏、刘飞跃、来金彪、陈树庆及胡平、徐文立、王有才、徐水良、唐元隽、陈泱潮……等先生。

需要特别感谢的还有:S(加拿大)、刘国凯、焦柏固、S(美国)、M(美国)、Q(欧洲)等先生。其中后3位先生的具体姓名和身份我至今不清楚。

加拿大珍妮佛·韦德博士为我专门向山东省省长写信表示关注和呼吁并给予各种帮助,体现了她热爱和平与自由的精神,及高尚的人格与品行。

卢四清先生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在我入狱前期对我的情况作了及时报道(可惜听说他后来重病在身),洪哲胜、李洪宽、张伟国3位先生在他们主编的《民主论坛》(包括后来创刊的《民主通讯》)、《大参考》和《议报》上对我的情况给予了充分介绍和呼吁。其中尤其令人感动的是,洪哲胜先生还在《民主通讯》上为我作了几个专题。

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国际媒体的采访报道为国际社会了解我的个案和中国人权状况提供了及时的信息。《北京之春》、《中国人权》、《博讯》、《大纪元》等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也向人们充分介绍了我的情况。

此外,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大赦国际等组织也分别以不同形式给予了介绍和帮助。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条件限制,以及我出狱后至今未跟任何朋友见面,所以我对情况的了解是不全面的,肯定存在遗漏和纰缪,这里事先向大家致歉。


我刚刚出狱,还处于所谓的“剥权期”。我获释当天,迎接我的莒南警方曾提醒我这一点。我回答说:“我不认罪,我也不管那么多,我该怎样还怎样。”

是的,正如我刚参加民运时不止一次对警方说的“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毕生的精力”那样,这4年牢狱之灾不仅没有磨去我的锐气(更谈何“改造”),反而增强了我献身中国民主事业的信念。在这里,我要再次声明:

我愿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奉献我的一生。

2005年10月7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0月11日


2005-10-03

王金波:面对国家恐怖主义,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中国的国家恐怖主义日益猖獗!

中共政权已由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极权主义即共产主义彻底转化成极右的极权主义即法西斯主义!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共政权的黑权性质日益公开化,政权与黑社会已公然联袂登台!

太石村村民公开、理性、非暴力的自发维权行动,遭到了政权与黑社会的联合镇压迫害。9月12日,番禺区政府出动63辆警车近千名警察和治安队员用高压水龙头对准正进行非暴力抗争的高龄女村民不断喷射,当场击倒数十人、击晕两三人,一位坚决守护合法集体财产的女村民遭到暴烈殴打,身体多处受伤。

9月26日,太石村村民委托的律师郭艳、唐荆陵和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等人在被人泼以污水后不断给110报警,没有警察前来。郭艳先乘摩托去找出租车,途中被追打,“一棍打在她腿上,她被打倒在地,接着棍子打到她头上和背上。”他们在出租车里被“歹徒用钢制防暴锁打碎车前窗前玻璃,打烂右边车门玻璃,右边车门处整块玻璃掉下,扎伤了郭律师的手”,“没有警察前来,没有人出面制止。”

9月30日晚上,北京警察罗庭海带一群保安到仁之泉工作室执行主任赵昕家,在楼下喊“上去就把他拖出来打”,然后上楼就是砸门踢门、疯狂叫嚣。在被其上级带走之后,罗庭海仍不断打电话给赵昕扬言要收拾他,并说要去砸赵昕的车,疯狂叫嚣:“我打了你也白打,胡佳不是被打了吗,齐志勇不是被打了吗,你们又能怎么样?”10月1日凌晨2:10,除警察、警车外赵昕楼下又来了七、八个东北大汉,不停地在楼下大喊大叫,拼命地打电话、按门铃威胁恐吓赵昕,扬言“你下楼来,罗警官在楼下等着你!”“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你报警也没用”……赵昕再次报警,但没有任何警察前来履行职责,楼下的监视警察竟熟视无睹。

此前的8月29日,爱滋病维权者胡佳被北京警察殴打,身上5处流血5处瘀血,左臂淤伤约长5寸;1个月前,仁之泉工作室志愿者李玉海被警察抓走2周遭疯狂毒打;十几天前仁之泉工作室办公室被查抄,其法律顾问杨再新律师在广东南海遭几十名警察疯狂搜捕,幸在村民保护下逃离虎口;9月30日,仁之泉工作室主任侯文卓被警察动用中介和房东逼迫,以断电断水和疯狂骚扰相威胁,被逼搬离所租住所,流离失所,诺大北京已无立锥之地;在这种情况下,仁之泉工作室的5个外国志愿者已吓退3个;9月27日,六四伤残人士齐志勇在家中被4个歹徒围殴毒打,肋骨被打断,凶手边打边喊:“叫你闭嘴!”

我自己也有过类似遭遇:2001年5月28日在莒南县看守所被警察李太山毒打,7月11日被4名武警士兵毒打,在我多次报案、控告之后没有任何结果;山东省监狱犯人李宝庆、陈玉明、李林、曲亮、黄大勇(全具有黑社会背景)于2002年4月29日、9月29日、2003年8月1日、9月17日和今年4月9日殴打我之后,全部在事实上得到了监狱警察的奖赏。

我在跟监狱警察的谈话和致胡锦涛等人的信中明确指出“警匪一家”。事实越来越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政府跟其卑鄙地误导民众同情基地组织、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等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相一致的是,它越来越由默许、利用、怂恿变为公开借助、扶持、操纵黑恶势力对付民众了!

我知道,如同李国涛一样,我随时会失去自由。我知道,如同齐志勇一样,我随时会遭到毒打。我知道,如同我母亲一样,我随时会被撞断腿……

赵昕在被威胁“如不去派出所将到处抓你”的情况下,去派出所前给大家留言:“如果我被他们抓走,我将绝食绝水,一直抗争到死为止,为我们苦难的祖国献上最后的一滴血,以尽可能增加这个民族走向民主化所需要的牺牲和祭祀。”赵昕时时作好最坏的准备。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已完全恐怖主义化了的国家。我,还有千千万万民众,同样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都不能保证他明天不会成为又一个孙志刚。

从两三年前对“第4代”的热切期望,到今天“胡温新政”的毛泽东化、希特勒化,善良的人们再次陷入了失望。国家恐怖主义再次来临,而且是变本加厉地、赤裸裸地面对公众。也许,跟东欧苏联不同的是,中国在后期极权主义时代面临着更大的爆炸性的、不可预期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跟赵昕一样,也跟我在监狱里一样,为自己提前做好最坏的准备:

一,像目前的张林、郭飞雄,以及当时的我自己一样,一旦失去自由我会开始绝食。根据我的经验,今后我仍能连续绝食几十天直至上百天。

二,如果我失去自由后死了,就是被警察打死的,或者是被警察指使的其他人打死的。

三,我死后,先把所有有价值的器官(比如眼角膜、骨髓)捐献给中国红十字会供移植使用,然后把尸体作有公信力的法医鉴定,再把其余部分捐献给科研机构作医学解剖和教学使用,最后把剩余的部分火化,骨灰安葬在老家,跟已故长辈葬在一起。

四,我的所有遗产由我的父母和妹妹、外甥女继承。

王金波

山东莒南

2005年10月3日

《议报》第218期,2005年10月3日


2005-09-27

王金波:论姜福祯先生的“既爽也累”

9月11日我遭遇两次“恐怖袭击”:

先是上午破手机换上电池后怎么也开不了机。这叫我烦得不轻。

接着是午饭后外甥女和堂侄在我的电脑上用QQ聊天,突然堂侄惊叫一声,屏幕上出现一个妖怪模样的东东,张牙舞爪好厉害。我一看旁边的显示知道感染了病毒,手忙脚乱了一阵,好不容易杀完毒,却发现杀毒软件不好用了,于是重装杀毒软件。但我的技术太糟糕,忙了三四个小时、重启五六次终于重装完毕。但此后却发现运行速度慢了许多倍。又过了几天,发现所有的信箱均进不去,网页通常需要点击七八次才可能打开。于是不得不现学现用电脑网络知识,前天才发现是所有的自由门软件都感染了病毒。删掉并重新下载后不仅没有好转,反而速度更慢。可奇怪的是,大约24个小时之后,突然速度基本恢复正常(但有时信箱仍不好用,有的网页打不开)。

从8月12日开通到9月11日,我上网整1月,这是首次发现有病毒。因此,我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这不,8月29日姜福祯先生发给我一条短信说:“好用了,谢谢!昨夜里看到很晚,既爽也累。再聊。”原来尽管姜福祯先生上网早,但黑客特别“照顾”他,机器动不动就瘫痪,三天两头感染病毒,因此很难上海外网站。此前几天我借花献佛转发给他一个软件,他终于“既爽也累”了一回。

那么,姜福祯先生为什么“爽”呢?因为他终于上了海外网站,看到了他想看而通常看不到的信息。姜福祯先生为什么“累”呢?因为他白天为了养家糊口干十几个小时,晚上回家就打盹,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于是挑灯夜战,自然就累。

其实,姜福祯先生的“爽”与“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假如他能随意浏览海外网站,8月28日这一次获得的信息就会令他那么“爽”吗?假如他能随意浏览海外网站,8月28日他会再累也要挑灯夜战吗?我想,不会的。

而令姜福祯先生如此“既爽也累”的根本原因,就是当今中国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权的一贯肆意侵犯。尽管中国政府早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可张林、师涛还是被判刑了。张林不过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主张和意见;师涛不过是行使了他作为记者的天职,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新闻资料公之于众。

所以,只要不改变目前中国政府对公民言论自由的肆意非法侵犯的现状,姜福祯先生就还要继续“既爽也累”下去。

2005年9月27日,山东莒南

《大纪元》2005年10月5日


2005-09-19

王金波:张林,又一个百日绝食

张林绝食了。而且他决定绝食100天。现在他已绝食近20天。我想,如果我再不为他说两句话,我王金波就太不讲良心了。

因为,我也曾连续绝食上百天——2001年5月28日至9月10日,共106天。当时,我绝食的直接原因是遭到莒南县看守所警察李太山的殴打。就是说,我是在自己的权利遭到非法侵犯之后才开始绝食的。那么,张林是不是无缘无故就进行了绝食呢?当然不是。据公民维权网的消息,张林绝食提出的5点主要诉求是:1、要求停止对他实行“文字狱”迫害,法院对他的判决不公;2、停止剥夺他与家人的通信权;3、停止剥夺他看报纸和电视、了解外部信息的权利;4、停止剥夺他写作的权利;5、停止非法强迫他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每天工作达18小时。

这5点中的前4点我都遭遇过,第5点则亲眼见过类似情况。就是说,张林也是在权利遭到非法侵犯之后才绝食的。我认为张林的这5点诉求完全合理合法,应该全部得到解决。

据我了解,有过较长时间绝食经历的人,轻易不会再次长时间绝食。我在山东省监狱共绝食12次,最长的一次只有18天——2004年11月10日至 27日。而我之所以进行这次绝食,是因为我实在被逼无奈,山东省监狱的某些警察(尤其是第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完全丧失了人性。张林原来也进行过多次绝食,现在他计划绝食100天且已绝食约20天,这肯定是在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考量、抱着赴死的决心才行动的。

我一向认为,绝食(尤其是较长时间的绝食)是处于弱势的人们为追求公平正义在万般无奈时才采用的一种具有强烈悲剧色彩的自戕手段。跟我的百日绝食不同的是,张林并非是在遭到警察殴打这类突发性事件之后才绝食的,他针对的是一种“常态”——一种人们习以为常了的状态。这跟我2004年11月的18天绝食类似。其实,我在这次绝食之前,犹豫了很多次,因为我已不想轻易绝食,特别是当时确实没有一个直接的具体的案例作为导火线。但我后来还是绝食了,因为我再三审视,认为不绝食不足以表达我的无奈、愤怒和决心。推己及人,我认为张林的这次绝食的确是做好了一切最坏的打算的——是死是残已全不顾及。

说实在话,现在再让我进行一次百日绝食,我真打怵。尽管因为种种原因,当时看守所给我鼻饲灌食和静脉注射时比较照顾我的身体状况,但我想后遗症还是有的(由于条件限制,我出狱后未进行任何体检)。比如,当时我的营养严重不足,大脑受损,记忆力下降,身体的免疫力也下降,牙齿松散,胃肠溃疡,等等。

根据我的经验,绝食在第三四天时最难熬,但挺过去之后,到第七八天时不再难熬,到第十几天时开始有种“适应”感,20天时已基本“适应”,但此时伴随着的是身体各器官的严重消耗——所谓“适应”仅是一种表象,身体各器官的严重消耗才是实质,但由于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所以当时自己不易觉察。再往后,超过一个半月时,连自己的大便都闻到一股香味,更别说做梦老是梦见美食了。

我实在不想具体回忆那段经历。因为一想起那段经历,我的脑袋就隐隐作痛——既有后遗症的原因,也有往事不堪回首,想起来就痛苦、烦躁的原因。

但现在张林正在重蹈我的覆辙。这是因为当年使我绝食的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因素——中共极权专制并未改变。看来,张林的绝食也许还要继续下去。而我,也不能保证以后不再次进行百日绝食。

2005年9月19日,山东莒南

“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捷克]哈维尔

《大纪元》2005年9月20日


2005-09-15

王金波:中秋忆师涛

诗人、作家、记者、编辑师涛先生,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我跟师涛曾有过交往。

2001年2月7日我到西安,一位朋友介绍我找到当时热了一阵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提出者、《西安晚报》高级编辑郭兴文收集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有关材料,我整理成一个专题,那位朋友拿到陕西省政协的《各界》,主编说问题敏感不便发表。于是朋友介绍我到《西安商报》,见到了新闻中心主任师涛。

师涛看了我整理的稿子,说这里正招人,你就来吧,不过要办个手续。原来由《企业信息报》改成的《西安商报》元旦刚创刊,正在招聘采编人员。师涛让我补填了一张表。次日经过《西安商报》两位老总的面试,我被录取,跟新招聘人员一起分到各组,我被分去采访医药口(我原在制药厂工作)。

因为我的兴趣不在采访,且有过非正式的编辑工作经历,所以我对师涛说想干编辑。师涛说,你先慢慢干着吧,熟悉一下采访再把你调去做编辑。于是,我跑了杨森等几家医药企业。

当时虽然我跟师涛谈得不深,我也未把我的情况详细告诉他,但他显然对我的实际情况有所明白。比如,他拿出他的一部分未发表的作品给那位朋友和我看,其中就有纪念“六四”的《感谢李鹏》(后来在《民主论坛》上发表)等。

我在《西安商报》只待了四五天,就得知警方四处找我。于是,我被迫于17日离开西安。

我这次在西安一共只待了10天,跟师涛见面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二三十个小时。因此后来我想,可能时间长了师涛就把我忘了。

回山东不久我被捕入狱。4年后回到家里,父亲说我被捕后西安有个记者曾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我当时就想,难道是师涛?过了两天我买了短波收音机一听,师涛竟被判刑10年!而随后山东朋友告诉我,我入狱后师涛曾多次打电话给山东朋友询问我的情况。后来我又在网上发现,师涛曾在文章中提到过我,为我呼吁过。

师涛没有忘记我。

我又怎么会忘记师涛呢?

于是我打听到师涛母亲高琴声老师的电话。高老师已搬到长沙住,她见过师涛几次,是通过电视,师涛只能打手势。师涛当时正关在长沙市中级法院旁边的长沙市监狱入监队,每顿吃饭的时间只有3分钟,所以师涛明显地变形了,瘦了20多斤。师涛已被安排到三百里之外的湖南省第一监狱,那儿是个湖心岛,完全与世隔绝。年满60岁的高老师说,罹患心脏病、糖尿病等众多疾病的她,之所以和师涛的一个弟弟搬到长沙住,目的就是为了探监方便。可是,她连这样一个愿望都不能实现,探一次监竟要往返几百里。高老师说着说着哭起来,连问“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

师涛人缘很好,的确是个好人。我跟他接触的那几天,找他的人络绎不绝。尽管他忙得好几天不回家,但从未见他发脾气,对大家都是客客气气。即使对我这样一个新手,他也没有架子。当时他很少上网。有一天快半夜了我在上网,他被别人拉过去也上,见我在就问我怎么知道密码的,我说我猜出来的,因为公用电脑的密码应有一定的规律。他想了想,恍然大悟——他那种表情让你感觉不到他是个主管。

高老师说师涛在看守所里跟大家相互尊敬相处得很好,有时候见别人太可怜就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我相信这是真的。

9月2日,师涛终于被押送到赤山监狱。赤山监狱原名湖南省第一监狱,位于益阳沅江市南嘴镇洞庭湖里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上。这是一个老监狱,关的全部是10年以上的重刑犯,师涛的刑期是最短的了。

高老师有些无奈。师涛判刑之前她说话一直留有余地,原本存着一线希望。一审判决下来之后,高老师虽如五雷轰顶,但仍抱有一点点幻想。如今不仅二审裁定维持了原判,而且连师涛近一点服刑也不可能了。

前几天,传来师涛是因为雅虎公司的告密而最终被定罪的消息。其实我的雅虎信箱一直不好用,其中一个的地址簿一直不能用,另一个则经常打不开。青岛的姜福祯先生也有同样的遭遇。在令人尊敬的范子良老先生及时提醒大家之后,9月9日浙江另一位朋友高烨炬来信说“因师涛案,我已经不再使用雅虎公司的信箱。”

当然,我自己也已作出决定,不再使用雅虎信箱。

因为,雅虎已超出了正常的企业行为,堕落为极权专制的帮凶。这样,拒绝雅虎也就不仅仅是一种出于安全的自保考虑(其实在目前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互联网已无秘密),同时它也表明一种态度,既是对雅虎的否定和鄙弃,也是对极权政权的不合作。

当然地,拒绝雅虎更意味着对师涛的肯定和思念。

这是师涛在狱中的第一个中秋节。

中秋月圆时,我加倍地思念师涛。

2005年9月15日,山东莒南

《观察》2005年9月15日


2005-09-07

王金波:紧急呼吁关注绝食中的张林先生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作家张林先生,2005年7月28日被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目前,他在安徽省蚌埠市第一看守所206房间已经绝食抗争一个星期。

据张林夫人方草女士说,她于6日接到张林先生于4日寄出、落款2日、内容非常像绝命书的信:“方草:你和安妮好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要坚强生活下去,把我们的孩子抚养大,有机会带她们到国外生活。我想见律师,本地律师也可以。请立即回信。张林九月二日”。方草说她已得到可靠消息,张林先生已绝食一周,生命遇到危险,目前某个医院正在组织抢救。

根据中国政府对本国公民人权一贯漠视和肆意践踏的记录,根据众多中国公民在狱中的经历,根据张林先生敢于舍命的武士道性格,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林先生的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林先生受到了莫大的冤屈,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林先生万不得已才采取此等自戕的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张林先生的生命正处于危急之中!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我们认为,法庭对张林先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认定根本不能成立。张林先生的行为,既符合国际公认的公民权利准则,也符合中国的法律。

而这,才是张林先生进行绝食以至生命垂危的根本原因。

在此,我们紧急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来关注张林先生的身体状况,都来关注张林先生的个案。

为了中国人权状况尽快得到改善,为了张林先生尽快结束绝食、恢复身体健康,为了张林先生的个案尽快得到独立的、公正的终审判决,我们谨签名如下:

(名单略)

2005年9月7日

《大纪元》2005年9月7日


2005-09-06

王金波:我参与组党后最初几个月的活动

1998年9月12日我正式参加民运,迄今7年整。

1997年8月28日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先对我宿舍进行秘密搜查,又传唤我8、9个小时。此后,他们盯紧了我,比如,不久之后的中共15大期间他们天天去临沂制药厂(已与三株集团合作成立临沂三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找我(我当时回莒南农忙)。而更露骨的是,次年“两会”前夕我出差去北京,他们硬是通过总经理把我紧急召回并从销售公司调往技术质监部。

1998年9月9日,我从《自由亚洲电台》中得知卢四清的电话号码。11日,媒体报道山东组党。12日我打电话给卢四清,跟谢万军取得联系,正式参加民主运动。

14日,我写信给谢万军(东平县实验中学于显杰),叙述了我的大致经历,谈了我的一些观点。18日我又给他写了封信。几天后我收到他于18日写的信,有几份民主党资料:《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前半部分)、《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致山东各地朋友公开信》。我马上拿到开阳文印村印500份(其中我对《致山东各地朋友公开信》作了修改并加上了我的名字)。22日我去取时,被告知已销毁不能打印。我马上打电话告诉秦永敏。他说,我可能已被警方盯上,要小心行事。24日我收到谢万军寄来的约100份民主党资料,随即向全国10几个省的同学、老师、朋友寄去约70份。

10月1日我回家农忙,听父母讲:9月28日临沂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科长宋某和莒南县公安局副局级侦察员、政治保卫科科长唐某(后得知宋某和唐某均为“前科长”,已退居二线),曾把我父亲叫到莒南县公安局十字路镇西派出所,对我父亲进行了软性的威胁恐吓。父母很害怕,不愿意我这么做,一个劲地劝我。我对父母说,我一定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决不回头。

10月7日我返回临沂时天已黑。8日下午,临沂市公安局、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在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联合传唤了我5个小时。此后,警察三天两头找我。20日左右,我去了潍坊刘连军家一趟。当时他正被警方严密监控。24日晚上18点左右,五里堡派出所警察王昌生到我宿舍陪我睡觉;次日早上把我带到派出所;晚上由另1个警察庞廷斯陪我在宿舍睡觉。如此直到11月6日早上8点。此后警察较少找我,大概仅是11月9日国家安全局的两个警察去我宿舍找过我1次。12月12日,我去青岛见燕鹏、邢大昆1次,次日回家。

12月29日市局政保科警察侯献合请我吃饭。31日市局、分局联合约我谈话,要了我在临沂的亲人、同学、同事的名单,并说几天后还要请我吃饭。其实,就在31日他们约我谈话的同时,侯献合秘密约我的同事吃饭。而此前的21日,有人秘密去我在临沂唯一的亲人、二姨家的表弟的单位查阅其档案并对其办公电话监控。元旦后警方又是三天两头找我,后来估计可能跟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

1999年1月14日,我坐长途客车去杭州。25日,我跟吴义龙、应承安(笔名“晚成”)去了上海。晚上,我跟吴义龙住在周建和家,见了李国涛一面。27日我坐车离开上海,28日回到临沂。29日侯献合找我,半夜23:55我坐火车去东明,30日见到杜学胜、李宗尚,当天返回,31日天亮前回到临沂。

2月10日我第2次到杭州,20日被扣,押回临沂,于3月15日获释(详见《我被拘留的前前后后》)。3月27日我第3次启程,28日到达杭州。4月29日我和安徽朋友高天佑同时被扣,押回临沂,于5月4日晚20点获释。我在宿舍睡了1夜之后,5月5日早上8点警察来把我带到莒南,直到6月10日获释(详见《我被扣押的六个星期》。此文我写好后曾抄了1份给牟传珩,后来他不慎遗失。原稿于1999年7月14日被侯献合“借走”后一直未归还,且于2001年成为我的“罪证”之一)。

至此,我对中国民主党筹备工作的参与告一段落。

20050906,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9月17日


2005-08-16

王金波:在《改善政治犯良心犯关押状况的呼吁》上的签名

完全同意

2005-08-16 23:40 王金波 中国山东莒南

我比姜福祯先生来得更迟。

到签名截止日期2004年12月31日时我仍在狱中,正在忍受着与刑事犯混押所造成的种种苦难。

我认为,监狱当局之所以把我跟刑事犯混押而跟政治犯和法轮功人士事实上隔离,完全是为了迫害我。刑事犯李宝庆(潍坊)、陈玉明(潍坊)、李林(济南)、曲亮(济南)、黄大勇(济南)全具有黑社会背景,他们对我的殴打事实上都得到了山东省监狱第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的默许、怂恿、支持或操纵。而刑事犯李宝剑(天津)即使不具有黑社会背景,其心狠手辣也不亚于以上几人。刘宏利等警察故意激化我跟刑事犯的矛盾,企图把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我跟刑事犯之间的矛盾上,而我始终明确地在致胡锦涛等人的信中指出,如果我死了,首先要追究山东省监狱及其警察的责任。

因此,我完全赞同这个呼吁。


2005-06-03

王金波:我为何要进行连续106天的绝食

2001年5月28日早上6点左右,莒南县看守所的在押人员在放风场做体操、唱狱歌、背狱规,我因身体虚弱躺在15号监室。看守所值班警察李太山(音)看到我躺在监室里,命令我去放风场做操,我说我身体虚弱不能做操,他说不行,必须去做,我说我的确身体虚弱,做不了操。李太山火了,命令劳动号(判决已生效但因余刑不足一年而留所服刑的犯人中根据警察的命令在监室外面劳动的犯人)打开监室门。李太山冲进监室挥拳就打我的脸,一下子把我打倒在水泥炕上,又踢了我几下,给我戴上手铐,并狠狠地用力勒住手铐,致使手铐紧紧卡住我的腕部且两手腕出血。李太山拽着手铐把我拖到15号监室对面的管教室,问我为什么不听话,我大声质问他凭什么打人。李太山把我拖到警察值班室,问我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敢不听他的话。我再次质问他凭什么打人。李太山命令劳动号把我拖回管教室给我戴上十几公斤重的脚镣,问我服不服,我大声回答不服。李太山大怒,喝令我跪下,我大声拒绝。李太山用力按我,我被迫坐在地上。李太山用橡皮棍狠狠地抽我的脊梁,我“一、二、三……”大声数着。李太山更加发怒。抽了十几下之后,李太山把我按躺在地上,用拳、脚狠狠打我踢我,最后用橡皮棍顶住我的喉部,差点令我窒息。而此时,他也累得气喘吁吁。歇了会儿,他命令劳动号打开15号监室,把我架进去。

事后发现,我的脸部(尤其是鼻子)、脖子、手臂、腿均受伤出血,而背部的大面积皮下出血则十几天后才痊愈。至于监室地面和地面上在押人员放食物的塑料袋的外面,均溅上不少血。管教室里溅了多少血我已看不到。与李太山一同值班的警察闫加军(看守所副大队长)立即命令劳动号把那些血迹擦干净。我身上的衣服也溅了一些血,后来洗衣服时洗去了。

两个小时后看守所其他警察给我解下手铐脚镣。我当即向看守所警察,并于稍后向办案警察,提出了一点要求、宣布了三点声明:我通过莒南县看守所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要求立即调查李太山殴打我的事实真相并惩处凶手;声明从现在起我开始无限期绝食,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声明从现在起我有时可能故意违反狱规,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声明从现在起我拒绝回答有关我的案子的问题,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于是我开始了106天的绝食。

6月2日,看守所给我注射葡萄糖并鼻饲灌食。此后每天一次,直至9月10日。开始时我除了正常饮水以补充水分,吃一点咸菜以补充盐分之外,未进食任何食物。6月2日开始灌食后,咸菜我也很少吃了。看守所的伙食极其糟糕,但仍对我有极大的诱惑力。到了7月,我甚至闻到自己的大便也有香味。而其他在押人员则说,我嘴里呼出的臭味比大便还难闻。8月底,在其他在押人员的引诱下,我偷偷吃了一点馒头渣,后来又喝了几包泡的方便面。这样,越发激起了我的食欲。9月11日早上,我主动通过其他在押人员向看守所提出我将暂停绝食。很快我提的条件基本得到满足,当天中午我恢复正常进食。

这是我的第五次绝食,持续时间最长。

2005年6月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王金波:我的18次绝食经历

自1999年2月至2005年5月,我共绝食18次,累计时间超过210天。

1999年2月20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在杭州举行春节联欢会,我应邀参加。联欢会开始后没多久,我被警方带到派出所留置盘问48小时。为抗议警方非法拘禁我,我绝食40多个小时。这是我生平第1次绝食。

1999年4月29日至6月10日,我连续失去42天的人身自由(5月4日晚除外),其中5月5日至14日、5月25日至6月10日被莒南县公安局非法拘禁在莒南县三江旅社(现三江宾馆)。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负责拘禁我的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保卫科副科长张新乐对我说:“别看你现在吃得好好的喝得好好的,我不让你吃,你就不能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有这个权力。我说既然如此,我就不吃了,我决不吃任何人赏赐给我的饭。次日早上开饭时几个联防队员叫我吃,我未吃,张新乐未吭声。中午张新乐和几个联防队员都劝我吃,我仍未吃。后来张新乐走了,科长卢修田来劝我吃饭,我仍未吃。卢修田走后莒南县公安局副局长赵忠礼来了,称张新乐(1974年生)年轻,说话太冲,劝我不要太计较了,快吃饭吧,并明确表示“你有权吃饭”。于是我恢复了正常进食。这次绝食时间有20多个小时。

第3次绝食是在几天之后。6月3日约23点半,我吃了一些饭。从6月4日零时起我绝食24小时,以纪念“六四”大屠杀10周年。

以后的15次绝食均发生在2001年5月到2005年5月我失去自由的4年多期间。

2001年5月9日下午17点左右,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教导员卢同才宣称我于2月2日发表文章“污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而对我行政拘留15 天。我当即宣布,为抗议莒南县公安局对我的迫害,从现在起我开始无限期绝食。随后我被送进莒南县公安局行政拘留所。在多次劝我进食无效后,5月16日晚,警方强行给我注射葡萄糖。5月17日晚,我开始喝玉米稀粥。从5月18日起,我每天喝两三碗粥,直至5月23日晚。这是我第4次绝食。

5月28日早上6点左右,莒南县看守所警察李太山殴打了我,我绝食106天。这是我的第5次绝食,持续时间最长。

第6次是2001年12月28日恢复的,是第5次绝食的继续。次日起看守所恢复对我的灌食,但未注射葡萄糖。此后每天如此。2002年2月9日我恢复正常进食,看守所未再给我灌食。但由于看守所警察态度恶劣,次日我又恢复绝食,随即灌食也于当天恢复,直至2月16日。这次共计50天(不包括2002 年2月9日)。

2002年4月28日,我在山东省监狱第一监区恢复我在莒南县看守所期间开始的绝食。当天晚上,犯人李宝庆嫌我不打饭而殴打了我。次日早上,李宝庆再次殴打我。上午警察表示要处理李宝庆。中午警察让一个犯人给我打来饭,我吃了。下午李宝庆被处理。这是我第7次绝食,只持续了4顿饭(共计40多个小时未进食)。

第8次绝食是2003年2月28日开始的,3月5日晚上恢复正常进食。这次绝食既是莒南县看守所期间绝食的继续,也是为了抗议山东省监狱不仅无意改善反而蓄意恶化我的人权状况。

第9次绝食共4天,分别是:2004年5月1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学生绝食15周年;5月28日,为纪念我被李太山殴打3周年;6月4日,为“六四”大屠杀15周年祭;7月11日,为纪念我在莒南县看守所被武警殴打3周年。

11月1日我进行了第10次绝食,是为了抗议山东省监狱非法扣除我的2元腰带钱。当天下午警察声称已安排退还我2元钱,我随即宣布结束绝食。

11月10日我开始了第11次绝食,是为了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到11月26日下午为止,我除了正常饮水、吃了几百克咸菜以外,未进食任何食物。11月26日下午,监狱开始从我的口里给我灌食。次日上午再次灌食,下午我宣布结束绝食,晚上恢复正常进食。

此后的几次绝食为:

第12次:12月15日至17日共3天,为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及山东省监狱第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的灭绝人性。

第13次:12月20日至23日共4天,为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

第14次:12月26日至28日共3天,为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

第15次:2005年4月9日,警察强行安排给我的“联号”犯人黄大勇殴打我两次,我绝食1天(近40个小时)。

第16次:4月15日,为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16周年,我绝食24小时。

第17次:5月9日,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我失去自由4周年、黄大勇殴打我1个月,我绝食24小时。

第18次:5月13日,为纪念八九民运学生绝食16周年,我绝食24小时。

我在狱中曾制定了出狱后的绝食计划,但因母亲出了车祸而取消。然而,为了争取人权、自由、民主、法治,今后我将继续使用绝食的方式。

2005年6月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5-05-23

《大参考》:王金波出狱

山东民运王金波坐完4年黑牢出狱了!一直在狱中坚持信念,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抗争的民主斗士、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主要成员王金波先生,终于熬完4年刑期,于今天早8时在济南获释。王金波被山东第一监狱送至临沂后,由临沂警方在下午2时送回家中。从昨天早上始,申贵军等济南朋友就在山东第一监狱准备接王金波出狱,狱方一直以各种借口推诿,直到今天12时左右,才告知王金波已在上午9时,被狱方从后门放出并由狱方送回临沂。

《大参考》2005年5月23日
http://www.bignews.org/20050523.txt

2005-04-05

张铭山、姜福祯:补充签名和简单说明

由于我们第一次组织签名,发起人又身处两地,通讯渠道时有不通,导致个别重复和遗漏,一些回复信件也可能没有收到,在此一并回复并鸣谢!签名开始第一时间,我们就收到洪哲胜先生的回复,随后余樟法胡平徐文立任畹町樊百华陈映潮等人的签名很快就收到。其中,任畹町立刻群发电邮征集,并提出建议,扬天水多方联系,向< 议报>签名网推荐,樊百华附函表示万分关注,范子良电邮电话同时联系,孙丰邓永亮李运生邓焕武很快将所征集的名单发了来,徐水良收信后表示将名签上,燕鹏也从台湾打来电话表示一定签上。

对于上述种种我们一并鸣谢!

感谢《议报》提供悬挂签名。感谢《民主通讯》的专题报道和代签。我们没有收到的签名请补充在以下签名名单中。

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王金波的现状。也希望为民主系狱的朋友们一起写文章探讨政治犯如何坐牢,如何面对< 监狱法>的问题。

以下名单晚些收到或者被达入垃圾邮件,稍后发现。

赵达功王治晶沈良庆胡俊雄唐元隽莫建刚吴玉琴廖双元(莫建刚提供)

济南监狱办公室电话:0531-7075454或7076941

张铭山、姜福祯

2005年4月3日

《大参考》2005年4月5日
http://www.bignews.org/20050405.txt

姜福祯:济南监狱置若罔闻依旧不许王金波父子见面

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王金波,正在山东济南监狱遭受迫害和折磨,狱方在“违反监规‘貌似合法的幌子下完全剥夺了王秀玉的探视权、知情权、通讯权,对一个气若游丝的政治犯进行长达半年的严管和单独关押,作为家属于法、于理、于情都有理由向狱方询问相关情况。

这些情况包括;1、为什么被禁闭严管?2、在关押中的饮食情况。3、在关押中的健康状况。4、是否如以往一样绝食,绝食后是否进行鼻饲进食?在对上述情况拒绝告之的情况下,被关押人实际上形同失踪或者生死不明。被关押者的家属只能在焦虑、猜测、愤怒和无奈中遭受漫长的心理摧残和煎熬。

王金波的长期抗争追问的实际上是对政治犯关押是惩罚还是迫害的问题,即政治犯在何种程度上适应《监狱法》的问题。这是我们系狱民运人士长期忽略的问题。显然政治犯不存在“认罪服法”和“接受改造”的问题,更不存在“重新做人,走向新生”的问题。这样的要求和建立在这种要求之上的监规和惩罚是一种罪恶。昭示这种罪恶的上位法规和公约是《宪法》、《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政治和文化权利公约》(中国已经加入)。中国政府理应依照上述大法调整和修订《监狱法》,改善一切被关押的政治犯的待遇。

目前济南监狱就是在“违反监轨,不能接见”的幌子下包藏对王金波父子迫害的祸心。有关部门警告我不能听一面之词,要对细节进行核实,要对写的东西负责任。并告诉我:王金波怎么会生死不明。试想在“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信息封锁下怎么会生死明确?既然王金波生存状况正常,为什么不允许父子想见,哪怕是远远的看一眼,甚至只相互传递一张只言片语的字条,以示平安都不行?显而易见,如此作为早已超出法律和人伦。

乘王秀玉第二次致国家领导人公开信之际,我再次向朋友通报上述情况,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至于我个人的文字说词,我不吝于负责。

青岛市民:姜福祯

2005年4月3日

《大参考》2005年4月5日
http://www.bignews.org/20050405.txt

2005-04-03

王金波父亲给胡锦涛温家宝的第二封公开信

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

我叫王秀玉,是山东临沂莒南县一个小学教师,我儿王金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山东第一监狱服刑3年多了,在此期间,由于他拒绝“认罪服法”的洗脑教育,多次遭到严管和殴打虐待。我现已经有6个多月没有见到孩子了,他们拒绝向我通报任何信息。我先后4次前去探视和打听消息,并苦苦哀求见我儿一面,他们除了告诉我儿子违反监规以外,不让我们之间有只言片语的交流,我既见不到儿子,也见不到儿子的一个字,我无法知道儿子的生命和健康状况处于什么状态,由于我儿身体状况长期不好,曾经多次绝食,狱方又不准我们予我儿基本的食品和营养补充,以我儿虚弱之体体,怎堪如此长期严管折磨!我心急如焚,有一次心脏病发作,被从接见室抬了出来。济南监狱让我们遭受如此精神折磨,分明是要把我们逼疯、急疯。

胡主席、温总理:前些日子我给你们写过公开信,国内外各界人士对此给予不少关注,可是10几天过去了,济南监狱纹丝不动,依旧不让我与儿子见面,无奈我只有再次向你们写信。我相信:天底下任何人性未泯的人都会感到狱方的冷血和残忍,都明白他们的作为与你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相去甚远。作为模范,狱的济南监狱本应是中国人权国际形象的一个窗口,在“与世俱进的中国对政治犯非人道的待遇,是丑陋的和可卑的。为此我期待着你们的过问,我希望我与儿子的亲情权和生命健康权受到尊重。

泣泪禀告,翘首盼望!

山东临沂公民王秀玉2005年4月3日

济南监狱置若罔闻依旧不许王金波父子见面

姜福祯

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兄弟王金波,正在山东济南监狱遭受迫害和折磨,狱方在“违反监规‘貌似合法的幌子下完全剥夺了王秀玉的探视权、知情权、通讯权,对一个气若游丝的政治犯进行长达半年的严管和单独关押,作为家属于法、于理、于情都有理由向狱方询问相关情况。

这些情况包括;1、为什么被禁闭严管?2、在关押中的饮食情况。3、在关押中的健康状况。4、是否如以往一样绝食,绝食后是否进行鼻饲进食?在对上述情况拒绝告之的情况下,被关押人实际上形同失踪或者生死不明。被关押者的家属只能在焦虑、猜测、愤怒和无奈中遭受漫长的心理摧残和煎熬。

王金波的长期抗争追问的实际上是对政治犯关押是惩罚还是迫害的问题,即政治犯在何种程度上适应《监狱法》的问题。这是我们系狱民运人士长期忽略的问题。显然政治犯不存在“认罪服法”和“接受改造”的问题,更不存在“重新做人,走向新生”的问题。这样的要求和建立在这种要求之上的监规和惩罚是一种罪恶。昭示这种罪恶的上位法规和公约是《宪法》、《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政治和文化权利公约》(中国已经加入)。中国政府理应依照上述大法调整和修订《监狱法》,改善一切被关押的政治犯的待遇。

目前济南监狱就是在“违反监轨,不能接见”的幌子下包藏对王金波父子迫害的祸心。有关部门警告我不能听一面之词,要对细节进行核实,要对写的东西负责任。并告诉我:王金波怎么会生死不明。试想在“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信息封锁下怎么会生死明确?既然王金波生存状况正常,为什么不允许父子想见,哪怕是远远的看一眼,甚至只相互传递一张只言片语的字条,以示平安都不行?显而易见,如此作为早已超出法律和人伦。

乘王秀玉第二次致国家领导人公开信之际,我再次向朋友通报上述情况,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至于我个人的文字说词,我不吝于负责。

青岛市民:姜福祯

2005年4月3日

补充签名和简单说明

由于我们第一次组织签名,发起人又身处两地,通讯渠道时有不通,导致个别重复和遗漏,一些回复信件也可能没有收到,在此一并回复并鸣谢!签名开始第一时间,我们就收到洪哲胜先生的回复,随后余樟法胡平徐文立任畹町樊百华陈映潮等人的签名很快就收到。其中,任畹町立刻群发电邮征集,并提出建议,扬天水多方联系,向< 议报>签名网推荐,樊百华附函表示万分关注,范子良电邮电话同时联系,孙丰邓永亮李运生邓焕武很快将所征集的名单发了来,徐水良收信后表示将名签上,燕鹏也从台湾打来电话表示一定签上。

对于上述种种我们一并鸣谢!

感谢< 议报>提供悬挂签名。感谢< 民主通讯>的专题报道和代签。我们没有收到的签名请补充在以下签名名单中。

希望朋友们继续关注王金波的现状。也希望为民主系狱的朋友们一起写文章探讨政治犯如何坐牢,如何面对< 监狱法>的问题。

以下名单晚些收到或者被达入垃圾邮件,稍后发现。

赵达功王治晶沈良庆胡俊雄唐元隽莫建刚吴玉琴廖双元(莫建刚提供)

济南监狱办公室电话:0531——7075454或7076941

张铭山姜福祯

2005年4月3日

《大参考》2005年4月5日
http://www.bignews.org/20050405.t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