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老先生离开我们十年整了。
1990年代我通过收音机收听外电报道，开始了解林老，对他充满景仰。1998年参加中国民主党筹组以后，我耳闻林老对组党有不同意见。1999年初在杭州期间，我听到了林老更多的消息，因为林老祖籍浙江，跟浙江朋友保持交往。当时浙江民主党朋友跟林老在组党问题上存在分歧，我在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王东海家里看到林老的信中谈到组党问题，于是把信拿给了浙江民主党负责人之一王荣清；王荣清把林老的信摘要刊登在浙江民主党的刊物《在野党》杂志上——而今，林老、王东海、王荣清均已作古。2000年11月和2001年2月我两次去西安面见林老，通过直接接触对林老产生了更多敬意。以后，我们仍有书信和电话来往。我感觉林老在以下几方面特别值得怀念。
一是林老的生活简朴。林老让我最为震惊的，是他的破毛衣。我曾以《林牧先生的毛衣》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他写文章或写信时，因为随时想起来就写，所以稿子随手放，以至于稿纸边角都卷起来，显得很是凌乱，难以令人相信，当时那些对历史和现实深入剖析及对民运活动颇有影响的文章或信件，就是这样写成的。而家里没有经过装修的水泥地面，也显示出了他的清贫。
二是林老平易近人、待人不端架子。有次杨海和窦培信律师来请林老出去吃饭。在饭店，爬上狭窄的楼梯，在一个大厅里一起吃大盘鸡。气温很低，饭店没有暖气，林老冻得直流鼻涕。估计饭店里没人相信，这是一个前副部级高官，这样的级别在西安出门本来是前呼后拥的。
林老家的小客厅兼做餐厅，有一个简易沙发和一个吃饭用的小方桌。我们聊天时，林老坐在沙发上，前面是方桌，我坐在方桌另一端。我的背后是厨房，厨房和客厅之间有个小窗子，饭做好后通过窗子端到方桌上。有次聊到兴头，林老的夫人宋阿姨端菜上来，我一闪身坐到了桌子另一侧，饭菜上齐后开始吃，吃着吃着突然发现我坐在了上手（北侧），宋阿姨坐在了下手，我顿时浑身不自在，但林老和宋阿姨没有表现出一丝不快。
三是林老的反抗体制的勇气。林老在“六四”后敢于放弃高位，站到体制的对立面，彰显出其过人的勇气。林老曾任劳动人事部党组成员、国家科技干部管理局局长，是副部级高官。像这样级别的高官，退休后本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但他却公开批评邓小平乃至整个体制，使得自己常年处于监控之中，甚至连带亲人也不得安宁。拥有这种勇气的体制内前高官，屈指可数。
四是林老对政治反对活动的直接参与。林老常常写文章或接受采访，对体制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甚至直接投身政治反对活动。他参与了很多反对派的具体事务，殊为难得；一般像他这种经历的老人，大多务虚。当然，直接介入反对派的事务，负面影响是容易引起争议，林老似乎没能避免这点。
五是林老的人道精神。林老发起和参与了多次人道活动，比如2001年初的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的119人大签名。我在西安期间，林老跟我和其他朋友一起商量如何救援狱中的赵常青、王有才等朋友。在我坐牢期间，林老直接给我父亲打过电话，寄过钱，而且经常跟其他朋友谈起我。2005年我出狱后，林老又给我寄来500元钱。我入狱后，之所以多次鼓起勇气进行抗争，正是由于时常想起林老反抗极权的精神。可以说，没有林老的精神鼓舞，我做不到那些。
2006年春节我给林老打电话拜年，告诉他我准备到北京谋生，林老向我推荐了刘晓波等人，说这些朋友可靠，有事可向他们请教。当时林老尚不足80岁，饭量和身体都不错，所以我打算在北京站住脚跟后，过几年再去西安看望他。但完全没想到，就在这年秋天，林老永远离开了我们，没有任何征兆。这给我留下终生遗憾。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林老还在思考和写作。林老的自传名叫《烛烬梦犹虚》，这个书名极为贴切地描述了林老的一生。
林老的恩情和教诲，值得我感念一生。林老的勇气和思想，将永留世间。林老的理想，必将实现。
2016年10月13日-14日于山东莒南
《中国人权双周刊》201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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