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6日警方没找到我后，开始了大规模的“找我”行动。
他们先是一天几次地来我家找，父母要求他们出示警察证和搜查证，他们拿不出来，被父母不客气地拒之门外。白天不行，半夜11点来砸门，仍找不到我。
于是他们找我的亲戚和亲戚的亲戚。他们装作查户口，去县城妹妹家、二舅家看了每个房间。又去妹夫的老家查。在姥爷家，以查户口的名义要去了在河南工作的大舅的地址。又通过村中共党支部书记约我堂哥出来“吃顿饭”。
然后通过父亲的工作关系向父亲施压。镇教委的人与学区校长来我家“玩”。我村一个在镇教委办工作的人受委托来我家“刺探情报”。与父亲一起工作的一名教师也受到委托。县教委也出面了。
还是找不到，又去我联系较多的青岛、西安等地找。
最后又动员我的同事。我原来工作的临沂制药厂破产后被山东大陆企业集团购买，4月26日在临沂日报上做广告要求该厂原职工于4月30日前去厂里报到。4月27日，一个原来跟我关系一般、从未到过我家的同事拿着临沂日报坐出租车50多公里来我家找到我父亲，非要我亲自拿着身份证去报到不可，否则连父亲替我去的必要也没有。父亲次日还是去了，结果竟报到上了。
据警方宣称，这次“找我”行动有省、市、县、镇4级公安机关参与，他们甚至组成了一个专案组，常驻县政府招待所。
其实我外出仅是想找个能填饱肚子的饭碗而已。以前我外出打工经常被他们拘捕并砸了饭碗。人活着得吃饭啊，我不想好不容易找到的饭碗被他们轻易砸了，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他们我的行踪。
可这样一来他们不干了。他们声称，上级有命令，他们必须时刻知道我在哪里、在干什么。我突然“失踪”了，他们严重“失职”，所以必须全力以赴“找我”。
在这些警察眼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限制一个公民的自由。至于他们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别人不得指手画脚。
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公民有权利去做的，只能是法律所允许的（甚至只能是他们所允许的），而法律所不禁止的则是政府有权力去做的。
这与现代法治思想正好相反。现代法治思想认为，凡是法律所不禁止的，都是公民有权利去做的，而政府的一切行为，均须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之内（法无禁止即公民自由，法无授权即政府禁止）。
这种关系的颠倒，是当今中国政府仍是一个无限政府的最好写照。要想实现法治，惟须中国政府成为一个有限政府。
假如有一天警察不再接到他们必须时刻知道我这样的人在哪里、在干什么的命令，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已由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的那一天。
2001年5月5日，山东莒南
【作者注】
本文写完4天后我即失去自由4年多。
2005年6月3日，山东莒南
《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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