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8-26

王金波:任自元兄弟,你在监狱怎样了

2005年5月我出狱没多久,听说了任自元的案子。他是在我出狱前10多天被刑事拘留的。青岛的姜福祯等朋友发起了《呼吁紧急关注山东邹城任自元事件签名》。10月我去青岛,是我出狱后第一次出门,见到了一直对任自元很关心的青岛朋友陈青山,了解到任自元的一些情况。出生于1979年10月28日的任自元是家中独子,1997年至2000年在济宁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读书,毕业后在邹城市第十中学担任语文教师。任自元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些对民主感兴趣的年轻人,经常交流如何促进中国实行民主的观点。就这样,任自元被专事打压异端思想的国保警察抓捕。任自元的家庭很清贫。几个朋友凑了点钱准备给任自元父母。年底,我给任自元的父亲任汝生打了个电话,他很无奈。

跟几乎同时被捕的李建平一样,任自元跟“传统”民运圈没有建立足够的联系。青岛79民主墙运动老战士陈增祥1998年在海外打工期间参加了中国民主正义党,回国后立即被抓并判了7年。2001年,我因在警方眼皮底下失踪1个半月而令临沂和莒南警方大为恼火,回家后我被报复性地行政拘留15天,其间我绝食从而换来刑事拘留,因此说2001年我被抓主要出于偶然因素。同年燕鹏在广东出境旅游时因电脑中查出敏感内容而被抓,牟传珩为营救燕鹏而被抓,他俩案子的起因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可以说10多年来,山东警方对我们这些已相互建立密切联系的民运人士,并没有特别积极主动地构陷抓捕。因为任自元、李建平以及后来的齐崇怀、贺彦杰等人跟山东老民运圈几乎没有联系,这可能是山东警方对他们动手的原因之一。济南的车宏年虽然1989年就被判刑2年,但后来跟山东民运圈联系很少,所以在他1998年12月去杭州试图旁听王有才案,并跟浙江朋友取得联系后,加上其他因素,于1999年1月被警方不客气地抓起来劳教3年。至于陈光诚,知名度最高,地方当局为抓捕他付出了空前的代价。

2006年春我离开老家外出谋生,对民运的关心少了些,对任自元的了解也不够。后来听说任自元被判10年重刑。后来又听说任自元竟然去了我刚刚离开的山东省监狱。任自元所在的邹城市属于济宁,济宁一带监狱很多,我本以为他可能就近服刑呢。2007年,盛雪在独立中文笔会内部征求国内救援对象,我提名任自元,被采纳。2008年春,陈青山给我打电话说任汝生又有好久不能见任自元了。我给任汝生打电话了解情况,得知他已接到善款。当时他很激动,说以儿子坐牢为荣。任汝生的心情我理解,因为他的情况跟我父亲差不多。1998年我正式参加民运后,警方没有先找我,而是先找我父亲进行软性恐吓,我父母确实都被吓住了。但我决心已定,向父母坦承了我的信念,我决不会不走这条路。为此,父母并不怎么理解,甚至一度跟我关系有些紧张。2001年我入狱后,许多熟悉和更多素昧平生的人们向我父母伸出了援助之手,我父母慢慢改变了观点,转而支持我的选择。我的父母跟任自元的父母一样,都是终生生活在小地方、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乡下人(我家在县城郊区,任自元家在县级市市区,都是县一级的小地方;跟济南、青岛这样的城市相比,他们都是乡下人),来自世界各地的素不相识的人的支持,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本来不可企及的荣耀,何况还有一定的经济援助。这是一种小农意识,是我的父母和任自元的父母终生摆脱不掉的烙印,甚至也深深地烙在我这种出身于农村的年轻一代身上。

记不清是从哪里听说的,任自元竟然就在山东省监狱一监区。我是2002年2月21日被从莒南县看守所押解到山东省监狱的。在出入监分监区(习惯称为入监队)待了18天,3月11日我被分到第一监区,此后直到2005年5月23日出狱。

一监区有个不认罪的法轮功练习者单纪明(又叫单继明)。2002年9月底,单纪明落入一监区副教导员刘宏利等人设计的圈套,被单独关了六七天,刘宏利等警察和一监区“罪犯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简称“积委会”)“主任”、黑社会犯人李林一直不让他睡觉。单纪明被折磨得神经错乱,认罪了。2003年11月我被禁闭,完全是刘宏利等人设计好的圈套。他们设计了好多圈套,多数我没识破钻进去了。我在监狱曾被几个犯人打过,这些犯人全是黑社会人员。表面上这些犯人大多受到了惩罚,但实际上不仅没少减刑反而一再“立功”减刑更多。因此,任自元到一监区后的遭遇,我没有不担心的理由。

2006年夏天任自元到一监区服刑时,一监区大概转产机械加工已有两年。任自元在喷漆岗位上干过。喷漆岗位不是特别脏、累,但不能干久了,因肺部易受伤害。但山东省监狱对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管理一向流于形式。2002年12月一监区犯人吉维河惨死就是因犯人丁波违反操作规程造成的。2008年陈青山跟我说任自元患上肺结核,我马上给任汝生打电话了解情况并说了喷漆岗位的危害。接着有媒体报道任自元患肺结核。后来听说任自元留在一监区监室打扫卫生——这个岗位属于值班组,比较轻松。我出狱前4个月搬到新监室大楼后被安排住在值班组(但我没岗位,不干活),是为了其他犯人对我的监控更加方便,因此任自元虽被安排打扫卫生,但恐怕更多地是为了监控方便。

今年过年陈青山跟我说任汝生又有好长时间被监狱禁止会见任自元了。7月12日晚上我接到武汉异议人士万里的电话。我虽跟万里在网上接触过两三次但从未通过电话,所以接到他的电话有些意外。不过很快我明白了原委:任自元已被停止接见几个月,不久前任自元曾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说了几个虐待他的警察和犯人的名字。万里问我可否关注一下这事,我说可以。于是我给任汝生打电话,报上我的名字,任汝生连声说“我记得你”。这时我才知道任自元已最迟于去年4月从一监区调到六监区。我仔细想了一下六监区,想不起主要干什么活了。但好在任自元仍是在监室打扫卫生,身体上不用受太大的苦。

我跟牟传珩在省监从未调过监区,尽管我曾多次要求调监狱或监区。任自元调监区,不知是怎么回事。但现在会见室的警察竟明确说明任自元因不服从管教而被停止会见。我不知道任自元这几个月是怎样惹怒了警察,但我可以肯定任自元受到新的折磨了,因为据任汝生了解,任自元至少受到如下遭遇:让犯人监视着任自元不让他拿笔写字;两个警察每人每天12小时看管任自元,不准他休息。

另据任汝生说,任自元说这几年的生活水平比他刚入狱时下降不少。犯人在监狱需要花钱。我那3年多每个月大约花200元,在一监区算是中等偏上。一监区的犯人比较穷,教育分监区等(分)监区的犯人花钱多不少。现在已过去好几年,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靠父亲一年存的几百块钱,任自元的生活肯定异常艰苦。

在任自元案开庭前,就有邹城附近鱼台县的网友翟羽佳等人去看望过任汝生。此外山东朋友陈青山、姜福祯、张铭山、车宏年、刘路、孙文广等人,外省的万里、杨天水、邓永亮、孙不二(文炎)等人,以及海外很多人都为任自元呼吁过。现在,关注任自元的人更多了,因为“草泥马”越来越多。

7月13日我写了篇简短的稿子发了。接着维权网、自由亚洲电台、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等媒体和组织也做了采访或者发表了有关声明。不过遗憾的是,维权网和自由亚洲电台把任自元服刑的监狱搞错了。济南有两座监狱,一个是任自元所在的山东省监狱(原名山东省第一监狱),一个是济南监狱,这两家媒体在报道中均使用了“山东济南监狱”的错误说法——正是这点,催生了我专为任自元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附: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案”事略

2005年5月10日,任自元在江苏省南通市被警方拘捕后被押回山东省济宁市看守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5月11日,任自元家被济宁市公安局查抄。

6月16日,任自元被济宁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8月1日,武汉异议人士万里赴邹城任自元家中看望任汝生。

8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任自元案即将开庭审理,任自元希望任汝生给他请律师,但任汝生表示没有这个能力。万里呼吁公众给予援助。青岛异议人士陈青山表示希望当局不要以言治罪。青岛异议人士姜福祯表示不相信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

9月,万里发表文章谴责济宁当局冻结任汝生银行账户。此前任汝生银行账户收到几千元用来帮任自元请律师的捐款。

异议人士陈青山、姜福祯、杨天水、车宏年、万里等人发起《呼吁紧急关注山东邹城任自元事件签名》,有23个省份的124名异议人士参加签名。

9月30日,济宁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案。北京律师张成茂到庭为任自元做无罪辩护。

10月,居住在西安的四川异议人士邓永亮发表文章谴责济宁当局开庭审理任自元案。

万里发表《历史,必将宣判他任自元无罪!——我对任自元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的一些看法》,认为任自元无罪。

11月,邓永亮发表《任自元和许万平的迫害案以及要注意的问题》,指出任自元并未触犯现行法律。

2006年1月,邓永亮发表《当局应该借坡下驴,释放任自元先生》,对任自元案提出质疑,呼吁当局释放任自元。

3月15日,济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通知任汝生,任自元案将于两天后宣判。

3月16日,邓永亮发表《山东济宁当局将对任自元案进行宣判》,指出济宁市中级法院在审理任自元案过程中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宪法》。

3月17日,济宁市中级法院宣布任自元因犯“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决书落款日期是3月13日),任自元当即提出上诉。当天,BBC、自由亚洲电台、德国之声、中央社等国际媒体报道了任自元被判刑10年的消息,维权网谴责当局因言定罪重判任自元。

3月20日,武汉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孙不二(文炎)发表《对于任自元,中共还有其他选择》,呼吁当局释放任自元。

3月22日,任自元案判决书全文发表。

3月23日,张成茂律师到济宁市看守所会见任自元。当天,同属济宁市的鱼台县网友翟羽佳发表《与任自元辩护律师张成茂的会晤》,说明3月17日翟羽佳被当地3个警察阻拦未能参加任自元案的宣判,并认为“历史将宣判任自元无罪”。

3月28日,北京异议人士赵昕等70人发表《呼吁:立即释放胡佳、齐志勇、欧阳小戎、陈光诚、任自元、钱丽丽等人,解除对高智晟、郭飞雄等人的跟踪、软禁、殴打》,呼吁当局释放任自元等人。

4月,邓永亮等42人发表《为山东青年教师任自元家属募捐的呼吁书》,发起为任自元家人募捐的呼吁。

夏,任自元在上诉被山东省高级法院驳回后,被押解到山东省监狱一监区服刑,劳动岗位是喷漆。

2007年3月,美国国务院发表《2006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提到任自元的名字。

10月,万里发表《易水水寒当击筑——民主志士任自元侧记》,回顾与任自元的交往。

11月,因长时间从事油漆喷涂劳动、劳动强度大、营养不良等因素,任自元患上严重肺结核病。在任自元多次提出要求后,11月监狱让医院给任自元做了检查并确诊肺结核病。20多天后任自元住院治疗。但两个月后任自元被迫出院并回到劳动岗位。

2008年2月,任汝生到青岛,青岛律师刘路(李建强)给任自元拟好保外就医申请书。任汝生到山东省监狱见到任自元,但只有5分钟时间。任汝生把保外就医申请书交给监狱后被拒绝。

3月,美国国务院发表《2007年度各国人权报告》,提到任自元的名字。

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被监狱拒绝。

4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任自元狱中重病仍被强迫劳动。

2009年1月24日,贵州人权研讨会致信中国外交部,在题为《关于中国<国家人权报告>的不同意见书》的信中指出,任自元等52人是因言获罪。

4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任自元说他已被调到六监区打扫卫生。此前任自元曾被禁止睡觉一星期,且曾被其他犯人殴打。

5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此前任汝生曾给任自元汇过两次钱,都被退回。

7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再次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

12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再次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但任汝生发现其他犯人的探视已恢复正常并指出这点,监狱改口说未得到任自元的探视申请,让任汝生回家等候监狱的电话才能探视。

2010年1月,在半年多未收到任自元来信、寄给任自元的两封信被退回后,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再次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

1月13日或14日,任自元在监狱给任汝生打了一个电话,但未透露具体信息。

1月,维权网、参与网、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任自元已有半年没有任何消息,任汝生为此深感担忧。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邵江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必须保持关注任自元等人的狱中人权状况,任自元等人在狱中的真实状况是最重要的人权指标。

2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再次被监狱以预防甲流为名拒绝。

3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任自元说他在监室打扫卫生,监狱犯人生活水平比几年前降低很多。

4月,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被监狱拒绝。

4月底,任自元给任汝生打了一分钟电话后电话突然中断。

5月31日,任汝生到监狱探视任自元,被监狱告知任自元不服从管教而被禁止探视。

7月16日,维权网报道,据任汝生介绍,“现在监狱方安排两个警察每人每天12小时轮流看管任自元,不准他休息,在精神上折磨他。”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任自元被监狱切断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并受到精神的折磨。据任汝生了解,监狱安排两个警察每人每天12小时看管任自元,不准任自元休息。美国人权活动人士刘青说,任自元的情况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发表声明,要求山东省监狱保障任自元的合法权利。

2010年8月14日初稿,8月26日修订

《中国人权双周刊》

2010-08-22

王金波:我跟贤斌两次擦肩而过

1999年1月25日,我离开杭州,经上海回山东。2月10日我第二次到杭州,听说刘贤斌刚来过,但已走了,且去了山东。我心里直呼可惜。这是我跟贤斌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那时我参加民运已有几个月,听到贤斌的一些事情,知道他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后来听说他在北京被扣,又听说他回四川获释了。接着又听说他被正式抓捕,很快判了13年。我不知道,这个13年意味着什么。在我后来经历过种种苦难、包括4年坐牢之后,仍不能设身处地设想13年刑期让一个无辜的人怎样度过。曾有朋友说关一个月和关4年的感觉一样,我说你错了,差别就在时间长短——虽然都是失去自由,但是长的刑期更能摧垮一个人的意志,更能考验一个人对理想的坚持。我出狱前曾对别的犯人说过:“要是判我10年,我肯定不会这么过。”

在后来的10多年时间里,我先后认识的杨宽兴、杨海、李海、康玉春、陈青林、胡石根、欧阳懿以及我从未见面的陈卫等朋友,无一不在我面前赞许贤斌。对一个人,虽然没有交往也可作出评价,但交往之后作出的评价往往更可靠。幸运的是,我上面说的这些赞许贤斌的人,全跟贤斌见过面打过交道,甚至欧阳懿跟贤斌是中学同班同学(贤斌说过:“我的同班同学欧阳懿——一个喜欢诗歌和文学、秉持良知且追求真理的人——慢慢成为了我的知心朋友。20多年来,我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鼓励,最后一起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斗士。”)。

欧阳懿写过贤斌:“他宽阔的胸襟、对人权民运事业的深刻理解和身体力行,令朋友、令与他打交道的绝大多数国安人员叹服。”“结识刘贤斌先生的人们说:他最具人道精神;他最具无私的献身品质;他对于人权民主的理解十分深刻;他对人权民主的实现的经验最为宝贵和丰富;他是国内最坚定的人权民运人士;他是自1989年以来发展得最成熟、最优秀的人权活动家;他的实践和智慧是国内国际人权和和平演变应当高度重视并加以研究的……”

杨宽兴写过贤斌:“在他的身上,个人发展和社会责任两者是有冲突的,最终他选择了承担。而这正是我所了解的刘贤斌,一个为了正义信念而不懂得对个人风险说不的人。”“无论国内国外,人们都缺乏对刘贤斌足够的了解和关注。由于视其为挚友兄弟,我不想给他过多的溢美之辞,但他的人品、才华,在熟知他的人当中都是无可争议的,有朋友不久前还在这样评价他:”刘贤斌是一个几乎没有缺点的人。‘“

陈青林写过贤斌:“贤斌的人品、才能、贡献人人皆知,他的入狱,是国内民运的重大损失。”“他不仅年轻,还有做人原则。”“想起90年贤斌与李海、胡石根、康玉春等人彻夜长谈,探讨民运前途的情景,想起98年在成都他对民运历史精细分析的谈话场面,想起99年我俩在北京最后分手的夜晚,想起贤斌的音容笑貌,想起贤斌狱中的磨难,我每每心里流泪,这样一个民族的精英被关入大牢,实乃天理丧尽。”

2000年杨海说过,最近入狱的异议人士中他最熟悉、最痛心的是贤斌,像贤斌这么优秀的朋友实在太难找了,贤斌的入狱是民运的一个巨大损失。

2007年李海说过,贤斌是个优秀的人才,他在里面坐牢13年太可惜了,希望他早日出狱。

2008年康玉春说过,贤斌绝对是哥们儿,他出狱后不仅将会一如既往干民运,而且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也很强。

2009年胡石根说过,刘贤斌是89一代极为优秀、有行动能力和道德感召力的年轻人。

这些跟贤斌打过交道的人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想,没有几个人能让他们这么众口一词做出如此高的评价。

所以,在2008年11月6日贤斌出狱当天,我破天荒跟贤斌通了电话(杨宽兴、康玉春说贤斌应是7日出狱。6日欧阳小戎带我去昌平赵昕家,赵昕说贤斌已出狱,我跟贤斌通了电话,然后立即通知杨、康,他俩也立即打了电话)。我出狱后几年,有很多熟悉的朋友出狱,我并没在他们出狱当天给他们打电话,但贤斌出狱,是我第一次。还好,贤斌说他还记得我的名字。其实1999年他入狱前在杭州跟我擦肩而过时,曾拿着我写的那篇很不成熟的文章《组党时机到 浙江是榜样——兼答部分朋友的疑问》去过山东,事后我还担心这是否会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不过2009年我第一次跟他在网上聊天时,他把我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忘了。也难怪,已是10年前的事了。

贤斌出狱后跟我没有联系,直到第二年春天我俩在网上相遇。我跟贤斌聊得不多,似乎他很忙。是啊,在监狱那么长时间,需要了解的社会知识太多了,何况贤斌是个闲不住的人。后来我俩渐渐熟起来,说话就随便了。我很不客气地批评他文章中的一些内容,他很耐心地听我说,并向我解释。跟他交往,不用那么多的顾忌。

贤斌说过,很想跟我见一面。他出门几趟,都没走远。今年5月,我在回老家的火车上,接到北京一个电话:“我是贤斌,你在哪儿?”贤斌,你终于来北京啦!可惜,我没法跟他见面。我在老家待了几天回北京,听说贤斌只在北京两天就走了,跟10多年前一样来去匆匆。这是我跟贤斌的第二次擦肩而过。我不知道贤斌是出于担心剥权期的问题,还是沿袭了90年代那种半地下的见面的方式。后来在网上相遇,他说今年冬天他的剥权期结束后还要来北京,跟我好好谈谈。

但今年冬天恐怕我在北京等不来贤斌了——仅仅一个月后,贤斌又被抓了。这出乎大多数朋友的意料,就连跟贤斌交情最深的几个朋友的判断也失误了。我曾幻想着可能性最大的也就是行政拘留15天,至于劳教则几乎不可能。

可是,贤斌被刑事拘留了。贤斌被逮捕了。贤斌被起诉到法院了。

与此同时,“我是刘贤斌”的声音传遍世界各地。

当代中国民主运动产生20多年后,维权运动在中国风起云涌。在2008年底刘晓波入狱、《零八宪章》发布以后,“公民”的概念走出书斋,深入普通公民心中,并走上了街头。以“416”福建三网民案关注活动为标志,公民运动在中国正式拉开帷幕。而“628”贤斌被抓、随后各地纷纷成立的“刘贤斌公民关注团”,标志着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统一于公民运动。

我不知道这次贤斌将获得多少刑期。我只知道,贤斌最对不起的是陈明先。1994年贤斌跟明先结婚,1999年贤斌入狱,2008年贤斌出狱,2010年贤斌再入狱,16年来贤斌在监狱外的时间只是个零头,其中还包括他不在明先身边的日子。而可怜的圆圆,更是几乎没享受到父爱。对于父母,贤斌没能尽到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孝道,何况上次坐牢期间他的母亲去世。

不过,好在贤斌有着贤惠妻子的坚强支持。这肯定是贤斌最大的幸福,也是他最强大的精神支柱。好在贤斌的父母(现在只剩父亲)有别的儿子照顾。好在圆圆有很多叔叔、伯伯照顾。因此,我为贤斌欣慰,贤斌还是非常幸运的,甚至是“最幸运的”(莫之许语)。

贤斌不像刘晓波、高智晟、胡佳那样拥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贤斌只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贤斌上次入狱前还是传真时代而非网络时代,且他这次出狱时间太短,所以他的影响本来主要还是在传统民运界。维权界虽有些人听说过甚至较了解贤斌,但毕竟只是少数。然而20多年来贤斌各方面的积累,使他的朋友们不甘于他再次失去自由这个事实。我从没见过如此感人的情景: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的人们,自称是同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坐牢。

贤斌坐牢了,第三次。但贤斌已创造了一个奇迹,虽然我宁愿看不到这个奇迹。

对于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统一到公民运动的趋势,贤斌看得清清楚楚。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贤斌在出狱一年半的短短时间里,付出了大量的汗水。贤斌知道哪儿有危险。贤斌知道需要有人担当。贤斌自己顶了上去。贤斌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贤斌的牺牲令人撕心裂肺。

贤斌这次出事,作为挚友的康玉春至今未发一言。我私下问过他,他说他的感觉是:扼腕。而杨海,已用他的方式作了最好的回答。欧阳懿,则使用了“撕心裂肺”这个词。

陈卫说:“贤斌不是一个理论家,他的政治追求来源于他的良知和常识感,所以他从来没有豪言壮语。他是用行动来诠释人生的,所以他是一个走在路上的人,不过他走的道路异常艰难和危险。”贤斌之所以赢得那么多人的心,恐怕跟这一点有关。

我跟贤斌曾经两次擦肩而过。但是,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贤斌,你走过的路,我会继续走下去,更多的人会继续走下去。因为,有那么多的人说:

“我是刘贤斌。”

2010年8月16日初稿,8月22日修改

【注:发表时标题为《刘贤斌的道路》】

《议报》第430期,2010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