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9月12日我正式参加民运，迄今7年整。
1997年8月28日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先对我宿舍进行秘密搜查，又传唤我8、9个小时。此后，他们盯紧了我，比如，不久之后的中共15大期间他们天天去临沂制药厂（已与三株集团合作成立临沂三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找我（我当时回莒南农忙）。而更露骨的是，次年“两会”前夕我出差去北京，他们硬是通过总经理把我紧急召回并从销售公司调往技术质监部。
1998年9月9日，我从《自由亚洲电台》中得知卢四清的电话号码。11日，媒体报道山东组党。12日我打电话给卢四清，跟谢万军取得联系，正式参加民主运动。
14日，我写信给谢万军（东平县实验中学于显杰），叙述了我的大致经历，谈了我的一些观点。18日我又给他写了封信。几天后我收到他于18日写的信，有几份民主党资料：《中国民主党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前半部分）、《中国民主党山东委员会注册申请书》、《致山东各地朋友公开信》。我马上拿到开阳文印村印500份（其中我对《致山东各地朋友公开信》作了修改并加上了我的名字）。22日我去取时，被告知已销毁不能打印。我马上打电话告诉秦永敏。他说，我可能已被警方盯上，要小心行事。24日我收到谢万军寄来的约100份民主党资料，随即向全国10几个省的同学、老师、朋友寄去约70份。
10月1日我回家农忙，听父母讲：9月28日临沂市公安局政治保卫科科长宋某和莒南县公安局副局级侦察员、政治保卫科科长唐某（后得知宋某和唐某均为“前科长”，已退居二线），曾把我父亲叫到莒南县公安局十字路镇西派出所，对我父亲进行了软性的威胁恐吓。父母很害怕，不愿意我这么做，一个劲地劝我。我对父母说，我一定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决不回头。
10月7日我返回临沂时天已黑。8日下午，临沂市公安局、临沂市国家安全局在临沂市公安局兰山分局五里堡派出所联合传唤了我5个小时。此后，警察三天两头找我。20日左右，我去了潍坊刘连军家一趟。当时他正被警方严密监控。24日晚上18点左右，五里堡派出所警察王昌生到我宿舍陪我睡觉；次日早上把我带到派出所；晚上由另1个警察庞廷斯陪我在宿舍睡觉。如此直到11月6日早上8点。此后警察较少找我，大概仅是11月9日国家安全局的两个警察去我宿舍找过我1次。12月12日，我去青岛见燕鹏、邢大昆1次，次日回家。
12月29日市局政保科警察侯献合请我吃饭。31日市局、分局联合约我谈话，要了我在临沂的亲人、同学、同事的名单，并说几天后还要请我吃饭。其实，就在31日他们约我谈话的同时，侯献合秘密约我的同事吃饭。而此前的21日，有人秘密去我在临沂唯一的亲人、二姨家的表弟的单位查阅其档案并对其办公电话监控。元旦后警方又是三天两头找我，后来估计可能跟胡锦涛视察临沂有关。
1999年1月14日，我坐长途客车去杭州。25日，我跟吴义龙、应承安（笔名“晚成”）去了上海。晚上，我跟吴义龙住在周建和家，见了李国涛一面。27日我坐车离开上海，28日回到临沂。29日侯献合找我，半夜23：55我坐火车去东明，30日见到杜学胜、李宗尚，当天返回，31日天亮前回到临沂。
2月10日我第2次到杭州，20日被扣，押回临沂，于3月15日获释（详见《我被拘留的前前后后》）。3月27日我第3次启程，28日到达杭州。4月29日我和安徽朋友高天佑同时被扣，押回临沂，于5月4日晚20点获释。我在宿舍睡了1夜之后，5月5日早上8点警察来把我带到莒南，直到6月10日获释（详见《我被扣押的六个星期》。此文我写好后曾抄了1份给牟传珩，后来他不慎遗失。原稿于1999年7月14日被侯献合“借走”后一直未归还，且于2001年成为我的“罪证”之一）。
至此，我对中国民主党筹备工作的参与告一段落。
20050906，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200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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