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中国报道》周刊总第426期（11月14日）刊载的秦晖先生的《被抗战改变的中国》，我发现了不少新观点。秦晖先生是我极佩服的一位学者，读他的文章总能解开我的一些疑团。
令我感触最深的，是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无端“弃权”当反思：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落得“以德招怨”？》。我一向对日本极为反感，并且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究其原因，乃是历史上的侵略和至今的不认真认罪。而同样是二战法西斯国家和战败国，德国痛痛快快地认了罪，跟当年被它侵略过的国家之间几乎没有纠纷，迅速赢得了二战被害国和全世界的尊重。
我原来一直认为，日本至今不认真认罪，原因主要在于东西方的文化背景不同使然：东方人喜欢讲“面子”，认罪会伤民族自尊心，所以日本在这个问题上百般抵赖；而西方人深受基督教原罪意识的影响，觉得有错就应该承认，所以才有勃兰特华沙之跪一幕。这几年我才慢慢认识到，这种观点其实只是“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根本没有说在点子上。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日、德反差那么大，却没有来得及、也没有能力仔细考虑。
秦晖先生指出，中、日摩擦（指历史问题）的起源其实主要在于中国政府对日索赔权的放弃。“权利”（rights）是“正当”（right）的，而“放弃权利”意味着我放弃要你赔偿的“正当性”，此后我再提赔偿的事就成为不正当的了。你要他赔偿既然是“不正当”的，他抢了你还算是抢吗？强盗得了这“话把儿”，你能指望他认罪感恩吗？“权利”本是主动的，但中国政府没搞清其重要性，结果陷于被动──对日本来说，你们中国既然放弃了索赔权，那么一，你们要是再向我们索赔，那么你们就是“不正当”的、也即非法的了，二，我们对你们的援助是我们的权利（而决非是我们对你们的义务），我们援助你们也行，不援助你们也行，谁也无权非要我们援助你们不可。这样一来，中国嫌日本的援助少（甚至不让国民知道援助的具体情况），而且老是不能认真看待历史问题；日本嫌中国贪得无厌要的援助太多，而且老是拿历史问题来羞辱它──结果是“双输”。
权利不应轻言放弃。比如革命权。有人主张“告别革命”，我也曾受其影响。但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尽管我个人不会再鼓吹革命，并且从内心里就希望中国的政治转型最好是避开革命的方式（尤其是传统的革命方式），但我不会放弃这个权利，尽管很可能我永远不会行使它。组党结社权也是。我自1999年夏天以后再也未行使过组党结社权，但我从未放弃过组党结社权，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放弃──在大家普遍缺乏这种权利的时候，我会偶尔行使一下，比如1998年。
还有一点，“罚”“谢”不分或“奖”“罚”不分，是法治缺席的必然结果。
另外，作者关于抗战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内民主自由成分的增加（尤其是“国统区”和“共统区”的异同）及“计划经济”的观点都很新颖，很值得人们思考（当然，我不一定完全赞成他的观点）。
2005年12月2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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