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波：非暴力精神永不可战胜

初次听说赵昕先生的名字，是在1998年底，后来虽没有接触，但今年我出狱后很快听说他的义举，慢慢对他有了了解。我在《面对国家恐怖主义，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中曾说过“我知道，如同我母亲一样，我随时会被撞断腿”，没想到一语成谮，只不过腿伤的不是我，而是赵昕！

然而，即使是刚刚被打得骨折，说话声音都不能太大（头部缝了11针，说话受影响），赵昕仍说：“我这是第6次挨打。但每一次挨打后我都对非暴力原则更加坚定了。非暴力精神永不可战胜。”

我也是这么想。在过去的几年里，我被警察和犯人打过多次。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因此而动摇对非暴力原则的信奉。但我没有。不仅我没有，国内很多朋友“劫后余生还说‘非暴力’”（欧阳懿语），对暴力越来越反感，越来越觉得中国太需要非暴力精神了。近些年来，海外的杨建利（目前在国内坐牢）、封从德和国内的赵昕、欧阳懿、刘飞跃等一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非暴力理论作了认真的研究。他们均三四十岁，正当年富力强，他们的非暴力理论在未来的影响不可低估。

赵昕自称是一个“不太合格的甘地主义者”。实际上，只要吸取了甘地主义的精髓，都可以称为一个真正的甘地主义者。我认为，甘地主义离不开以下两点：

一，非暴力。如果说暴力在孙中山时代还有某种程度的合法性的话，那么今天其合法性已失去。正如甘地所言，“非暴力反抗总是优于武装抵抗。非暴力决不能用于保护一个邪恶的事业。”离开了非暴力的抵抗，很容易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而且这本身也透露了其可能存在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真实想法——这明显违反了中国现在极其缺乏的程序正义原则。

二，抵抗（或“反抗”，或“不合作”）。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甘地主义的“非暴力”后面紧跟着的是“抵抗”（或“不合作”）。对中共政权，我们固然不能一味地对抗（实际上我们有多大的能力进行“对抗”本身就是个问题），但正如林牧先生所言，“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不可少的。”离开了抵抗的非暴力，不是甘地主义的非暴力的题中应有之意，非暴力也就失去了其现实意义。

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是一件可以随时穿上和脱下的衣服，它的地位是在心灵中，它必定是我们存在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赵昕做到了这一点，已将之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信仰。

坚持非暴力，不是说它是中国将来惟一行得通的转型方式。不，不仅不是，反而我觉得随着局势的发展，将来转型前后伴随着的暴力成分的可能性正在增加（我指的是根据我现在的观察）。但即使这样，或者说正因为这样，我反而觉得更应坚持非暴力。这是因为，既然中国缺少这个东西，那么我就来多讲一讲，以达到“中和”的目的。

2005年11月27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