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8-16

王金波:对暴政的反抗,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为非暴力抗争英雄郭飞雄绝食百日作

郭飞雄连续绝食马上要满100天了——今年5月9日,郭飞雄开始在狱中绝食,8月17日是其绝食第一百天。

“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wang_maya)在推特发言说:“对自愿进行绝食的郭飞雄强迫灌食是酷刑。中国政府应立即停止这违背国际标准的做法,允许他见家人和律师并接受治疗。”我这才知道强迫灌食是酷刑。

虽然郭飞雄的姐姐和律师能够见到郭飞雄,但监狱不允许郭飞雄谈论受虐细节。这样,外界无法得知郭飞雄被灌食的详细情况。

郭飞雄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监狱强行作“肛检”及被威胁要录制视频上网,此外,还要求中国政府改善狱中政治犯待遇,在全国监狱取消电刑,并要求中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来,郭飞雄又提出要求转监狱。无疑,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

我曾在2001年连续绝食106天。在最近30多年的中国民间抗争史上,除法轮功人士外,我和郭飞雄的连续绝食时间之长,即使不是最高纪录,但肯定是时间最长的纪录之一。此外,2004年11月我进行的连续17天绝食,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2001年5月9日,我被山东省莒南县公安局治安警察大队以“侮辱人民警察,影响很坏”的罪名处以治安拘留15天。所谓“侮辱人民警察”,警方出示的证据是我在洪哲胜先生主编的《民主论坛》发表的《让我记下一笔警察侵犯公民权利的罪行》,说警察家属看到后向他们反映,认为我“侮辱”了他们。这个借口很好笑。是哪个警察的家属?这个警察的家属既然是《民主论坛》的读者,他或她是怎么看到《民主论坛》的?对于这些疑问,警方不予考虑,只是把我送进拘留所。我不服,开始绝食。7天后,拘留所试图给我强行灌食,我反抗后未能灌食成功。次日我开始喝稀粥。5月24日早上,我被转到莒南县看守所刑事拘留。在看守所我恢复进食,但身体虚弱,天天躺在监室休息。28日早上,因我不听从值班警察李太山的命令,被李太山毒打。于是,我开始绝食,持续106天。

我挨打两个小时后,看守所所长来了,我向他提出一个要求:“通过莒南县看守所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立即调查李太山殴打我的事实真相并惩处凶手”,并宣布两点声明:“从现在起开始无限期绝食,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从现在起有时可能故意违反狱规,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当天恰好办案警察提审,于是我增加了第三点声明:“从现在起拒绝回答有关我的案子的问题,直到凶手得到惩处为止。”

我当时绝食不绝水——也就是说,主食、蔬菜、流食等均不吃,但是有时吃点咸菜补充盐分,此外正常饮水。

我绝食,是为了表达意志。这种意志,既包括具体要求,也包括抽象理念——对恶的反抗,对权力和暴政的反抗,对善的追求,对真相和正义的追求。

6月2日,看守所开始给我注射葡萄糖并鼻饲灌食。此后每天一次,直至9月10日。灌的食物以奶粉为主,加一些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据我估计,每天灌食补充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热量,接近一顿普通餐量。

最开始具体灌食的是跟看守所斜对门的县中医院的护士。巧了,第一天来的护士长是我同学的嫂子。后来中医院的护士不再来,具体灌食的换成看守所卫生室唯一的医生王铁成。王铁成是我在莒南一中的师弟。所以,看守所开始对我挺照顾。即使到了后来,王铁成烦了,每天灌食时间不再相对固定,但仍坚持一天不漏。而且,他们灌食的动作很小心,并不粗野。总之,在灌食的具体操作上,莒南县看守所算是很照顾我,没有故意借此让我遭受更大折磨。

绝食开始后最难熬的是第三四天,各种诱惑达到顶峰,如果稍有动摇就会放弃。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越来越消瘦,以至于身下必须铺着褥子——对于渐渐突起的脊椎骨来说,床板太硬,硌得难受。

到了7月,我甚至闻到自己的大便也有香味,而别人则说,我嘴里呼出的臭味比大便还难闻。

5月28日早上我开始绝食后,上午就有办案警察提审。我记得清清楚楚莒南县公安局政治侦查大队(后来改名叫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杜宣台那句丧尽天良的话:“早知道你绝食,不再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不来了。”在他眼里,我被看守所警察打成啥样,他完全不在乎,虽然我已说明,再次通过他们向莒南县公安局报案。他关心的,不是我的死活,只是案子能否办下去。此后办案警察又来过两三次,劝我进食未果,就算了。

临沂市检察院公诉处的检察官来看我,也对李太山殴打我、我被迫绝食的事情顾左右而言他。

总之,在这些办案人员口中,我的绝食是无所谓的,他们并不在乎。

在绝食后期,经其他在押人员引诱,我偷偷吃了点东西。后来,由于我的案子被检察院退回公安局补充侦查,明白他们可以多次使用这个招数,而100多天的绝食已经表达清楚了我的意志,就通过在押人员向看守所提出暂停绝食。9月11日,我恢复正常进食。

2004年11月10日开始的绝食虽然持续时间不长(17天),但对我身体损害最大。

这次绝食是为了抗议山东省监狱对我的迫害。在严密的监控下,我除了正常饮水、吃了几百克咸菜以外,未进食任何食物。11月26日下午,监狱医院的犯人开始从我的喉咙里给我灌食。次日上午再次灌食,下午我宣布结束绝食,晚上恢复正常进食。这两次灌食,跟2001年莒南县看守所的灌食相比,手段恶劣得多。莒南县看守所是鼻饲,开始不舒服,后来习惯了,就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山东省监狱灌的不是奶粉,是西红柿等搅碎的食物,从喉咙里插管,难受百倍。

绝食十多天后,有个不常见面的犯人有次见到我一脸惊讶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瘦!”他的表情我一直记着。

我这次绝食,还有几个目的:

一是试试能否完全顶住诱惑。这次我成功了,没偷食一点食物。

二是“复仇”。一年前的2003年11月,因警察违背诺言不让我去车间洗澡,我怒而砸坏监区大门玻璃,禁闭后反思自己被抓到把柄,被迫承认砸坏玻璃不对,一直在找机会“复仇”——在他们找不到我确实有错的情况下再被禁闭一次。当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威胁我绝食是抗拒改造并对我禁闭时,我笑了:“去年你们禁闭我,我确实有错。这次你们要禁闭我,我巴不得呢。”此后再没人跟我提禁闭的事——我的“复仇”成功了。

三是在这之前我给父母的信中多次提到林昭、孙志刚,虽然这些信都被监狱非法扣留,但我赴死的决心已下,如果监狱当局眼睁睁看着我死了,我绝不会白死——山东省监狱乃至中国当局都将付出代价。

最近,印度政治活动家伊萝姆·恰努·莎米拉(Irom Chanu Sharmila)宣布结束近16年的绝食。《纽约时报》报道说,“莎米拉被拘押在因帕尔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医学院(Jawaharlal Nehru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该院副教授洛克什瓦尔·辛格博士(Lokeshwar Singh)称,因为她之前一直通过鼻管进食,身体起初只能容忍不那么着实的固体食物,然后才能逐渐适应正常餐食。”

由此看来,如果使用尽可能减轻疼痛的鼻饲方式,且不故意引诱的话,长时间强迫灌食虽然是酷刑,但维持人的正常新陈代谢,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当局对郭飞雄的灌食方式跟莎米拉获得的方式相同,那么即使郭飞雄长期绝食,也不一定有生命危险。但是,当《纽约时报》上莎米拉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看到的是一张明显不健康的瘦得变形的脸。

联合国已经对郭飞雄绝食表示了关注,其他一些人权组织和西方国家也多次要求中国当局释放郭飞雄。

莎米拉的绝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社会更应该持续关注郭飞雄绝食,因为,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要恶劣得多,而郭飞雄是中国恶劣人权状态下的非暴力抗争的英雄。

2016年7月23日-8月15日初稿,8月16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08月17日

2016-08-10

王金波:不该再受这个苦——漫谈胡石根

终于再次见到了胡石根老师。不过,这次不是面对面,是我通过网络和电视看到了他,而他没有看到我。

当然,胡石根不可能看到我。因为,一年多了,他在监狱里面。


1998年参加民运之前,我通过收音机听到过胡石根的名字。1998年参加民运之后,在一份资料上见到对胡石根的介绍,知道他原是大学老师,因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被判刑20年,是79民主墙运动以来刑期最长的知名政治犯。后来见过一些文章对他的怀念和呼吁,很佩服他。2006年我到北京生活以后,发现他昔日的老朋友们对他念念不忘。由此,我有了切身体会:对昔日的老朋友们,他是令人牵肠挂肚的领袖、师长、哥们。

进入2008年,胡石根昔日的老朋友们,越发频繁地谈论他。8月25日半夜,胡石根的姐姐胡风云到达北京。26日早上,胡风云和早就在北京打工谋生的三弟胡水根,去监狱接胡石根。康玉春打电话给胡风云了解具体动向,我起草了一则简短的消息,发到网上:

“著名民运领袖胡石根出狱

8月26日早上9点,已坐牢16年零3个月的著名民运领袖、原中国自由民主党领导人、北京语言大学讲师胡石根先生获释出狱。胡石根的姐姐胡风云等亲人在警方的陪同下已同胡石根会面,正在赶往北京的临时住处。胡风云说,胡石根的身体看起来不太好,因为晕车,胡石根半途下车休息。”

康玉春下班后去见了胡石根。但胡石根却没认出康玉春——要知道,16年以前,他俩太熟了,而且康玉春是他们案子的第二被告,获刑17年!


一个多月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胡石根。在积水潭和德胜门北边那个狭小简陋的塔楼房间里,这位身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大名人,在我面前却是谦卑、土气、木讷和局促。

因康玉春忙于上班,对民间异议生态了解不够,让我向胡石根做个大体介绍,所以我事先做了整理,标题叫“维权时代的民主运动与民运人士”,分为五部分:民运与维权、生存状态、一些主要民运人士的状况、出狱后面临的选择、民运前景。

第一部分“民运与维权”,我是这样介绍的:

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为标志,中国进入维权时代。此后,传统民运,或曰狭义民运,其影响逐渐被维权运动超越。2007年8月,海外近百名民运人士借胡平60大寿之机聚会,坦承海外民运面临窘境。同时这也标志着国内传统民运的低潮。

传统民主运动,以政治反对派为角色定位,以体制外资源为(主要)渠道,以民主政治制度为目的。新兴维权运动,以权利受害者(及维护者)为角色定位,以体制内资源为(主要)渠道,以维护自身(及他人)权益为目的。因此,在互联网时代,国内媒体仍封杀传统民运,但维权运动已有一席之地(偶有例外)。

维权运动跟民主运动殊途同归。因为无论如何,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才是最终解决方案。但因传统民运的浓厚理想主义色彩和巨大风险等局限性而不易吸引大量普通民众,所以维权运动近年来蓬勃兴起,以至于很多民运人士也纷纷往维权人士身份转型。其中有少数人转型比较成功。但这些转型成功的人大多没有正式坐牢、至少没有长期坐牢。

维权时代,由于互联网普及造成的信息轰炸,以及维权运动的内在要求,政治宣言式的行为方式已对民众失去吸引力。对一个谋求生存并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人来说,知识层次的精细化、专业化成为基本要求。仅仅靠道德感召力已不适应时代的变化。

第二部分“生存状态”,我介绍说,传统民运人士大多坐过牢。出狱后,这些民运人士生活状态大多面临窘境。刘晓波等少数人较特殊,以其稿费等收入不愁吃喝。如果能基本脱离民运圈子谋生,有可能生活状态略好。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维权运动的兴起,中国的极权成分正在减少,极权主义后期(通常称为"后极权",即later-totalitarianism)特点逐渐增加。体制外谋生已不仅仅成为可能,而且日益普遍。

第三部分“一些主要民运人士的状况”,分为国内和海外两部分介绍。国内部分主要介绍刘晓波、张祖桦、丁子霖、陈子明、许良英、江棋生以及狱中的王炳章、秦永敏等人的情况,海外部分主要介绍魏京生、方励之、胡平、王丹、杨建利、王军涛等人的情况。

第四部分“出狱后面临的选择”。第一是角色定位。在知名民运人士中,出狱后在国内仍能成功扮演知识分子角色的不多,刘晓波、陈子明比较成功。在知名度较低的民运人士中,定位独立知识分子的也不少,有的比较成功,但大多不成功而被迫另谋生路。有人自我定位不是独立知识分子或政治家,其中有人靠自己的特长和能力找到一条谋生之路,比如康玉春、陈晏彬,但更多人生活状况不稳,为寻找谋生之路而奔忙,比如李海、刘京生。有人自我定位政治家,但因其年龄、知识层次、知识结构、人际关系等原因而力有不逮。第二是生存手段。现在的民运人士已经可以靠完全的体制外资源生存,途径有创业、打工、撰稿及做项目等。

第五部分“民运前景”。新兴维权运动正在成长之中,尚未出现杰出的领袖人物。此前曾出现几个影响较大的明星人物,因角色定位失误而昙花一现。维权运动不乏低调做事的人,这些人的前景更为可观。未来民主中国的主要领袖,有一部分可能来自目前的维权运动。另一方面,维权运动进行到一定程度,公民个人权利得到普遍认同,民主运动将再次引领潮流,大浪淘沙之后的民运人士,有可能在此时发挥一定的作用。


此后我很快回山东老家陪护父亲住院,所以没来得及跟胡石根更多接触。几个月后我发现胡石根对民运总体情况仍是稀里糊涂,问他还记得当时我介绍的那些情况么,他说他当时刚出狱一个多月,对已隔绝十几年的民间异议生态还没找到感觉,所以几乎没记住我的介绍。听了这话,我才明白连续16年零3个月的牢狱对一个人的损害有多大。

每个人的经验都只能是自己的经历所获得的经验。我坐牢4年,经验只是4年的,跟10年、16年的坐牢经验是不同的。我出狱后虽然只用两个月(头一个月没上网)就了解了海内外民间异议生态,但适应社会却用了一年不止。因此,比我年长17岁的胡石根,在坐牢16年多后,要用多长时间才能适应社会,我不知道。

我坐牢4年的体会是:度日如年。出狱前不到一年,我制作了一个日历表,每过一天划掉一天。我觉得,如果判10年,或许我会改变方式,不再那么强硬。因此,当胡石根面临20年刑期,最后迫不得已认罪并争取减刑时,我是完全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早日出狱才是上策。

在家庭方面,胡石根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妻子坚持了十多年,还是在他出狱前离婚了。而且,女儿也不理解他,甚至在他出狱后不愿见面,尽管就在咫尺之遥的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于是,胡石根被迫装作陌生人,到学校里远远地偷看女儿的模样。我没有经历过这样悲惨的家庭关系,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内心创伤。

胡石根出身南昌郊区农村,兄弟姐妹都在江西老家或广东。只有三弟胡水根有时候在北京谋生,但也仅仅是谋生,能生存下来就已算不错。所以,家人的帮助,哪怕只是呼吁,所能做的也非常有限。


我的性格不喜热闹,所以尽管北京民间人士有那么多聚餐,我参加极少,认识的人很有限,保持交往的人更少。相比来说,胡石根算是我交往很多的朋友了,每年总能见上几面。

说来也怪,这次天津709案开庭,央视呈现给世人的胡石根的形象,竟与我的直接印象有很大差距。

央视着重强调胡石根的教会长老身份,并且给人讲“推墙思想理论”。可是,在不是基督徒的我的面前,胡石根从没特意展示过他的基督徒身份,以至于我常常忘了他是教会长老——我喊他“胡老师”,他直接叫我名字。经过几年接触,有次他说我“你也是老民运了,只不过是年轻的老民运”——我想,胡石根已把我当成他所出身的那个群体的亲密弟兄。此外,胡石根对我只字未提“推墙”理论。我并不参与近些年兴起的街头维权运动。或许由于以上原因,胡石根觉得没必要跟我提及“推墙”思想理论,因为对我们来说那是基本共识——用和平方式使中国转型为民主国家。


在那个狭小的房间,我吃过几次胡石根做的饭——煮面条。胡石根的生活简朴跟结婚前的李海有一拼,都是填饱肚子就行,从不讲究营养、蛋白、脂肪、菜系什么的——不锈钢老鼠刘荻说我们几人吃饭太不讲究,就是缘于此。

毋庸讳言,出狱后的胡石根的谋生,很艰难。

出狱初期,胡石根获得一些救助,生活还可以。过了几年,钱花得差不多了,手头上紧起来,甚至不得不开口跟别人借两千块钱去广东姐姐家。消息传开,胡石根获得新的救助,度过难关。

我和胡石根的几个老朋友觉得他掺和的事有点多。后来我想,除体现他宽容待人的性格以外,他可能还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一些谋生的渠道——毕竟,接触面更广,获取资源的机会更大。

我们曾希望胡石根静下心来写点文章,传播他的思想,可终究没有成功——他更喜欢通过口耳相传的原始方式传播思想,而这,最终成了他的“罪证”。

曾在2014年成为胡石根“同案”的刘荻说,胡石根喜欢讲“空话”——在聚餐结束时讲些老生常谈的大道理,而这些道理不用他说大家也都知道,所以是“空话”。不知这是否是胡石根当大学老师形成的习惯,而同样当过大学老师的李海没有这个习惯。胡石根的这个习惯,促成了他这次入狱——从这个角度讲,实在冤。


去年7月胡石根失踪后,老朋友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哪方面出了事。有人说,按说锋锐事件主要是律师和访民的事,他两者都不是,不该出事。有人说,胡石根给了某个访民一点钱,被供出来了。有人说,胡石根到处跟人吃饭,吃出事来了。

不能不说,“交友不慎”,导致灾难是正常的。杨天水出狱后跟几个刑满释放的刑事犯一起搞民运,其中一人再次盗窃被抓,为了“立功”咬出杨天水“颠覆国家政权”,导致杨天水再次坐牢12年。很多人认为杨天水不值。可是,谁能事先帮助杨天水避免悲剧?

杨天水的悲剧过去10年多了,现在很多人认为,胡石根同样“遇人不淑”——似乎不是没有道理。


胡石根在2008年出狱时,头发已全白。但是,这些年来,我竟一次也没亲眼见到他的白头发,只在照片上见过。这次庭审,再次见到他满头白发的照片,并第一次在视频和电视里见到他发言的样子。

胡石根的“认罪”,得到了最大多数的人们的理解。几乎没人埋怨和指责。人们仍然认为胡石根是英雄。这既因为胡石根守住了底线,还因为大家觉得胡石根坐牢已经够多了,不应继续受苦,这个牢不应再坐。所以,胡石根应该争取早日出狱,是胡石根的老朋友们的共识。

2016年8月7日至9日初稿,10日修改于山东莒南

《民主中国》2016年8月21日

王金波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