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28

王金波:一面旗帜:《零八宪章》;一个精神领袖:刘晓波——纪念《零八宪章》发布四周年暨近四年中国国内民间异议生态掠影

仅在北京就动用140万安保人员“保卫”的中共18大,在举世瞩目的喧嚣声中结束了。而上一次中共党代会,即2007年秋天的中共17大前后,就有人对中国的民间力量的旗帜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并且很快有一份温和的政治改革文本在北京的异议知识分子中间流传,这就是《零八宪章》的前身。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中国当局的政权合法性几乎降为零。后来中国当局通过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赢回了部分政权合法性,其体现主要是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民间仍未形成强大的政治反对派力量。而不计成本的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当局政权的合法性,使得中国当局对内对外的自信达到空前。

但就在这年年底的12月8日,已经讨论定稿的《零八宪章》由一批民间人士发布。在正式发布前夕,中国当局抢先抓捕了其主要起草人之一刘晓波。《零八宪章》的发布和刘晓波的被抓激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国际社会纷纷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并尊重《零八宪章》所表达的普世价值。但是,一年之后的2009年底,中国当局还是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刘晓波判刑11年。刘晓波案的开庭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很多驻华外交官和外媒记者到现场要求旁听被拒,并有大量中国异议人士和网友前往围观。而《零八宪章》,也正式成为凝聚最多中国民间力量的旗帜。

对刘晓波的重判不仅没能吓住民间力量,反而随后在2010年达到一个新的高潮,其中以福建“416围观事件”为代表。因在网上发帖关注严晓铃被轮奸致死案,福建网友游精佑、范燕琼、吴华英被当局逮捕并准备判刑。2010年4月16日第三次开庭时,王荔蕻、张辉等上百名各地网友陆续赶到福州,利用温家宝的口号同当地警方进行了巧妙的周旋,最终成功进行了街头抗议活动,而无一人当场被正式抓捕。即使一年多以后王荔蕻被以此为借口判刑9个月,其直接原因也与此无关。所以说,不仅这次街头抗议活动的参加者当时无人被直接正式抓捕,就是事后也无人以此为直接原因被判刑。受“416围观事件”成功的鼓舞,6月14日、15日接连两晚,北京网友迅速促成两起成功的围观事件,迫使警方分别在几个小时内释放被抓捕的强拆受害人倪玉兰和NGO人士苏雨桐。随后,6月19日四川异议人士通过围观成功迫使警方释放已被抓捕两天的维权人士陈云飞。这几次围观事件的主要参加者,都是《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和积极传播者。

6月28日四川异议人士、《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刘贤斌突然被抓捕,国内外民间力量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活动,为近几年所罕见。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正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的刘晓波,使得刘晓波从此成为中国民间力量的精神领袖。中国当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击碎了21年来用经济增长率逐渐赢回的政权合法性,顿时恼羞成怒,对民间力量进行了空前的打压。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稍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形同坐牢。刘霞邀请出席诺奖颁奖典礼名单上的国内143人中的绝大多数人及其家人遭到前所未有的监控,直到颁奖典礼结束后才陆续减缓。

民间力量遭此一击,尚未缓过气来,2011年初又赶上西亚北非茉莉花革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反对派纷纷推翻已在位几十年的独裁者。不明来源的网络人士在中文网络世界发出每逢周末集会的倡议,引起中国当局空前的恐慌并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制造了一大批人权案件,狠狠报复了几个月前兴高采烈的民间力量,打压之残酷、局势之紧张,在某些方面不亚于“六四”镇压之后的清算。而民间力量的元气则跌至谷底,至今没能恢复到2010年的程度。

从2009年起,诗人艾青之子、艺术家艾未未以行为艺术表达对中国当局的不满,招致当局报复,2011年春被秘密拘押两个多月,并被当局指控涉嫌漏税。艾未未获释后经短暂沉默,继续发声表达不满,并以其独特方式吸引了大批追随者。

2006年底被判三缓五的维权律师高智晟,在缓刑期即将结束之际,于2011年底被收监,成为近几年来继杜导斌之后又一个缓刑的牺牲品。高智晟前几年在国际上拥有巨大声誉,其被收监激起世人强烈愤慨,但今年很快被一系列其他突发事件遮蔽。

2010年9月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结束4年零3个月的刑期获释后即在家中遭当地政府软禁,各地网友及外国媒体和其他人士多次前往围观和探视,均遭围追堵截和殴打,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2012年4月,陈光诚趁看守不备逃出牢笼,在友人的帮助下进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1个月后赴美国就医和学习。

2010年夏,围绕温家宝言论问题,民间社会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且至今没有停止。温家宝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唯一公开肯定普世价值并多次提及政治改革的常委。在民间社会,以余杰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温只说不做,欺骗性更大,所以应大力批判,甚至余杰本人专门出书批温,并以民间流传的温的“影帝”外号冠名该书。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应批温或不应过分批温。王荔蕻主张充分利用温的言论推进公民运动。赵常青等人则视温为中共党内罕见的政改派,主张全力支持。虽在18大前夕温家族被曝拥有巨富,但几种观点的分歧和交锋仍在继续。

时至今日,刘晓波仍未获释,刘霞除与家人拥有有限的联系及探视刘晓波外,完全与外界失去联系。《零八宪章》在遭遇20多年来罕见的残酷打压下,仍有28批共计12881人签署。但是,跟4年前相比,中国民间异议生态最大的改变是:拥有了一面旗帜:《零八宪章》;拥有了一个精神领袖:刘晓波。《零八宪章》和刘晓波虽都不是完美的,但毕竟已成为民间社会最大的凝聚力量。而街头运动虽浅尝辄止,但为将来的推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几年,国内民间力量将得到更大的增长。

2012年11月19日初稿,11月28日修改

《零八宪章月刊》2012年12月10日

本文发表时署名“唐海”

2012-11-24

王金波: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

刚刚落幕的中共18大最大的悬念之一是习近平能否接任胡锦涛的军委主席职务。结果出来之后,世人对胡锦涛的裸退好评如潮,因为这是中共建政63年来中共4代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职务上完全退休——毛泽东至死都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江泽民退出中央委员会后均留任军委主席两年。

习近平11月15日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后,已有两次作为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公开活动,分别是16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和23日出席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魏凤和晋升上将是根据惯例

15日中共18届1中全会习近平正式接班后,第一项正式的公开活动是次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以此显示军队在中共权力体系中的首要地位。这次会议标志着胡锦涛正式把军权交给习近平。

23日新任军委委员兼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是依据17日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命令举行的。此前魏凤和是中将。

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后,已授予和晋升19批上将(包括上将军衔和武警上将警衔,下同)。其中有5次,在晋升的人中有军委委员。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先以中将军衔当上军委委员,然后晋升为上将。

第一次是1993年6月,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朱敦法、张连忠、曹双明6人晋升上将,其中张万年(总长)、于永波(总政主任)、傅全有(总后部长)3人已于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分别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家中央军委委员。第二次是1999年9月,郭伯雄(常务副总长)、徐才厚(总政常务副主任)2人几天前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第三次是2004年9月,张定发(海军司令员)、靖志远(二炮司令员)2人几天前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第四次是2007年11月,常万全(总装部长)几天前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现在这次是第五次。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94年修正)第10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这次魏凤和晋升上将是根据此条例以及此前的惯例,由中将军衔的新任军委委员晋升上将。

晋升上将的军衔由谁授予?

这18次晋升上将军衔,都由谁授予(即签署命令和颁发命令状)?

1993年6月、1994年6月、1996年1月、1999年9月、2002年6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简称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授予。2004年9月,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授予。2006年6月、2007年7月、2007年11月、2008年7月、2009年7月、2010年7月、2011年7月、2012年7月,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授予。2012年11月,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授予。

1998年3月、2000年6月、2004年6月,均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颁发上将军衔警衔命令状。其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晋升上将军官军衔命令,国务院总理(分别为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签署晋升上将警官警衔命令。

由此可见,在具体操作中,如果晋升的上将中没有武警,那么签署命令和颁发命令状的全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有时兼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有时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如果晋升的上将中有武警,那么其中的武警上将的晋升命令状要由国务院总理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共同签署。但颁发命令状的,只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 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国防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第1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一)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第2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

因此,以解放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由国家中央军委领导。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第3条规定:“军官军衔是区分军官等级、表明军官身份的称号、标志和国家给予军官的荣誉。” 第1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第22条规定:“被决定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职务的军官晋升为上将的,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授予上将军衔。”

因此,军官军衔是国家而非其他任何组织给予的荣誉,上将军官军衔的晋升,只能由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授予。

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

由上可知,2004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和2012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国家中央军委副主席习近平分别授予新任上将军官军衔,是不合法的。这两次,应分别由时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和现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授予。

有人说,《国防法》第3章《武装力量》中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该条款与该法《总则》中的第5条“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相抵触,因为实施统一领导这个行为的只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国家(通过国家中央军委)。同时也与《宪法》第2条、第29条、第93条、第94条相抵触。因此,《国防法》第19条的规定是无效的。

但是,在中共建政63年的时间里,宪法和法律从来都是摆设,中共一直在违反它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军队的所有经费均出自国家财政也即纳税人,但这些经费以及几百万军人都归且只归中共所有,解放军实际上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当天,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停止活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3条规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在这期间,虽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中共手中,但毕竟中共内部没有管理军队的相应机构,只能通过国家机构的名义进行管理,而且,毕竟有几个非中共人士也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虽然《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即武装部队的统帅权属于国家主席暨国防委员会主席,但从实际运作看,国防委员会是军事参议机关,无决策权、军队统帅权、军事决策权。实际上,《宪法》通过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并组成了中共中央军委,作为政治局领导下的军事工作决策机关,在实际上掌控军队。但是,国防委员会仍有几个成员是非中共人士。1975年全国人大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防委员会被撤销。这样,军队赤裸裸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私产,连遮羞布都扔了。从此以后,非中共人士再也未能参与军队的管理——哪怕只是名义上。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才重新拾起遮羞布。但此后的30年证明,遮羞布再怎么遮羞,也掩盖不了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的实质。

2012年11月24日

注:本文分两部分发表在香港《明镜月刊》

王金波:国防军成了“党军”,直接与《宪法》冲突

不能自圆其说的《宪法》和《国防法》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一套班子、两个牌子,谁领导谁,一直与宪法发生冲突。

《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第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第9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94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国防法》第5条规定:“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第13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行使下列职权:(一)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第2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成。”

由此可见,以解放军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属於人民,它应该由国家中央军委领导。虽然《国防法》第3章《武装力量》中的第1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但是该条款与该法《总则》中的第5条“国家对国防活动实行统一的领导”相牴触,因为实施统一领导这个行为的只能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国家(通过国家中央军委);同时也与《宪法》第2条、第29条、第93条、第94条相牴触。因此,《国防法》第19条的规定是无效的。

习近平向魏凤和(图左)颁发《晋升令》。

63年来国防军逐步演变为“党军”

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当天,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同时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停止活动。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3条规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在这期间,虽然军队实际上掌握在中共手中,但毕竟中共内部没有管理军队的相应机构,只能通过国家机构的名义进行管理,而且,毕竟有几个非中共人士也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

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设立国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即行撤销。虽然《宪法》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即武装部队的统帅权属于国家主席暨国防委员会主席。但从实际运作看,国防委员会是军事参议机关,无决策权、军队统帅权、军事决策权。实际上,《宪法》通过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设立并组成了中共中央军委,作为政治局领导下的军事工作决策机关,在实际上掌控军队。但是,国防委员会仍有几个成员是非中共人士。

1975年文革当中,全国人大修改后的《宪法》规定由中共中央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防委员会被撤销,这样,军队赤裸裸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私产,连遮羞布都扔了。从此以后,非中共人士再也未能参与军队的管理——哪怕只是名义上。198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规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中央军委),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才重新拾起遮羞布。但此后的30年证明,遮羞布再怎么遮羞,也掩盖不了解放军只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卫军的实质。

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政治改革,针对魏凤和上将的晋升令,这种习以为常几十年的任命方式,如果改变为两个军委主席签字,未免不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改革之举。进而理顺军队与国家与党的关系,修改混乱、冲突的宪法和法律条文,则是向着政治改革迈出的脚踏实地的一步。(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明镜月刊》35期)

王金波:没有胡锦涛签字,习近平授上将能生效吗?

习近平11月15日接任中共总书记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几天之内,已有两次作为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公开活动,这就是11月16日出席军委扩大会议和23日为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颁发《晋升令》。

习近平上台之后,提拔的上将虽然只有一人,但是时间之短、速度之快,还是令人分外嘱目。

魏凤和晋升上将依据军衔条例

17日新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了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的命令,23日,军委举行晋升仪式,习近平亲自为他授衔。

解放军自1988年恢复军衔制并举行第一次上将授衔仪式之后,至今已晋升19批上将(包括解放军上将军衔和武警上将警衔)。其中只有6次,对军委委员进行了晋升。第一次是1988年9月晋升17位高级将领上将军衔,其中有6位军委委员: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第二次是1993 年6月(其中总长张万年、总政主任于永波、总后部长傅全有3人已于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分别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和国家中央军委委员)。此后是1999年9月的第三次(常务副总长郭伯雄、总政常务副主任徐才厚)。第四次是2004年9月(海军司令员张定发、二炮司令员靖志远),第五次是2007年11月(总装部长常万全),这些人和此次二炮司令员魏凤和一样,都是刚刚当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后被授衔。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94年修正)第10条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这次魏凤和正是根据此条例,迅速晋升为上将的。

19批上将,由谁授予?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是军队正规化改革的开始。1988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为17位高级将领签发《上将军衔晋升令》。

江泽民从1989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接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到2004年9月卸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5年期间,一共8次晋升79名上将。胡锦涛2004年9月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05年3月再接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到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届一中全会裸退,至今还担任着国家主席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两个职务。8年间,他先后9次,晋升上将45人。

2004年9月25日,军委在北京八一大楼为两位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张定发(海军司令员)、靖志远(第二炮兵司令员)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晋升令》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签发的,但当时江泽民还担任国家中央军委主席,只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签发的《晋升令》是否有效呢?

由此同样可以质疑本月17日,习近平一个人为魏凤和签发的上将《晋升令》是否有效?因为胡锦涛至今仍是国家中央军委主席。

《明镜月刊》35期

2012-11-21

王金波:泰坦尼克号即将启航?

中共18大终于落幕,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正式亮相,世人的关注仍在继续。而18大开会之前给人们造成的悬念,是中共建政63年来最大的一次。

这里说的悬念,可从两个角度解读。一个是从中共内部的角度,即开会之前掌权者能否一言九鼎轻松确定人事安排。如果是内斗激烈,说明掌权者没有一言九鼎的强势,所以悬念丛生。对于强势的掌权者,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悬念则小得多。另一个是从民间社会(包括触及不到权力核心的广大中共底层党员)的角度。如果开会之前普通民众强烈关注,那肯定是因为不确定因素也即悬念太多,有热闹可看。如果开会之前民众觉得没有悬念,自然也没有兴趣关注。

毛邓江胡时代的换届党代会

毛泽东时代是权力体系完全封闭的极权社会,高层人事变动完全由毛一个人说了算,由他操控的中共8大、9大、10大都不存在悬念。而这个阶段民众跟毛(中共高层)的关系,更类似于皇朝时代子民跟皇帝(宫廷)的关系。毛时代末期林彪事件导致民间社会对毛的盲目崇拜开始动摇,民间力量开始萌芽,四五事件则是民间社会开始自主关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初试。

1977年,在毛死后1年举行的中共11大,华国锋掌握最高权力,邓小平复出也已是板上钉钉,悬念很小。随后的邓小平时代,民间力量正式形成,并以1978年底开始的民主墙运动为标志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经过1980年代中期几次小规模的学潮之后,1986年底的学潮导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台,而1989年的学潮则导致中国当代史上最惨烈的血腥镇压,支持学潮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被迫下台被并软禁至死。邓小平操控的12大、13大、14大,开会之前对民间社会来说基本没有悬念,尽管会后有可能爆出冷门,比如13大上有意问鼎总书记的邓力群在中央委员差额选举中意外出局,14大上胡锦涛被邓小平指定为第四代接班人培养。

1997年的15大,是邓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此时江泽民已牢牢掌控全局,用年龄问题逼退比他大两岁、资格更老的乔石。其他方面也没有悬念。2002年的16大,江泽民向胡锦涛交班已成定局,而江是否留任军委主席成为最大的悬念。2007年的17大,是胡锦涛赛季的中场休息,但习近平成为黑马换掉李克强成为储君、李降为习的备胎,以及曾庆红的退休,是当时最大的两个悬念。而在民间社会,对这几次换届的关注越来越高。

2012的好莱坞大片

2012年的中共18大,不管是中共内部,还是民间社会,以及各国媒体,都给予了空前的关注。这是因为,悬念太多了。

今年2月开始,中国发生的匪夷所思的好莱坞大戏令人猝不及防、目不暇接:王立军逃馆事件、薄熙来垮台事件、谷开来杀人事件、法拉利撞车事件、陈光诚逃馆事件、李旺阳猝死事件、习近平神隐事件、温家宝家族财富曝光事件……此外还有香港反洗脑事件、钓鱼岛及反日游行事件……所以这些无不充满诡异的色彩,如火山口下奔涌的岩浆。

如果说今年2月由薄谷王事件开场的宫廷大戏,类似41年前的林彪事件,激醒了中国人那根蜇睡的神经:“今年宫廷内斗如此残酷,是因玛雅人的预言即将成真?”那么,随着剧情的发展,很多中国人的眼睛被擦亮,对换届的关注也被激发。也因此,人们感到18大悬念重重。

网络技术的进一步提高

悬念的感觉之所以那么强烈,还有着技术方面的因素,即技术的进步使得民众的参与意识达到空前。

在前网络时代,普通民众要想了解高层内幕,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通过平面媒体的,只能靠经常受到严重干扰的短波收音机。

在网络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和数量呈几何级数倍增,即使多数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敏感的政治信息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尽管GFW阻断了中国人获取全面信息的渠道,但那些渴望获取全面信息的人们仍不很困难地找到各种翻越GFW的方法。

在WEB2.0时代,微博作为自媒体使得信息的获取和发布易如反掌,虽有国家的严控但各种信息瞬间就能完成传递。而手机上网的全面普及更是填补了所有的时间和空间缺口。在各种信息中,必然包含虽敏感、但却新鲜热闹的政治内容,从而引发越来越多人们的好奇,也就促成了人们心中的悬念。

中外政治悬念的不同

外国政治也有悬念。比如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奥巴马能否连任一直是悬念,因为他跟罗姆尼的差距一直很小。甚至12年前的大选结果争议之大,竟要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但这一切,都有明确的规则和公开的程序,所谓的悬念,是指选票的数量。

而中国政治缺乏公开的票选,所有显规则背后都有潜规则,而任何事情实际上全部按潜规则运行,显规则只是橱窗内的摆设。至于程序,在允许存在不影响大局的极小的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只公开运行不会泄露高层官员真实意图的部分,比如两千多名党代表投票选举中委。而中委选举更高层的官员,则完全秘密进行,不对公众和媒体开放,是黑箱作业或曰暗室政治。所以,这就使得迷雾重重,堪比悬疑侦破小说。

另一方面,中国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三任总书记同时在世的局面:前任总书记权势最大且不甘寂寞插手所有重大问题决策,即将卸任的现任总书记仍在台上执掌权力,而候任总书记则急于接过全部权力。这三人,没有两人属于完全同一派系,所以就必然形成三个中心,也即强弱略有差异的“三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讨价还价、明争暗斗的激烈程度,是局外人想象不到的,人事安排和政策走向,其悬念为有史以来之最。

泰坦尼克号即将启航?

据媒体报道,为“保卫18大”,仅仅北京就动员了140万安保人员,是4年前京奥10万安保人员的14倍。中国政府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它到底害怕什么?

通常,5年一次的党代会将决定未来5年的大体走向。而这一次,不仅是换届,还是换代。甚至,已有人提出习近平是末代皇帝的说法——而这,才是最大的悬念。

今年以来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突发事件,已证明了一点:中国到了人心思变的阶段。

权力蛋糕瓜分的斗争已趋白热化,这以薄熙来不惜一切代价争“入常”最终身败名裂、令计划利令智昏玩弄权术被逐出局为典型。权力瓜分机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求变的潜能在增长。

贫富分化问题的严重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最富裕的10%的家庭掌握着全国财富总量的86%,收入占全国家庭总收入的56%.这一比例远远高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2%的官方数据。贫富两极分化到如此地步,社会体系必然面临重构的压力。

腐败问题的严重性。腐败最明显的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是通过市场手段,而是依靠权力。权力是腐败的最大根源。对权力进行限制的要求,在民间社会已形成共识。

民族问题的严重性。西藏和新疆问题一触即发。西藏的首府拉萨竟不允许藏族人自由出入。西藏及其周边藏区的自焚人数已达80人(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11月20日,据唯色统计)。拉萨实际上已处于军管状态。新疆也对穆斯林采取了一系列的严格防范措施。民族地区的强力弹压如此紧张,刚性维稳遭遇的反弹也会更大。

目前唯一没有出现严重问题的是经济发展。但今年两会中国政府将GDP增速调低为7.5%,已说明发现问题。而经济发展的问题一旦严重,中国政府合法性的最大支柱一旦坍塌,就将再无任何灵丹妙药可救。

有人戏说:美国大选是一群中国人的子女在选美国总统,中共18大是一群美国人的父母在选中共总书记。这是因为“裸官”已是中国官场的常态,他们的家人已大多移居海外,只等已经启航的泰坦尼克号上最后盛宴饕餮完毕,前面的冰山一露面,就立即窜到逃生艇溜之大吉。中国政府如此兴师动众“保卫18大”,害怕的就是有人妨碍他们瓜分最后盛宴和顺利登上逃生艇。

2012年11月21日

《纵览中国》2012年12月6日

本文发表时署名“武清”

王金波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