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28

王金波:继续与《民主论坛》同行

1999年春我在杭州时,第一次听朱虞夫先生说起洪哲胜先生和他主编的《民主论坛》,印象很深,因为一是老朱建议我回山东后也写点稿子投给《民主论坛》,二是洪先生是台湾人——对于初涉民运的我来说,台湾人主编了一份主要面向大陆民运的刊物是一件很新鲜的事。

回山东后我并没有向《民主论坛》投稿。我清楚自己的水平不高,并且几乎没有接触网络的机会。2001年春节,我在一家网吧群发贺卡时,无意中发给了洪先生一份。后来我在《西安商报》电脑室里打开我的信箱,发现洪先生已向我约稿。当时我对《民主论坛》的投稿要求一点也不清楚,就拷了一份我刚刚发在《大参考》上的《一定要把肆无忌惮侵犯人权的警察的名字及其罪行记录在案》发给了洪先生。几天后我被迫离开西安,回到青岛后发现《民主论坛》竟把它刊登出来了。对此我很吃惊,告诉了姜福祯先生。

3月,经郭少坤先生介绍,我去江苏泗阳吴克林先生家住了一个多月。其间我经常去网吧收看《大参考》和《民主论坛》。闲着没事,我把我几年来关于中国将来实行联邦制的思考整理成一篇短文发给洪先生,没想到很快《民主论坛》又刊发了。十多天后我在《大参考》上看到王小宁先生对我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就写了一篇文章进行回应并投给了洪先生。此时已是4月底,我得到消息警方四处找我,于是匆匆于5月3日回到家中。5日,我去县城网吧收看《民主论坛》,未见刊出。6 日,警方露面了,并于7日带我去蒙山游玩。8日晚上21点半我回到家,一觉睡到次日早上6点多,警方已来到我家,声称找我“有点事谈谈”,于是我跟他们走了。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四年多!而在这四多时间里,我想过不知多少遍:那篇文章洪先生给发了吗?

今年出狱后没多久,我了解到不仅在我入狱之前《民主论坛》就刊发了那篇文章,而且《民主论坛》和后来创刊的《民主通讯》一直对我的情况进行了跟踪报道,甚至《民主通讯》还为我做了三次头条专题报道,其中有两次重发了我仅有的三篇短文。不仅如此,洪先生还在我出狱当天为关于我的头条专题亲自写了按语,此前他还专门为我在其他BBS、包括国内的BBS上发了帖子。还有,我入狱后,洪先生曾委托姜福祯先生向我问好。我刚出狱,洪先生就再次通过张铭山先生和姜福祯先生向我问好,并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

后来,我自己上了网,跟洪先生的联系方便多了,对洪先生有了更加直接的了解。

洪先生对收信的负责任态度,在我接触的范围内无人能出其右。首先,投稿必复,而不论用否。洪先生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除休息时间外,一般为几十分钟,甚至几分钟)回复。这样,就不会因收不到回信,后来又不发稿而错过了发稿的合适时机。即使《民主论坛》不能发稿,洪先生也经常推荐另投其他有稿费的刊物。其次,其他内容的信也是有信必复,而不论事大事小。我给他指出过几次网络版上的小错误,他总能立即改正并回信感谢。有时我指出的错了,他也亲自检查并回信说明。就连贺卡,他都要立即回复。

更为关键的是,《民主论坛》真正做到了“民主无类”。比如,不管名气大小一视同仁。这一点太重要了。相比之下,倒是有些大陆出去的人办的刊物做不到这一点。再比如,各种各样的观点均可存在。所以一个朋友对我说,台湾人办的这份刊物不鼓吹台独(比如它刊登了大量鼓吹两岸统一的文章),就凭这一点,足以令人佩服。实际上,这两点是衡量搞真民主还是假民主的关键。用樊百华先生的话讲,洪先生是海外“最具民主风度的人”。

我入狱之前,洪先生邀我与《民主论坛》同行。我在监狱里,洪先生和其他朋友仍然使我与《民主论坛》同行。我出狱了,当然要继续与《民主论坛》同行。

2005年12月28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民主论坛》,我们的最爱

姜福祯、张铭山、王金波

自从2001年初开始,我们三人几乎同时成为《民主论坛》的作者,并从此成为忠诚的读者。我们认为,没有哪家媒体能代替《民主论坛》(包括后来创刊的《民主通讯》)的作用。

在这近五年的时间里,姜福祯和张铭山疲于养家糊口,王金波系狱四年有余。但是,《民主论坛》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我们也没有忘记《民主论坛》。姜福祯和张铭山见缝插针写下的作品基本都是在《民主论坛》上发表的。而为王金波的呼吁也总是能在《民主论坛》上得到最及时的发布。

在“舆论一律”的极权体制下,人们极其渴望对信息的自由获取和传播。五年前,我们只能通过电子邮件被动接收一些信息,基本不能直接登录海外被封网页。当时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王金波在聊天室聊天时得到一个网址可以直接上海外网页,但很快被封。我们到现在也不会搜索代理服务器。后来有了无界浏览、自由门等破网软件,而且能通过电子信箱、MSN、雅虎通等随时索取,所以我们浏览海外网页的机会多多了。但是,只要上网,我们最想看的还是《民主论坛》。因为,正如姜福祯先生所言,《民主论坛》是不可替代的。

《民主论坛》,是追求民主的人们的论坛,也是我们的最爱。

2005年12月29日,山东

《民主论坛》

2005-12-25

王金波:天水兄,你承受的苦难太多了!

杨天水失踪了!如同晴天霹雳,我一夜未睡。

前不久,陕西朋友颜钧约我到南京天水处玩了几天。昨天晚上,暂在西安家中的四川朋友邓永亮发来短信问我能否联系上天水,并说天水可能出事了。我一惊,马上打天水的手机,不通。又打江苏泗阳天水四姐的电话,天水的姐夫毫不知情。又打电话给赵昕,赵昕也在为这事着急,让我向芳草打听侯文豹的情况。芳草等安徽朋友的电话均不通,我就告诉了徐州、上海的朋友,大家都不清楚具体情况。后来芳草的电话打通了,她也在着急,而且不清楚侯文豹的南京手机号码。我又告诉了其他的朋友。但我一直睡不着。天亮后在网上发现侯文豹的文章,证实天水被警方带走的消息,我赶紧打电话告诉了天水的四姐。下午起床后我又从赵昕的短信及侯文豹那儿得到证实,天水应该是被刑拘了。

1998年,我就从秦永敏主办的《中国人权观察》上见过“杨同彦”的名字。1999年,我在杭州见到张玉祥,了解到他跟杨同彦不仅是1990年“中华民主联盟案”的同案,而且同是泗阳县高渡乡人。2001年我被捕前在泗阳待了一个多月,听吴克林多次说起杨同彦。今年我出狱后听父母一再说起南京“杨天水”的义举,但我第一次听说这个陌生的名字。几天后天水打来电话问候,我才知道“杨天水”就是“杨同彦”!

今年春天我母亲遭遇车祸,天水寄来钱爱玲女士捐款中的7千元钱,给我家解了燃眉之急。而这次我亲自看到,天水自己的生活却很清苦。比如11月28日他做痔疮手术时,由于身上只有几百块钱,不得不砍掉一些项目,最后只剩下麻醉药。术后本应住院,但他不仅立即回家,而且每天都从江宁去南京城里办事,结果伤口迟迟不能痊愈。我跟颜钧到了以后,他才躺在床上休息两天,果然恢复得快多了。但后来他又忍痛陪我们去陈家湖和南京城里两次,致使伤口的疼痛又加剧了,而且一直不能坐。他每天均需用药擦拭伤口,用的卫生纸都是硬的!然而,他却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些!

天水对待朋友用“一分钱掰开两人一起花”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是真正的热情如火。那份豪爽侠义之气,在现代人身上已经很少见了。

几个月前有人造谣说天水将外面朋友的资助据为己有。这事在平息以后我才知道。在这里我要向这个人严正声明:不仅我受到了天水的关心,而且还有更多的朋友受到了天水的关心,而天水自己的生活费却是“一块钱一块钱地节省”!

天水近来除了写写文章维持生计,给朋友们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之外,并没有什么过激之事。当年他自己吃过组党的苦头(而且他自己承担了主要责任),所以目前对组织化的活动毫无兴趣。跟朋友们的联系,也仅仅是问候一下生活方面的事。比如他同意我的这个想法:目前我先谋生,不参与任何活动。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在我跟天水见面之前和见面之后,都有跟他熟悉的朋友明确向我肯定:天水的人品很好。在跟他一起的短短几天里,我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就有人非得把他往大牢里送?

天水兄,你承受的苦难太多了!

2005年12月25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26日

2005-12-24

王金波:又是新年,想想这些苦难的人们

今年我终于在大墙之外过新年了。但我特别想念那些在大墙里面的人们,以及实际上被限制了自由的人们。

离开看守所后,以所谓“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罪”被判刑10年的诗人、记者师涛马上就要过监狱里的第一个新年了。一个月前青岛律师刘路陪师涛母亲高琴声老师去看过师涛,为师涛办了离婚手续。然而,刘路看到的“这哪里是离婚?这是正在上演的一出梁祝悲剧啊。”师涛系狱,可能源于“另一个不为人所知的天大秘密”,这个“多么可怕的警察圈套”有着“如此周密的设计,师涛几乎没有可能跳出这个圈套。这一圈就圈走了师涛十年自由”。如此,“王媛女士的选择有外来压力的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年轻柔弱的女孩的肩头承受不了这种巨大压力”,所以才有“调解结束,两人紧紧拥抱、缠绵悱恻,难舍难分”。

高老师变卖了陕西的房子,一年前和小儿子师伟来到长沙租房住。60高龄的高老师罹患冠心病、糖尿病等,却不得不如此。今年夏天最热的那两个月,师涛被迫进行队列训练,从此患上了皮肤病,高老师每个月探监时都要给他带去药。另外,师涛还患有多年的溃疡和心脏疾病。至于来到赤山监狱以后,由于珠宝厂切割珠宝造成的粉尘以及恶劣的工作条件,师涛患上了肺炎等疾病。

以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2年的网络作家黄金秋(清水君)的父亲黄贵德已经66岁了,早已从国土部门退休,却不得不经常自山东临沂远涉南京看望儿子。8月他去浦口监狱看过一次并送去了药治病,年前还要再去一次。

山东济宁邹城十中语文教师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案自9月30日开庭后一直没有进展。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12月14日收到过任自元从看守所寄出的一张明信片,任自元还担心其他朋友有没有麻烦。9月30日开庭时,检察机关指控任自元撰写了一本小册子,并从广东东莞某人那里得到一本。在法庭上,根据警方提供的证据表明,警方监控了自2003年以来的任自元的电子信箱。目前,任汝生夫妇在独子入狱后的生活极为困难。

山东淄博网络作家、中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建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也没有进展。昨天,李建平的妻子续晖刚打电话给检察院,但仍不知何时开庭。这次补充侦查又快一个半月了,该有结果了。前不久,续晖忙于公司的事,因为公司经营一直不好,她不得不卖给别人,但其间遇到很多麻烦。

涉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重庆异议人士许万平目前仍被关押在重庆市看守所。两个月前许万平的妻子陈贤英在去看守所送衣物时就听说案子已到法院,但至今也没有进展。

山东临沂沂南县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自9月在北京被山东警方绑架并押送回家后,一直被限制出门。警方在陈光诚的邻居家安上了干扰器干扰手机信号,并在陈光诚家周围安了六、七个路灯,每天三班制,每班几十人,在他家周围看着,不让他出大门一步。11月18日是陈光诚父亲的周年忌日,警方动用了几十辆车、几百人封锁了东师古村并紧紧跟着陈光诚。这是3个半月以来陈光诚惟一一次出家门,而且还是事先跟看他的人交涉之后才能出门。目前,在陈光诚门前值班的人数已减少到每班十来个人。这些值班的人都是些在社会上“不正干”(山东方言,“不务正业”的意思)的人,政府部门给他们管吃管住,每天工资30块钱。政府部门已撤得差不多。还有一个上面派下来的“扶贫工作组”,吃住都在村里,但没见他们搞什么“扶贫工作”。由于陈光诚坚持起诉殴打他的政府官员,目前政府部门想跟他“和谈”,问他有什么条件,要什么报酬,但被他拒绝。

北京仁之泉工作室执行主任赵昕在四川被打并住院后,经过各界人士的努力,当地政府终于作出一些积极的姿态。但是,赵昕每天仍需换药,不知何日才能离开病房(对赵昕的殴打致伤也是一种对人身自由的限制,而且更恶毒)?

长期流亡海外的著名异议人士杨建利博士2002年回国被捕后被以所谓“间谍罪”和“非法入境罪”判刑5年,目前在北京第二监狱服刑。他的父亲杨凤山在1999年赴美定居。由于爱子身陷囹圄,加上年纪大了,杨凤山去年回国。但上个月95岁高龄的杨凤山突然中风并左半身瘫痪,12月12日终于在对爱子的思念中与世长辞。杨建利在狱中曾被打并长期单独关押,瘦了不少。现在慈父已逝,不知他何日得知?而且,这将给他雪上加霜,他如何承受?

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们,都在忍受着痛苦。其实,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大监狱,中国人莫不生活在没有自由的痛苦之中。

2005年12月24日,山东莒南

《议报》第230期,2005年12月26日

2005-12-08

王金波:当前国内民运应重视人权工作

98组党运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以组织化的形式对专制进行冲击的方式再遇挫折。自1999年夏我只以个人的名义从事人权民运活动以后,一直在思考如何寻找突破口和切入点,即使是在狱中也未停止此类思考。

出狱后我惊奇地发现维权活动如火如荼,虽屡遭刁难和镇压但仍此起彼伏。这是因为,“维权”维护的是每一个公民切身的权利也即人权。只要是人,就有人权。所以,维权活动能吸引任何阶层的民众参与。而组织不一样,因为即使在充分民主的西方国家,参加组织的也仅是一部分人,至于参加政党的,那更是少数。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普及超出我在狱中的想象。几年之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国内的消息最及时有效的发布方式,大概就是给香港卢四清先生打传呼了。这种局限性很大的方式目前已被互联网迅速取代。互联网不仅是及时交流信息的最好方式,人们还可利用它传播民主思想、结交新的朋友,壮大民主力量。当然,政府对互联网作出了很多不符合国际惯例的限制,甚至有些规定违反了国内法。这也是政府对公民人权的侵犯,也应引起大家的重视。

今后,国内民运最好是以争取和维护人权为中心,不断传播人权民主理念,为政治转型做好基础性的工作。

2005年12月8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2005-12-07

王金波:马英九,拿出你的诚意来

在这次台湾三合一地方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作为新当选的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在台湾政治家中应是最大的赢家。

对于国民党,虽然我认为它在大陆22年的执政时间及在台湾半个世纪的执政期间的绝大部分时间实行的是专制统治,但对于以下两点我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

一、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是最值得我尊敬的中国人。我认为在以下两点上,迄今为止中国尚未出现第二个像中山先生那样的人:为了中国的进步,奋斗终生,至死仍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虽功高盖世但不贪恋权位,几次心甘情愿让出高位。其中后者尤为难得。而海内、外华人对中山先生的普遍尊敬,主要基于以上两点。

二,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吸取了在大陆执政期间的经验,一方面坚持大陆应放弃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在执政后期不再镇压崛起了的台湾民主运动,自觉地中止专制、启动民主,并在台湾最终实现了全球普适的民主制度,使台湾成为民主国际社会和自由世界的一员。

马英九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是主张两岸统一的。在马英九当选为国民党主席前后,提出了“‘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口号。对此,我颇为赞赏,因为,马英九的确提出了大陆最为敏感的问题,并将之置于统一之上。那么,我现在就要问一问:马英九如何对待以下两个大陆同胞的问题?

一个是被困台湾的燕鹏先生。燕鹏在八九民运期间积极参加并受到迫害,此后矢志不渝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致使2001年系狱1年半余,出狱后不断受到威胁,不得不于去年跳海东渡台湾,目的就是为了通过民主台湾转赴其他民主国家。但此后燕鹏却一直困在台湾,并未得到真正自由,也去不成其他国家。台湾现在没有政治庇护法,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以国民党为主的泛蓝阵营在立法院居多数,马英九何不推动制定并通过政治庇护法?

另一个是被困成都的赵昕先生。赵昕本为八九民运学生领袖,曾几次入狱,至今仍是“取保候审”。上个月他陪父母去四川旅游,被不明歹徒殴打成重伤,严重影响到今后的日常生活和谋生。但是,在这次奇怪的殴打之后,更加奇怪的是各方的反应,人们对真正的幕后凶手到底来自何处越来越持怀疑态度。赵昕主张“中华大同,民主合一”,大陆“为中国国民党精神党员服务的网络社区”中国泛蓝联盟的两名管理员专程看望了赵昕。那么,马英九何不关心一下他所认同的“一个中国”的同胞赵昕,促使大陆政府尽快调查真相并公布结果?

我一向认为,对于一个政治家,不仅要听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马英九既然表示支持大陆的民主化,那么我们就看看他的诚意如何,是否敢于将之付诸行动。

2005年12月7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7日

2005-12-05

王金波:沉痛哀悼乡贤刘宾雁先生

下午登录MSN,看到上海年轻学者王建波先生的显示名称上写着“沉痛哀悼王洪民先生和刘宾雁先生!”,我不太高兴,心想虽然上午我在网上看到刘宾雁先生病危的消息,但你怎么就认为他已经去世了呢?于是我跟他对话。谁知他说刘先生的确去世了!很快杭州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吴孟谦先生和昝爱宗先生也证实了这一点。接着,《著名流亡作家刘宾雁先生逝世》的消息在网上发布,我点击打开,正好传来一阵哀乐,我默然……

其实就在一个月前,我刚刚跟刘先生通过一封信,也是惟一的一封信。当时浙江湖州范子良先生寻找刘先生的早期作品《第二种忠诚》,在网上搜索的结果太多,找不过来,让我帮他找。当时我正好打算外出,没时间帮他找,但我有刘先生的电子信箱,就斗胆给刘先生去了封信,说明情况。刘先生很快回了信,说他的网页(www.liubinyan.com)上面应有《第二种忠诚》。我打开一看,果然有,就转发给了范先生。过了几天我外出回家,这才有空仔细看刘先生的网页,才知他竟祖籍临沂,是我地地道道的老乡!又过了几天,我忍不住给他去了封信,想问问他老家是哪个县的,但他一直没有回信。当然,我不知道,此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没有精力给我这个冒昧的年轻人回信了!

我初次听说刘先生的名字,是1987年初,他跟方励之、王若望两位先生同时被邓小平点名开除中共党籍。当时我上初三,对情况不可能了解,只是模模糊糊同情他们。没多久我在一本很旧的《人民文学》上见到他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其中描写的王守信一些丑陋的行为,给我这个从小认为“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中学生的认识,予以沉重打击。我曾把这篇文章保留了好几年,后来在我外出上学期间,家里清扫旧物,这篇文章找不到了。

“六四”大屠杀之后,我从官方的批判文章当中得知,刘先生早已去美国,但他仍关心着国内的民主运动。上大学期间,我从学校团委见到1989年第2期《新华文摘》上有刘先生的《关于一次无效采访的报告》,就把这本书借回去看,后来也没有还,一直留在我身边。1998年我参加民运之后,知道了刘先生的电话号码,但从未给他打过电话。想不到的是,今后再也没有打电话的机会了!

今年我出狱后,听说独立中文笔会已成立,刘先生当选为首届主席。据说当年曾有人考虑让刘先生接替巴金出任中国作协主席,但刘先生不仅在1987年初被中共开除党籍,甚至在1989年因公开反对中国政府血腥镇压学生市民而被开除出中国作协。刘先生心里想的不是高官厚爵功名利禄,他最想念的,是中国早日实现民主,中国民众早日享受到自由。而他自己,即使客死异国他乡也在所不惜,尽管,他非常想念故土!

刘先生被誉为“中国的良心”,我为拥有这样一位乡贤而自豪。刘先生,您就放心地走吧,您家乡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您,年轻一代会沿着您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的!

2005年12月5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6日

2005-12-04

王金波:民进党应检讨自己的大陆政策

“台湾三合一地方选举国民党大胜”——今天早上,《民主通讯》头条登出专栏,报道了台湾三合一地方选举的结果和媒体的分析。

作为一名大陆人,我对这次选举关注不多。但由于反对党获得的是“大胜”,我不由得产生了一些感想。

第一,我觉得台湾的民主逐渐走向成熟。跟上一次总统大选后的反应不同,这次朝野几方的反应更加理性化。同时,这也用事实驳斥了中共“民主不适合中国”的论调。

第二,我更感兴趣的是台湾朝野对大陆问题的态度。

2000 年陈水扁当选总统,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海峡两岸几千年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和平更换执政党。此前,我对民进党有非常好的印象,因为它曾经也跟我们大陆民运一样饱受执政党的迫害,但它并未气馁,最终赢得了民主制度,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执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渐渐感到了不满。那是因为,民进党似乎想摆脱一切跟大陆的联系(山东异议人士燕鹏先生的窘境就是一例)。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我认同这样一个理念: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享有地方自治权。联邦制国家如此,单一制国家亦如此;海峡这边的山东如此,海峡那边的台湾亦如此;山东的临沂如此,临沂的莒南亦如此。台湾不要说跟大陆分裂分治已逾半个世纪,1945年抗战胜利前也长期受外国侵略,就是它始终跟大陆政权是统一的,它也享有自治权。而且,对台湾前途拥有第一发言权的,应是全体台湾人。

不错,大陆是专制,而且比当年国民党在台湾的专制更甚。在20世纪末国民党放弃专制之后,台湾的民主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台湾政府不愿跟专制的大陆政府实现统一,是很正常的。我也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侈谈立即统一,是完全无视现实的。大陆不实行民主,两岸统一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不管是台湾,还是哪个民主国家,民众对周边专制国家(地区)实现民主是持支持态度的。台湾民众历来支持大陆的民主化,大陆实现民主对台湾及其执政党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比如香港,以支联会为代表的民众团体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政党在香港回归前后都坚定地支持内地的民主化并赢得了香港民众的普遍支持。美、英两国出兵摧毁塔利班和萨达姆两个邪恶政权,执政党在大选中再次获胜,而德国反对出兵,执政党下台(至于俄罗斯和西班牙,情况不同。俄罗斯现在不是标准的民主国家,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的威权主义性质。西班牙则是大选前3天发生“3.11”恐怖爆炸,致使原本被普遍看好的执政党意外地以不到5个百分点败北)。至于法国,伊拉克战争后没有举行总统大选,但前不久的骚乱侧面反映出希拉克的窘境。

由此我想到,马英九“‘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观点恐怕是国民党大胜的原因之一。国民党在过去的确给台湾民众带来过专制灾难,但它吸取了历史经验,其中包括支持大陆民主化能够赢得更多民心。而民进党尽可能摆脱跟大陆的一切联系的行为,我总有一种小家子气的感觉,这不仅无助于其政治理想的实现,甚至也无助于其在政治现实中的得分。

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或亲民党,只有坚定地支持大陆的民主化,自己的政治前途才会更加广阔,台湾的前途才会更加光明。

2005年12月4日,山东莒南

《博讯》,2005年12月6日

2005-12-03

王金波:这些人为什么英年早逝?

志莲死了。早上我起床没多久,父亲对我说。

我愣了一会儿。

吴志莲是邻居家的女儿,比我大两岁。她是老大,下面一个弟弟,比我大几个月,老三是妹妹,比我小一岁。尽管我们两家不是一个姓,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但我们两家相处得不错。她兄弟姐妹3人跟我兄妹俩是同龄人,从小一起长大。她跟我们本村的一个小伙子自由恋爱,结婚时我也去送她了——按照风俗,送新娘子的一般是本家族的老少爷们,而我是其中惟一一个外姓人。

志莲从小体弱多病,个子又矮,非常瘦,但一直没仔细检查。前两个月去临沂住院,检查得知是心脏病。但医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认为手术成功的可能性只有10%,不敢做手术,一个星期前不得不出院回家。她父母去年搬家到一百多米远的地方,但有时仍来我家串门。十几天前,她还在临沂住院,她母亲来找我母亲玩,说起她的事情来直流眼泪。谁也想不到,今天她竟走完了短短35周岁的生命。

她有一个10岁的女儿丽丽,两三个星期前想妈妈了,去了一趟临沂。晚上没地方睡,就去了她二姨家(志莲的妹夫在临沂附近一个乡镇工作,全家住在那里)。志莲的母亲说,丽丽从家里去县城花两块钱,从县城到临沂花13块钱,从临沂到那个乡镇又花几块钱,一来一回花了近40块钱。

跟我们这里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志莲和她的父母家的经济状况不好。2001年5月9日是我失去自由的日子。那天早上6点40左右,莒南县公安局的3 名警察来找我声称“了解点情况”,我们离开我家的时候,志莲的母亲和兄弟媳妇正在我们门前用模子做煤球,一个警察说了一句:“费这个事干嘛,买煤球多省事。”我说:“农村里哪有那么多钱,这不是为了省一点钱嘛。”

是的,警察根本不了解,跟绝大多数农民一样,为了省钱,志莲一直不愿去医院检查。这次病情加重了才不得不住院,但检查出结果来时病情已到晚期,没法治了。

我又想起几天前去世的年仅41岁的王洪民先生。

一个多月前hongmin开始经常出现在MSN上,我不知这是谁,但不仔细看老是把它当成hongnian(济南车宏年先生)。大约十几天前,我忍不住邀请hongmin开始即时消息对话,我才知他叫王洪民,在河南鹤壁,比我大8岁。我说了几个河南异议人士的名字,他都不认识。加上他整天出现在网上,跟我的对话很慢也很简短,一副爱答理不答理的样子,所以我以为他从事媒体之类的文字工作,跟我们这种坐过牢的人不愿有太多的联系,我也就未跟他多讲。

但我想不到的是,几天前我打开博讯网页,顶部赫然出现“关于沉痛哀悼王洪民先生的讣告”的字样,我吃了一惊,心想我刚认识一个王洪民,该不会是他吧?我就匆匆忙忙点击这条消息。但这次不知为何老是打不开,于是我把代理服务器先关掉又重新打开,终于看到了公民维权网的讣告内容,果然是他!

难怪他为何打字慢!而且,他有那么不平凡的经历!

我又想起了3个月前去世的年仅49岁的杨春光先生,5个月前去世的年仅43岁的陈延忠先生,3年前去世的年仅35岁的蒲勇先生,5年前去世的年仅49岁的安福兴先生,5年前去世的年仅50多岁的王在京先生,还有去年去世的邵良臣先生、14年前去世的温杰先生……

这是为什么?这些人为什么英年早逝?

2005年12月3日,山东莒南

《民主通讯》,2005年12月3日

2005-12-02

王金波:权利不应轻言放弃──《被抗战改变的中国》读后杂记

看了《中国报道》周刊总第426期(11月14日)刊载的秦晖先生的《被抗战改变的中国》,我发现了不少新观点。秦晖先生是我极佩服的一位学者,读他的文章总能解开我的一些疑团。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无端“弃权”当反思: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落得“以德招怨”?》。我一向对日本极为反感,并且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究其原因,乃是历史上的侵略和至今的不认真认罪。而同样是二战法西斯国家和战败国,德国痛痛快快地认了罪,跟当年被它侵略过的国家之间几乎没有纠纷,迅速赢得了二战被害国和全世界的尊重。

我原来一直认为,日本至今不认真认罪,原因主要在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使然:东方人喜欢讲“面子”,认罪会伤民族自尊心,所以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百般抵赖;而西方人深受基督教原罪意识的影响,觉得有错就应该承认,所以才有勃兰特华沙之跪一幕。这几年我才慢慢认识到,这种观点其实只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根本没有说在点子上。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日、德反差那么大,却没有来得及、也没有能力仔细考虑。

秦晖先生指出,中、日摩擦(指历史问题)的起源其实主要在于中国政府对日索赔权的放弃。“权利”(rights)是“正当”(right)的,而“放弃权利”意味着我放弃要你赔偿的“正当性”,此后我再提赔偿的事就成为不正当的了。你要他赔偿既然是“不正当”的,他抢了你还算是抢吗?强盗得了这“话把儿”,你能指望他认罪感恩吗?“权利”本是主动的,但中国政府没搞清其重要性,结果陷于被动──对日本来说,你们中国既然放弃了索赔权,那么一,你们要是再向我们索赔,那么你们就是“不正当”的、也即非法的了,二,我们对你们的援助是我们的权利(而决非是我们对你们的义务),我们援助你们也行,不援助你们也行,谁也无权非要我们援助你们不可。这样一来,中国嫌日本的援助少(甚至不让国民知道援助的具体情况),而且老是不能认真看待历史问题;日本嫌中国贪得无厌要的援助太多,而且老是拿历史问题来羞辱它──结果是“双输”。

权利不应轻言放弃。比如革命权。有人主张“告别革命”,我也曾受其影响。但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尽管我个人不会再鼓吹革命,并且从内心里就希望中国的政治转型最好是避开革命的方式(尤其是传统的革命方式),但我不会放弃这个权利,尽管很可能我永远不会行使它。组党结社权也是。我自1999年夏天以后再也未行使过组党结社权,但我从未放弃过组党结社权,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放弃──在大家普遍缺乏这种权利的时候,我会偶尔行使一下,比如1998年。

还有一点,“罚”“谢”不分或“奖”“罚”不分,是法治缺席的必然结果。

另外,作者关于抗战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内民主自由成分的增加(尤其是“国统区”和“共统区”的异同)及“计划经济”的观点都很新颖,很值得人们思考(当然,我不一定完全赞成他的观点)。

2005年12月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王金波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