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中期开始，我通过短波收音机经常听到中国民运人士发起的签名活动。1999年4月我在杭州，没有手机和传呼，隔段时间用公用电话给青岛民运人士燕鹏打个电话问问好。有一天我打过去，燕鹏说山东民运人士发起为被劳教3年的济南民运人士车宏年呼吁的签名，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说愿意参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签名。
2000年底，浙江异议人士王有才的妻子胡江霞发起呼吁释放王有才的签名。这个签名是向“联合国、国际奥委会、美国政府、德国政府、英国政府、法国政府及海外各华人团体、各人权组织”发出的。虽然没看到文本，但出于对胡江霞和王有才的信任，我在山东联系了7个人参加。后来得知，这个签名一共有10个省的28个人参加。当时第28届奥运会举办城市的竞争正在如火如荼，还有半年就将揭晓，中国当局的恼火可想而知。
2001年初，西安林牧老先生发起《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的签名。这次签名有22个省的119人参加。我在山东联系了6个人参加。
2005年出狱后，我又参加了一些签名。当时比较热点的签名，我几乎全参加了。其中这年年底为南京异议人士杨天水的呼吁，我是发起人之一。
从2006年初开始，我不再参加签名。这是因为，我已打算去北京谋生。这是我根据经验采取的自保措施。在我2001年入狱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曾去过杭州、青岛、西安、泗阳等地。1999年我在杭州被警方扣留两次并被带回山东。2001年初我去西安打工，刚上班几天就得到陕西警方接到山东警方协查通知的消息，我被迫返回青岛。到青岛3天后我被警方扣留，当天被带回莒南，3天后获释。两会结束后我去了江苏，一个多月后接到警方四处找我的消息回到家中，两天后失去自由，经过4年零14天的炼狱回到父母身边。所以，2006年4月我来到北京后，因警方长时间没直接骚扰我，我乐得这份清静，不参加敏感活动，也不参加签名。当时有几个签名也曾出现我的名字，但我事先并不知情。2007年我认识了妻子并开始谈恋爱，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爱情，更是不打算参加任何签名。幸运的是，所有了解我情况的朋友，无人因此责备我。
2008年初，我见到了《零八宪章》的早期文本，但仍决定不在上面签名。这年11月，我回老家护理父亲手术。12月下旬返回北京后我陆续了解《零八宪章》发布和刘晓波被抓的情况。27日，我给《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写信说明愿意签署《零八宪章》。同时，我写了一篇文章《最终，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为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准备发表。但这天公布的第9批616人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而第二天，在跟几位朋友沟通之后，我收回了签名。当然，那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
2010年7月，我和刘荻、莫之许、王仲夏陪同刘霞去锦州给刘晓波探监，因近距离观察了刘霞对刘晓波的爱的执着，我深受震撼，觉得应该用签署《零八宪章》的方式来表达对因发起《零八宪章》而入狱的刘晓波的支持。于是，7月8日，我给xianzhang2008xianzhang@inbox.com和xianzhang2008@aol.com写信说明我要签署《零八宪章》。7月28日，《零八宪章》签名整理小组在《零八宪章》信息网站发布第22批联署者名单（101人），我是其中之一。由此，我成为《零八宪章》第22批签署人。
此后，我仍未参加其他签名。因此，从2006年初到现在，在接近7年的时间里，我只参加了一次签名，就是《零八宪章》。
哈维尔的一段话，被我视为座右铭：“我可以以我认为合适的方式行动。我深信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即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有人会反对说这没有用处。我的回答十分简单：有用。”李慎之评论说：“这段话也许是哈维尔对现在在中国红极一时的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又一次答复。昆德拉曾经认为哈维尔他们所干的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只是为了表现自己，也就是出风头。但是历史在仅仅几年之后证实了哈维尔的行动的价值：‘有用’。”
30多年来，当代中国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人们发起和组织了多次签名活动。一般来说，签名影响越大，当局越会有所收敛，其中曾有呼吁释放刘荻等签名活动导致官方被迫释放当事人的成功案例。此外，签名活动起到了拓展民间力量的作用。因此，那些冒着各种风险参加签名的人们，值得世人尊敬。
2010年，正在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刘霞被软禁在家，至今已两年多。在这期间，世人发起了多次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签名。就在这个月，一些中国公民发起了呼吁新任中共领导人释放刘晓波及其他政治犯的签名。135位诺贝尔奖得主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图大主教发起呼吁释放刘晓波和刘霞的签名，到今天已有39万多人参加。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仍将很少参加签名。作为一名《零八宪章》签署人，我将继续关注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进展。在经历过2011年的严酷打压之后，中国的民间力量仍在顽强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将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012年12月27日，晓波57周岁生日前夕
附：
最终，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
——为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先生
王金波
2008年，注定是我难忘的一年。这一年的最后两个月，对于我来说，于私于公分别发生了一喜一忧两件事。于私，喜是我终于结束了36年多的单身生涯；忧，则是年仅59岁的父亲被诊断患晚期癌症并同时做了两个大手术。于公，喜是《零八宪章》终于得以问世；忧，则是刘晓波先生第四次失去自由。
虽然此前我已听说过宪章，但我没有在上面签名的打算。我知道，是我的懦弱让我选择了逃避。我自己的承受能力太低。我家在农村，父母身体欠佳，收入微薄。我经历过九死一生的牢狱之灾。我的个人问题还是未知数。我的经济承受能力是零。我不想再折腾了，我折腾不起了。所以两年多来，我没参加任何签名。
11月30日，一位长者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在《零八宪章》上签名。我说，我现在正在老家的医院，陪父亲做手术。依照此前的决定，我没有参加签名。
但是，我振奋。尽管我没看到宪章的最终文本，但我一下子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管是30年前民主墙运动肇始的传统民运，还是5年前崛起的维权运动，抑或体制内外各种自由派力量、反对派力量，从此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宪章运动。多年来，我和众多朋友苦思冥想终不得解的一个问题——民间力量如何形成更大的合力，更加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或许能够因此迎刃而解。
但很快我得知，刘晓波因《零八宪章》入狱了。
刘晓波的名字，我在“六四”后《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中第一次听说。作为懵懂少年，深受80年代文化热影响、刚刚手抄一遍《河殇》解说词的我，一下子被“300年殖民地”这句话吸引住了。19年后，当刘晓波请我们几个年轻人吃饭时提起“300年殖民地”，一个比我稍大几岁的朋友和我不约而同脱口而出：“当年我就是被这句话吸引的。”
一个人的一句话对我影响至深，这样的人数算起来没有几个，而刘晓波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样的一句话，肯定被我反复咀嚼过多次，最终肯定已不仅仅是字面上那层简单的意义，而是蕴含了诸多的深层含义。
后来我很自然地参加了民运。在杭州一位朋友家里，我看到了刘晓波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真实的照片。当时，他还在狱中，第三次坐牢。几个月后刘晓波出狱，莽撞的我给他打去电话表示问候。不过，我的“问候”显得有些轻率，毕竟，他对我不了解，民运界也没几个人知道我。又过了一年，我根据杭州朋友提供的地址，冒昧给他在北京翠微路的家寄去我的一篇短文请他批评。但遗憾的是，不久我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他说没有。
刘晓波这是第四次失去自由了。他不是没有机会出国。“六四”前他本来就在国外，却在屠城前回国飞蛾扑火。第一次出狱后他出国半年，警方本来希望他留在海外，但他却悄悄返回故土，警方不解地问他怎么回来了，不留在外面？此后的十几年间，他再未踏出国门一步，一直坚守民间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对官权持批评的立场。这种坚守，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因为，刘晓波的思想穿透力、对信念的执着和担当的勇气，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今年年初，我跟刘晓波接触较多。有时候在网上语音，我能清晰地听到他喘息和抽烟的声音，我甚至怀疑他因抽烟过多而有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在饭桌上，我习惯于倾听他的述说，间或向他提个问题，他多是宽厚地笑笑，然后立即作出解答。欧阳小戎说，“你对他说话，他就张嘴竖起耳朵，同时微微伸头够出脖子望着你，摆出呆头呆脑的样子，仿佛是费了很大力气，才明白你在说什么。轮到他接嘴时，偶尔还要结巴一会。”杨宽兴说，“他没有很好的耐心，如果你当着他的面谈些罗嗦和无趣的话题，他会毫不掩饰地扭头去做其它事。在所有问题上，他都活得自然坦率，不做作。”他俩说得都不错，我都亲身领教过。比如有一两次他就没有理睬我的啰里啰唆的解释，而是转头跟别人谈起别的话题。我想，这是他之所以容易得罪人的原因之一吧。但是，跟他交往时间长了，哪怕是80后的年轻人，也可以跟他随便开玩笑。因为，刘晓波是个没有城府的人。在社会上，“没有城府”意味着成不了“事”，是个贬义词。但在我们这些人眼里，“没有城府”却是个褒义词。甚至，我能发现刘晓波时而掩抑不住的憨厚本性。
以刘晓波的资历和名望之高，对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后来者，虽然表现出过不耐烦，却从未表现出过傲慢和居高临下。据很多人说，晓波年轻时非常“狂妄”。也许，刘晓波至今保留了当年“狂妄”的一些痕迹，但是，在跟我打交道时，他从未表现出哪怕一点点。尽管，这也许是因我俩不够熟悉，也许是因他看出我的性格不习惯。这给了我这样一个印象：刘晓波能够善解人意。最起码，当我后来不得不减少跟他的接触时，他不仅没有埋怨我，而且没有忘记对我的关心，并想方设法帮我。
尽管我也认为《零八宪章》并非十全十美，比如我认为中国现在并非威权主义而是极权主义后期，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其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以至于我认为我应该在上面签名。只是，迫于承受能力的压力，我选择了逃避。现在，刘晓波再次蒙难。我还要继续逃避下去吗？
我的亲人需要我。我父母劳累了一辈子。母亲3年前撞断腿，今年冬天刚刚能够骑自行车。父亲现在一个月能发接近两千块钱工资，马上就将正式退休，却不料老天无眼，让他患上了癌症！我刚刚有了女友，在给父亲做手术前一天领到结婚证，也包含了给父亲安慰的意义。前不久我找到一份新工作，尚未上班，又被迫拖了下来。
已有那么多的签署人受到株连了。除了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和取保候审的张祖桦老师，全国各地，到处都有签署人被传唤、约谈、喝茶……如果我签了，会受到哪种待遇呢？父亲会不会受到刺激而病情加重？我岂不是要做一个彻头彻尾的不孝之子？我在监狱里给父母的每一封信都落款“不孝儿波”，正是因为我觉得我欠父母的要远远多于一般人对父母所欠的。
翻来覆去，优柔寡断。我不能作出决断：签，还是不签？
一个好友说，“刘晓波还有那么多的朋友，这些愿意和他一起承担的朋友，当这么多可交的朋友都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如何能够面对他们？如果我只知一味躲闪，我就会成为他的朋友中唯一不可交的人。”我曾经不敢把自己当成刘晓波的朋友。因为，“朋友”不仅意味着志同道合，还意味着交谊深厚。而我，跟刘晓波显然谈不上“交谊深厚”。但是，对我们这些因理想主义而联结在一起的人来说，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比“朋友”更能恰当地描述这种人际关系了。于是，以刘晓波的“朋友”自居，我也就感到释然了。
既然是“朋友”，我觉得“一味躲闪”也不符合我的本性。那么，如何才能对得起这个称谓？
7年前入狱后，我曾对警方说：“我明知你们已经知道了一些事，但是别想从我的嘴里说出来。”7年后，我仍对警方明白地表示了我的上述立场。如果我因为在《零八宪章》上签名而被警方传唤、约谈、喝茶或采取其他行动，我会继续这么做。
也许，今后一段时间我仍几乎不参加签名。但这次，我决定破例签上我的名字——为了《零八宪章》及其开启的新时代，为了即将迎来第7个狱中生日的刘晓波。
2008年12月27日，晓波53周岁生日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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